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职典礼——五中全会：1980年2月23–29日
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了邓小平及其盟友在1979年最后几周作出的决定。支持华国锋的政治局重要成员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受到正式批评，从政治局“辞职”；陈锡联和纪登奎也丢掉了副总理职位。汪东兴和陈锡联是真正的激进派，但吴德和纪登奎骨子里并不激进，他们只是作为有经验的党的领导人，长期以来为求自保而顺应激进派罢了；他们的政治命运戛然而止，是因为他们1976年4月5日镇压了在天安门向周恩来、邓小平表达敬意的示威者。
邓小平的三个主要支持者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接手要职。胡耀邦成了党的总书记。华国锋名义上仍是总理，但赵紫阳成为实际上的总理，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万里成为事实上的副总理，并担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这为在全国农业生产中实行包产到户铺平了道路。他们两人的副总理职务在4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和8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得到正式批准，同时，在2月已经离开政治局的纪登奎和陈锡联，被正式免去副总理职务。
这次全会事实上相当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开始主持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就职典礼。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现在都是邓小平路线的热情拥护者。此事的重要性不在于正式投票，因为这种事极少发生，政治局常委其实也极少开会。但是常委的人事变动在上层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使下边的干部很快意识到上级将要采取新的政策路线。因此在五中全会之后，下级干部更仔细地解读邓小平和胡耀邦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和文件，他们不必再两边下赌注，不必再密切关心华国锋说些什么了。
除了在五中全会进入最高层的干部，一些有能力并且致力于改革的老干部也出任了高层职务。邓小平将那些在文革时期靠打击富有经验的老干部而得到升迁的干部，从他的领导班子的关键岗位上清除出去。对军队中的某些重要职务，邓小平使用与他有着特殊信任关系的二野部下。但是除此之外，在领导背景各异的党员上，他对自己的能力有足够的信心，因此认为不必要求个人忠诚。他领导的不是一个帮派，而是全党，只有那些没转变立场接受他领导的文革受益者除外。
邓小平不需要对宣传部作出具体指示。五中全会上的宣传干部，包括主要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和党刊《红旗》）的总编，都根据邓小平的会议讲话，撰写反映其观点的社论和文章。邓小平因长期身居要职而严于律己，在判断自己的讲话会被人如何解释方面很有经验，所以他一向讲话慎重。
对于高层发出的信号，下面的人都会十分认真地加以研究。某个省委书记来到北京后，通常先要在书记处找一个熟悉邓小平眼下关心的事情的可靠熟人交谈。各部委和各省也都有一个不大的政策研究室，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随时了解和掌握高层领导的最新想法及其对本部门或本省的意义。上边发的文件如此之多，下级干部不可能逐字逐句地阅读。各单位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就是让单位上司及时了解哪一条指示最重要，邓小平、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下一步要做些什么。这使本单位的领导核心对于如何做不会惹麻烦，如何向中央争取资源，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1980年初的这些人事变动，使邓小平得以更有效地处理日常工作，推动一些可能受到毛派分子拖延或阻碍的计划。为刘少奇平反的僵局很快就被打破。刘少奇从1945到1966年一直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后来毛泽东把他打成叛徒和“走资派”。虽然他已在1969年去世，他的冤案却是有待平反的最重要案件。邓小平在五中全会上宣佈，为刘少奇平反不一定批判毛泽东。但是给刘少奇平反所造成的效果是使党员对于修正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承认他的错误作好了准备，也使为很多与刘少奇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中共老干部平反变得更加容易。[12-33]
五中全会还恢复了1966年被撤销的书记处。书记处重建之后，领导着各部门一小批领导的政治局要员在那里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实质上，书记处成了协调党的日常工作的首要机构。书记处每周都要开例会，在国务院办公的赵紫阳总理也会参与其中，在党和政府之间做一些协调工作。
五中全会的变化有助于减少政治局会议的矛盾，使全面改革的道路更加畅通。新的领导班子的巩固，使邓小平能在随后几个月内就作出指示解散各地农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五中全会也为1980年底完成对党的历史评价、解除华国锋的所有职务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