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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列文想他是什么，他为什么而活着的时候，没能找到答案并陷入了绝望。但是当他不再问自己这个问题，他好像知道自己是什么，为什么而活着，因为他坚定而又明确地行动和生活着，甚至活得远比先前更加坚定，更加明确。

六月初回到乡下，他回到自己的日常事务中。务农，与农民和邻居们相处，家务事，他手头上姐姐和哥哥的事情，与妻子和亲戚们相处，操持孩子，今年春天迷上的、新的养蜂爱好，占去了他所有的时间。

这些事情占据着他的心思，不是因为他以某种普遍的观点为自己认定它们是正当的，就像以前那样做；相反，现在，一方面，对先前公众利益事业上的失败而扫兴；另一方面，过于为自己的想法和四面八方向他压过来的大量事务所占据，他全然放弃了对公众利益的思考，而这些事情占据他的心思，只是因为他觉得，他应该做他所做的事情——觉得他不能不这样。

先前（这种情况几乎从童年开始，一直到他完全成熟），当他努力去做某种对大家，对人类，对俄罗斯，对省里，对整个乡村有益的事情时，他察觉到，对这件事的想法是愉快的，但活动本身总是做不顺当，并不能完全确信这种事情是必然需要的。而且活动本身，一开始看上去是那么重大，继而越来越缩小，直到化为乌有。现在呢，当他结婚后开始越来越局限于为了自己的生活，他，虽然在想到自己的活动时再也体会不到任何喜悦，却感觉到一种信心，即他所做的事是必要的，他看出，事情进展远比以前顺利，也变得越来越大。

现在他，仿佛违背了本意，越来越深地切入土地，就好像一把犁头，不翻出犁沟是无法拔出来的。

过父辈和祖辈们所习惯的那种家庭生活，也就是在同样的教养环境下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抚育孩子，毫无疑问，是必要的。这就像想吃的时候就吃饭那样必要，为此就必须准备饭食，必须把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农业机器操控得有所收入。同样毫无疑问地，就像必须还清债务一样，必须让祖传的土地处于那样一种状态，让儿子得到这份遗产时，对父亲说谢谢，正如列文为了祖父所建造、所种植的一切而对他说“谢谢”那样。为此就必须不要租赁土地，而是自己经营，养牲畜，为田地施肥，种植林木。

不能不去做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姐姐的、前来寻求建议并习惯于此的所有农民的事，就像不能抛弃已经抱在怀中的孩子一样。必须操心被邀请来的妻姊和她的孩子们以及妻子和孩子的生活舒适，不能不跟他们在一起，哪怕只是一天里的一小部分时间。

所有这一切，加上狩猎的爱好和养蜂的新爱好，充满了列文的全部生活，当他想起来，就觉得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但除了列文确实知道的，他应该做什么以外，他也同样知道他应该如何去做所有这些事，哪件事比其他事更为重要。

他知道，雇佣工人必须尽可能便宜，但是奴役他们，预先付钱，比他们所值的价钱更便宜，是不应该的，尽管这样非常有利可图。在饲料匮乏的时候卖干草给农民可以，尽管觉得他们可怜。但那些大车店和小酒馆，虽说它们带来了收入，仍应该消灭。对砍伐林木应该尽量从严处罚，但对赶牲口到地里却不能罚款，哪怕这样让看守人伤心，让恫吓失去作用，也不能不把赶过来的牲口放走。

彼得每月向高利贷者支付百分之十的利息，必须借他一笔钱，把他赎出来。但是，不能对那些不交地租的农民放任并延期收租。不能轻易放过管家，草场没割，草全都白白糟蹋了，但不能割那片栽种了幼林的八十俄亩地。不能饶恕在干活的时节，因为父亲死了而回家的雇工，不管他多么可怜，必须因为在最宝贵的月份走掉而少给他算工钱，但是不能不按月发钱给那些年老的、没有用的家仆。

列文还知道，当他回到家中，必须先去妻子那里，她身体欠佳。而那些已经等了他三个钟头的农民们，还可以再等一等。他也知道，尽管他体会到把蜂群收入蜂房的乐趣，必须舍弃这一乐趣，让老头自己收蜂群，自己去跟那些来养蜂场找他的农民们谈话。

他这么做是好还是坏，他不知道，而且不仅不去证明这一点，还避免去谈论和思考这件事。

论断将他引向怀疑并妨碍他看清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做。当他不去想，而是活着，他就不断感觉到自己心中有个绝对正确的审判官，决定着两种可能的行为哪个好些，哪个差些；一旦做得不对，他立刻就会感觉到。

就这样活着，不知道也看不出他有没有可能知道他是什么，他为什么活在世上，被这无知折磨着，以致到了害怕自杀的地步，与此同时他坚定地铺设着自己独特的、明确的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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