文官对航海的观感
出任册封使是一种荣耀，但也是一项危险的使命。与琉球人不同，翰林院的文士绝对不是大胆的航海家。往返那霸的旅行是一次可怕的冒险。册封使写下的每一部日记中都有关于船只在海浪中颠簸和乘客差点死于暴风雨的生动描述。在明代，赴琉球的中国册封使都带着各种器皿和工具，包括锄头和犁铧，准备万一被风暴吹到某些荒岛上不能返回中国时能定居下来。[23]在洪武和永乐年间（1368—1424年），甚至有（或为传说）为正使和副使携带两口棺材的做法。在棺材的前面刻着这样的字：“天朝使臣之柩”，上面钉着一个银牌。如果船只因暴风雨失事，使节将躺进棺材，由同行的人用钉子把棺材盖钉牢。这么做是希望遇到漂浮的棺材的人把棺材打捞上来取银子。当银牌被取下后，取银牌的人可能会把棺材放在某个岛的岸边，当另外一个使团经过该地时，就能把死者的尸体带回中国。[24]
在清代，人们对大海的恐惧丝毫没有减少。1756年使团的册封船因故出事，使节和随员几乎被淹死。大诗人和书法家王文治（1730—1802年）应正使之邀随团出行。[25]他的朋友们曾严肃地劝告他不要接受邀请，因为航路非常艰险。但是，举止古怪的王文治发现这样的经历使他非常兴奋，他回忆说：“余时性颇好奇，必欲一观于海，以拓其胸臆，遂违众议而往。”[26]王文治的好友、著名评论家姚鼐对此事的评论反映了普通中国文官对危险的海上航行的看法，也揭示了王文治与众不同的态度：“故人相聚，涕泣留先生，不听。入海覆其舟，幸得救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诗也！’”[27]
1800年的使团在归国途中遭到了一支海盗船队的袭击，在驱散海盗船队之后，使团又遇到了罕见的暴风雨。副使李鼎元的日记记录了这些事件的详情。正使赵文楷是1796年的状元，嘉庆皇帝认为他是一名能员。在奉命执行册封任务之前，他的身体状况很好，但从琉球归来之后，他的身体因舟车劳顿、条件艰苦而大不如前，四年后就去世了。[28]
由于海上旅程充满危险，使节们自然非常关心所乘船只的状况。根据明代的惯例，福建当局负责为每个使团建造两只船，目的可能是为了确保使团的安全。但是，随着政权的衰败和贪污腐败的盛行，地方官员只知捞钱致富，其结果是事与愿违。通常情况下，地方政府将专门为建造出使船开设一家工厂，从各地选购材料，投放大笔公帑，并招雇工人。负责此项工作的贪腐官员想法捞钱，根本不管船只的质量。使节们与福建官员经常发生争吵，常常是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船只建造工作。明朝末年的几部日记中经常有抱怨官员贪污渎职的文字。使节们愤怒地建议说，以后造船工匠和负责监督造船工作的福建官员都应上船与使团同赴琉球。[29]
在清代，除1663年派遣的第一个使团之外，没有专门的册封船。1862年的使团乘坐的是两艘海军船只，1719年的使团和随后的五个使团乘坐的都是商船。福建当局与这些商船签订合同，但船主拿不到一分租金。不过，他们被允许在前往琉球和归国时携带货物。[30]这种安排杜绝了造船招致的所有贪渎行为，但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船上人员从事的贸易活动又造成了另外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