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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柯斯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这儿是跟谁一道同行？”多丽说，把黄瓜和蜂蜜分给孩子们。“跟弗隆斯基！他去了塞尔维亚。”

“而且不是一个人去，他自己出钱带了一个骑兵连！”卡塔瓦索夫说。

“这符合他的做法，”列文说，“可难道还有志愿兵去吗？”他补充说，看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回答，他小心地用钝刀从放着一角白色蜂巢的茶杯里，拨出黏在流动的蜜中仍然活着的蜜蜂。

“岂止如此！您真该亲眼看看昨天车站上的景象！”卡塔瓦索夫出声地嚼着黄瓜说。

“哦，这又得怎么理解呢？看在基督的份儿上，请给我解释一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这些志愿兵去哪儿了，他们跟谁打仗？”老公爵问道，显然是在继续列文不在时说起的话题。

“跟土耳其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平静地微笑着回答，弄出那只无助地动着脚、让蜂蜜黏得发黑的蜜蜂，将它从刀子上挪到一片结实的山杨树叶上。

“可是谁对土耳其人宣战了？伊万·伊万内奇·拉戈佐夫和莉迪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连同施塔尔夫人吗？”

“谁都没有宣战，但是人们同情近邻的苦难，想要援助他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但公爵没说援助的事，”列文说，袒护着他的岳父，“而是说战争。公爵说，个人未经政府许可是不能参加战争的。”

“柯斯佳，当心，有只蜜蜂！真的，要咬我们啦！”多丽说，驱赶着一只黄蜂。

“这不是蜜蜂，是黄蜂。”列文说。

“哦，那么，您的理论如何呢？”卡塔瓦索夫微笑着对列文说，显然在引着他争论。“为什么个人没有权利呢？”

“我的理论是：战争，从一方面看，是一种兽性的、残酷、可怕的事情，无论任何人，更别说是基督徒，都不能个人承担发动一场战争的责任，只有政府能这样，它号召做这件事，也不可避免卷入战争；从另一方面看，按照科学和健全的理智看，在国家事务上，尤其在战争这件事上，国民要放弃自己的个人意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已然准备好反驳，同时开口了。

“事情就在于，兄弟，有这样一种情况，当政府不履行国民的意志，那时，社会就宣布自己的意志。”卡塔瓦索夫说。

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显然不赞成这种反对意见。他听了卡塔瓦索夫的话皱起眉头，说了另外一些话：

“你这么提出问题是没用的。这里没有宣战，而是人道的、基督徒情感的表达。他们在杀害同根同教的兄弟。不过，哪怕杀害的不是兄弟，不是同一宗教的人，只是孩子、妇女、老人呢？群情激愤，俄罗斯人纷纷跑去，帮忙制止这场惨祸。想象一下，要是你走在大街上，看见醉汉殴打女人或者孩子。我认为，你不会去问对这个人宣战还是没宣战，而是扑向他，去保护别人。”

“但我不会把人打死。”列文说。

“不，你会打死他的。”

“我不知道。如果我看见这种事，我会屈服于自己直接的感情。但事先说不准。但对待斯拉夫人受压迫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直接的感情。”

“也许，对你来说没有，但对其他人来说是有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满地皱着眉头，说道，“民间还流传着有关正教民众受‘不虔诚的阿加尔人’压迫的传说。人民听见自己兄弟们的痛苦便说话了。”

“也许吧，”列文支吾其词地说，“但我没看出这一点。我自己也是人民，可我没有这种感觉。”

“我也是，”公爵说，“我住在国外，读了报纸，我承认，在保加利亚暴行发生之前，我无论如何也不理解，为什么所有俄罗斯人那么突然就爱上了斯拉夫兄弟，可我对他们什么爱都没感觉到？我很悲伤，以为我是个怪物，或者卡尔斯巴德对我产生了影响。但是，来到这儿，我就安心了，看到除我之外还有别人，只关心俄罗斯，而不是斯拉夫兄弟。康斯坦丁就这样。”

“个人的意见在此无足轻重，”谢尔盖·伊万内奇说，“当整个俄罗斯——当人民表达了自己的意志，个人的意见就无关紧要了。”

“不过请原谅，我可没看到这一点。人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公爵说。

“不，爸爸……怎么不知道？星期天在教堂的时候呢？”听着谈话的多丽说道，“请把毛巾递给我，”她对面带微笑望着孩子们的老头说，“不可能所有的人都……”

“星期天在教堂的时候？人家吩咐神父宣读。他宣读了。他们什么都没听明白，叹着气，就像听任何布道一样。”公爵继续说，“然后对他们说，教堂正在为拯救灵魂的事业募捐，他们也就各自掏出一个戈比交上去。可为了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人民不可能不知道。对自己命运的意识一直存在于人民之中，在当前这种时刻，这意识就让他们更清楚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望了一眼养蜂的老头。

漂亮的老头留着黑中夹白的胡须和一头浓密的银发，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拿着一杯蜂蜜，亲切平和地以他那高高的身材俯视着先生们，显然什么都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

“正是这样。”他颇具意味地摇着头说，应和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

“对了，就问问他好了。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想。”列文说，“你听说战争的事儿了吗，米哈伊雷奇？”他转向老头，“他们在教堂里读的是什么？你是怎么想的？我们应该为基督徒打仗吗？”

“我们还想什么呢？阿列克桑德拉·尼古拉伊奇，皇帝，已经替我们考虑了，他什么事都替我们考虑着呢。他看得更清楚……不再拿点儿面包吗？再给小男孩一点儿吧？”他转向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指着吃完了面包皮的格里沙说。

“我不需要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们看见过，现在正看着成百上千的人，为效力正义的事业抛弃了一切，从俄罗斯四面八方赶来，清楚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目的。他们带着自己的几个戈比，或者亲自去，直接说出来是为了什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看来，这就意味着，”开始变得急躁的列文说，“在八百万的人民中间，总是能够找到不只是几百人，而是现在这样，几万人，失去社会地位、无所顾忌的人，时刻准备着加入普加乔夫那伙人，去希瓦，去塞尔维亚……”

“我跟你说，这些不是千百个无所顾忌的人，而是人民中最优秀的代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激愤地说，就像在保护自己仅有的财产一样。“捐款呢？这可是全体人民在表达自己的意志。”

“‘人民’这个词太不确定了，”列文说，“乡里的文书、教师、千分之一的农民，也许知道是怎么回事。其余的八千万，就像米哈伊雷奇那样，不仅不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且对为什么要表达自己的意志没有概念。我们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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