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巴卓夫访问北京
5月15日戈巴卓夫抵达北京那天，支持学生的人再次增多。5月16日是邓小平会见戈巴卓夫的日子，政府在凌晨1点作了最后一次清场的努力。广场上的大喇叭广播说，政府正在与学生代表对话。官方的广播敦促学生考虑国家利益，停止绝食，返回校园。学生们在他们制作的欢迎戈巴卓夫的横幅下听着广播，他们把戈巴卓夫视为值得中国效仿的政治改革家。其中一条横幅上写着“向民主的使者致敬”。[20-41]但他们仍然拒绝离开广场，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群前来支持他们。政府别无选择，只好取消原定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改在有重兵把守的机场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小的仪式。邓小平和戈巴卓夫的会见地点是人民大会堂，示威者试图冲进去，事件过程中打碎了一扇窗户。
在绝食导致的纷乱中被迫改变欢迎仪式地点，这让邓小平和老干部们脸上无光，他们连自己首都的秩序都维持不了。不过，邓小平和戈巴卓夫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在中国领导人中间，没有任何人像邓小平那样在中苏之争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他曾在1960年代初负责起草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在1963年访问莫斯科，代表中国与苏斯洛夫交锋。但是，他也曾两次亲自为改善两国关系打下基础：一次是在1979年攻打越南后不久，另一次是1985年他请来访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NicolaiCeauŞescu）向苏联领导人转达了中国就中苏关系正常化提出的条件。中苏两国外交官之间的谈判一直持续到1989年2月，双方才就越南停止占领柬埔寨的联合公报的措辞达成一致，并宣佈了戈巴卓夫访问北京、开创友好关系新时代的日期。[20-42]
邓小平精心地与美国官员保持沟通，以便不使中苏关系的改善损害中美关系。中苏双方一达成协议，邓小平立即在1989年2月26日会见了参加日本天皇葬礼后到中国进行短暂访问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邓小平向布什保证中苏关系的改善不会影响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他首先回顾了中苏关系史，明确表示中国不会与苏联发展出1950年代那样的亲密关系。他说，中国将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因为这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20-43]5月份，就在戈巴卓夫到访前夕，他又派万里去消除美国和加拿大官员——包括在5月23日向布什总统——的疑虑，与戈巴卓夫的会谈不会损害中国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中苏会谈之后，他派钱其琛外长向美国通报了会谈的内容。
5月16日邓小平与戈巴卓夫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中，钱其琛外长也在座。据他说，邓小平在会谈中兴致勃勃，甚至有些兴高采烈，因为他是依照自己的条件弥合了与苏联的裂痕。邓小平和戈巴卓夫都是改革家；84岁的邓小平即将结束他的政治生涯，而58岁的戈巴卓夫才刚刚开始。邓小平毫无敌意地谈到过去与苏联的矛盾，他承认亲自参与过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但是他说，争论的双方讲的“全是空话”。[20-44]他坦承“我们也不认为当时我们说的话都是对的”。邓小平不靠笔记，仅凭记忆就清楚细致地讲述了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他说，问题的原因在于苏联对中国不能总是做到平等相待。但是他又说，中国绝不会忘记苏联的援助为新中国打下了工业基础。邓小平同意结束过去的争论，放眼未来，使中国能够与各个邻国创建睦邻关系。戈巴卓夫对历史背景已有很好的了解，他言谈谨慎，表示赞同邓小平的看法，中苏作为邻国应当努力发展友好关系。[20-45]
邓小平对戈巴卓夫发表了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讲话，但他毕竟年事已高——有人认为他当时也有些紧张，在欢迎戈巴卓夫的宴会上，他面对镜头时手有些颤抖，饺子竟从筷子上滑落下来。[20-46]就在这一天，有大约200名绝食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广场上的绝食者还有大约3,100人。[20-47]邓小平很难忘记不断恶化的局势。
戈巴卓夫在5月16日下午会见赵紫阳时说，他已经见过邓小平，但现在见到赵紫阳总书记，全部协定才算是得到了正式认可。赵紫阳解释说，邓小平仍在工作，中国仍然需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因此1987年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要由邓小平同志掌舵”。[20-48]邓小平得知赵紫阳这些话后很不高兴。赵紫阳的支持者后来解释说，赵紫阳理所当然要纠正戈巴卓夫的印象，因为他与邓小平的见面也是正式的官方会见。赵紫阳后来也说，他是想保护邓小平的形象，而不是损害。[20-49]然而李鹏在日记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承认赵紫阳的说法是准确的，但他认为赵紫阳在这种场合说出来，是想把1988年的经济问题和导致学生示威运动恶化的决策责任推给邓小平。[20-50]事实上，像李鹏一样，邓小平确实认为赵紫阳的话是在指责他要对当前的问题负责。[20-51]
全世界的记者聚集在北京，本来是要报道中苏和解的过程，却发现学生运动更加引人入胜。确实，广场上的大戏很快就使戈巴卓夫的访华黯然失色，不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外国记者们很难不被学生的理想和热情所打动，而学生也远比以往的中国人更加大胆敢言。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下，他们愈加相信解放军不会对他们动武。有些学生意识到这是向世界展示的机会，便派会讲英语的示威者站在游行队伍的周边，向全世界讲述他们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和消除高层腐败的必要性。一些连续报道此事的外国记者力求做到不偏不倚，他们说，大多数学生其实对民主自由了解很少，对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也没有多少想法。[20-52]
在戈巴卓夫访华期间，广场上的学生数量日见增长。5月18日尽管下雨，据国家安全部估计广场上大约仍有120万人。[20-53]抗议活动也扩散到了其他大城市，另有大约20万学生从外地涌入北京，路途遥远的甚至要坐数天火车。有些学生认为自己是为正义而来，因此像文革期间的红卫兵那样要求免费乘车。原定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戈巴卓夫记者招待会，由于车队无法通过广场，最后一刻改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20-54]但是大批记者并没有去记者招待会，而是仍然留在天安门广场。
戈巴卓夫的到访不仅标志着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也是学生运动的转折点。在此之前，邓小平希望学生能够听从向他们发出的爱国主义呼吁，在戈巴卓夫抵京前离开天安门广场。对邓小平来说，按中国的条件结束中苏分裂是一件大事，绝不能放弃把天安门广场作为举行欢迎仪式的地点。可是学生却不愿让步。当时邓小平不想派军队进来，让可能导致的冲突破坏戈巴卓夫的访华。但是，当学生们在戈巴卓夫访问期间固执地不离开天安门广场时，邓小平认为他们做得太过分了。他准备动用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