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受挫：1990–1991
1990年1月21日至2月13日邓小平在上海度假期间，他已经在争取能使他压倒保守派经济政策的政治力量。他在上海与当地负责人讨论了开发浦东的大项目。[23-2]他知道上海的负责人急于开发浦东，但这必须得到北京的许可。浦东是上海境内一片大约500平方公里的区域，靠近地理位置优越的长江入海口。当时这个地区大体上仍是农村，易于进行开发，甚至早在上世纪初，孙中山就曾萌生出在浦东建一个大港口的念头。上海当地官员希望将它建成金融中心。[23-3]尽管上海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制约，但是在长江三角洲一带，不但上海，而且邻近的江苏和浙江，工业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增长。
邓小平对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有着战略上的考虑。他知道，鉴于上海的巨大规模和人才储备，它的任何进步都将对全国的发展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不但能够惠及邻近的江浙两省，而且还有长江流域的数亿人口。[23-4]1920年代邓小平赴法途中，曾在上海停留一周，第一次体验了这个城市的活力；十年后他又在上海做了几个月的地下工作；1949年他曾短暂地参与中共对上海的接管；1980年代末，当他为冬季“休假”来到这座城市时，能够感受到生气勃勃的上海人有待释放的能量。即使不像邓小平那样头脑敏锐的干部也十分清楚，上海的领导人对1930年代上海作为商业大都会的优越地位怀有自豪感，而当时的香港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城市；1980年代中央为广东和福建率先进行试验开了绿灯，却没有让上海这样做，这使他们十分不快。上海的负责人并不讳言：上海有着比广东和福建的任何城市更高的教育、科技和工业水平。上海的领导人得到了群众的全力支持，是邓小平加快发展经济的强大同盟。
1984年，作为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上海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从1984年到1990年，上海没有得到北京多少帮助，它的潜力几乎没有发挥出来。广东较易于得到外企投资，在不发达的地区建新厂成本虽然高，但尚可做到。然而，对上海巨大的旧工业进行改造，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资本来支持。上海肩负的为国家财政作贡献的担子如此之重，得到的支持却很少，这让上海的领导人感到不满，他们一直在要求北京改变政策。北京一些部委的领导也愿意向上海投资，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担心正在失去对广东的控制，那里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外边而不是中央政府。假如北京为上海提供资本，国家的计划官员对上海的控制能力要比对广东大得多。
1988年和1989年邓小平在上海过冬时，曾经与江泽民和接替江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作过交谈。朱镕基在北京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时邓小平就认识他，把他视为一个难得的人才，他既有充满自信的领导能力，又有发展经济的战略眼光和难得的改革魄力。1990年2月，邓小平会见了朱镕基和上海其他党政军干部，与他们讨论如何为当地的发展点火。[23-5]
2月回到北京后不久，邓小平对李鹏总理说：“我已经退休了，但有一件事还是要给你讲一讲，你要更多地关心一下上海浦东的发展。”[23-6]两周后的3月3日，邓小平把江泽民、杨尚昆和李鹏叫来，向他们宣讲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他然后又说：“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是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23-7]
遗憾的是，1990年，北京的领导人对邓导师上的课和上海的领导人加速经济发展的愿望无动于衷。他们当时更多地是跟着谨慎的计划派大师陈云走。陈云在上海郊区的青浦长大，经常回上海视察当地情况；在党内，他在跟上海有关的问题上享有特殊的权威。陈云反对在上海建经济特区，不仅因为这有可能给国家既有的重工业和税收基础造成风险，还因为作为一个在1920和1930年代在那里工作过的人，他深知资本主义的罪恶和上海商人那种在他看来对洋人过分卑躬屈膝的“买办习气”。因此，陈云担心外国租界死灰复燃。可是邓小平对陈云的迟疑已经失去了耐心。虽然没有点名批评陈云，但他在1990年2月说，上海的发展落后于广东。圈里人都知道，他这是在表达对陈云反对开放上海的不满。[23-8]
定于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召开的七中全会将要研究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的草案。在会议前夕的12月24日，邓小平又把江泽民、杨尚昆和李鹏叫来，再次给他们上课，讲明加快发展的道理。他强调在2000年以前让经济翻番的重要性，鼓励他的接班人不要害怕担风险。[23-9]邓小平重申，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够快，经济停滞就会变成政治问题，而紧缩政策加上外国制裁的负作用，正在放慢经济增长的速度。邓小平认为，只有放弃保守的经济政策才能避免重蹈苏联和东欧的覆辙。[23-10]但是邓小平的课依然没有起多大作用。尽管他多次请求，七中全会仍然受到谨慎的保守派主导，他们更加担心的不是增长速度放慢，而是经济过热。
邓小平于1991年1月28日乘专列去了上海，在那里一直住到2月20日。他既是为了冬季休养，也是想再次为经济增长点火。听过朱镕基的汇报后，他视察了航空和汽车工厂，还有将要成为世界第三大悬索桥的南浦大桥的建设工地。[23-11]邓小平重申他在1990年说过的话：1979年开放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开放上海，是他犯的一个错误，他原本应该利用上海的人才优势。他强调开发浦东不但对上海市，而且对整个长江流域都很重要。他说，金融——他有意避免使用容易引发不满情绪的“资本”一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想在金融领域获得国际地位，全国都得靠上海。[23-12]
邓小平在1991年并未能使他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除夕时他和杨尚昆、李先念一起给上海负责人拜年的画面上了全国的电视，但并没有提到他要加快上海发展的努力。邓小平的意见甚至没有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不过，他在1991年也取得了两个小小的收获：他争取到足够的支持，把朱镕基调到北京担任副总理；他还让上海的报纸发表了几篇文章，尽管用的是化名。1991年3月和4月，上海的干部让《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不久前在上海的讲话，整理出了四篇系列文章。[23-13]这些文章没有暴露与邓小平的关系，而是署名“皇甫平”（意思是“黄浦评论”，又可指“辅助邓小平”）。[23-14]第一篇皇甫平的文章发表于3月3日，批评了“一些同志”把市场说成资本主义。文章说，计划和市场只是利用资源的两种不同方式，不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标签。政治圈里的人在猜测“皇甫平”的文章背后究竟为何人，但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那是邓小平。
中宣部动员《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对“皇甫平”的文章进行了反驳。1991年11月，在雄伟的上海南浦大桥的通车仪式上，替北京的保守派领导人说话的李鹏总理公开批评了皇甫平的文章，他说，这些文章让人错误地以为北京的政治气氛发生了变化。[23-15]
1991年，党的干部开始筹备将于次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四大。邓小平明确表示，假如江泽民致力于加快发展和扩大开放，他会支持他，不然他就要支持党的其他领导人。但是其他领导人也都受制于当时的主流气氛。例如，朱镕基到北京担任副总理后，仍在忠实执行元老们保守政策的李鹏总理感到了来自邓小平的压力——这是要用朱镕基取代他领导经济。但李鹏顶住了压力，朱镕基在1991年别无选择，只能执行当时的谨慎政策。
陈云和邓小平都避免公开斗争，但他们各自的拥护者却在公开替他们说话。1991年10月，国家主席杨尚昆借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之机，支持更加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23-16]为另一方说话的邓力群则在1991年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警告说，阶级斗争很尖锐，存在着“和平演变”——即用资本主义逐渐取代社会主义——的危险，这正是自由派梦寐以求的事情。[23-17]1991年底，当干部们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作准备时，战线变得明朗起来。保守派在11月25日至29日的八中全会上仍占上风，于是邓小平拿出了他的惯用手段：不把时间浪费在争论上，他要采取行动争取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