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四大：1992年10月12–18日
中共十四大像以往一样，对有关当前和未来政策的文件作了认真讨论，但它首先是对邓小平及其成功政策的公开颂扬——实际上，是为他的退休召开的欢送会。大会的主要发言，即江泽民所做的政治报告，充满了对邓小平及其政策的赞扬，这一政策将成为中国未来五年的指导路线——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江泽民的讲话也反映着与保守派的某种妥协。邓小平原来提出的年增长率是10%，江泽民的报告则建议把目标定为8%或9%，但这仍比李鹏早先提出的6%高出许多。[23-64]
江泽民不但赞扬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且把他的观点上升到“邓小平理论”的高度。知情人都清楚，邓小平是个实干家，不是意识形态宣传家；与共产党国家的很多领导人不同，他并不认为担任最高领导人必须成为理论家。但是对于江泽民来说，把邓小平的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能够加强它的重要地位，使之可以与“毛泽东思想”平起平坐，让人们能够像干革命一样集中精力搞四化。
邓小平的功绩是，他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采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邓小平“理论”正是按他所希望的样子完成的：它们为支持继续扩大市场的实用主义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江泽民还重申了邓小平关于有些事情不要管它姓“社”姓“资”的观点。公有制仍然是主要的所有制形式，但要继续使国有企业变成更加独立的经济单位。要在试验的基础上引入股份制，不但要扩大商品市场，还要发展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和住房市场。科学技术不但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23-65]总之，这次大会是对邓小平基本观点的明确肯定。毛泽东的基本信念——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在他去世之前就已经式微，并且随着他的去世而消失。相反，邓小平的基本政策和人民的经济需求与愿望产生了共鸣，在后来的十几二十年里继续指导着政府的决策。
在天安门悲剧刚过去三年的这次大会上，江泽民像邓小平一样，更加强调稳定而不是政治改革。在十四大上，他没有再提赵紫阳在上次大会上提出的党政分开和党企分开。像邓小平一样，江泽民用严厉的措词谴责了1989年的“反革命暴乱”，但他仍然坚持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右，而是来自左。[23-66]
虽然邓小平的精神主导着中共十四大，但直到大会结束时他才到场。邓小平进入会场时，走到江泽民身边站了大约20分钟，让电视摄录机拍下他们两人在一起的镜头。邓小平把衣钵传给江泽民，这条新闻传遍了全国，传向世界。[23-67]江泽民已经表明要坚定地继续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现在表明他完全支持江泽民。从那一刻起，江泽民不再需要回头看邓小平是否同意；权杖已传到他的手里，邓小平等人现在把他称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23-68]
在中共十四大之前不久，邓小平迫使他的长期盟友、与他一起南行的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退休。[23-69]邓小平指定77岁的刘华清——他能听从江泽民的领导——和江泽民的亲信曾庆红取代了他们。[23-70]江泽民长久以来一直觉得，比他资格老的杨氏兄弟是碍手碍脚的对手。邓小平早先曾对江泽民说：“毛主席当家时是他说了算，我当家时是我说了算，如果你当家后也能说了算，我就放心了。”[23-71]邓小平与杨尚昆和杨白冰关系密切，但是对于他来说，一个强大团结的国家领导班子要比私人友情更重要。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让江泽民获得能指挥一班人为国家提供有效领导所必需的全部权威。
毛泽东去世后，他选出的接班人不是被捕就是被排挤到一边，而邓小平退休前选出的接班人继续领导了国家二十多年。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再次当选为新一届领导人，他干完了十年任期，外加赵紫阳留给他的两年。尽管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之前有一些担忧，但江泽民在天安门悲剧后的艰难时期，面对世人的怀疑和外国制裁，成功维护了国家的团结并领导着国家。他坚定地执行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才干。鉴于天安门悲剧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全面崩溃后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江泽民能成功地掌舵稳定前行，堪称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1992年6月，被邓小平在1991年调到北京的可信的经济领导人朱镕基副总理，兼担任了新组建的经贸办公室主任，这个部门成了在监管经济工作方面权力最大的机构。[23-72]后来，1993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宣佈了新的政府人事任命，李鹏再次当选总理，朱镕基成为第一副总理。李鹏在镇压“六四”示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所以只要有他担任总理，邓小平便不必担心为“六四”平反的问题。朱镕基在管理经济上成绩卓著，尤其是他既克服了通胀压力，又没有使经济像1988年至1989年那样硬着陆。朱镕基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成为国务院总理。
邓小平在十四大选定的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成员是胡锦涛，他成为继江泽民之后的接班人。那次大会时他只有50岁，比其他成员的平均年龄小8岁。胡锦涛努力争取其他老领导对他的继续支持，后来经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通过，他作为第四代领导人核心担任了两届总书记。这样，邓小平选定的接班人在1992年之后就得到了三届党代表大会的认可。
正如邓小平计划的那样，中共十四大也标志着任期终身制的结束。为老一代革命家表达意见提供正式渠道——因此也缓解了他们从一线退下来后的心情——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被正式解散。不但邓小平，而且包括邓小平的对手陈云在内的老一代领导人，全都退出了政坛。此后，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所有任命都有任期限制。1992年当选的另一些担任重要职务的干部，都是根据邓小平的人事政策——把在原来的岗位表现突出的人一步步提拔到更高的岗位——选出来的。
1992年当选的政治局委员，都是与邓小平的政策完全步调一致的人。进入政治局的两名政府部长——外交部长钱其琛和外贸部长李岚清——以外交事务和扩大对外开放作为本职工作。在1992年以前的政治局委员中，有一名代表内陆省份的成员，但他在1992年落选，新增的五名担任省级职务的政治局成员，都来自在邓小平开放政策下蓬勃发展的沿海省市：广东的谢非、北京的陈希同、上海的吴邦国、天津的谭绍文和山东的姜春云。仍然留在政治局的北京干部也都是来自沿海地区：乔石、杨白冰和刘华清，他们曾于邓小平南巡期间在珠海与他一起策划战略。这些资深领导人的年龄使他们不会忘记大跃进的失败。他们多数在1960年代早期就担任重要职务，在文革中受过冲击。1978年之后他们成了坚定的改革派，决心贡献他们的余生纠正错误的政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与这些人相比，江泽民手下后来成为第四代领导人的都不是老革命，而是在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创建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好学生。他们出生在战争年代，却是在1949年后共产党的领导下接受的教育。他们年龄太小，没有赶上去苏联或东欧学习的机会；又因年龄太大，错过了去西方留学的年代。他们上学时，西方的法学、经济学和商业管理这些学科还没有被引入中国，但他们在任职期间通过文件、会议和短训班的形式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他们是既能干又眼界开阔的技术官僚，大多数人是学工程技术出身，接受现有体制并希望维持它的有效运转。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优点是做事负责，与同事和下级都能搞好关系，不会挑战上级。他们没有经历过严重危机的考验，也不准备挑战现行体制。他们只是在邓小平那一代人创建的框架内，务实而勤奋地工作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