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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两个月过去了。炎夏已经过半，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此时才打算离开莫斯科。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生活中发生了几件大事。一年前已经完成了耗费他六年的书，题目是：《试论欧洲和俄罗斯的国家体制基础和形式》。这本书的一些章节和导言曾在定期出版物上刊印过，其他部分也由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为自己圈子里的人读过，因此这部著作的思想对公众来说不可能是全然新鲜的。不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仍然期待着他这部书的面世会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即便不会带来科学上的变革，那么，无论如何，也会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波动。

这本书经过细心加工后于去年出版并分发给了各个书商。

既没有向任何人询问起这本书，勉强并佯装漠然地回答朋友们有关书的销路的问题，甚至也没去问书商卖得如何，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目光锐利、紧张地关注着他的书在社会上和著述界造成的那种最初的影响。

但过去了一个星期，接着是第二、第三个星期，在社会上察觉不出任何影响。他的朋友们，一个个专家和学者，有时显然是出于礼貌而谈论起它。其他那些熟人，对学术内容的书籍不感兴趣的，就根本没有同他谈起过。社会上，尤其是现在正关注着其他事情，则是完全无动于衷。著述界也在一个月里对这本书只字未提。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详细计算了写评论需要的时间，但过去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仍然是一片缄默。

只有《北方甲虫》上的一篇有关倒嗓子的歌手德拉班吉的滑稽小品文里，顺便对科兹内舍夫的书说了几句轻蔑的话，表示这本书早已受到普遍的指摘和嘲笑。

终于，第三个月在一份严肃杂志上出现了一篇评论文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有一次在戈卢布佐夫家遇到过他。

文章作者是个非常年轻而病弱的专栏作家，作为一个作家来说非常大胆，但没什么教养，私人交往上十分怯懦。

尽管完全蔑视这位作者，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仍带着完全的尊重开始读这篇文章。文章很可怕。

显然，专栏作家有意地以不可能理解它的方式，对整部书加以理解。但他如此巧妙地寻章摘句，对那些没有读这本书的人来说（显然，几乎谁都没有读过它），也就完全清楚了，整本书不过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且辞藻也没用对地方（都用问号标明了），本书作者是完全不学无术之人。这一切是那样机智，连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本人都不否认这种机智。但这正是它的可怕之处。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极其认真地检视了评论里论据的公平性，但他没在被人嘲笑的那些缺点和错误上做片刻停留——一切都是故意挑选出来的，这再明显不过了——而是立刻不由自主地开始回想与文章作者会面和交谈的最微小的细节。

“我没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自己。

于是，回想起见面时纠正过这个年轻人表露出无知的话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找到了这篇文章的原由。

这篇文章之后是一阵死一般的沉默，无论文字上还是口头上都是如此，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到，他历时六载之作，耗费了这般的爱心和劳动，不着痕迹地过去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处境更加艰难了，因为，完成这本书后，他就再没有先前占据他大部分时间的那种案头工作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聪明、有教养、健康、积极主动，不知将自己的全部主动性用在何处。在客厅、代表会议、各种会议和委员会里，在所有能说话的地方的交谈，占去了他一部分时间；但是他，一位久居城市的居民，不容许自己像他的弟弟在莫斯科时那样，把一切都耗费在谈话上面；他还留有许多闲暇和心力。

他幸运的是，在这段由于他的书遭受挫折而最为困难的时间里，先前社会上隐而不露的斯拉夫问题，取代了异教徒、美国朋友、萨马拉饥荒、展览会、招魂术等问题，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作为这一问题的发起人之一，现在更是整个投入其中了。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归属的人群环境中，此时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之外，对任何别的事情都不谈也不写了。通常无所事事的那群人用以消磨时间所做的一切，现在都用在来为斯拉夫人效力。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讲、女士服装、啤酒、酒馆——一切都证明了对斯拉夫人的同情。

就这一问题所说所写的许多东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细节上无法赞同。他看到，斯拉夫问题成了一种时髦的消遣，这种消遣总是前赴后继，充当社会所从事的对象。他还看到，有许多人怀有自私和虚荣的目的从事着这件事。他认定，报纸上刊登出许多毫无必要和夸大其词的东西，一个目的就是——吸引人们的注意并压过他人的声音。他发现，在这普遍高涨的社会潮流中跳到前面并比别人叫得响的都是些失意和受委屈的人：没有队伍的总司令，没有部门的部长，没有杂志的记者，没有党徒的政党首脑。他看到，其中有很多轻率无知和荒谬可笑的东西。但他也看到并认定一种确然无疑的、将所有社会阶层联合成一体的愈发高涨的热情，这是无法不予以赞同的。屠杀同教派的人和斯拉夫兄弟，唤起了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慨。塞尔维亚和黑山人为伟大事业而战的英勇气概，在全体人民中间引起了帮助自己兄弟的愿望，已不再是用语言，而是要做实事。

但此外另有一个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高兴的现象：这就是社会舆论的表现。社会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正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说，人民的内心得以表达。他越是参与这件事，就愈发明显地感觉到，这将是能获得巨大规模，标志一个时代的事业。

他奉献出全部身心服务于这一伟大事业，忘了自己的书。

现在他的全部时间都被占去，甚至来不及答复所有写给他的来信和请求。

工作中度过了整个春天和一部分夏天，到了七月份他才准备去乡下弟弟那里。

他去那里休息两个星期，在至神至圣的人民那里，在乡村的深处，欣赏民众精神高涨的景观，那是他和所有首都、城市居民全都深信不疑的。卡塔瓦索夫早就准备履行对列文许下的去拜访的承诺，与他一同前往。

第八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