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香港主权
1975年5月25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了1970年至1974年担任英国首相的爱德华・希思（EdwardHeath）。毛泽东当时表示，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还不到，他指着旁边的邓小平和另一些年轻干部说：“这个问题让他们去解决吧。”[17-29]
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对香港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然而，1977年在与叶剑英元帅共同前往广东时，他们的讨论重点并不是收回主权，而是香港能为大陆的现代化提供什么帮助。邓小平很清楚，中国可望在金融、技术和管理领域大大得益于香港。即使中国收回主权后，也要让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眼下的任务是减少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劣迹给香港商人造成的恐惧和反感。文革中的红卫兵不但迫害港人住在大陆的亲属，而且还涌入香港让港人心惊胆战，使他们普遍憎恶毛泽东的统治。[17-30]
邓小平在1978年4月成立了国务院下属的港澳事务办公室和以廖承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廖承志可以说是这个职务的不二人选：他的家乡在惠州附近一个小村庄，距香港只有五十多公里。另外他与香港和日本都有很深的渊源，他1940年代后期曾在香港居住，其堂妹是香港首席大法官的妻子。
廖承志最初的任务之一是筹备和召开文革后的第一次港澳问题会议。这次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月，主题是放弃导致港人疏远大陆的“极左”政策，最初的工作重点是改善中国与港澳工商界的关系。
北京在提到香港时，长期以来习惯称“港澳”，仿佛说的是一个地方。对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来说，澳门这块隔珠江三角洲与香港相望的葡萄牙殖民地只是个小地方，相对而言并不重要，经济活力来自于香港；况且，虽然与葡萄牙的租约到1999年才到期，澳门实际上已处在大陆的控制之下。葡萄牙在1967年和1974年曾两次提出将澳门归还中国，北京已与葡萄牙达成协议，大体勾画出了归还澳门的方案。北京担心这个决定会对极不稳定的香港民意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一直对协议保密，公开的说法是还没有作好收回澳门的准备。对邓小平而言，“港澳”指的就是香港。
从1949年到1978年的冷战期间，香港一直是中国与外界沟通的最重要视窗。港英当局允许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这里共存，甚至相互搞谍报活动，只要他们不公然打开战端，能让港英殖民政府维持法律和秩序即可。[17-31]北京利用香港这个地方赚取外汇，进口技术，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但是直到1978年以前，这个视窗只开了一道缝，大陆与香港的关系仍受到极大限制。中国原本可以切断对香港的饮水和食物供应，但即使在文革期间它也没有这样做。1960年代俄国人对中国批判修正主义听得厌烦，便恐吓香港人说，假如中国真反修，它不妨证明给世人看看，把家门口那块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收回去。北京则回答说，香港属于历史问题，要等到适当的时机才会加以解决。北京对香港的战略是“长远打算，充分利用”。[17-32]
为了解决“收回香港主权”的问题，邓小平要认真进行准备。1978年他还没有筹划处理这件事的路线图。当时邓小平仅仅作出了中国将维护香港繁荣的一般性保证。然而，廖承志在1978年8月19日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对一批香港客人保证说，香港可以长期保留它的现行制度，中国不会在香港搞群众运动。[17-33]
1978年11月，尽管邓小平正忙于出访东南亚以及为成为头号领导人作准备，他还是抽空接见了香港船王，即当时香港最有名大概也是最有钱的商人包玉刚。[17-34]邓小平赏识的不仅是包玉刚的成功，还有他对国际商业界第一手知识的掌握、对见过面的世界各国政要的敏锐观察力、对香港商业精神的直率赞扬、他的务实作风以及希望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帮助的真诚态度。在中国大陆以外，没有任何家庭能像包玉刚的家庭那样与邓小平一家人形成密切关系。[17-35]1978年11月，邓小平和包玉刚专门讨论了香港商人在中国现代化中能够发挥的作用。
1978年12月，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强被派往香港，考察香港能为中国、尤其是广东的现代化提供哪些帮助。李强在访港时首次宣佈，中国将接受外商投资，欢迎贷款。李强还邀请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邓小平知道港督麦理浩会讲汉语，在伦敦很有威望，与中共驻港代表也有不错的工作关系。他还知道，对于香港在1997年之后的命运，最终还是要跟英国人认真磋商。[17-36]在口头邀请麦理浩之后，中方又发出了正式的邀请函，这是由一位中国部长写给港督的第一封信。麦理浩认识到中方这种姿态的历史性意义，他说：“鉴于中国现代化计划的大背景，这是一个严肃的倡议。人人都同意，我当然应当走一趟。”[17-37]（关于香港在四化中作用的更多内容，见第14章。）
1920年邓小平赴法国时乘坐的轮船曾停靠香港，当时他就对香港产生了兴趣，1929年至1931年他被派往广西领导城市暴动时曾取道香港，在那里住过数月，对香港有了更多了解。[17-38]邓小平对殖民历史有大致的了解：香港岛在1842年鸦片战争后割让给英国，1860年又割让了大陆的一小块地方九龙，北边的“新界”则于1898年租借给英国99年，将于1997年到期。邓像中国的其他爱国者一样认为所有三个条约都是不合法的，都是在中国无力抵抗之际被强加的“不平等条约”。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共在香港维持着一些自己的组织，在普通港人中也有为数不多的追随者。[17-39]共产党对所有其他人，包括国民党、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怀有极深的猜疑，但是大多数港人害怕给自己找麻烦，像对待瘟疫一样躲避政治。中共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在当地出版报刊和图书，向大陆提供有关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公开或机密报告，外交部也派有驻港官员。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负责照顾大陆的商业利益，华润集团则代表外经贸部和中国地方政府做生意。中国在香港也有自己的零售商店、情报组织、左派学校和工会。这些组织在写给北京的报告中一味吹嘘中共在香港得到的支持，这使邓小平等领导人低估了香港华人居民事实上对英人统治的满意程度。其实，大多数港人都害怕刚搞过文革的中国会对香港干出什么名堂。[17-40]
1979年3月24日麦理浩与邓小平见面时，一些英国外交官已经开始猜测，1997年需要把租约到期的新界归还中国时，英国将不得不放弃对整个香港的主权，因为香港新界以外的地方无法作为独立的行政单位存在。但是当时的北京政权——它刚刚走出文革，完全缺乏治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经验，还有在1950年代消灭大陆所有私营企业的记录——怎么可能提供维护香港稳定和繁荣所需要的明智领导呢？不仅香港的外国商人，甚至香港华人也疑虑重重。港英官员和很多普通市民都希望，即使英国人在1997年放弃主权，中国也应当允许英国官员继续管理香港。[17-41]
在去北京访问的途中，英国官员已知道邓小平一定会谈到香港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什么帮助。但是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邓小平在对麦理浩的开场白中就提到了香港的最终命运问题。他宣佈，两国商讨解决方案必须以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为前提，但是直到下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香港仍可继续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大陆实行社会主义。[17-42]三年以后邓小平才正式提出“一国两制”的政策，但是在这次最初的会见中，他已经向麦理浩说明了这项政策的要点。
麦理浩和随行的中国问题专家意识到，如果向邓小平提出1997年后能否仍由英国继续管理香港，无疑会使他动怒。于是他们决定间接谈及这个问题，提出如何给那些要签订15年以上租约的人提供保障，因为这些租约在1997年之后仍然生效。出于同一思路，麦理浩还提到在1997年之后的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香港投资者对从事新的贷款、抵押和其他投资活动的担忧。麦理浩建议，把规定1997年租约到期的官方文件用语改为“只要英国继续管理这一领地”。据陪同麦理浩的柯利达（PercyCradock）说，邓小平显然没有理解商业上采用的15年租约与有关新界的99年政府租约之间有何区别。[17-43]邓小平一直避免就租约问题表明看法，但是他说投资者可以放心。[17-44]在回答英方对大量中共干部将被派往香港的关切时，邓小平立刻回答说，中国会采取措施避免这种问题发生。
麦理浩返港后没有公开北京会谈的细节，但他转达了邓小平保证中国不会损害投资者利益的信息。港人得悉此说后如释重负，而中国更加开放的气氛给他们造成的印象，香港媒体有关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领导中国走上更加务实的道路的报道，也加强了他们这种感觉。第二年香港股市和房地产价格飚升。[17-45]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又有一些英国高官飞到北京与邓小平和其他中国官员会谈，华国锋也在11月访问了英国。所有英国官员都向中国同行表达了同样的基本观点：应及早作出有关香港的决定。然而邓小平仍未准备好着手进行谈判，他只是一再重复他对麦理浩讲过的话：香港在1997年之后可以保留它的制度，中国会保护投资者的权益。[17-46]
1980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解决了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这为邓小平处理香港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突破口。这一进展意味着，他不必再担心那些反对收回主权后允许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保守派。在创建好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首的新团队后，邓小平有理由相信，他的领导班子能够具备管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能力。
1981年初，邓小平同意开始就香港前途进行谈判。里根1981年当上总统后，邓小平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很高速缓存得进展，此时把工作重点转向香港，可以使那些对中国政府在收复台湾上表现软弱感到不满的爱国青年转而关注收回香港主权的斗争，而邓小平在这件事上稳操胜券。中国在边境一侧有大量驻军，英国在香港的一小批军队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抵抗。中国还控制着香港的食物和用水。此外，中国在1981年初已经和包玉刚等香港商界领袖创建了工作关系。当初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中港关系提供框架。如果在安抚港人方面取得成功，这甚至可能有助于减少台湾民众对统一的恐惧。
港澳办公室于1981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讨论香港前途的会议。[17-47]在这次会议上，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传达了邓小平的观点：不收回香港，我们将无颜面对祖宗，面对十亿中国人民和子孙后代，面对第三世界的人民。在章文晋传达邓小平的意见后，问题迎刃而解，谁也不敢再提在新界租约期满后让英国继续管理香港的事了。[17-48]
虽然英国不太可能派出军队保卫香港，但当时正值英军考虑出兵福克兰群岛，中国不能排除英国有可能对香港作出同样举动。邓小平一向会作最坏的打算，他解决了英国一旦出兵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9月中旬，在玛格丽特・戴卓尔（MargaretThatcher）到访北京前一周，邓小平与李先念等人见面时说，中国要准备把使用武力作为保卫香港的最后手段。
邓小平下定决心完全收回香港主权后，中国官员立刻开始准备文件草稿，供中国内部讨论在1997年之后如何统治香港。邓小平也阅读有关香港的报道，并会见了更多香港商界领袖。例如，亲北京的港商作为人大代表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邓小平专门与他们见面，交流有关香港的看法。[17-49]
与其他中国官员一样，邓小平也担心从1979到1997年这段时间里英国有可能留下一些“毒丸”，使中国在1997年恢复行使主权后的统治问题变得复杂化。英国有可能让英国公司参与大型公共项目，花光香港的资产，使政府债台高筑。港英政府有可能大量批租土地，不给中国人在1997年之后留下多少收入来源。港英政府还可能为政府官员加薪，使中国在1997年之后难以平衡预算。当时，邓小平还没有预见到他和其他干部后来才意识到的另一枚毒丸：用“民主”改革削弱政府的权力。
1981年12月21日至1982年1月6日的统战会议提出了北京对香港前途的基本立场。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中英就开始了初步的谈判。1982年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阿特金斯（HumphreyAtkins）会见了赵紫阳总理。在这次会谈中，北京首次做好了打开谈判并讨论具体问题的准备。赵紫阳对阿特金斯说，香港仍将是一个自由港和商业金融中心，中国将保证香港继续繁荣。访问结束时两国宣佈，作为对华国锋主席1979年11月访英的回访，玛格丽特・戴卓尔首相将于1982年秋天访华，同时双方将开始进行富有诚意的谈判。[17-50]1982年3月邓小平正式批准了1月的统战会议提出的基本方案，并把它提交给党中央。
此后几个月里，邓小平多次参与有关香港问题的讨论，包括与香港大约12个团体或个人的会面，其中有包玉刚和另一位长期跟大陆友好的商人霍英东。[17-51]在会见英国官员时，邓小平发誓，1997年后将把政治权力交到港人手里。一贯强调培养接班人的邓小平说，在剩下的15年里，香港的商业界、教育界和文化界领袖要推荐一些有前途的香港“爱国”青年，让他们立刻开始准备1997年之后接手不同领域的职务，以保证平稳交接和稳定繁荣。[17-52]邓小平会见的重要客人之一是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该校是香港高等教育的领头羊，在培养未来政府官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1982年4月6日接见前英国首相希思时，邓小平引用了1月会议提出的“十二条”，十分具体地表明态度：香港仍将是一个自由港和全球金融中心，它将由包括英国人和其他国家人士在内的香港人自己管理；它将由商人来领导，将容纳来自所有社会阶层的人；它将叫做“中国香港”，但一切商业活动照旧进行。邓小平对希思解释说：“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创建特别行政区。”[17-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