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为改革开放作准备
当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时，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五天，叶帅向他简单介绍了政治气氛的变化，建议他为自己的新工作作好准备。叶帅德高望重，论资格可以追溯至1927年的广州起义，但他从不贪图个人权力，现在则成了“拥立领袖的人”。叶帅深信，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是因为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人手中所造成的。他促请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人合作共事，一起领导党和国家。叶帅与邓小平见面时，邓小平同意应当加强集体领导，对个人宣传加以限制。[7-71]华国锋也接受了叶帅的劝告，在党的政策内容上作出让步，并且同意由邓小平作为党的主要代言人。尽管没有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而且华国锋名义上仍保留着党政军首脑的头衔，但邓小平按叶帅的建议，已开始为自己的新角色作准备。
在为新工作作准备时，邓小平必须让他的同事们放心，所以他要修改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和三中全会上的发言稿。邓小平与政治局常委见面，再次向同事们——他们都知道他跟毛的分歧——保证，他不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毛主席为党作出了卓越贡献，党不应当像赫鲁晓夫抨击斯大林那样批判毛泽东。他还向他们保证，国家要继续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通过看每天的简报了解情况，邓小平观察到了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的急切的乐观情绪。这位老练的政治家提醒他那些资历较浅的同事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告诫说，中国不可能很快解决它的所有问题，不可以想当然地急于求成。[7-72]有一些难题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为了避免再次揭开文革的伤疤，他建议对此事进一步研究。就像他过去多次讲过的那样，他再次建议首先看大局，然后再想局部；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他说，在吸收外国投资和技术之前，首先需要国内的稳定。国家只有稳定了，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7-73]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让群众和外界产生中国存在权力斗争的印象。邓小平给政治局常委的这些意见得到了采纳，成为了党的观点。会议几天之后，他的讲话被印发给全体与会者。[7-74]
邓小平现在要成为头号领导人，因此他必须重写他在工作会议闭幕式和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到12月2日，华国锋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作出让步之后，邓小平把坚定的改革派胡耀邦和于光远叫来，让他们负责准备他在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讲话。他当时正忙于结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同时也在准备对越南可能进攻柬埔寨作出强硬反应。不过，至少从1969年到1973年下放江西以来，邓小平就一直在思考这次讲话中所要谈到的问题。胡耀邦和于光远得到了另外一些实际起草人的协助，并且像通常一样，由胡乔木作最后的润色。[7-75]
邓小平很少为讲话写提纲，但是为了这次会议，他在12月2日拿出一份有三页纸、共计1,600字的说明。他就讲话的风格、内容和要点，向负责起草的人交待了他对稿子的要求。他对起草人说，讲稿要简明扼要，句子要简短，听起来铿锵有力。他要说明中国是多么落后，多么需要改革。12月5日邓小平读过初稿后，又向起草人逐行逐句提出他的意见。12月9日和11日他又两次与起草人见面审阅新的草稿，并重复了同样的详细过程。
邓小平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出新的政策，因为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手作这样的准备。他向齐聚一堂的中共领导干部概述了他在新时代的思路。讲话反映着他对自己当时苦苦思索的一些大问题的想法：如何鼓励新思想，同时尽量减少保守派干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泽东，又要摆脱他的路线；如何既保持乐观，又要避免以后的失望；如何既维护稳定，又开放经济；如何既给予地方干部灵活空间，又能维护国家的发展重点。
在他为了与讲稿起草人第一次见面而准备的提纲中，邓小平列出了七个主题：（1）解放思想；（2）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法制；（3）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4）克服严重的官僚主义；（5）允许一些地方和部分企业先富起来；（6）在经营管理上“加强责任制”；（7）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第二次见面时，邓小平对起草人说，他决定把后面几个主题合并成一个，在最后的讲稿中只谈四个问题。
在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称赞这次工作会议是1957年以来党内最好、最开放的一次讨论会。他说，要允许大家说出对真实情况的看法。“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太少。⋯⋯应当允许群众提一些意见，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无论在当时还是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倡过不受限制的言论自由。事实上，当人们开始在离天安门不远的地方把自己的观点张贴到墙上几天之后，邓小平就在11月29日表示，“民主墙”上张贴的一些言论是错误的。
邓小平既要赞扬毛泽东，又要为脱离毛的某些政策留出空间。他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但是不必匆忙去做。”他再次重复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犯过错误，他本人也犯过错误，任何想做事的领导人都会犯错误。他表达了党内高层的一种主流观点：中国的两次大灾难——大跃进和文革，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允许一人统治，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因此中国需要创建法制，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法制一开始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变得公正合理。
邓小平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与毛泽东依靠精神鼓励搞大跃进的做法截然不同。他说：“调动积极性不能没有经济手段。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响应号召，但这种方法只能短时间内有效。”[7-76]邓小平认为，必须创建一种制度，通过提拔和改善生活条件，奖励那些促进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人。邓小平还特别提出，要给地方干部更大的灵活性，让他们发挥主动精神。
邓小平说，集体负责论实际上是“无人负责”。他主张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同时承认为此必须给予个人权力。当他在1975年对下级干部说要敢想敢干时，干部们担心毛泽东会在政策上变卦；而他在1978年再说这些话时，听他讲话的人已经不必再为政策的变化担心了：他们觉得干劲十足，要努力为国家做事，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会犯一些错误。
邓小平支持为文革中的冤案平反：“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但他坚决反对人们向过去整过自己或自己亲友的人“算账”。为了避免冤冤相报，平反工作要快，不能拖泥带水。“但是，”他说，“搞清楚每个细节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不应纠缠于文革，因为他知道这只会造成分裂，可以让时间去解决问题：“安定团结是头等大事。”对参与过打砸抢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决不能重用。但是，对犯过错误但作了真诚检讨的人，要给他们机会。然而，邓小平也特别提到一点：党对那些今后再犯错误的人将更加严厉。[7-77]
邓小平试图提前考虑一些新政策可能带来的问题，并淡化那些将会对新政策不满的人的敌意。他知道不平等会增大——由于即将发生的那些变化的速度和中国人民的多种需求，“一部分人会先富起来”。但是他说，其他人以后也会有机会，先富可以帮后富。他告诫说，可能会出现一些他本人和其他领导人都不熟悉的新问题，但是要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要“不断学习”。[7-78]
邓小平虽然没有说得很具体，但是他打算开放一部分市场。他对同事们说，不要担心市场会带来经济混乱。他承认，在负责整体计划的人和获得更多自主权的地方干部之间会产生一些矛盾。利益冲突可能比以前更严重，但是他认为，从长远看，生产力的发展会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7-79]
为了对即将到来的很多变化作好准备，邓小平建议党的干部学习三种知识：经济学、科学技术和管理。他具体说明了应当如何评价干部：对经济单位的党委进行评价，主要是看它采用的先进管理方法的情况，它在技术创新上取得进步的多少，它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和它的利润增长状况——而这是以其工人个人收入及提供的集体福利作为部分衡量标准的。与会者急切地想得到在这种新环境下的更具体的指示。通常每次工作会议最后的重要讲话之后，参加者就会散会；但是这次邓小平讲话之后，会议又延长了两天，以便来自各个地区的小组继续讨论如何贯彻落实邓小平讲话中的新指示。[7-80]
邓小平讲话中的很多思想，对于西方的工商业管理者来说就像常识，其中一些思想甚至能从中国1949年以前和1950年代初及1960年代初较稳定时期的政策中找到来源。但是对于1978年领导国家的人来说，邓小平这些思想代表着从根本上摆脱毛泽东时代。与会者有理由期待，那个由大规模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僵化的意识形态、英雄崇拜、高度集体化和全面计划经济所构成的痛苦时代终于结束，中国开始进入可控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