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动的根源
1989年春天，高层领导人——特别是赵紫阳与李鹏——之间的政治分歧，加上邓小平逐渐退出对日常工作的领导，导致了相互冲突的信号和困惑。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使得引发社会骚动的严重问题在下层进一步发酵和加剧。在1980年代末，大多数学生更加关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如自主择业和摆脱“政治辅导员”的权利。大学生们通过艰难的高考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与勤奋，觉得有资格获得他们想要的工作。但是在1989年，由于重要的产业和政府机关缺少训练有素的大学毕业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学毕业生服从工作分配。由于每个学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取决于同学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辅导员如何在学生的档案中写“小报告”，政治辅导员便成为政府监控的象征。这些给学生写报告的政治辅导员的教育水平很少赶得上学生，有些辅导员被怀疑有偏向，有些甚至炫耀自己有权影响学生的前程。很多眼界开阔、思想独立的学生，对于要不断讨好辅导员深恶痛绝。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取消这些政治辅导员，使他们能够自主择业。学生们其实很少花时间讨论选举制度。
知识分子，不论年轻年长，仍对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和1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耿耿于怀。大受欢迎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在1980年代末播放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后被保守派封杀），它批判象征传统中国的黄河，赞扬给中国带来国外新思想和现代行为方式的蓝色海洋文明，引起很多知识分子的共鸣。[20-5]
对普通民众来说，主要的担忧则是通货膨胀。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职工等拿固定工资的人，看到有钱的私人经商者炫耀其物质财富，推高市场价格，威胁到工薪阶层获得基本温饱的能力，这让他们感到愤怒。这个问题又因腐败而加剧：乡镇企业的从业者从政府和国有企业获取短缺的原料和资金以自肥，自主经营的企业家赚到的钱至少部分来自钻政府的空子。“官倒”想方设法把社会财富装进自己腰包，遵纪守法的干部的收入却停滞不前。[20-6]农民工开始纷纷涌入城市，也加剧了通货膨胀问题。
官方数字尽管低估了实际变化，仍显示1987年至1988年北京的消费物价上涨了30%以上，这使那些依靠固定工资、过去30年来一直有着物价稳定预期的家庭感到恐惧。此前为养老和以后生病而攒钱的节俭家庭，却痛苦地看到自己的存款在贬值。由于物价持续上涨，政府又声称要进一步放开价格管制，使愤怒变成了恐慌。
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政府干部一向受到为社会利益而工作的教育。令他们愤怒的是，中国社会中最不道德的人，只为自己干活的人，和为谋取私利而攫取公共资源的人，如今能够出入高档餐馆，住好房子，穿着时尚，买得起摩托车甚至是汽车。没有哪个城市像北京那样，集中了如此之多拿工资的机关干部或将在毕业后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大学生。这些人认为，国营企业应当用它的更多收入给职工加薪或至少提供更多福利。在1989年春天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甚至一些愤怒的机关干部也冒险加入了示威，并且打出自己机关单位的旗号。不过，即使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学生们反通胀、反贪官的口号，也泄放出了他们积蓄已久的愤怒。
中国民众提到“贪官”时，并不是在说犯法的人，因为当时法制的观念并不强；他们指的是那些利用别人没有的职务或个人关系谋取私利的人。对“官倒”怒不可遏的抗议学生要求公布他们的收支、他们拥有的别墅数目以及他们子女的金钱来源。[20-7]1966年时有很多高干子女踊跃参加红卫兵反对“走资派”，但在1989年高干子女很少加入抗议活动。相反，他们和父母一起因为享有特权而受到抨击，因为他们把权力地位变成了在新的市场经济中谋利的资本。
对于国企职工来说，企业被迫进入市场后他们可能丢掉“铁饭碗”——即得到保障的工作和福利——这比通货膨胀还可怕。政府已经开始向亏损的国企施压要求其降低成本。一些企业甚至获准破产，引起了职工的恐慌。这对工人们有极其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大的国有企业很像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但是经济单位，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它们提供有补贴的住房和医疗，甚至职工子女的教育。对于国企职工来说，失去工作就等于失去一切。因此，自由市场会把国有企业淘汰出局的前景十分可怕。
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增长，很多农民工涌入北京和其他城市打工，尤其是机械的使用尚不普遍、需要大量人力的建筑业。但是1988年底为控制通货膨胀对经济采取的紧缩政策，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机会。很多失业后仍留在城里艰难度日的人，却看到“官倒”和大款们在炫耀财富。总之，对很多人来说，市场力量带来的巨变让他们深感不平。
除了这些不满的来源，还有很多人想得到自由迁徙之外的更多的权利。他们厌倦了生活在因“政治错误”而挨整和受罚的恐惧之中。自由民主的呼声和对胡耀邦的赞美凝聚成了一种诉求，要摆脱国家的监管，摆脱官方强加的批评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