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年清政府的干涉
西山军叛乱期间，中国当局显然没有充分掌握越南的事态发展。第一次提到这次叛乱的是两广总督的一份奏折（1787年10月29日收到）。该奏折向朝廷报告说，越南国王丢失了大清皇帝赐给他的玉玺，由于他已逝世，他的继承人现在请求册封。[5]清廷准其所请，前提条件是越南派一个使团到北京。
然而，没有使团奉派前来中国首都。这不令人惊奇，因为当时黎王已被他人取代。1788年7月，广西省太平知府奏报，约有百人来到府城龙州寻求避难。这些人都是越南王室，被攻占越南都城的叛军一路追赶到此地。国王本人已先逃离首都。不过，除首都以外，其他地区仍忠于黎朝。[6]
北京对这份奏折的反应是正常的：下令接纳所有难民。皇帝还传旨广西巡抚孙永清和两广总督孙士毅，命他们前往龙州了解越南的形势。[7]中国的主要目标在于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秩序，所以军机处决定向边界地区增派军队，等调查清楚越南叛乱的原因后再采取行动。[8]由此来看，清朝的政策似乎完全取决于两广总督的消息及其对形势的判断。
考虑到孙士毅的个性和为官经历，他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不难理解的。[9]首先，孙士毅到42岁才当上官——被委任为内阁中书。尽管此后他升迁速度很快，但他也许认为自己需要做出更出色的成绩。在介入越南事务之前，他主要活跃于文化和行政领域，是《四库全书》的编纂人员之一。他曾随远征军出征缅甸，主持羽书章奏，历任户部郎中、巡抚，最后官至总督。他的履历中缺乏的是军功。他可能不得不把自己与当时的闽浙总督福康安加以比较。福康安虽然是个文官，但战功卓著，享有盛名。孙士毅对军功的渴望在1787年清政府平定台湾叛乱时已表现出来。作为两广总督，孙士毅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就开始为远征台湾做准备。当台湾平叛之役最终发动时，三军统帅是福康安。[10]
台湾之役后不久，孙接到了太平知府关于越南叛乱的报告。他可能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机会。他对越南事务的反应与他当初对台湾乱事的反应一样快。接到报告后，未等圣旨下达，他就迅速赶往龙州。越南难民反映的情况证实了知府的报告。这些情况也许正是他希望听到的。
孙在奏折中报告说，越南国王不在难民之中。他的结论是：越南全国尚未落入叛军之手。他强调说，许多地方官仍忠于黎朝。基于这些理由，他断言“熟筹”恢复之法既不晚也不难。朝廷必须尽快做出派兵干涉的决定，以保护仍然相信黎朝前途的人们，并激励他们不向叛军投降。[11]
孙有没有可能在另外一份密折中建议皇上利用这一形势把越南置于清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呢？清代军事史专家魏源似乎相信确有此事，他记载说，皇上在答复孙士毅时指出，他不屑“乘危利其土地”，因为黎氏诸王忠心耿耿地守藩纳贡已百余年。[12]
孙的奏折似乎让军机处接受了派兵干涉的想法。然而，清廷认为越南人自平其乱更好一些，中国军队只需跟在越南军队后面，使他们更有信心即可。所以，中国向越南派遣一支小部队就足够了。[13]
当孙士毅在边界地区奉旨办差时，京城的军机处在努力寻找派兵干涉的正当理由。主张直接干涉的官员们的主要论点是，黎氏王朝守藩纳贡已百余年，不能眼看“黎氏国祚断绝”。[14]这种情感来源于自古就有的“扶弱济困”原则。由于中国人当仁不让地认为“蛮夷”臣服于皇帝，所以保护这些“蛮夷”及其统治者免受叛乱分子的袭扰是合理合法的。因此，派兵远征的目的是恢复黎氏的王位。[15]
经过深思熟虑，皇帝谕命孙士毅统兵入越。[16]然而这道圣旨并非没有限制条件。中国军队在平乱中不得采取任何积极行动。孙士毅可派广西提督许世亨[17]支持黎朝军队，但不得直接介入战事，除非这些军队被击败。至于孙士毅，圣旨命他留在边界，指挥所有行动。[18]
1788年10月21日停止下雨后，中国军队进入了越南。这支远征军由孙士毅（他或者是未遵守圣谕，或者是得到了新指示）和许世亨统率。这支约10000人的军队从广西经镇南关向河内方向推进，另外一支由云南巡抚吴大经率领的5000人的队伍经蒙自和开化向河内推进。[19]
不到一个月，孙进入河内。河内民众夹道欢迎“王师”。当天夜间，黎王来到孙的帅府，商定了举行册封典礼的日期。[20]几天后，册封典礼正式举行，远征军最初的目标实现了。皇帝闻报，宣旨晋封孙士毅为公爵、许世亨为子爵。[21]但是，这些将领拒绝领封，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等俘获叛军首领后才有资格受封。然而，这个时候阮惠在南部的广南，他是听到“王师”南下的风声就逃到广南的。孙士毅决定直捣叛军巢穴。[22]
不过，军机处不同意他的决定。由于“扶弱济困”的目标已经实现，清廷认为孙应该班师回国。[23]朝廷给出了几个理由。第一，代价太大。从云南至河内的路上，必须设立大约40个粮台。河内距广南2000多里，需要再设53个粮台，另派10万余人的一支远征军。[24]第二，中国官兵不习惯越南的气候，如果他们待到雨季，可能会罹患各种疾病。第三，清廷不想让越南人误会其真正的意图。干涉的目的在于恢复黎王的王位，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以后远征军仍驻留越南，会使人们怀疑中国的动机。[25]最后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有许多迹象表明黎氏王朝已失天命（关于此点，后文还将述及）。由于皇帝从来不违背天意，所以他应该撤销对黎氏王朝的保护。[26]
但孙士毅不愿意离开河内。从孙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他不愿意离开河内可能是因为来自云南的第二支军队将在河内与大军汇合。[27]孙可能希望两军会师能促使阮惠投降[28]，特别是因为阮氏兄弟当时正在内讧。[29]所以，孙士毅决定不遵从圣旨，继续等待下去。
他没有等待太长时间。在他做出此项决定几天之后，他听到了叛军来攻的消息。一听说是阮惠亲自出马，黎王就逃离了河内。孙士毅最终也决定撤退。但是，有序撤退已经来不及了。撤退变成了孙军的灾难。他的一多半官兵没有渡过河内郊区的富良江。溃逃的大军压塌了桥梁，许世亨和许多军官未能撤出。结果，孙士毅被撤去两广总督之职，由福康安接替。这一时期中越关系的第一个阶段至此结束。
与这个阶段有关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对越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派远征军赴越的目的显然是扶持黎王复位。但是，黎王刚受册封，皇帝就决定以黎王已失天命而放弃他。
对于这个转变，我们也许可以做出两种解释。其一，命令孙士毅撤退的圣旨是事后伪造的，为的是让孙承担此次灾难的全部责任，因为灾难源于他未及时撤退。这种观点是基于这样一个推测：中国人最初打算在黎王复位后让中国军队继续留在越南，以掌控越南事务。换言之，远征军怀有帝国主义的动机。这种可能性不应该被排除。实际上，越南历史学家倾向于接受这种解释。[30]这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以恢复被废国王王位为借口占领越南。[31]
第二种解释是，军机处对干涉越南事务不太热心，只是迫于孙士毅的压力才那么做的。军机处确实不想让中国军队在越南多停留一天，所以在黎王复位的目标实现以后即下令撤军。我认为这种解释似乎更站得住脚，原因有二：其一，清廷很有可能决定干涉（尽管有些犹豫），因为清廷认为皇帝对藩属国国王负有一定责任，这些责任必须得到履行。然而，一旦目的达到，皇帝也许认为他已履行了责任，不想再进一步介入越南事务了。其二，不管派兵干涉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皇帝关于停止干涉越南事务的想法源于清廷的这一判断：黎氏王朝已失去天命。从清廷的观点来看，做出这样的判断是有充分理由的。首先，清廷知道，在中国军队攻占首都河内之前，黎朝国王是不敢返回首都的。其次，孙士毅向朝廷奏报说，他见到的越南官员中没有一个杰出人物。[32]
概括言之，为维护中国与藩属国关系中的某些原则，派遣远征军可能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当这些原则得到维护以后，中国人就没有任何理由再留在越南了，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在他们帮助下复辟的王朝是一无是处的。
如果第二种解释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孙士毅确实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得探讨一下，为何像孙士毅这样的将领会违抗圣旨。我们也许能做出如下几种解释：第一，他也许没有足够的时间做撤退准备；他从抵达河内到被迫逃离，时间不到六个星期。第二，他可能期待着以俘获叛军首领之功来抵消违抗圣命之过。此外，他可能指望朝中的朋友，特别是和珅（乾隆的首辅大臣），在他失败以后解救他。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事实证明他想对了。在被撤掉总督职务后不久，他就被委任为兵部尚书，兼任军机大臣。他的失败只让他失去了公爵头衔。
第三，孙违抗圣命也许是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的推动：率军远征是可以获利的。有论者指出，清中叶的战争是有利可图的事业，“每次战争都能投入足够的公帑，这似乎激发了将领对扩大或延长战争（后者更普遍）的兴趣。”[33]事实上，经济因素一直是刺激清军延长在越南的行动的重要因素，因为我们知道，除授权孙士毅调用广西省的库银之外，皇帝还谕命户部从邻近各省调拨50万两银子给孙。[34]更重要的是，孙得到了自由支配用于作战，特别是用于救济仍然忠于黎氏王朝的当地民众的所有费用的全权。[35]
无论孙违抗圣旨的原因是什么，抗命的结果是他失败了。在孙被驱逐出境以及合法的国王逃走以后，阮惠成为越南事实上的统治者[36]，现在该由他负责处理越南与中国的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