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江泽民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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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能使接班人维护团结,继续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有过很多思考。鉴于群众对“六四”悲剧的反应,邓很高兴他们选择了一个没有参与镇压的接班人,这可以让群众感到有一个新的起点。虽然江泽民在6月4日之前就来到了北京,但邓小平要确保江泽民的名誉不因天安门事件而受损。为此,他个人承担了在北京恢复秩序的责任,并且直到6月24日江泽民在四中全会上正式当选为总书记,才宣佈了对他的任命。[22-10]邓小平在这时宣佈自己的接班人,也是要向党和群众表明,他是按正常程序果断移交了权力,并不是在匆忙推出一个接班人。党内元老似乎也同意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心人物——虽然他们在1978年不愿授予邓小平最高的头衔,担心这会使权力过于集中,但是他们在1989年愿意给江泽民这种头衔,以便他能够得到作为有效的国家领导人所必需的权威。

在“六四”后的几周里,邓小平有理由对江泽民的表现感到满意。江泽民学得很快并与推选他的党内元老——除邓小平之外,还有陈云和李先念——创建了良好的关系。他表现出良好的政治直觉,并利用曾庆红为他出谋划策。曾庆红在党内政治中人脉极广,过去就在江泽民手下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随他一起来到北京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在党内多年从事组织和安全工作,曾庆红通过他知道了很多党内的人事内幕;他母亲邓六金是延安幼稚园的园长,许多现在的领导人都是当年从那里出来的孩子。曾庆红很好地运用他的个人关系网,协助江泽民在北京政坛上周旋。江泽民难以与根基深厚的邓小平相比——邓在北京有几十年的经验,对同事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所以江泽民要依靠曾庆红等精明的部下来处理好这些关系。

1989年8月17日上午,仍在北戴河休养的邓小平把杨尚昆和王震叫来,他对他们说,他打算在11月的五中全会上把自己仍然担任的军委主席一职交给江泽民。[22-11]党内领导人明白,这不仅意味着把军队的控制权交给江泽民,而且是交出了对中国的全部责任。

邓小平等人从北戴河回来后,又在1989年9月4日把党内的高层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和万里——叫到自己家中商量他的退休计划。刚开会,邓小平就提醒他们,他过去多次说过,自己最后的责任之一就是创建硬性的退休制度,使老干部能够自动把权力交给更年轻的领导人。邓小平向他的同事表示,退休年龄没有硬性规定是制度上的一个重大缺陷,不但在毛泽东晚年是这样,而且是帝制时代的通病。(批评邓小平的人可能会补充说,他们赞赏邓小平的退休决定,但是假如他再早几年退休也许更好。)邓小平说,假如他死在任上,有可能引起国际麻烦,最好还是在他仍然在世时交出职务。但是,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仍可以通过会见他所熟悉的外国客人发挥一定作用。

邓小平指示说,预定于1992年召开的下一届中共代表大会要解散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个由陈云担任主任的委员会,只是作为一个“利用老一代革命家智慧”的临时机构成立的。邓小平宣佈,他在11月的五中全会上退休时,就像政府其他部门的退休过程一样,要越简单越好。[22-12]然后邓小平说出了他的离别寄语:一定要让群众和外国人明白,中国领导人将坚持对外开放,这一点十分重要;他的接班人要维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威,如果没有这种权威,中国就无法在困难时刻解决问题。[22-13]

邓小平还指示他的接班人如何应付西方仍在继续的制裁和可能的指责。他说:“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22-14]

同日,邓小平又与中央负责干部谈了话,然后给全体政治局成员写了一封信。他说:

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22-15]

邓小平决心继续进行科学技术的对外交流和新技术的引进。他知道华裔美国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尽管天安门悲剧之后有外国的制裁,他们依然愿意与中国保持联系,因此他邀请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访华。媒体在报道9月16日邓小平与李政道的谈话时,宣佈了邓小平的退休决定。邓小平知道,“六四”之后民众惶恐不安,担心国家的命运。他也记得毛泽东在大跃进带来困难后曾一度隐退,有关他生病或死亡的谣言满天飞,为此报纸上有意刊登了毛泽东游长江的照片。同样,不管邓小平对“六四”之后中国的困难多么担忧,他与李政道的合影向世人展示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在向公众公布的照片中,邓小平站在北戴河的海水里。在这场被充分宣传的会见里,邓对李政道说:“最近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他承认中国最近的事件使人警醒,但他接着说:“现在我可以肯定,经过动乱,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可以搞得更好。”[22-16]邓小平的基本意思明白无误:他对中国的前途仍然很乐观,尽管有外国政客的批评,外国科技进入中国的大门仍然敞开着。

在11月7日的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将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交给了江泽民。杨尚昆成为第一副主席,他的弟弟杨白冰取代他成为军委秘书长。政治局表彰了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人作出的伟大贡献。[22-17]11月8日全会结束后,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与他过去的同事合影留念,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来与他握手。然后他回到家中,与家人一起举行他的退休宴会,饭菜是由为他做了30年饭的厨师准备的。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致中央委员会的信:“我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我衷心感谢你们接受了我的辞职请求。我衷心感谢全体同志。”[22-18]邓小平退休的这一天柏林墙被推倒,但他的退休并没有引起任何麻烦。

邓小平把权力交给江泽民一年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吴作栋。此后李光耀尽量约束自己不去干涉接班人的工作,但是他说,自己仍然是个守门员,如果出了问题,他认为自己仍然有责任为维护新加坡的成就做一些必要的事情。同样,邓小平也对李政道说:“我主要就是希望完全退下来,但是动乱我要管。”[22-19]

邓小平把权柄交给江泽民后,不再为重大事情拍板。他已经85岁高龄,行动不便,听力也进一步下降,他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休息。两三年前他还以做事专注著称,但现在已经做不到了。[22-20]1989年11月以后,邓小平不再主导政治舞台,他不再参与重大问题的确定、大政方针的制定、作出最后决定或控制媒体内容。不过,他确实继续会见重要的外国客人,他仍能在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上发挥影响——如果必要,他还会使用这种力量。


四中全会:1989年6月23–24日维持中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