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毛泽东时代和华国锋：1980年秋至1981年6月
邓小平究竟何时决定让华国锋靠边站，至今没有公布可靠的纪录。邓小平对毛泽东如何拿掉干部有过多年观察的经验，从1978年12月到1981年6月，他有条不紊地逐步削弱了华国锋的权力基础，据此有理由推测他事先是有战略考虑的。即使1978年12月时他还没有排除华国锋的明确计划，他当时至少已经在考虑，如何在不引起同事震惊和避免公开斗争的情况下，逐渐减少华国锋的权力。
毛泽东整治高级干部时，往往先除掉他们的主要支持者，使他们陷入孤立，从而使批判他们变得更容易。同样，邓小平在1980年2月除掉华国锋的左右手，让赵紫阳接过了总理的工作。华国锋在1980年5月出访日本时已没有多少权力，但他的出访可以让外界放心，中国没有因权力斗争而分裂。[12-34]1980年8月华国锋正式辞去总理一职。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以评价毛泽东作为焦点的中共党史评价，也与解除华国锋职务同步进行。这两件事有着天然的联系：华国锋曾肯定毛泽东的所有政策和指示，甚至包括那些毛泽东铸成大错时的政策和指示，而对毛泽东时代更诚实的评价已使这些错误大白于天下。评价党史的工作，在1979年叶剑英的国庆讲话后不久便已开始，当时邓小平广泛征求意见，以便全党在评价毛泽东上取得共识。[12-35]在叶帅讲话的十几天后，邓小平成立了一个以胡耀邦为首的小班子，这个班子于1979年10月30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至少从1956年开始，邓小平就在严肃思考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问题——这一年他去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大，而赫鲁晓夫在大会上谴责了斯大林。邓小平多年来有很多机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文革期间他下放江西的三年半时间。邓小平年轻时极其敬佩毛泽东，几十年忠诚地为他工作，却被他抛弃了两次，受到公开批判的羞辱。他的长子由于毛泽东的红卫兵而造成下肢终身瘫痪。如果他不怨恨毛，那不合情理；尽管邓小平性格刚强，但他也有常人的爱憎之情。不过，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他并不显露任何个人感情。
评价毛泽东的过程，延续了邓小平长期一贯的理性分析：如何既能维护党的权威，又让手下的高级干部摆脱毛的路线。1980年8月，评价工作仍处于初期阶段的时候，邓小平就对记者法拉奇（OrianaFallaci）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12-36]当1980年10月出现争论时，邓小平对起草人作出指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12-37]最后的文件对毛泽东表达了充分的尊重，因此不会损害那些包括邓小平在内曾与毛泽东密切共事的人的权威。但是决议要作出解释为何现在应当为毛泽东整过的干部恢复工作，也要对否定毛时代的高度集体化和阶级斗争作出正当说明。
文件的第一稿于1980年2月完成。据说邓小平对它并不满意，他把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叫去，建议他们（1）要对毛主席的历史作用作出积极评价；（2）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说明毛在文革中的错误；（3）得出一个全面的结论，使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三条中，第一条“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12-38]不管他本人因毛泽东的批判和决定受过多少罪，他对起草人说，要讲清楚党和人民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手下挨过整的很多高层干部的复出，以及民主墙对毛泽东的大量批评，意味着在核心圈层有很多人支持批评毛泽东。因此，邓小平可以公开表明他的立场：他要捍卫毛泽东的重要性，但不会回到过去的路线。[12-39]每一次他公开讲话，都抱怨最新一稿没有充分承认毛主席的伟大贡献。
例如，邓小平在1980年6月27日说，稿子还是写得太消极。他不但让起草人更多突出毛泽东支持过的正面事情，而且要求他们承认毛泽东的错误首先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的原因。邓小平接受了胡乔木的看法——起草人别无选择必须承认大跃进的错误（与文革不同，邓小平是大跃进的积极参与者），但他坚持认为，起草人在谈到大跃进时，要先讲明这个时期的一些积极成就，然后再承认缺点。[12-40]
为了在人民群众中取得广泛共识，形成团结而不是对立的局面，邓小平指示说，要让北京和各省的高级干部都有机会给草稿提意见。于是，政治局通过了最新的修改稿后，中央办公厅于1980年10月12日将它发给大约4,000名高级干部，让他们提意见。他们的意见经过汇总之后，交给起草人作进一步的考虑。[12-41]实际上，把中央党校的1,500名学员也算在内，总共有大约5,600名党内高层参加了草稿的讨论。有些人直言不讳地要求更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科技专家方毅说，毛泽东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早在1967年2月就敢批评文革的谭震林说，毛泽东的做法违背了他自己的教导。但是当黄克诚——他自己的上级彭德怀挨整时，他也受过严厉批判——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为毛泽东的贡献辩护时，其他人很难再要求更加严厉地批毛。
虽然草稿的修改和审议仍在继续，但是到1980年11月底时，主要的讨论便已结束。1981年3月24日，当邓小平与陈云商讨后期的最新一稿时，陈云说，要多讲建国以前毛泽东的作用，这更能突出毛的积极贡献。陈云还说，应特别重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强调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并转告给了起草人。[12-42]
这些广泛的讨论，反映着高层干部是多么重视毛泽东的名誉问题，因为毛在历史上的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政治前程和他们亲属及同事的待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评价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彭德怀的分歧不再被认为严重到需要用“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形容。这让每一个人有了喘息的空间，尤其是那些受害者的亲友，他们感谢这种措辞上的改变。
最后定稿的文件里处处可见对毛泽东思想以及对毛泽东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贡献的歌颂，但也批评了他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作用。例如，大跃进的问题是“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文化大革命“让党、国家和人民经历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12-43]文件只是笼统地谈到了毛的错误，但邓小平说，15年之后将有可能对毛泽东再作一次评价。他这样说的意思似乎很清楚，党如果在1980年过于严厉地批评毛泽东，有可能造成分歧，削弱人民的支持；若干年以后，党能够与现在的情绪和人事问题拉开距离，也许有可能对毛泽东进行更加具体和坦率的评判。[12-44]
就像苏联对斯大林的功过三七开评价一样，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也是三七开。毕竟毛泽东自己也承认犯过错误。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错误地估计形势，采用了错误的方法，这些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1981年3月19日起草工作接近尾声时，邓小平对有关文革期间毛泽东作用的讨论表示满意。
邓小平深知，必须让群众放心，评价毛泽东和华国锋的过程在有序进行，同时也要向世界表明，中国没有发生破坏性的“权力斗争”，没有出现“非毛化”。正是在这时，他同意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是采访高层领导人的全球最著名记者之一，一向以言辞犀利，准备充分，能提出一些令人头痛的尖锐问题而闻名。邓小平乐意接受她的挑战。8月21日上午的采访进行得十分愉快，邓小平在采访结束时开玩笑说：“我们吃饭去吧，我的肚子已经开始闹革命了。”他还提出两天后再次接见她。
在法拉奇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的两周以前，北京已经发出通知，要减少在公共场所悬挂毛泽东画像和诗词的数量。因此法拉奇的提问便以“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会保留？”作为开始。邓小平回答说：“永远要保留下去。”他解释说，毛泽东犯过错误，但是跟林彪和“四人帮”的罪行不同，与他的成就相比，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说，毛泽东思想仍然提供了重要的指南，尽管毛在晚年接触实际少了，违背了他原来提倡的思想。当法拉奇问到大跃进的错误时，邓小平答道，那不是毛泽东一人的错误，而是与毛泽东一起工作的所有人犯下的错误，他们都有份。[12-45]当她问到毛泽东选林彪做接班人一事时，邓小平说，领导人为自己挑选继承人，是封建主义的做法。邓小平的意思很明确：毛泽东选华国锋做接班人也是不对的。在问到将来如何避免文革这类事情时，他解释说，党的领导人正在改进各项制度，以便创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12-46]
很多领导人在回答法拉奇的尖刻提问时会变得十分烦躁，邓小平却应对自如。后来法拉奇回忆自己漫长的采访生涯时，将她对邓小平的两次采访作为自己的得意之作。钱其琛外长这两次采访时也在座，他还参与过邓小平的其他很多次会见，他也把邓小平在这两次采访中的表现作为邓小平最精彩的表现之一。[12-47]
1979年5月之后华国锋就不再经常公开露面。在1980年9月7日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最后一次重要讲话。他没有明说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他确实表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党不应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经济问题上，他的讲话与当时党的政策一致：他支持陈云提出的调整要求，强调农业和轻工业的重要性。[12-48]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些文件，如“指导原则”，实际上也有力地批评了华国锋的领导。
在一次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上，常委们讨论了党史文件中是用简短的六行文字对1976年以后的时期作一总结，还是用较大的篇幅对这四年作出更详细的评价——后一种做法难免包括对华国锋的批评。华国锋当然反对具体说明这四年的细节。与会者同意先把篇幅较短的一稿发给其他领导人讨论，看看他们反应如何。[12-49]相当多的领导干部都批评华国锋在阻止邓小平复出上起的作用，主张用篇幅更长的稿子。最后邓小平同意文件应包括对那四年的讨论，这可以使解除华国锋职务的理由更加明确。[12-50]于是篇幅更长的内容成了定稿的一部分。[12-51]
在1981年5月下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约70名与会者最后通过了决议的修订稿。起草人员作了一些细微的修改后，最后一稿被提交六中全会，并在6月27日获得通过。它将在1981年7月1日建党60周年之际向全国公布。[12-52]
在11月10日至12月5日连续召开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是否免去华国锋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个主要职务，成了争议最大的问题。当时辩论的内容十分敏感，以至于党史研究者在30年之后仍无缘看到大部分纪录。不过，一份关键性的文件，即胡耀邦在11月19日的一篇有关讲话被公之于众。从这个文件中可以清楚看到争论的大致轮廓。
胡耀邦在退休后说，他最愉快的几年就是在华国锋手下的那段岁月。这种说法很可能反映着他对邓小平让他下台的不满。但胡耀邦在1980年是受命就免去华国锋职务作出说明的人。胡耀邦在有关这段历史的说明中首先承认，党和人民绝不会忘记华国锋在逮捕“四人帮”上作出的贡献，尽管他夸大了自己在这一成就中的作用：由于“四五”示威运动后形成的政治气氛，逮捕“四人帮”并不是难事。胡耀邦又说，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继续执行毛泽东错误的阶级斗争路线，他没有广泛征求意见，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在世时，华国锋有时也不同意毛的看法，甚至被毛批评过（他曾被毛批为“满脑子都是生产”），但是毛泽东去世后，他却用“两个凡是”加强个人权力。胡耀邦还批评华国锋搞个人崇拜，给自己添加光环。最后，胡耀邦回忆说，他在“四五”事件后非常失望，因为从那时起直到1977年2月26日，他一直无法得到与华国锋交谈的机会，而且直到1977年3月14日之前他也不能随便看望邓小平。
据胡耀邦称，陈云（华国锋一直不让他回来工作，直到三中全会的气氛形成，促使华国锋不得不这样做）说，从毛泽东去世直到1977年3月，华国锋对待老干部非常粗暴。尤其是他拒绝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害怕老干部复出干扰他的统治能力。胡耀邦说，叶帅和李先念几次劝华国锋让邓小平回来工作，陈云和王震在1977年3月的工作会议上也表示同意，但华国锋仍然拒绝这样做，而是只依靠少数几个人，包括汪东兴、纪登奎、吴德、苏振华和李鑫。对于党内事务，有时直到最后一刻还把其他干部蒙在鼓里。华国锋还追求经济的过快增长。胡耀邦承认，这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错误，也是邓小平和他本人的错误，其实，当时只有陈云认识到了那些计划太冒进。[12-53]
在1980年底，最强烈反对让华国锋下台的人是叶帅。在讨论党史时，叶帅就不赞成强调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他觉得，为国家利益计，必须比邓小平更坚定地维护毛泽东的威望。他更愿意将责任推到江青和林彪身上。在叶剑英看来，两个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生动地回忆说，毛泽东去世前不久，他去向毛表达最后的敬意，毛向他招了招手。虽然毛已说不出话，但他知道毛想说什么，他希望叶剑英能够支持华国锋，帮助他走上领导岗位。（然而当时一直陪着毛泽东的毛远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12-54]）据说，叶帅认为华国锋应当保留职位，邓小平可以继续做他的工作，但名义上仍要受华国锋的领导。
叶帅为何要维护华国锋呢？有人揣测，叶帅本人想继续在党和政府中扮演关键角色，所以他支持能够让他如愿的人。但是叶剑英已经年迈，他不但从未表现出任何个人野心，而且多年来一直不愿意插手日常事务。更有可能的是，像另一些党的干部认为的那样，叶帅担心邓小平可能变得过于专断，举止越来越像毛泽东，所以他想以保留华国锋作为限制邓小平的权力、促进党内民主的手段。
最终，叶帅等人的反对被政治局大多数人的观点所压倒，他们都赞成华国锋辞职，把权力集中到邓小平及与其共事的人的手里。这一系列政治局会议一结束，在1980年12月5日一份供内部传阅的文件中，政治局宣佈，将建议六中全会接受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由胡耀邦接替他出任党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他的军委主席一职。华国锋将担任党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12-55]
叶剑英不是为自己的信念而坚决斗争的人，他更愿意避免对抗。他接受了政治局对华国锋作出的决定，事实上还为自己支持华国锋作了温和的检讨。[12-56]邓小平成为中央军委主席之后，叶帅便选择了不再与他分担这项工作，而是回到广东的老家。他的儿子叶选平已在那里担任广州市长和广东省副省长，他可以在广东安享晚年。叶帅出席了六中全会的开幕式，但是在会议正式通过党史决议和批准华国锋辞职的过程中，他没有留在会上参与讨论。后来当叶帅在1984年和1986年病重时，邓小平也没有像过去对待周恩来那样，礼节性地前去看望他。叶帅死于1986年。
政治局经过这些激烈辩论后最终形成的决议，措辞直截了当而又严厉：“华国锋同志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1978两年中，华国锋同志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一些左的口号⋯⋯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虽然﹞华国锋同志也有一些工作成就，但十分明显的是，他缺乏作为党的主席所应有的政治和组织能力。而且每个人都很清楚，根本不应当任命他担任军委主席。”[12-57]华国锋的政治生命结束了。虽然他被允许在1981年6月的六中全会之后继续留在政治局内，但他因受到的指责而丧失颜面，因此极少出席党内高层的会议。
不论对华国锋的下台还是对党的历史评价的过程及结果，邓小平都有理由感到高兴。华国锋的下台没有引发公开的权力斗争。同时，在对党的历史评价中邓小平把握住了一种微妙平衡：既对毛泽东给予充分赞扬，以免削弱党的权威，又批判了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作用。党内高层对毛泽东在晚年犯有严重错误形成了基础广泛的共识，这使邓小平能够踏上新的征途。这条征途不会为毛泽东所赞成，但邓小平相信，这对中国是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