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卓尔首相访华
戴卓尔首相在1982年6月份的福克兰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不久，于9月22日抵达北京。这次胜利使她变得过于自信，这让她的顾问爱德华・尤德（EdwardYoude）等人感到担心。他们并没有强而有力地向戴卓尔夫人解释清楚，想让邓小平允许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保留对香港的主权是多么不可能。外交部的两位主要中国问题专家珀西・柯利达和艾伦・唐纳德（AllenDonald）为了避免对抗，确实试图解释清楚邓小平的决心。[17-54]然而自信的“铁娘子”戴卓尔夫人错误地以为，中国拒绝考虑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保留主权只不过是一个可以谈判的条件。[17-55]戴卓尔夫人在北京首先会晤的是赵紫阳总理，但赵在与戴卓尔见面之前就对香港记者说，中国当然要收回主权，主权交接不会影响香港的繁荣稳定。他把这一基本立场首先透露给新闻界，意在向戴卓尔表明这种观点不容谈判。邓小平会见戴卓尔夫人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7-56]
9月24日上午，“钢铁公司”邓小平和“铁娘子”戴卓尔见面，两人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谈。戴卓尔夫人后来把这次会谈描述为“生硬粗暴”。不过参加会谈的英国官员证实，戴卓尔夫人过于夸张了与邓小平之间的对抗，事实上对抗的感觉仅仅来自会谈后戴卓尔夫人对媒体的讲话以及中方的反应。据英方参加会谈的人说，戴卓尔夫人的讲话既雄辩又富魅力，尽管如此，邓小平所拥有的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57]邓小平在开场白中宣佈，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主权，将支持香港的繁荣，并希望能够得到英国政府的合作。[17-58]但戴卓尔夫人回应说，在英方看来，根据三个条约香港是属于英国的，这些条约在国际法上都是有效的，只有经双方协议才能作出变动。她说，英国在过去150年里学会了如何管理香港，成效很不错。她又说，只有在作出保证香港繁荣稳定的安排后，才能谈到主权问题；只有英国的统治能够为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保障：没有英国的这种保障，商人不会再愿意投资。不过戴卓尔夫人确实作出一个让步：假如能就香港的管理权作出令人满意的安排，她可以考虑向议会提出有关主权问题的建议。因此双方应当通过外交渠道开始谈判，寻求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
邓小平断然拒绝了她的建议。[17-59]他说，有三个主要问题：主权，中国在1997年后如何治理以维护香港繁荣，中英两国政府如何共同避免在1997年之前发生大的混乱。他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他说：他不会做当年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主权意味着完全的主权；为了维护香港1997年后的繁荣，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和大多数法律将继续有效；中国会和香港市民进行广泛协商，制定出对投资者——包括英国投资者——有利的政策。但是，让英国政府或商业界满意也是有限度的。邓小平警告说，如果港英政府在1997年之前挑起严重对抗或从香港撤走大批资金，中国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邓小平确实表示，他要与英国合作，他同意双方应当立刻通过外交渠道进行磋商。[17-60]但是他又补充说，如果双方在两年内无法就主权移交达成满意的协议，中国将单方面宣佈自己的政策。[17-61]驻北京的外交官大都知道邓小平常用吐痰来强调重点；在场的人看到，邓小平和戴卓尔会谈时，不时往痰盂里吐痰。[17-62]
戴卓尔夫人与邓小平结束会谈走下外面的台阶时，被一名记者的提问分神，脚下一滑导致膝盖着地。这一插曲被电视镜头捕捉到并在香港的晚间新闻播出，后又在香港电视上反复播出。这个画面给人的印象是，戴卓尔夫人受到邓小平强硬姿态的震慑，差点磕了个头，幸亏有身边的柯利达搀扶才没有跪下。[17-63]
后来戴卓尔夫人谈到邓时，仍然给了他正面的评价，认为他非常直率但并不粗鲁。戴卓尔夫人离京前举办的答谢宴会上，由于邓小平要去出席为金日成举办的宴会，赵紫阳总理成了主宾。戴卓尔在宴会讲话中以更为和解的姿态对赵紫阳说，会谈使她对中国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她用了一句中国的成语：“百闻不如一见。”[17-64]
由双方代表拟定的戴卓尔夫人与邓小平会谈的公报中说：“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香港前途举行了深入会谈。双方领导人表明了各自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双方同意把维护香港的稳定与繁荣作为共同目标，将在访问后通过外交渠道开始举行谈判。”[17-65]与邓小平不同，戴卓尔夫人对英国在香港发挥的历史作用感到自豪，而且确信以往的条约具有合法性。离开中国前，她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说，“如果签约一方对（现存的）条约或协议说，‘我不同意，我打算违约’，那么你也很难相信他们会尊重新的条约。”当她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重复这些话时，英国外交部的中国问题专家听得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话会毁掉他们一直以来与北京达成的善意。不出他们所料，中方对此大发怨气。在戴卓尔夫人访华后的一周里，香港股市下跌了25%，恒生指数从6月的1300点跌至10月的772点。[17-66]
戴卓尔夫人访华后中英谈判被推迟了，因为中方坚持谈判协议的前提和基础必须是中国1997年后完全收回主权，而戴卓尔夫人不愿意接受这一条件。随后中国发出了警告：1983年2月底英国被告知，中方有关1997年后香港政策的单方面方案草稿已接近完成。实际上，假如不谈判，中方将在1984年9月宣佈它自己的香港前途方案。[17-67]北京的柯利达大使和港督尤德十分担心中方会向6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提交他们的单方面方案，于是在3月初飞回伦敦与戴卓尔夫人协商。此时香港股市再创新低，乃至戴卓尔夫人也开始相信中方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为了打破僵局，柯利达建议戴卓尔夫人致信赵紫阳总理，说明她可以重申她在北京说过的话，但在措辞上稍加改动为：假如能够作出让香港人民满意的安排，她“准备向议会建议移交主权”。戴卓尔夫人接受了这一建议，此信于1983年3月9日发出。由于此信没有满足中方关于谈判之前必须就主权问题达成一致的要求，中方没有立刻作出答复，过了两个月才同意开始举行谈判。邓小平后来对出席全国人大的香港代表说，他在谈判议程的顺序上松口，是为了让英国人摆脱尴尬局面。双方就下一步谈判达成的议程是：第一，有关1997年后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安排；第二，1997年之前的安排；第三，主权问题。第一次谈判于7月12日举行，距戴卓尔夫人访华已经过去了十个月。[17-68]
为了给谈判作准备，同时与香港各界的重要人物创建联络，并培养将于16年后接管香港的官员，邓小平认为北京必须向香港派出一名更高级别的党的干部。这位派往香港的高官应该被授予相当大的自由，使他能够与香港各界有影响力的人士公开对话，并直接向北京的最高层汇报。邓小平需要的人要了解北京的想法，要能跟香港的领袖人物平等相处，还要有信心向大陆高层提供全面而坦率的报道。他想到的一个人选是许家屯。
1983年邓小平携家人去上海过春节时，顺道走访了附近的江苏，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一路陪同。邓小平之前并不了解许家屯，尽管1975年邓在全国进行整顿时，许家屯先是在南京、继而在江苏全省的整顿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在1983年春节见面时，本来的安排是许家屯用二十分钟向邓小平汇报江苏省的发展情况，结果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在许家屯的领导下，江苏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六年翻了一番；他们见面时江苏的工农业产值在全国首屈一指。作为临近上海的沿海省份，江苏也开展国际贸易，许家屯是率先允许发展市场的人，为此还被江苏一些行事谨慎的计划干部到陈云那儿告过状。事实上，陈云曾要求把许家屯调离江苏，但邓小平看出他是一个大胆的改革派，坚持把他留在了那里。
负责高层干部任免的胡耀邦知道邓小平十分赏识许家屯，于是在邓与许家屯春节见面后不久，胡耀邦便向他提议由许家屯担任香港的新职务。得到邓小平同意后，1983年4月胡耀邦通知许家屯要把他调到香港全面负责大陆与香港的关系，为1997年的过渡作准备。[17-69]1983年6月30日，中英第一轮谈判结束后不久，许家屯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委员会党组书记，并被派往香港工作。许家屯的重要职责之一，是挑选香港有影响的人士，邀请他们访问北京，他们在那儿将有机会见到邓小平。[17-70]
为赴任作准备的许家屯前往北京拜访了他后来要在香港问题上与之打交道的领导人——除邓小平外，还有李先念、赵紫阳、胡耀邦、杨尚昆、万里、姬鹏飞和胡启立。他发现他们全都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对驻港的中共组织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才能领导香港的过渡。当时的中共组织成员多是广州当地人，他们习惯于重复左派口号，几十年来一直在批评香港商界和政界领袖。这群人在思考香港的未来时也缺乏想像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许家屯最终还是将香港的共产党创造性地转变成了一个新团体，使它能够培养富于想像力和亲北京的新成员，这些人将在1997年管理他们的故土香港。这些培养中的领导者未必是党员，但他们愿意与新的中共精英合作。
许家屯赴任前拜访的干部中也包括廖承志，但他在许家屯上任前的6月10日便不幸去世。后来邓小平宣佈由李先念和赵紫阳负责香港事务。在北京处理香港问题日常工作的是前外交部长姬鹏飞，香港则由许家屯负责。
许家屯在香港的正式身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他以这一身份出席公开场合，但他的权力却来自他的中共港澳事务委员会书记一职，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他的抵港引起了极大关注，因为他是到那时为止中共派驻香港的最高级别的官员。过去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都是有外交部背景的广东当地人。许家屯讲普通话，他的上任表明香港现在已被中央领导人视为国家大事。[17-71]
许家屯离京赴香港之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对他说，他应当让大陆增加对香港的理解。杨由于常在香港过冬，与当地知识界关系密切。作为回应，许家屯聘请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在香港组建了一个不大的独立智库，为中国官员分析及解释香港的经济及学术形势。许家屯还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带到香港，以便增进北京对香港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了解。
许家屯到达香港时，恰逢中英第二轮谈判即将开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北京的中方谈判人员了解当地情况，为下一轮谈判作准备。最初很多港人怀疑许家屯要加强中共对香港的控制，对他持有戒心。但是许家屯的开放态度和了解香港的真诚愿望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传递了这样一个基本信息，中国将在1997年后收回香港，但是不必为此担心，一切都会保持原样。[17-72]“1997之后会是什么”这个谜语在当时的港人中间不胫而走，谜底则是“1998而已”。许家屯参观学校、银行和公司，经常在各种集会、庆典和体育活动中讲话，与穷困市民交谈，参观各种类型的机构。他实际上成了影子港督，而且确实被人非正式地称为“总督”。在新华社驻港分社的总部，他挑选了一些有前途的当地人加入他的团队，使团队人数从100人增加到大约400人。他把他们分成不同的小组，派去了解香港政府各个部门和新界的每个民政事务处。他们使许家屯能随时了解所有领域的动态。在接管之前的15年里，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见习政府”。[17-73]那些能证明实力的人有望在1997年后担任重要职务。
许家屯抵港三个月后返回北京，向赵紫阳和李先念汇报了香港的整体气氛、经济状况和当地中共官员的素质。他的观察让北京的领导层感到意外。香港的中共党员长期习惯于投北京之所好，总是大唱赞歌，说港人如何反帝，如何热切期盼大陆来解放香港。即便那些想讨大陆欢心的港商也说，港人是多么热情地期盼中共领导的前景。许家屯却大胆说出了令人不快的事实，他汇报说，港人对共产党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们有时感到前途暗淡。[17-74]他还说，香港华商的主流意见是，他们尊重港英政府和法治，怀疑北京是否有能力为香港提供良好的领导。此外，很多在1949年以后逃离大陆的香港商人认为绝对不能再相信共产党。他们见识过共产党在1950年代曾承诺善待与之合作的工商界人士，然而后来却自食其言，对他们进行迫害，没收了他们的企业。[17-75]许家屯的报告让李先念深感不安，他说，要把重新赢得香港的民心作为头等大事。[17-76]
许家屯的报告如同醒脑剂，但它并没有改变邓小平要收回主权的全面计划。在无果而终的第二轮谈判后，中国公布了为1997年后的香港制定的十二条原则，意在提醒英方谈判人员，如果在1984年9月之前达不成协议，中方将单方面准备自己的方案。1983年9月10日，经过第三轮仍陷入僵局的谈判之后，邓小平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他对希思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的策略是行不通的。他说，他希望戴卓尔首相和英国政府采取明智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因为任何事也阻挡不了中国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邓小平希望，英国在下一轮谈判中应该改变思路，和中国一起制定出保证平稳过渡的方案。[17-77]
第四轮谈判仍然没有取得进展，随后港币币值跌至历史最低水平，商店出现了抢购潮，大量资本开始从香港流向海外，有钱的家庭纷纷在加拿大等地购置房产。很多人认为，这是香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柯利达征得戴卓尔夫人的同意后，建议在一个有条件的基础上，探讨中方提出的应该在1997年后做些什么的问题。在第五轮谈判中，中方对英国表现出一定灵活性感到高兴，但仍然怀疑英国是在耍花招，谈判依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17-78]
柯利达在第六轮谈判中表示，英国真诚希望搞清楚中国在1997年以后的政策，如果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安排，英方愿意在1997年之后放弃治权。这成了谈判的转机。第六轮谈判之后，中共的媒体不再抨击英国的立场。现在轮到中方提出他们的方案了，但是他们在第七轮谈判中尚未准备提出新建议。从1984年1月25至26日展开的第八轮谈判开始，双方的会谈变得更有成效，英方提供了他们如何治理这个全球化城市的详细分析，中方把其中的很多内容纳入了他们的文件。[17-79]随着谈判的进行，虽然双方尚未就主权问题具体达成一致，但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主权这一点上已经日趋明朗。
第12轮谈判之后，英国外交大臣杰佛瑞・贺维（GeoffreyHowe）飞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邓小平会谈了两小时。邓小平强调了一些基本的关注，例如如何阻止英资公司和港英政府从香港撤资，如何阻止港英政府批租土地。邓小平建议双方成立一个联合机构，随时了解香港在1997年之前的形势；成立一个北京、伦敦和香港官员的联络小组，共同处理一切问题。邓小平对贺维外相明确表示，虽然香港的制度在1997年之后不会改变，但中国将在香港派驻军队。[17-80]他为此也作出了一些程序上的让步，希望由此可以在9月之前达成协议并且得到英国议会和中国全国人大的批准。贺维外相在从北京去香港时，第一次公开承认了政治上敏感的香港人早就明白的事情：“想达成一个能让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治理香港的协议是不现实的。”虽然港人情绪低落，有些人甚至感到意外，但商业界还是松了一口气，不确定因素终于被排除了。[17-81]
然而，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了邓小平的具体意图。1984年5月25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时，许家屯告诉他，一些干部说了一些不符合他的政策的话。前国防部长耿飚对香港记者说，1997年后中国军队不会驻扎在香港。邓小平听后勃然大怒。他立刻接见了出席全国人大的香港代表和采访大会的香港记者，向他们澄清任何可能的误解。邓小平厉声说道：耿飚是在胡说八道，他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言论不是中央的意见。中国会向香港派驻军队。既然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驻军？[17-82]邓小平很快又在电视上极为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观点：1997年后中国将在香港驻军。香港的福斯媒体一向把邓小平视为务实的温和派，这次却被他的强硬讲话搞得灰心丧气，不过，这个问题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野。中国在1997年确实向香港派出了部队，不过他们很少离开军营，他们的存在从未引起多大关注。
1984年，香港正在等待联合公报的公布时，三位香港行政局成员飞往北京，表达了很多港人对中国治理香港能力的关切。邓小平在1984年6月23日接见了他们，他开门见山地说，他欢迎他们作为个人来北京谈一谈、看一看。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他不承认香港行政局拥有决定香港未来的任何权力。一些香港和英国的官员曾想搞“三脚凳”，让港、英、中三方都有代表，然而邓小平担心这会让谈判变得复杂而缓慢，他明确表示，谈判只能在英国和北京之间进行。
在会见中，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表示，他怀疑中共下级干部是否具备处理香港复杂问题的能力。邓小平厉声答道，这种观点无异于说只有外国人能管好香港。他说，这种态度反映了殖民地心态的影响。邓小平接着对这些人说，他们应当好好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向他们保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50年不变。他又说，作为爱国者，要尊重中华民族，支持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不要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他说，这与相信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甚至奴隶制无关。他还指出，在收回主权之前还有13年时间，中央和香港行政局议员一样关心这段时间的稳定。邓小平提到殖民心态后，三位香港行政局的议员不再争辩。其中一人谭惠珠甚至主动表示，自己也是中国人。[17-83]
为避免英国在剩下的时间转移香港财富给社会造成麻烦，邓小平提议成立一个由中、英、港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来处理1997年之前的问题。英国担心这会影响他们有效治理香港的能力，没有接受这种分散权力的做法。1984年7月，副外长周南向柯利达和高德年（AnthonyGalsworthy）提出另一种选择：成立一个没有实权的中英联络委员会以方便沟通。这一想法得到了双方的同意，于是双方开始着手起草最后文件。经过从1983年7月12日到1984年9月6日的22轮谈判后，《中英联合声明》终于出台。
邓小平在1984年7月31日会见外相杰佛瑞・贺维时，双方就联合声明达成的正式协定已是呼之欲出。刚从北戴河度假归来的邓小平皮肤黝黑，神采奕奕。140年来，中国的爱国者一直想收回香港主权，但始终没有成功。邓小平在英国的合作下和平达成了这一目标，当然中国很好地运用了自己的底牌。邓小平甚至说了戴卓尔夫人几句好话：他说，双方的协议“为世界树立了一个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榜样⋯⋯戴高乐将军结束了法国的殖民统治，现在我们可以说，玛格丽特・戴卓尔首相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庆贺《联合声明》的聚会上，邓小平开玩笑说，他对身边围绕了这么多英国骑士感到高兴。一位英国官员记录下了邓小平的话：“我们认为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是值得信赖的。请转告你们的首相，我们希望她能来签署协议；请转告你们的女皇，我们希望她能来中国访问。”这位英国官员又说，邓小平不但态度和蔼，而且既热情又彬彬有礼。[17-84]次日，双方正式同意成立联络组，分别在北京、香港和伦敦开会。
贺维外相随后从北京飞往香港，率先宣佈了已经达成协定的消息。他向香港市民宣佈，香港将在1997年移交给中国，他们可以放心，香港会继续保持其现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他手上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将保证香港继续实行自治。香港和伦敦的媒体都作出了积极反应，民众也如释重负，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终于结束了，他们相信内容详尽的协定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奠定了牢固基础。贺维外相在香港讲话的当天，香港股市出现了自戴卓尔夫人两年前访华使股市大跌以来的单日最大涨幅。[17-85]
随后由英国外交官卫奕信（DavidWilson）和中国外交部官员柯在烁率领的团队花费了很长时间来敲定协议的细节。9月26日，伊文思（RichardEvans）大使和副外长周南正式签署了最后文件。中方在附件中详细列出了有关保留在港英政府工作的外国人和当地官员的十二条计划。文件还同意保留现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国际金融中心、海运系统和教育体系。中方同意这些基本条款将保持50年不变，而英国在1997年之前一直对香港承担责任。[17-86]10月3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国庆观礼团时再次向他们保证，北京的政策不会改变。[17-87]12月18日戴卓尔夫人飞到北京，在次日简短的仪式上，她和赵紫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17-88]
随着《联合声明》尘埃落定，中国开始转向制定《基本法》的工作，它实际上是1997年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这部规定了未来北京和特区之间关系的基础性法律是由中方的一个委员会起草的，该委员会由来自大陆的36人和香港本地的23人组成。许家屯负责挑选香港的代表，为了争取那些可能反对中共统治的人，他挑选了香港主流社会中代表不同团体和观点的重要人物。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那天，邓小平为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和其他高官一起接见了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17-89]
经过此后几年为起草《基本法》而召开的十次全体会议的协商，所有重大问题都得到了讨论：特区首长的性质以及向谁报告工作，立法会如何形成，香港是否拥有终审法院，法院和行政部门的关系。起草人团体高度多元化，有着十分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努力合作共事，因为他们深信维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是他们的共同利益。很多香港的华商对西方式民主并不比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更热心。但香港民众对中共将如何统治香港十分担心，因此很多香港起草人都支持李柱铭，他是一名大胆敢言的律师，为香港力争更多的法律保障。香港的起草人尤其想确保香港高等法院——它因其公正性而在香港享有崇高威望——的裁决不会被北京的政治领导人推翻。为了增强港人对每一个决定的信心，中国领导人同意在每次全体会议后向大陆和香港的记者通报情况。[17-90]
许家屯提醒过邓小平和北京的其他高层领导人香港民众对中共统治持有疑虑，但是港督尤德于1986年12月5日去世后几周内，香港民众所迸发出的对英国统治的拥护还是让北京的领导人感到吃惊。尤德是个工作勤奋而又亲民的总督，他的离世使他成为港英政府最优秀的公务员的象征。当边境的另一边正在残杀和挨饿的时候，他曾在乱世中维持着香港的安宁，因而他也代表了那些为这块殖民地的繁荣而创建了公正的统治制度的英国官员。香港有数十万人涌上街头悼念尤德总督，同时表达他们对其他曾在此任职的英国官员的敬意。很多港人怀疑，1997年后统治香港的官员能否保持现任政府的水平。
邓小平意识到港人的情绪很不稳定。1987年当港人对回归的恐惧达到高点时，他为了安定人心，未准备讲稿就亲自到《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有随行人员带着痰盂来到会场。他首先说：“我有三个毛病，喝酒、吐痰、抽烟。”[17-91]他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信心不会动摇，否则可能保不住现在的经济发展势头，这反过来对香港也不是好事。他说，但是中国仍会继续致力于改革开放。香港基本的政治和管理制度将保持50年不变。他又说，香港一直以来的制度就既不同于英国也不同于美国，不适合完全采用西方的制度搞三权分立。他然后具体说明了港人可以期待的个人自由：1997年以后仍会允许香港人骂共产党，但是假如把言论变成行动，打着民主的旗号跟大陆对抗，北京就不得不进行干预。不过只有在发生严重骚乱时才会动用军队。[17-92]邓小平的讲话直截了当，正是港人所希望听到的。这番讲话缓和了他们的担忧，甚至结束了有关三权分立的所有讨论。[17-93]
1989年2月16日在广州举行的起草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对即将公布的《基本法》草案进行了最后表决。每个委员都要对《基本法》的159条逐条进行投票。有几名委员已经去世，但是出席会议的51人中至少有41人在草案的每一条上签了字。邓小平次日接见了起草委员会，祝贺他们取得的成功。他把他们的文件称为“富有创造性的杰作”。[17-94]1989年2月21日，《基本法》的初稿被公之于世。[17-95]
在讨论过程中，起草委员会中两名亲民主的委员李柱铭和司徒华试图让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由公投产生，但未获得成功。最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保留了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北京有权任命行政长官、派驻军队和对影响外交及国防的问题作出决定。香港有权保留它的政治制度50年不变。它仍将是一个开放的自由港；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享有言论自由，包括批评共产党的自由；保留它的法院系统和当地法律，只要不影响中国的安全和外交，它有权作出终审判决。主张在香港实行全面民主的李柱铭和司徒华认为，《基本法》是对香港人民的背叛。但是在北京领导人看来，“一国两制”的政策给予香港的自治权，远远超过了任何西方中央政府给予它所统治的地方的权力。[17-96]《基本法》公布后，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得到热情接受。
可是，表决刚过了四个月，香港的乐观气氛便被天安门广场的悲剧彻底断送了。香港不久之后将由一个竟敢在街头向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统治，这个噩梦笼罩了整个香港。1989年6月4日，出于对争取自由的北京抗议学生的同情，也是出于对自身未来命运的担忧，500万香港居民中估计有100万人走上街头，这是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成千上万有经济能力的港人购买海外资产，送孩子出去留学，争取外国公民身份。“六四”之前进展顺利的中英关系也迅速恶化。[17-97]甚至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员也蜂拥加入抗议人群，而许家屯并没有处罚这些抗议者。[17-98]当香港商界领袖包玉刚和李嘉诚在“六四”后不久拜会邓小平时，邓依然态度强硬，没有作出任何让步。他说，对英国政府一定要硬碰硬。[17-99]
许家屯在1990年1月被周南取代。许已经过了70岁的正常退休年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为那些批评北京镇压天安门示威运动的香港人辩护，而且众所周知他和天安门镇压后被软禁在家的赵紫阳关系密切。他过去在沟通北京与香港方面成就卓著，但在天安门悲剧之后，北京官员和港人之间出现的巨大裂痕是许家屯所无力弥合的。
周南会讲英语，曾经作为外交部官员处理香港事务，他所受到的约束要严格得多，并以令人厌烦的照本宣科的方式忠实传达北京的意见。许家屯在香港多么深孚众望，周南在香港就多么不得人心。几周后许家屯逃往美国，在那里获得庇护权并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许家屯下台后，新华社很多像他一样同情抗议运动的人也纷纷被大陆新派来的外事干部所取代。
“六四”之后不久，中英关系中杰出的问题化解者柯利达秘密出访北京，旨在避免两国关系的破裂，这与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及时密访北京以期减轻美中关系受到的损害如出一辙。尽管天安门悲剧造成局势紧张，中国外交部长和政治局委员钱其琛与英国外相韩达德（DouglasHurd）仍在继续密切接触，力求克服《基本法》中一个已经成为争论焦点的难题：香港立法会议员的普选人数。天安门悲剧数月之后，1990年2月13日至17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对《基本法》进行了最后表决，全国人大于1990年4月4日通过了《基本法》。[17-100]
在天安门悲剧之前，英中两国曾共同努力想实现一个所谓“直通车”的方案，即创建一个能够顺利延续到1997年之后的政治架构。在邓小平退出政坛的1992年，英国派了一名重要政治人物彭定康（ChrisPatten）出任香港新总督。之前在1987年至1992年担任总督的卫奕信像他的前任们一样，是一名熟悉中国的外交官。天安门悲剧引起骚动之后，卫奕信尽力保住了受到中国官员批评的香港新机场等项目，同时悄悄扩大选举范围，支持要求更多自由的人。尽管气氛紧张，他仍能以专业的态度与中国同行维持着工作关系。
彭定康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17-101]他在上任前没有去北京；作为总督他高调鼓吹扩大自由，增加民选议员的数量。他没有接受外交部资深官员柯利达的意见，后者认为彭定康忽略了中英之间的某些默契。彭定康在整个任职期间与中国官员的关系都极为对立。1997年中方接收香港后，否定了彭定康的改革，他们谴责英国政府在统治行将结束时通过彭定康搞民主改革，是想强迫中国接受英国自己在统治香港的150年里从未实行过的政策。喜欢彭定康的人说，他尽了最大努力表达香港人民的愿望，为了自由勇敢战斗，他在这一过程中给香港人带来的民主经验，在1997年之后仍是引领他们前进的火炬。香港和北京批评彭定康的人则指责他是在谋取私利——他回到英国后名声大振，成了一个为自由而战的人，而那些留在香港的人却要收十他在香港和中国之间造成的麻烦。
一些香港居民认为，是彭定康断送了“直通车”，因为他在香港搞的民主改革并没有延续到1997年之后。但是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尽管有彭定康任内造成的争议，“直通车”还是存在的。邓小平通过《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创建起来的制度，确实如他所说得到了落实。中国始终遵守着邓小平的承诺，允许香港的资本主义和法律制度毫无中断地继续存在，允许“港人治港”。大陆城市变得更像香港了，而不是相反。香港居民可以继续公开批评中共，出版在大陆被禁的报刊杂志和书籍。香港民选议员的数量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香港为自由和法治树立起准绳，成为很多选择在那里生活的人的保护伞，也为住在大陆的人提供了标杆。主权移交之后，香港仍像过去一样是一个国际大都会，一个崇尚言论自由和尊重法治的城市。
邓小平经常说，他希望自己能活着看到香港回归，但是他在1997年2月19日去世，当时距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仅差几个月。如果他能活到1997年6月30日，他无疑会为自己在创立“一国两制”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一国两制使香港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它保留了另一种制度。邓小平也会同意钱其琛外长对那一天的描述：“主权交接仪式的一整天都在下雨，但是我相信普天下所有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为中国人洗刷耻辱的一场雨。”[17-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