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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育儿室，只剩他一个人时，列文立刻又记起了那个想法，其中还有某种不清楚的东西。

没有去客厅，听得见里面的说话声，他停在露台上，倚靠着栏杆，望着天空。

天色已完全昏暗下来，他望着的南面没有雨云。雨云挂在相对的一面。那边爆出一道闪电，听得见遥远的雷声。列文倾听着园中节奏均匀地从椴树上滴落的水滴，望着他熟悉的三角形的星阵和从它正中穿过的银河及其支脉。每当爆发闪电，不只是银河，就连明亮的星星都消失了，不过，一旦闪电熄灭，就像被一只神准的手投了上去，又出现在原来的地方。

“那么，困扰我的是什么呢？”列文对自己说，预先感觉到他种种怀疑的答案，尽管他还不知道它，却已经在心里准备好了。

“是的，一个明显的、毫无疑问的神性的显现——就是通过启示向世间展现的善的法则，这些法则我在自己心里感觉到了，认定这些法则时，不是我去迎合，而是无论情愿不情愿，就与其他人会合在一个信仰者的团体中，这个团体被称作教会。那么，犹太人、穆斯林、儒教徒、佛教徒——他们是什么呢？”他向自己提出那个让他觉得危险的问题。

“难道这几亿人被剥夺了那种一旦缺少，生活就没有意义的至高福祉吗？”他沉思起来，但马上又纠正自己，“可我这是在问什么呢？”他对自己说，“我问的是全人类各种各样的信仰与神性的关系。我问的是上帝对整个世界连同所有这一团团星云的普遍显现。我在做什么呢？对个人来说，对我的心，无疑地展现着用理智无法理解的认知，而我却固执地想要用理智和言语表达这一认知。

“难道我不知道星星不动吗？”他问自己，望着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位置、移到桦树最高枝杈的一颗明亮的行星。“但是我，望着星星的运动，无法想象地球的转动，所以我说行星在动，也对。

“而难道天文学家们如果将地球上所有复杂的形形色色的运动纳入考虑，还能够理解并计算出什么东西来吗？他们所有关乎天体的距离、重量、运行和摄动的惊人结论，都只是根据可见的、天体围绕不动的地球的运动，根据现在就在我眼前，而且多少个世纪以来对千百万人来说一直都是那样，过去和将来永远相同并永远可以证实的运动。正如天文学家们的结论，如果不是根据对可见的天体与单独一条子午线和单独一条地平线的关系的观察，就是空洞而不可靠的一样，我的结论如果不是根据对所有人来说无论过去和将来都是相同的、由基督教展现给我并且永远在我的心灵中可以证实的对善的理解，也会是空洞而不可靠的。有关其他信仰以及它们与神性的关系问题，我没有权利也没有可能去解决。”

“啊，你还没走？”吉蒂的声音突然说道，她也走这条路去客厅。“怎么，你没有什么不高兴的吧？”她说，借着星光仔细打量着他的脸。

可若不是又一道闪电遮蔽了星光，照亮了他，她就会仍然无法看清他的脸。借着闪电的光她看清他整个脸庞，看到他平静而快乐，便对他微笑起来。

“她明白，”他想，“她知道我在想什么。告不告诉她呢？是的，我会告诉她的。”但就在他想开始说的那一刻，她也开口说话了。

“你瞧，柯斯佳！你来帮个忙吧。”她说，“去拐角房间看看，他们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切都安排好了没有。我去不方便。看他们放上新洗脸盆了吗？”

“好，我一定去。”列文说，直起身子吻了吻她。

“不，不应该说，”当她向前面走去，他想，“这是个秘密，是我一个人需要的、重要而且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秘密。”

“这种新的感觉没有改变我，没有让我幸福起来，没有像我梦想的那样，突然启发我，——正像我对儿子的感觉。也没有任何意想不到的。而信仰，或者不是信仰，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这种感觉是那样不知不觉经由种种痛苦进入并牢牢印在心里。

“我同样会对车夫伊万生气，同样会争论，会不合时宜地表达我的想法，同样会有一堵墙立在我心灵的至神至圣与别人，甚至与我妻子之间，同样会因为自己的恐惧而责备她并为此后悔，同样会凭着理智而不理解为什么我要祈祷，也还会祈祷。但现在我的生活，我的整个生活，无论在我身上可能发生什么，它的每一分钟——不仅不像先前那样毫无意义，而是有着不容置疑的善的意义，那是我有权力贯注其中的！”

译后记

爱永恒，情必死

在完成辉煌巨作《战争与和平》之后，托尔斯泰伯爵的旺盛精力投入好几件事情上，试图寻找接续成功的契机。他研究叔本华、康德，品读色诺芬、阿里斯托芬和《荷马史诗》语言的简洁与优美，同时又学习希腊语，为农民撰写文化课本，搜集彼得大帝时代的历史素材，打算写一部有关十二月党人的小说。1873年春，成熟的构思落于纸上。“我在写一部与彼得大帝完全无关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的确是长篇小说，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部——我完全被它抓住了。”他在五月写给友人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说。亚斯纳亚·波良纳附近卧轨自杀的女人成了这部小说的主要角色，作家反复阅读的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则为故事提供了开场的模式，托尔斯泰在几天时间里完成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继而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写作。

小说的时间跨度也是四年，自1872年2月奥勃隆斯基的家庭风波写起，在1876年夏天波克罗夫斯科耶的一场暴雨中收笔。有了这种既时性，托尔斯泰毫不犹豫地纳入个人对社会变革的体验和思考，使其成为《童年·少年·青年》之后又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心灵史。列文对农奴制瓦解后农村状况的体察和改革构想，其宗教信仰上的困境和对资本经济的态度，无一不是托尔斯泰思想状况和内心矛盾的写照。1875年至1877年，小说分章节在《俄罗斯信使》杂志上连载，由于托尔斯泰对支援塞尔维亚战争的批评态度，最后一章未在杂志上刊行，作家拒绝修改并予以单独印发。全书于1878年首次出版。

正如开篇着意多次重复的“дом”（家，房子）这一概念那样，家庭是《安娜·卡列尼娜》的一个重要主题。尽管家庭小说已经退出七十年代的文学潮流，公众舆论倾向于更为广阔的生活选择——性解放、妇女教育及选举权等问题，但托尔斯泰认定家庭幸福是人的最高理想，以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人类灵魂的心理研究”的长篇巨著描绘了一个缺乏道德一致性的、分裂的世界。针对评论界对小说结构的指摘，托尔斯泰明确表示：“我为这种建构感到自豪。其拱顶的交合处几乎看不出榫头。建筑物的联系不是在情节，也不是依靠人物间的关系，而是在于内在的联系。”事实上，文学史上再没有哪两个看似独立的人物形象，其存在和个性的内在联系能够像列文和安娜那样紧密关联，相互依托印证，成为颇具开创性的叙述整体。

从家庭的角度看待《安娜·卡列尼娜》，便不难发现它隐含着一个以家庭为基座的金字塔（屋宇）式结构，所有人物都附着于这一结构的某个层次，与家庭的根基或远或近。列文，处在象征生命跨度的宽大基座上，维持着世袭贵族领地的生计，亲自投入农事的劳作，寻求改革并为此著书立说。其次是与他关系切近的人们，谢尔巴茨基家的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吉蒂等家庭的虔诚信徒，以及与家庭关系暧昧的两个哥哥。占据上一层位置的是奥勃隆斯基，一个宁可忘记家室和孩子的人，其享乐生活仰赖世俗的宽容和他的好运气，讽刺地凸显出他妹妹悲剧的不公正性。处在金字塔摇摇欲坠的尖顶上的，是三个为家庭的名分争斗的人物：弗隆斯基（他从来不了解家庭生活）、顽固维持家庭体面的卡列宁（这个杜撰的姓氏取自希腊单词Karenon，头，寓意头脑掌控心灵），和弃绝家庭，继而失去一切的安娜。这些人对家庭有着天然的疏远：安娜与丈夫同是在亲戚的养育下长大。与其说是在竭力争取自己的合法婚姻，不如说他们无法承受丧失上流社会认可的后果。

在这个结构致密的多层建筑上，一根根檩条下方衬托着坚实的隅撑：情节线的演进呈现一种复杂的交叉状态，主次人物线索巧妙自然地交叉穿梭，相互观照，推进故事的发展，让列文第一次求婚时撞见弗隆斯基；让弗隆斯基夜访安娜停留在奥勃隆斯基家，而吉蒂却以为是为了自己；让吉蒂在温泉地邂逅她为其安排最后时刻的尼古拉·列文；让瓦先卡依次造访两个迥然不同的家庭聚会；让为家庭牵累的多丽反观弗隆斯基和安娜的独居生活；让实用主义者奥勃隆斯基见证卡列宁落入迷信的泥潭；让安娜与列文相见，与爱她的多丽、她伤害过的吉蒂告别……经过作家一番精心而缜密的谋划，一次次相遇必然而又自然，于种种戏剧冲突中完成鲜活立体的人物群像。

安娜的形象带有火焰一般热烈、感性和不顾一切的能量，反衬在列文沉郁、辩理和怀疑的基调上。从车站的嘈杂气氛中登场，无处不散发着炫目光彩的安娜，平息了一个家庭的混乱，又旋风般地从吉蒂身边夺走弗隆斯基，只是踏上返回彼得堡的列车才第一次平静下来。

她拿裁纸刀在玻璃上划过，然后把它那光滑而冰凉的表面贴在她的脸颊上，出于突然间无端地攫住她的快乐，她差点儿笑出声来。

此时，托尔斯泰以后代小说家难以企及的表现手法，传递出安娜内心情感的升腾过程，人物内心的躁动投射到周遭的环境中，让一切变得诡异神秘。

片刻间她回过神来，明白了走进来的那个瘦瘦的、穿着缺了扣子的粗布长大衣的乡下人，是个锅炉工，明白他在瞧温度计，还有风夹着雪随着他刮进门里；但随后一切又混淆起来……这个腰身长长的乡下人去啃墙上的什么东西，老太太开始把她的腿伸到整个车厢那么长，让车厢充满乌云；接着什么东西可怕地发出吱吱嘎嘎和敲打的声响，好像什么人被碾碎了；然后是令人目眩的红色火光，然后一切都被墙壁遮住了。安娜觉得自己沉落下去。但这一切并不可怕，反而很愉快……雪暴的全部恐怖此时让她觉得愈发美妙。

紧接着，在与她抢夺车门的暴风雪中，似曾相识的意象悄悄出现在安娜的视野。弯下身子的人影从她脚边溜过去，又听见锤子敲在铁上的声音。

弗隆斯基突然出现在梦境般的站台上，就像命运在宣示它的执拗：我去是因为，您在哪里，我就要在哪里。激情所带有的热病性征一直伴随着安娜。当读者再次见到单独约见弗隆斯基的安娜，相似的情景又出现了：她的前额贴着立在栏杆上的冰凉的喷壶。种种冰冷的象征物令她愉快，仿佛在为她发热的灵魂降温，直到最后化身为“在铁上做活”的小农民进入她的梦境。这噩梦甚至传染给了弗隆斯基，预示了命定的悲剧。

在贝特茜家的客厅里，安娜用吉蒂生病的消息试探弗隆斯基的感情，你来我往的猜谜游戏中，卡列宁走了进来。几乎客厅里所有人都朝脱离了共同圈子的人望了好几次，就好像这样妨碍了他们似的。只有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一个人没有朝那边望过一次，也没有从已开始的谈话中转移兴趣。

安娜的绝望处境早早固定在这一象征性的场景中。弃绝家庭，也被上流社会拒之门外，她从此置身于激情所统辖的世界。但这是个封闭、促狭和缺乏应变的世界，大大限制了她的爱与同情的能力。同样经历了爱与被爱的两个女人，吉蒂和安娜在情感的影响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颖悟能力。吉蒂，这个情场的落败者，在暗恋她的画家身上再次感受到爱的破坏性以及教义上的仁爱招致的道德困境，两种情感的碰撞让她从内心成熟起来，完全康复了。而安娜却不具有吉蒂的智慧，在爱上弗隆斯基的那一刻，她便彻底否定了自己的婚姻，她的情感世界从此变得狭窄逼仄，对他人的爱蜕变为单向度的激情。这种激情让她与习惯的生活两相断绝，心灵的停滞代替了同情与理解，只能用空洞的自责敷衍自己：“我是一个坏女人，一个堕落的女人，但我不喜欢撒谎，我无法忍受谎言。”安娜对自己说，并没有去想她到底要丈夫怎样，她想要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他。她也不明白，今天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特别多言多语，让她那样恼火，只不过是他内心焦虑和不安的表现。

外界的疏远让安娜义无反顾地爱着弗隆斯基，但他们的爱情与世间的所有情感一样，平庸俗常，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独特、那样超群绝伦。在离群索居的逍遥日子里，另一位画家的出现戳破了遮蔽现实的帷帐。面对安娜的画像，弗隆斯基感到困惑：画家怎么会发现她这种特殊的美？“那得去了解她，爱她，就像我爱她那样，才能发现她最可爱的内心的表情。”弗隆斯基想，尽管他还是由这幅肖像认识到她这最可爱的内心的表情。

如果说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成了自己热病般激情的化身，那么，列文的视野则充溢着丰富的人性情感。与安娜的确然性存在相反，托尔斯泰为列文创造了一个怀疑、不确定，因而也更广阔的世界。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农事经营上与农民之间进行着一场顽强而艰苦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也要面对与两个哥哥——自由派的特权阶层代表谢尔盖·科兹内舍夫和持有革命思想的尼古拉·列文——之间理想的冲突。天性中的博爱是列文获得救赎的源泉。他的爱情是建立在家庭构想上的，因而超越了个人情欲，有了形而上的意义。列文喜爱谢尔巴茨基一家，尤其是家里的女性，他曾依次爱上他们家里的三个女儿；他也总是以纯真的爱心对待他人，无论是刈草的农民、选举大厅外茶点柜台的侍者，还是狩猎途中唱着歌的纨绔子弟瓦先卡。他对两个哥哥倍加关照，仁爱与同情之心使得他劝说吉蒂出让她那份产业救济多丽，在仆人眼中，与悭吝的弗隆斯基的反差鲜明；在田野里的星空下，他颖悟到爱情，而经过了与吉蒂表明心迹之后的不眠之夜，清晨，街巷上的一切像是神意的启示：那时他所见到的，过后他任何时候都没有再见到过……一切都在同一时间发生：小男孩跑向鸽子，微笑着望了望列文；鸽子扑动着翅膀飞到一边，闪耀在阳光下空气中颤动着的雪粉之间。一扇小窗散发出新烤面包的香气，小圆面包摆了出来。一切合在一起是那样美好，让列文笑出了声，兴奋得哭了起来。在哥哥尼古拉的死亡、自己的婚礼以及吉蒂生产这三次重大的经历中，列文无不以虔敬的心去感知赐福或承受命定的劫难：在吉蒂或者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眼里理所应当的事情，在他看来却别有深意，他为潜藏在事物后面的神秘力量而困惑，不愿不加思考地接受基督教义指称的一切。怀疑的天性让列文饱受内心的煎熬，也让他能清醒地从自然的法则中找寻生活的信念。

若要在家庭生活中着手办什么事情，必须要么夫妻间完全敌对，要么恩爱和睦。当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明确，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就任何事情都办不成了。作为开篇家庭幸福论的呼应，临近结尾的这段警语显然更具揭示性。悬而未决的处境瓦解了看似牢固的爱情。安娜如同跻身沉落的孤岛，不停地抓起汪洋中漂来的一根根稻草：她读书，参与弗隆斯基庄园的事务，甚至开始写作。根植于家庭、土地的恒久的爱是列文操持农事和写作的强劲动力，相形之下安娜和弗隆斯基的田庄经营和绘画、写作既不真诚也无法持久，只是打发无聊时光的消遣。初见安娜，让列文的内心激起内心巨大的波澜，与当时的弗隆斯基经历的震撼并无二致，也让他与吉蒂间掀起了一场例行性风波。而在安娜一方，虽然她不自觉地（正如最近以来她对所有年轻男人所做的那样）一整晚都在极尽所能，以便激起列文对自己的爱意，而尽管她知道，她做到了这一点，做到了一个晚上对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且尽管他让她喜爱（虽然从男人的观点看，弗隆斯基和列文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她，作为一个女人，却看到了他们身上的共同点，正是为了这个，吉蒂才爱上弗隆斯基，也爱上列文的），但他一走出房间，她就不再想他了。嫉妒是相爱者的游戏。在列文身上，夫妻间的关系明确，嫉妒的风波不过是令人哂笑的插曲；反观无所依托的安娜，对弗隆斯基的猜忌则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怨恨、仇视和报复。“从来没有谁像这个人那样，让我如此痛恨……”明知道她在毁掉自己，她却无法克制，无法不向他证明他是错的，无法向他屈服。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宗教法则判定人皆有罪，恶隐藏在人性深处，惟有上帝是最后的裁决者，惟有上帝洞悉人心的奥秘。小说中的人物无一不接受了上帝的报应：身负不忠之罪的安娜的死，卡列宁仕途上的失败，弗隆斯基远赴战场，形同又一次自杀，而列文，婚姻生活为他缔结了新的怀疑。自杀主题在三个主要人物身上有着不同层面的意义：弗隆斯基出于个人的尊严和使命感，安娜则受制于命运的报复，而对列文来说，是人生信念的危机，表现为个人的理想与贵族身份和处境的冲突。与列文的危机相对应的是五十岁的托尔斯泰所经历的困境。这位享有国际声望、生活富裕而满足的人，似乎承受了无端的一击，时常为自杀的念头折磨，不得不藏起猎枪以免射杀自己。作家在八十年代完成了人生观的转变，这场精神革命在作家随后写成的《忏悔录》里得以剖析展示。他摒弃贵族阶级的立场，成为社会制度的评判者、慈善家和改革家，为普遍的不公正奔走呼吁，著书立说宣扬他的宗教理念，凭借巨大的影响力积极投入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安娜·卡列尼娜》结尾的一场风暴仿佛预示了这一剧烈的转变。正如纳博科夫所言，“我们看到了一个处于困惑的感恩中的列文，而托尔斯泰正将他微妙地拖入托尔斯泰教派。”

对具体事物的整体性感知是托尔斯泰艺术的典型特征。他笔下的人物充满质感，以致处于次要位置的人物都具有独立、强烈的个性。从农民们挥镰割草、装车的年轻夫妇轻巧连贯的动作上，从漂着绿叶又带着铁盒子锈味的饮水里，折射出列文身心融入自然的美好感受；当安娜见到久别的儿子，谢廖沙醒来并认出母亲的一连串纯真、懵懂动作的描述，从侧面强化了安娜脆弱可怜，同时享受着天伦之乐的复杂情感。托尔斯泰对高潮的铺垫也自有一番技巧。羞赧的吉蒂面对列文的求婚，别出心裁地用粉笔写下一个个代字便是一例；列文在狩猎的第一天出师不利，牧歌式的夜晚过后，单独出猎的收获已是期待之中，此时托尔斯泰笔锋一转，仿佛终于选定了大自然的代言人，开始从拉斯卡的角度叙述整个过程，情节跃升到焕然一新的格局，可谓出奇制胜。对猎犬习性、动作和心态的刻画惟妙惟肖，这部分文字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动物小说来读。

《安娜·卡列尼娜》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它揭示了自我认知的不确定性。托尔斯泰乐此不疲地重复了这一发现，小说中的人物时常遭遇认知的矛盾和困惑，如同暗夜行路，一切都混沌不清，一切都在变动，激情洋溢的幸福感很可能在下一秒沦为失望的因由。因而，读者看到多丽眼中天使般的孩子们转眼变成最为平常的坏孩子，看到列文违背自己的承诺赶走瓦先卡，看到失控的安娜陷入争吵——悔悟——求和的循环。在安娜病床前，与她相关的两个人被一种宗教般崇高的情感所控制，卡列宁表现出令人动容的豁达，原谅了一切。但是，当世俗的力量夺回自己的领地，宽宥的许诺便烟消云散，流下的眼泪也不留任何痕迹；亲临繁重而富有生机的体力劳作，列文觉得他从内心上与土地、与农民那样亲近，一切是那样和谐。露宿的一夜似乎决定了他的命运，不知不觉改变了对生活的看法。但是，当晨雾中一列马车驶过身边，当吉蒂的眼睛认出他的一刻，那一切，在这个不眠之夜搅扰了列文的，一切他所拿定的解决办法，全都一下子消失了。“不，”他对自己说，“不论这种简单、劳动的生活多好，我都不会回到那儿去了。我爱她。”托尔斯泰用第六部的头几个章节单独讲述了一个“人心难测”的故事。瓦莲卡和谢尔盖·科兹内舍夫都暗暗喜欢对方，科兹内舍夫更是理智地罗列出种种爱的理由，决定借采蘑菇之机提出求婚。林地间，预感到表白的一刻就在眼前，两个人心情紧张激动。但他没有说这些话，由着不意间出现在他脑子里的想法，他突然问道：“白蘑菇和桦树蘑菇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瓦莲卡答话时，她的嘴唇因为激动颤抖着：“区别不在伞帽上，是在根部。”这些话一说出来，他和她都明白了，那件事结束了，本该说的那些话不会再说出来了，而在此之前他们达到最高程度的激动心情也开始平息。在托尔斯泰这里，偶然性压服了理性的辩白，命运的隐形的手在操控一切。犹如捕捉到了上天赐予尘世的不朽之光，任何心理学上的论证在它面前都会暗淡失色。正是在这道光线的映照下，安娜见到车站上蛮横卑鄙的男人们、模样畸形的太太、丑陋的小女孩和麻风病一般的人群，想起与弗隆斯基初次相遇那天所发生了什么，一下子拿定了主意。一种类似她游泳时经历过的、做好准备进入水中的感觉攫住了她——这便是她熟悉的裁纸刀和喷水壶的诱惑，压住了理智发出的一连串惊恐的质问：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为什么？

《安娜·卡列尼娜》的诞生为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文学写下光辉灿烂的一章。其时，现实主义艺术经过菲尔丁、司汤达、狄更斯和福楼拜的兴盛之后陷入停滞，光怪陆离的颓废文学和现代派尝试渐趋占领小说艺术的前沿。而在斯拉夫的沃土上，现实主义叙事传统在普希金、果戈理和屠格涅夫身上得到持续发展，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两座小说家的高峰撼动了整个西方世界，也深深影响了D.H.劳伦斯、托马斯·曼和詹姆斯·乔伊斯等“后俄罗斯时代”的小说家。无论是人物的内心刻画，还是动态情境的描写和文句的修辞，《安娜·卡列尼娜》无不为后人提供了难以超越的典范。在写实上，托尔斯泰的白描笔触直接指向客观事物的真实状态，从细微的行为动作之中阐发人物的内心世界。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创造了后来被形式主义学派归结为“陌生化”的叙述方式，将陌生、非常规的词句和表达应用在惯常的场景、动作和印象上，创造出独特、传神和身临其境的感触，读者不仅看到舞会上的吉蒂“犹如一只蝴蝶，刚刚钩住一片草叶，马上就要展开彩虹般的双翅腾空飞去”，听到“好像均匀地撕开一块绷紧的布”的嚯嚯鸟鸣，也与人物一道见识“朝地上鞠躬”的神职人员、蹙紧、舒展开的蒸汽机车轮的推动杆，还有让列文顿感失望的新生儿：一个摇晃不定的东西，被拿起来，用一根手指翻过去，收拾成一个硬邦邦的玩偶……在心理层面，一个关键的情态动词“опомниться”（猛醒、缓过神来），在全书出现二十多次，用以描述人物走出短暂的忘我状态回到现实，仿佛瞬间处于自我认知的边缘，游离到陌生的、他者的境况中，反观现实的荒诞性。20世纪的评论家会不假思索地将这类描写归为存在主义式手法，而安娜前往车站途中的所思所见无疑是意识流文学的先例。这一切，与其说是一种风格化的特征，不如说是作家摹写现实、延展感知维度的必须，是这幅庄重、沉郁的现实主义全景画上一处处色彩绚丽的细部。

托马斯·曼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位艺术家像托尔斯泰那样，身上具有如此强烈的荷马史诗的不朽气质。《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活的小说，持久地影响着不同时代、不同年龄的人，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着无可撼动的崇高地位。这不仅由于作品对人性的深入剖析、对善与美的独特展现及其高贵的道德品质，也由于小说背后矗立着这样一个史诗般伟大的灵魂，其文学实践与坚守信念、不断完善自我和社会环境的生命历程息息相关，使他的小说和论著有了一种超越叙述与教条的强大力量，引领人们穿越心灵的荒原，抵达赐福的绿洲。

现时流行的《安娜·卡列尼娜》版本主要有两种，一是1934年由托尔斯泰的信徒契尔特科夫主持编辑出版的“百年纪念版”《作品全集》（九十卷本，其中的第十八、十九卷为此书），该版本对期刊连载之后发行的单行本进行了修订，早期影响较广，也是现有各中文版所依照的底本。另外一版是1970年由科学出版社单独发行的“文学纪念碑”版，编辑为日丹诺夫、扎伊金施努尔，该版移除了托尔斯泰的编辑斯特拉霍夫、夫人索菲娅及其他校对者所做的更改，内容上较百年版丰富，语言处理更细致，个别段落的衔接也清晰合理，被研究界认定为最完善的版本。本书即是依据这一版本翻译而成，为中文读者呈现这部不朽名作的本来面貌。

于大卫

2018年，于北京

18这是最后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