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
本节要讨论的话题，叫“后视之明”。它有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中文翻译，就是“事后诸葛亮”，我相信这个词就不用解释了。
我们学逻辑，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论证该怎么做。但实际上人们并不总是按照逻辑学的要求做论证的。你如果想要知道大家实际上是怎么做论证的，就需要学学认知心理学了。一句话：逻辑学教你做君子，心理学教你防小人——两者都会，你就接近成功人士的境界了。
那么，下面我就教大家一招怎么防小人：防止有人做“事后诸葛亮”，以“后视之明”这种方式给自己脸上贴金。
后视之明效应：我早就知道会这样
“后视之明”的英文是“hindsight”，其意思是：历史之流滔滔向前，你的视线本来是应从当下出发而去看未来的，而你却用现在你已经获得的历史知识，回头去看过去的历史，再去曲解历史。
比如，某人本来是说过这样的话的——“我觉得张三是有犯罪嫌疑的，我觉得张三是坏人”——现在却突然看到张三有非常有力的不在场证明了，立即就把话转回来了，转而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张三有犯罪嫌疑？我一直说张三没犯罪嫌疑的。”
西方政客在选举中进行辩论也经常来这一套，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改自己早年的判断。当然，修改自己的见解本身没问题，问题是他们不承认当年自己所做过的判断，把自己前面说的话给否定了，这就是不诚实。
换言之，后视之明效应，实际上是一种对自我的精神历史进行重新解释的过程。如果你的心足够坚强，嘴皮子足够厉害，解释能力足够强大，什么样的证据都可以被重新组织、重新洗白，并被重新导向。
后视之明效应符合节俭性原则
下面，我们从一个更深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效应。我们已经反复说过，人类的推理未必就是按照概率和逻辑的要求来进行的。为了迅速解决当下的问题，推理就要走最简洁的路径，并用上最少的推理步骤。而要使得推理步骤减少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便是尽量扩大推理主体的“已知”的信息的稳固性，而缩小“未知”的范围（因为只有对于“未知的信息”的澄清才需要细密的推理加以处理）。——这与“后视之明”又有什么关系呢？
“后视之明”会以一种另类的方式扩大我们的知识体系的稳固性，即不是从内容的角度扩大之，而是从主体获取该条知识的时间的角度去增强知识的内在价值。换言之，在后视之明效应的支配下，人们往往会高估他们获取这一知识的时间的长度（或将其获得该知识的时间点往前推）。
有人或许会问：即使一条知识的被获取时间点被下意识地提前了，仅仅这样做难道就能够扩大知识体系的稳固性吗？——是的。知识类似葡萄酒。法国波尔多的葡萄酒，藏得越久越有价值——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相信你所掌握的某条知识在你的信念系统里已经存在了十年而不是十个月，你对于该条知识的调用也会显得更有自信。你甚至可以像相信你自己的手的机能一样相信这条知识的可靠性。进而言之，我们的认知系统为了增加自己所储藏的信息的价值，或许会自动修正这些信息的获取时间，使得这些信息看上去更像是老知识。若非如此，大量知识的储藏时间便会显得不够久远，这样一来，这些所谓的知识与其他的那些不太确定的信息之间的界限，也就会变得比较模糊。而大脑因为分不清两者之间的界限，就会费力对这些知识的内容反复核实，这样我们的大脑就会产生更多的能耗。
这一点也适用于我们对于身体技能的信任度：你是更愿意相信一个有3000个飞行小时记录的飞行员的飞行技能呢，还是更愿意相信一个只有300个飞行小时记录的飞行员的飞行技能呢？
另外还有一种猜测，可以解释“后视之明效应”的产生：我们的认知系统可能不会特别在意到底在哪个时间点我们获得了相关的知识——譬如，究竟你是在幼儿园学会了英文字母表，还是在小学一年级学会了字母表，这一点难道很重要吗？而在“维护自尊”这一心理禀赋的影响下，当大脑需要为掌握这一知识技能的时间点进行重新定位的时候，当然就倾向于将时间点调前了（你看，我学龄前就会背英文字母表了，多牛啊！）。
启动“后视之明效应”的两个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开启“后视之明效应”，除非是以下两个条件得到了满足：
第一，需要被聚焦的事件是具有一定重要性的。
譬如，你若要对你和你的前男友或女友分手前的那次争吵进行反思，后视之明效应就很可能会被开启，因为恋人吵架分手这事是相对重要的。但如果你要回忆你哪次丢了一支铅笔这种小事，这种效应一般乃是不会被开启的。
第二，就是这些事件本身带来了与预期不同的惊奇效果。
有位心理学家叫马克·佩佐，他提出了所谓的“意义塑造模型”。他认为，人类是一种对反常有特别兴趣的物种，看到反常就会感到惊讶，就会问“为什么”，而为了回答此类问题，就要寻找事件之间的意义，若找不到，就会自己塑造意义。那么怎么塑造意义呢？大多数人是不会从头调查一个事件的原委的，而最省力的方法，就是从结果倒推出意义来。换言之，若反常现象不出现，人类心智的意义塑造机制也不会被激发，而“后视之明效应”也大概率不会出现。
让尽可能多的“后视之明”互相制衡
不得不指出的是，后视之明效应很难被彻底避免的，甚至是职业的心理学与哲学工作者也没办法避免。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过分的、赤裸裸的后视之明效应。换言之，至少在重大的公共事件上，我们要维持公共历史的相对客观性与可检测性。
举个例子来说，西方政客的竞选团队，往往会利用所谓的后视之明效应来造神，以便制造某某政客早就知道一切的假象。不过，不同的利益团队有不同的历史记录，这就会产生彼此的制衡。因为他们的观点彼此之间是有冲突的，这反而会给公众反思其各自言行的可靠性提供了机会。
这又回到本书开始的观点上去了，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制衡，是健康的论证活动得以发生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