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关系的模式
我们简要地考察了一个动荡时期的中越关系，朝贡制度的实际运作在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让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中突出强调一下朝贡关系的一些特点。
朝贡关系的独特性使它有别于两个独立国家之间那种可以正常预料的关系。它是一种很复杂的安排，虽然没有在任何条约中做过明确规定，但包含着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统治者之间的私人关系、中国在必要时向藩属国提供援助的潜在义务、双方接受某些礼仪责任的默契等。
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关系不是两个平等国家之间的关系。谁也不会怀疑，中国的地位高，藩属国的地位低。越南历代国王都明确知道，他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宗主权，越南必须成为中国的藩属国以避免中国积极干涉其内部事务。所以，作为藩属国统治者的黎王在其统治受到威胁时，转而请求中国的保护。就法律的正当性和军事战略而言，这种反应是绝对正常的。作为宗主国，中国有责任保护她所承认的合法王朝。而且，在越南的邻国中，中国显然是唯一能提供有效军事援助的国家。阮惠在称王以后即要求天子册封，使他的统治合法化，这也是一种正常的举措。这无疑是维持与中华帝国的和平关系的唯一途径。简言之，牺牲部分主权对越南国王们是有好处的：其一，在国内发生叛乱时，他们可以得到中国的保护；其二，在国内处于和平时期，他们不受中国的攻伐和直接统治。
另一方面，把越南纳入朝贡体系对中国也是有利的。中国认为她不能直接统治这个地区；同时，她希望避免边界地区出现麻烦。因此，无论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和军事多么有优势，他们都不认为周围弱小邻国的藩属国地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采取基于“王道治藩”的一种积极政策。这种方式是以“一视同仁”的原则对待他们，以便鼓励他们自愿“来归”。乾隆对阮惠的政策只是这种态度的一个例证。
朝贡地位是中国给予一个统治者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只有当外国统治者表明他承认——这种承认体现在他所上表章的恭敬语言中，体现在他所派使节的谦恭态度中，体现在他愿意“来归”的表述中——中国至高无上的权威之后，中国才能给予他这个地位。只有到那时，他才能被中国皇帝册封为国王，他的贡品才会被接受。因此，阮惠献给乾隆的贡品一直未被接受，直到中国正式承认他为越南统治者为止，尽管数百年来越南一直是中国朝贡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由于藩王地位的获得是个人之事，所以这个地位是不可让渡的。一旦藩属国统治者逝世，他的继承人，即使是合法的和没有争议的继承人，也得通过同样的程序争取中国的承认。
中国皇帝显然认为，册封一位藩属国统治者与在帝国境内委任一位官员大体相似。因此，如果该统治者未尽职尽责，即像黎朝国王一样不能维持和平和秩序，册封也是可以撤销的。在这种情况下，藩属国国王可以像帝国境内的任何高级大臣一样受到惩罚。中国方面明确宣称，皇帝未惩罚黎王的唯一原因是黎氏家族已臣服于中华帝国百余年。与此相似，承认阮惠为越南统治者的原因之一是，他与奉旨管理一个被征服国家内部事务的官员没有什么不同。无疑，此类认知在使中国的实用主义变得正当合理的同时，又给它披上了神话的外衣。
简言之，“上天裂土而不分民”的原则奠定了中国与外国，尤其是邻国关系的模式。这个语意微妙的谚语使中国拥有了一个用于处理对外关系的伸缩性很大的手段。她可以承认独立自主的统治者，因为领土是独立的，但是，她也可以在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地区进行干涉，因为中国皇帝对普天之下的所有民众负有责任，因为这些地区的统治者皆被视为他委派的代表。
【注释】
[1]张宝林，康乃尔大学“东南亚研究计划”的助理研究员。1957年在比利时卢万天主教大学获得哲学和文学博士学位。1957—1964年任西贡历史研究所所长和西贡大学助理教授。1964—1965年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关于参考文献：研究中越关系的资料种类不多，内容也不广泛。我们不得不依靠中国的官方史书和《大清会典事例》，以及清代出版的下列文献：《大越史记全书》（1697年初版；1880年增订；1884年日文版）；《钦定越史通鉴纲目》（1884年）；《大南实录》；《大南列传》。还有百科全书，如《历朝宪章类志》（1821年完成）。我们也许还要从越南赴华使团成员的日记、回忆录中收集珍贵资料，虽然这些文献的主要内容是地图、路线和吟诵风景的诗歌。
从19世纪开始，越南对外关系的资料可以得到阮朝（1802—1945年）档案的大量补充，这些档案大部分都被保存下来了。参阅陈荆和《阮朝的皇家档案》，《东南亚历史杂志》第3卷第2期（1962年），第111—128页。
[2]关于这一时期越南历史的概述，参阅黎成起《越南历史和文化》，巴黎：明尼特，1955年，第302—309页。
[3]用一个名词来称呼越南统治者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在与中国的关系中自称为“国王”，在本国境内自称为“皇帝”。
[4]西山是归仁省怀仁府的一个小村庄。嘉隆帝（1802—1820年）在平息西山乱事后把归仁省改为平定省。实际上，阮氏三兄弟原本不姓阮，而是姓湖。我们不知道他们改姓的确切原因。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想利用在南方很有威望的阮姓，才改姓氏的。参阅陈重金《越南简史》，西贡，1951年，第345页；黎成起：《越南历史和文化》，第297页。
[5]《十朝圣训》（大连，1934年），卷274，第3b页。
[6]《明清史料》庚编，卷1，第98页所引1788年8月2日上谕。另外参阅《东华录》（乾隆朝），卷108，第1页。
[7]《大清历朝实录》（东京，1937—1938年），卷1307，第5b—6页。
[8]《大清历朝实录》卷1307，第5b—6页。
[9]关于孙士毅的详细情况，参阅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年）》第2册，华盛顿特区，1943—1944年，第680—682页；《清史列传》卷26，第38b—45b页；《清史稿》卷331，第4316—4318页。其他文献中孙士毅的传记资料极少。
[10]孙士毅因此受到皇帝的数次称赞，台湾之役结束后，封三等世袭轻车都尉。参阅H.S.卜鲁内特、V.V.哈格尔施特罗姆《当代中国政治结构》，福州，1912年，第944条。这道圣旨提到以前的蒋廷锡。我们看不到这两个人之间有何直接关系，除了一条：蒋也被授予相同的头衔。参阅《大清历朝实录》卷1298，第4页；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年）》第1册，第143页。
[11]《大清历朝实录》卷1307，第34—36页。
[12]魏源：《圣武记》（1842年写序；1962年台北重印），第187页。
[13]《大清历朝实录》卷1309，第39b—40页。
[14]《东华录》卷108，第7—8页所引1788年8月25日上谕。
[15]《大清历朝实录》卷1310，第17—19b页。
[16]《大清历朝实录》卷1314，第29b页。
[17]许世亨是为此次远征从浙江调来的。参阅《大清历朝实录》卷1308，第19b页。
[18]《东华录》卷108，第21b—22、31b页所引1788年9月24日和10月18日上谕。
[19]《大清历朝实录》卷1315，第7a—7b页。恒慕义前引书第680页和德微理亚《16—19世纪中国与越南/安南关系史：以中国档案为中心》（巴黎，1880年）第55页均断言，当时有三支而不是两支军队。其中两支走陆路，第三支自广东钦州出发走海路。然而，我们看到的档案资料显示只有两支军队。
[20]《大清历朝实录》卷1318，第20页。事先准备好的册封文的内容及玉玺印鉴，见《大清历朝实录》卷1315，第27—28页。关于此次战役的详情，参阅前引孙士毅传记；魏源：《圣武记》，第187—188页；《十朝圣训》卷51，第1b页。另外参阅埃米尔·加斯帕多纳《乾隆版画中的安南大捷》，《汉学研究》第4卷第1期（1954年），第1—13页。
[21]参阅《清史稿》表1，卷3，第2201页。
[22]《大清历朝实录》卷1319，第7页；《东华录》卷109，第1b、2—3页，特别是第3b—4b页的1789年2月19日上谕。
[23]《清史稿》本纪，卷15，第205页。
[24]《大清历朝实录》卷1319，第16a—16b、20—29、30页。
[25]《明清史料》庚编，卷2，第104b—105页所引1789年1月21日上谕。
[26]《大清历朝实录》卷1319，第19b页。军机处非常赞同撤军，曾在数道圣旨中指示孙士毅，如果他接到撤退命令时已向广南进发，他应该改变行进路线，为消除越南国王的忧惧，只需告诉越南国王，他必须得去巡视中国南部边界。参阅《大清历朝实录》卷1319，第11页。
[27]魏源：《圣武记》，第188页；《大清历朝实录》卷1319，第31页。
[28]《大清历朝实录》卷1319，第31页。
[29]这个推测是正确的，至少早些时候曾发生过内讧，但后来和解了。到中国远征军入越时，阮惠已与他的兄弟和好了。
[30]参阅《西山迷略》，西贡历史研究所手稿；黎成起：《越南历史和文化》，第308页。
[31]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东京，1950年）；吴才德：《明初的扩张主义（1406—1427）中国对安南的一次失败的征伐》，（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中国研究论集》第17期（1963年）第1—37页。
[32]《大清历朝实录》卷1319，第20—29页。
[33]赖肖尔和费正清编：《东亚：伟大的传统》，波士顿，1960年，第391页。
[34]《大清历朝实录》卷1316，第26a—26b页；《明朝史料》庚编，卷2，第147b—149页，1790年3月30日呈递兵部和户部的奏折。
[35]《大清历朝实录》卷1315，第32页。
[36]事实上，在向河内发动进攻之前，阮惠已把他的军队和盟友集中到了首都富春城外。他在他们面前宣布称帝，年号光中（1788—1792年）。这意味着此次他获胜之后将把黎朝的领土并入自己的疆域。
[37]福康安已为处理越南事务做好了充分准备。皇帝特谕两广和云贵有关越南事务的所有奏折都抄录副本转给福康安。
[38]福康安本身就是著名的将领，参阅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年）》第1册，第253—255页。海录被委任为广西提督；魏大斌和陆廷柱分别被委任为广西左江总兵和广东左翼总兵。参阅《大清历朝实录》卷1321，第24页。按：原作此处或有误，查《清实录》原文为：“广东左翼镇总兵员缺，着魏大斌补授；闽粤南澳镇总兵员缺，着陆廷柱补授。”——译者注
[39]《明清史料》庚编，卷2，第148页。
[40]参阅G.H.卢斯《18世纪中国对缅甸的入侵》，《缅甸研究会学报》第12期（1925年），第115—128页。
[41]《大清历朝实录》卷1321，第27b页；卷1324，第33b页。
[42]《大清历朝实录》卷1321（原作有误，应为卷1323——译者注），第27、29页；《东华录》卷109，第31b—32页。军机处在此处明白无误地提到了明朝统治越南的企图。
[43]《大清历朝实录》卷1321，第30页。委派福康安仅仅是为了显示实力。军机处告诉福康安用下面的话召阮惠前来：“尔等僻处海隅，于本部堂出师金川等处，或未闻知。至台湾与安南海道可通，岂本部堂平定台湾贼匪，尔等亦无所闻。”
[44]参阅吴时志《皇黎一统志》，西贡，1950年，第198页。
[45]参阅梅朋《安南近代史》，巴黎，1919年，第289—301页。
[46]事实上，已有几个使团被派到边界。但是，由于孙士毅只是在福康安到任之前暂代总督之职，所以他无权就这些使团的要求做出任何决定。
[47]《大清历朝实录》卷1328，第4a—4b页。
[48]《大清历朝实录》卷1332，第18a—18b页。
[49]《大南正编列传初集》卷30，第45b页。这条材料有些似是而非，因为福康安是以胆大妄为著称的。
[50]《大清历朝实录》卷1321，第25b页；卷1322，第33页；卷1335，第17b—21页。令人惊奇的是，越南人在投诚书中对此次袭击行动的解释与皇帝的推测相一致。皇帝早已指出，阮惠对河内的进攻对象显然不是中国军队。否则，落在后面的军队不可能那么轻松地返回国内，因为阮惠很容易伏击他们，特别是在渡口（《大清历朝实录》卷1321，第25b页）。这种一致性似乎证实了越南历史学家的看法：福康安向越南国王口授了投诚书的内容。
[51]《东华录》卷109，第32—33页。
[52]《大清会典事例》卷393，第30页。
[53]与其他藩属国的统治者不一样，越南国王未被要求于特定时间前来中国京城。但在历史上，他们曾数次被召至中国宫廷，而他们总是不愿意接受“邀请”。这种态度由来已久，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公元前135年赵文王派他的儿子到大汉宫廷感谢汉朝帮助他们打退了闽越的入侵。这位越南王子在中国宫廷生活数年之久，在返回南越继承其父王位前娶了一位中国女子为妻。据越南编年史记载，正是由于这位中国王后的阴谋诡计，汉朝势力渗透进了越南王宫，最终于公元前111年确立了中国对越南的统治，共持续了一千多年。
[54]乾隆皇帝似乎把金像视为越南国王的替身，因为他在阮惠逗留北京时这样写道：“胜朝往事胜金人。”见《大清历朝实录》卷1358，第14页。
[55]《大清历朝实录》卷1343，第14—15b页。
[56]《东华录》卷110，第3页所引1789年9月1日上谕。
[57]《大清历朝实录》卷1342，第11b页；卷1347，第10—13页；《十朝圣训》卷274，第5b页。
[58]《大清历朝实录》卷1349，第33b—34页。
[59]《大清历朝实录》卷1332，第18b页；卷1335，第3b页。
[60]《大清历朝实录》卷1348，第13b—14页。
[61]参阅周中坚《明初诸帝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亚洲历史国际研讨会》（香港，1964年），第51篇论文，油印本。
[62]《明清史料》庚编，卷2，第139b—140页。
[63]《大清历朝实录》卷1322，第29b—30b页。
[64]《大清历朝实录》卷1344，第5b—6页；《明清史料》庚编，卷2，第187—191页。
[65]《东华录》卷109，第22b—23b页。
[66]《大清历朝实录》卷1343，第20b—21b页。
[67]《大清历朝实录》卷1346，第17—18页。许多难民在越南国王访问北京后要求回国。《大清历朝实录》卷1364，第14、21—22页。
[68]《大清历朝实录》卷1342，第21—23b页；卷1344，第22b—25页；卷1345，第19—20b页。
[69]参阅《大南正编列传初集》卷30，第39页；巴罗：《1792—1793年交趾支那旅行记》，伦敦，1806年，第254页：“有人送来一封正式邀请函，邀请光中帝去北京。然而，这位机敏的将军认为这可能是总督为抓获他而设计的一个阴谋，他自然不相信被他打得惨败的这个人。他对如何应对犹豫不决。他与一个心腹将领密商，达成的一致意见是，由这位将领作为他的代表、作为东京和交趾支那的新国王前往中国首都。”
[70]《大清历朝实录》卷1355，第5a—5b页。
[71]他对阮惠的态度似乎特别热情。在阅读《清实录》时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乾隆皇帝非常渴望见到击败他的军队的那个人。乾隆似乎十分欣赏有勇气的人。同样，后来他很想见一见越南难民中拒绝剃发加入八旗的一个人。《大清历朝实录》卷1325，第2b页。
[72]《大清历朝实录》卷1354，第17b—18b页。
[73]《大清历朝实录》卷1353，第29b—30b页。后来发现，随使团来京的那个儿子不是越南国王的长子。福康安因此受到申斥，清廷立即向河内的长子册封了另外的头衔。《大清会典事例卷393，第11b页。
[74]《大清历朝实录》卷1356，第21b—28b页；卷1357，第19—20、22页。但圣旨随即计算道：一天4000两银子，行程至少70天，那就得花将近30万两银子。然而，经过调查得知，每天4000两银子不确切，是抄录的人抄错了。参阅《大清历朝实录》卷1358，第7a—7b页。
[75]李光涛：《明清史料编》，台北，1949年，第19号档案，第39页。
[76]参阅图表“清朝的朝贡体系”，载费正清和邓嗣禹《清代的政府：三项研究》，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0年，第165—170页。
[77]李伯通：《清鉴易知录》，上海，1936年，第311—314页。
[78]参阅华鹏《民族英雄光中》，西贡，1950年，第179—199页；《越南封建主义史》，河内，1962年，第391页。
[79]参阅杨广涵《越南文学简史》，西贡，1963年，第213—234页。
[80]有一次，越南使团和暹罗使团同在北京。阮惠指示他的使节“如实陈述”越南与暹罗的关系，想试探一下清廷对他入侵暹罗的图谋作何反应。由于有审查制度，此函的副本被送到军机处。皇帝在回复时评论此函说，他对阮惠的真诚十分满意，还说，当外国使团来宫廷朝觐时，中国当局从来不问他们国家的内部形势。也许阮惠认为这个答复是在默许他按计划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