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保守的经济政策失去耐心：1989–1991
党内的气氛不允许邓小平扭转1988年放开物价后为消除通货膨胀和民众恐慌而实行的保守经济政策。但是邓小平由衷地认为，只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才能维持民众的支持以避免东欧和苏联的命运。从1988年9月26日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始实行的紧缩计划是陈云的得意之作。为了结束通货膨胀，政府降低了增长目标和支出，减少了货币供应，收紧和强化了财政控制，努力消除财政赤字。此外，为安抚对腐败的民怨，政府发言人袁木宣佈紧缩计划也包括禁止政府兴建楼堂馆所。[22-60]
富有经验的经济顾问薛暮桥为紧缩计划中的“整顿”政策提供了全面解释。他说，1984年之后，新的体制和宏观调控手段还没有到位，以价格、税收和信贷来调控经济的行政手段就被削弱了。随着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和企业，包括乡镇企业，过快地扩大投资，造成了原料和能源短缺以及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为避免后者的失控才采取了紧缩措施。[22-61]李鹏总理在1989年底的计划工作会议上忠实地推进了紧缩计划，他说，党要集中力量提高质量标准，改善商品流通，加强党对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他提出，尽管实行紧缩方案，党仍然要继续推动改革。工厂的管理者要作好有关技术和生产的关键决策，中国要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22-62]
“六四”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抨击，导致一些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击以及对市场开放的抵制。[22-63]已经在1987年靠边站的保守派意识形态宣传家邓力群，又开始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陈云的部下则认为过分开放市场导致了纪律松弛和学生示威。江泽民让正统思想的捍卫者胡乔木为他起草了199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22-64]
1988年实行的保守政策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加强投资控制和预算平衡。当时预计，1989年到1992年这个时期结束时，一旦调整完成，便可以用较温和的步调重新开始各项改革——包括物价改革、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税制改革以及银行业改革。[22-65]但是，1989年“六四”之后西方国家的制裁进一步限制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更何况经济官员还在继续实行谨慎的经济政策。即使很想与邓小平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的江泽民，在经济政策上也感到只能接受主流气氛，而这种气氛现在更有利于陈云的慎重立场。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1988年的11.2%降至1989年的3.9%。为防止在这种急速的下滑中出现政治骚乱，没有让大城市的国营企业职工丢掉工作，工资也没有受到触动；但是在小乡镇和行政村一级，从1989年到1990年有将近2,000万人丢了饭碗。[22-66]这时邓小平想不顾一切加快发展以维持民众的支持，然而他在党内缺少足够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