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海上仙山
隨着中美關係改善，美蘇關係陷入低谷。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第二年美國和西方国家抵制了1980年在莫斯科舉辦的夏季奥運會。
同年11月，伊朗革命發生，國王被推翻，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及其家屬共計66人被扣為人質。卡特總統於1980年4月批准了一項營救人質的行動，但美軍的直升機還未出發就發生事故，導致8名軍人死亡营救行動流產。這一事件嚴重打擊了卡特政府的公信力，並導致他在随後的總統選舉中落敗。直到1981年1月，在下屆總統就職前，人質才終於獲釋。
1980年是美國的選舉年，曾经當過演員的加州州長列根（RonaldwN.Rcagan）成為共和黨的候選人，挑戰民主黨的卡特總統。列根英俊、瀟瀧、自信、魅力四射，口才很好。卡特總統標誌性的形象就是他燦爛的笑容，露出鋼琴鍵般整齊的牙齒，但此時被國際事務危機纠纏得焦頭爛額，使他在鏡頭前顯得疲憊不堪，眉頭緊縮，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風采。
在中國，鄧小平大權在握，改革派胡耀邦成為共產黨的總書記，趙紫陽取代華國鋒成為總理。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新一任領導開始了大刀閉斧，市場化的經濟改革，中國的貿易、投資和國際交流等領域愈來愈開放。
1981年1月，江青等「四人幫」成員受到審判。江青被判死刑，缓期两年執行，其他幾位也被量以重刑。雖然審判程序的公正性受到質疑，但是很少有人同情在文革當中為非作歹的四人幫，而比之文革當中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任意迫害政敵的做法，公開審判本身就是一個明顯而巨大的進步，同時也結束了文革的最後一個章節。
三藩市或舊金山都是華人给這座城市起的名字。西班牙移民首先在這塊太平洋岸邊的土地上落足。三藩市是加州的一個城市，而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亞利桑那和德克薩斯等州都曾是墨西哥的领土。1846年至1848年期間美國發動對墨西哥的戰爭，最終吞些州至今使用西班牙文的地名，三藩市的西班牙名字是圣弗狼西斯科（SanFrancisco）。早年的華人把聖佛朗西斯科翻譯成三藩市，因為「三藩」與「聖佛朗」諧音。三藩市也稱之為舊金山，應該源自於1849年加利福尼亞的淘金潮，三藩市成為淘金的中心，城市也迅速扩大。其后大批華人移民美國，第一站就是三藩市。他们群居的地方成了唐人街。成千上万的华工参加了美国第一条橫貫美洲大陸的鐵路建設，很多人為此獻身。這條鐵路於1869年5月10日完工，加快了美国西部的建设。美國西部的開發，華人功不可沒。
三藩市是個風水寶地，三面環水。太平洋的海岸線在此形灣，入门處在三蒲市的北口，兩岸間隔僅僅2.5公里左右。1937年九成的金門橋（GoldenGateBridge）在此處横跨兩岸，把三藩市的市區和橋南邊的土地衡接起來。三藩市的東面也建起一座大橋，全長7公甲左右，落成的時間比金門橋還要早半年，將三藩市和灣束的土地連接起來。
太平洋有個特點，夏天洋流溫度低，流經美国西海岸时调低了整个西海岸的氣温；而冬天的洋流温度高，又使西海岸溫暖，所以三藩灣區是個冬暖夏涼、四季宜人的地方，可調得天獨厚。
1980年8月28日，我和其他3名外貿學院的教师乘中国民航的飞机，離開北京，途經東京，轉乘美國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往三藩市。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飛機，一顛簸，我就提心吊膽，渾身紧张，下了飛機，感覺非常疲勞，才知道是因為緊張的時候渾身肌肉繃紧所致。原來我用渾身的氣力，和飞机较了一路劲，难怪疲惫不堪。
一出機場的大門，一個高大的美國人擠過人群向我們走字叫安迪，安德魯斯（AndyAndrews），是亚洲基金会的项目负责人。他大約四十多歲，留着滿腮黑鬚，高額頭、握手，熱情地說歡迎，然後才自我介紹。
我問他怎麽認出來我們是他的客人，他說一看你的髮型和襯衫就知道了。我離開北京之前，聽說在美國理變貴，就理了一個非常短的寸頭，買了一件新襯衣，領口很大，脖子在領口裏晃蕩。那時還不懂，要打領帶的話，領口要包住脖子，不能留很大的空隙，否則不倫不類。我的打扮，鶴立雞群，被安迪一眼認出。
我和其他人的目的地不同，分手後，安迪開着他的别克車送我去三藩市市區。機場高速公路沿途風景優美，右手邊是藍色的海水，左手邊是連綿起伏的山丘，覆蓋着枯黄的草地。安迪說，三藩市地區氣候的特點是冬天下雨夏天乾旱，夏天山丘上的植被枯黄；冬天一下雨，就返青了。原來這裏的草地不是春風吹又生，而是冬風吹又生。
安迪带我去唐人街吃午飯。我覺得味道很好，做的中國菜比北京的餐館都好。安迪聽了很驚訝，說他們都以為唐人街的中國飯為了適應美國人的口味，不地道。我說這裏菜做的好，大概是因為食材豐富，各類佐料應有盡有，多是從中國進口的。面在北京，物質貭乏、供應短缺，所以食材和佐料不可能比美國的唐人街盟富。
唯一讓我驚訝的是中餐館飯後必備的「幸運餅；（FortuneCookie）——個餃子形狀和大小的烤餅，打開來，裏面有張紙條，上面寫着一句吉祥話，給客人一點驚喜。美國人以為這是真正的中國傳統。我告訴安迪，我在中國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東西。
我的幸運紙條寫着：「孔夫子喜歡迷你裙。」我不禁心裏笑。我相信孔夫子會喜歡迷你裙，但是他大概說不出口來。
在美國的一般規矩，餐館吃剩的菜，都打包帶走，美其名日「狗狗袋，說是拿回去給狗吃，其實是給人吃的。美國人不浪費食物，給我很深的印象。中國人好面子，到餐館吃飯剩下的就不要了，窮大方。改革開放時間長了，也漸漸形成了剩菜打包带走的習慣，大家不再覺得去面子。
飯後，安迪把我送到了下榻的酒店。我想洗澡，但不知道水龍頭怎麽打開，琢磨擺弄了很長時間才放出水來。
打開電視看新聞，幾乎每個頻道都在播放商業廣告，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新聞台，播放的都是本地的新聞，幾乎沒有任何國際新聞。美國人大多不關心國際時事，只關心美國的事情。
最令我吃驚的是找不到美國之音。我已經非常習慣每天收聽美國之音，沒有想到美國根本沒有這個台。美國之音是短波廣播的，而美國一般的收音機沒有短波頻道，汽車裏的收音機中只有AM（調幅或中波）頻道和FM（調頻）頻道。我只好放棄多年的習慣。我這才知道美國之音只是美國政府對外國宣傳的工具。
次日，安迪開車送我去位於吉利街（GearyStrect）的亞基會辦公室。與我同行的外貿學院另外兩位教師分別成為史丹福大學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訪問學者，此時也來到亞基會，我們一起拜會了基金會主席黑登，威廉姆斯（HaydnWilliams）博士。他六十出頭，大高個，長方臉，皮膚白皙，一頭金髪。此人在二戰中在海軍服役，戰後曾先後在艾森豪（DwightD.Eisenhower）總統和甘酒迪總統領導下的國務院和五角大樓任職，還在尼克遜任期內擔任過大使級外交官。
他表示歡迎我們來美國，說我們是亞基會贊助的首批中國學者。他祝願我們在美國學習和生活愉快，亞基會就是我們的家，需要的時候可以隨時來訪。他逐個問我們對美國的第一印象，我說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美國人都非常友善，有問必答，有求必應。
在安迪的辦公室，他問我打算學習什麽專業，我吃了一驚。在國內，做什麽，學什麽，從來都是領導說了算，從來没有人徵求過我的意兄。我說沒有任何想法，學什麽都可以。他想想說：「現在中國缺少法律體系，你應該學習法律，將來回國會很有幫助。」
其實在離京前，我就聽說到了美國可能被送去學法律，果不其然。我對法律一無所知，只知道有律師和法官這樣的職業，覺得聽匙來很有意思，就同意了。
安迪開車送我去位於金門公園附近的舊金山大學（UniversityofSanFrancisco）。三藩市市區建立在起伏不平的山坡上，道路忽上忽下。我不習慣坐車，一會就暈車了。安迪停下車，讓我下車走兩步，呼吸新鮮空氣，才緩過來。幾個月以後我才適應在三藩市裹坐汽車。
舊金山大學是個天主教大學，由天主教耶穌會士在1855年建立，校園裏最突出的建築是聖伊格納西斯大教堂（St.IgnatiusChurch）。教堂坐落在富爾頓街（Fulton）和派克街（Parker）的把角處，兩個尖頂從七八公里開外都可以看到。教堂的東面是大學的主校園，南面過一條不宽的馬路，是法學院。
在校園北面過兩條馬路，有一座小山，叫做「孤獨山」（LoneMountain），以前曾是一問女校，後來被舊金山大學收購，成了學生宿舍。孤獨山上有一排高低不一的紅瓦屋頂的建築，四周環繞着花草和高大的樹木。建築群的中間有一排台階，通向一座大教堂。我就被安排住在教堂邊上的一個小屋子裏，估計本來是神職人員的宿舍。大概是我到的晚了，錯過了開學的時間，所以只有我一個人住在這裏，其他的學生都住在建築群束邊的學生宿舍，離我住的地方有一段距離。
我在校園度過的第一個夜晚就好像睡在一個被人遣棄的角落，四周一片死寂。我的房間在教堂大門的邊上。教堂的門敞開着，裏面沒有燈，一片漆黑。只有教堂外面的走廊和樓梯上有照明，也很昏暗。我漫步走進大教堂，環顧四周，空曠無人，黑暗之中，隱約可見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不由心慌，感到很孤獨。我覺得孤獨山這個名字很恰如其分。安迪走後，我驚訝地發現，沒人管我了。這是一個周五，周一是美阈的勞動節（LaborDay），所以是個長周末。美國的學生都回家度假，校園裏很冷清。我偶然碰到幾個台灣來的同學，就和他們打招呼。他們聽說我來自大陸，不勝好奇。大概看我面善，閒談了一陣之後，其中一個人說：「我看你不像共匪呀。」他還以為是在誇獎我呢。
他們以為我初來乍到，一定不會說英語，就主動提出陪我一起去大學的書店買書和日用品，替我當翻譯。一位叫做徐雯的女同學，是這幾倜台灣朋友當中英文說得最好的。到了書店，她聽我問了售貨員幾個問題，就大叫一聲：「哇塞！你的英文這麽好。」她不知道，我在北京就是教英文的，而且還差點當了聯合國的獨眼翻譯。
那幾天，我和台灣的同學朝夕相處，發現他們對大陸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對於中國的近代史的認知也基本是空白。我對近代歷史的了解，並不局限於有濃重宣傳色彩的官方書籍，也看了很多的回憶錄和外國人寫的東西，所以脈絡還是清晰的，但這段歷史在台灣是諱莫如深的。
我們認識了一段時間之後，相互熟悉了，一位來自台北叫做巫壽民的同學突然問我：「單兄，大陸上像你這樣的年輕人多嗎？」我估計他擔心共匪當中有點知識的人太多。我想起晏子使楚的故事，逗他說：「多的是。我比較笨，所以送到這裏來學習，比我強的人都去一流大學了。」
勞動節那天，安迪邀請我和其他幾位亞基會資助的學者到他家去玩。他和妻子伊芙住在郊區的一個小山包上。以美國的標準看，這是一个普通的房子，但是在我看來很精美，房前有草地，房後有泳池。家裏有許多我從未見過的電器，包括烤麵包機、吸塵器、冰箱、洗衣機和烘乾機，當然還有彩色電視。我当時想，中國人达到这樣的生活水準不知道还要有多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房子周圍時而出現的野生動物，有鹿、野兔、松鼠和各種各樣的鳥，跑來跑去，旁若無人。我喜歡動物，很高興牠們不受打擾地和人做鄰居。我想，在國内這些動物會被人抓了吃掉。
勞動節後，學生都回到校園。到美國的時候，秋季學期已經開學兩個星期了，我誤了不少課程，趕緊跑到法學院去報到。
接待我的是艾普麗爾，卡蘇（AprilCassou）女士。她是法學院的副院長，棕色頭變，戴眼鏡，說話快，乾脆。寒暄之後，我告訴她來此學習的目的是拿一個學位，並詢問如何才能獲得学位。当时我根本不在乎是什麽學位，只要有一個正式的學位，能夠擺脱我工農兵學員的身份就可以了。
她聞言吃了一驚，說我大概是誤會了，作為訪問學者，可以旁聴任可課，但是無法獲得學位。她解釋說法學院只頒發一種學位，法律博士（DoctorofJurisprudcnce），要想獲得這個學位，首先要申請，錄取之後學三年，而且還要交學費。
費對於我來說是個陌生的概念。當時在中國，要麽上不了大學，但是一旦上了大學，就沒有費用了，而且還發給學生津貼。
這下我傻眼了。亞基會資助的訪問學者項目只有一年，我不可能呆三年，而且也沒錢交學費。亞基會的那點津貼在支付住宿、吃飯、買書之後，就所剩無幾，幾乎沒有零花錢，哪裏有錢去交學費。
我大失所望，覺得來美國做訪問學者走錯了棋。我來此的全部目的就是讀個學位，現在看來是不可能的，錢是個無法逾越的障礙。一生當中，我第一次意識到錢的重要。
我去拜訪法學院一位叫做傑克，戈爾威（JackGarvey）的教授。他個子不高，一看就是體育愛好者，肌肉結實，他是白人，但膚色曬得黝黑。他也告訴我，在法學院拿到學位是不可能的，不過歡迎我上他的課。他教授的是合同法。
我問他舊金山大學有沒有別的學位項目，使得我可以在一年之内拿到學位。他想了想說，沒有。但街對面是商學院，那裏有個為期兩年的工商管理碩士（MasterofBusinessAdministration）課程。
我聽了很高興，說別人需要兩年的時間，如果我加倍努力，是否一年就可以讀完呢？他表示很懷疑，但是同意替我和商學院的教授聯繫，讓我和他們直接談。我似乎看到一線希望。
戈爾威教授介紹我認識的是商學院的比爾，莫里（BillMurray）教授。他個子和我差不多高，胖胖的，留着鬍子，眼睛閃閃發光。他總是叼着一個煙斗，並不點燃，說話的時候把煙斗拿在手上，聽你講話的時候就叼在嘴裏，聚精會神。我想這個煙斗大概可以幫助他思考。
我解釋了情況之後，他爽快地說樂意幫忙。首先，他要和我一起草擬一個計劃，然後他想法去說服商學院的院長。常天晚上，他邀請我聽他的課。雖然八字還沒有一撇，他的話使我很受鼓舞。
莫里教的是管理金融學。他演講不用筆記，也不按着教科書，旁微博引，用很多資料和實例說明問題。他很幽默，趣味横生。這是我第一次上管理學的課。令我驚訝的是，我基本都可以聽懂。後來發现，金融比法律容易理解，因為金融技術性強，毋須文化背景，就像學數學一樣。而學習法律，完全沒有美國人的文化、制度和歷史背景，就不大容易理解許多概念。
課後，我問莫里教授，怎麽可能將這麽多的資料和數據熟記於心，信手拈來。他擠擠眼說：“哦，我隨口編的。”当然他是開玩笑，我覺得這位教授非常可愛。
莫里教授、卡蘇夫人和戈爾威教授一起為我量身定裂了一個碩士學位方案，其中包括法學院和商學院的課程。一般來講，法律課不是商學院的必修課。但是我對兩個學院的課程都有興趣，而且像合同法這樣的知識和商業息息相關。此外，亞洲基金會送我到這裏來學習法律，我不能半途而廢。通常獲得管理碩士學位（MBA）需要四個學期，即兩個學年，但按照幾位教授的設計的課程，我只需三個學期，外加暑假上课，就有可能獲得這個學位。
我知道這些教授在我身上花費這麽多的心血，是因为我是第一个来自中國的學生，他們希望我成功。
之後，莫里教授帶我去見商學院院長伯尼，馬丁（BernieMartin）博士。他非常熱情，對這套方案表示支持。
學校這邊搞定了，我赶紧去亚洲基金会见安迪，向他报告我的全盘打算。他说，你才到美国一個星期，就說服兩個學院的教授，搞出了一個定製的學位方案，簡直不可思議。
我承認，美國體制的靈活性對於我來說是如魚得水。在國內的體制下，當初上大學有如登天，幾乎沒有自由選擇的权力。
安迪說，如果舊金山大學答應免除我的学費，亞基會不會反對我的選擇。他說話很謹慎，說不反對，但是沒有明確表示支持。
學費仍然是侗難以逾越的障礙。這幾位熱心的教授都替我四处寻找資金來源，卻沒有結果。我可以理解。我从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家刚剛到美國，對於美國都缺少了解，也沒有什麽教育背景，很難講是否能夠讀得下來，誰願总慷慨解囊，資助這麽一個未知數呢？
沒有錢交學費，學位計劃只好泡湯，但是我上的每一門課。學位不過就是一張紙，沒有它，我还是学到了同等的知识，问心无愧了。当访问学者的好处，就是可以在大學裏的任何院系旁聽任何課程，而且只要我參加考試，教授就會給我批卷子打分，无非是不進人學校的正式紀錄而已。
由於沒有背景和基礎，我發現所有的課程难度都很大，尤其像市场學這些和文化密切相關的課程。我的英語基礎不錯，聽懂教授說的話沒有問題，但是往往不知所云。尤其在法學院，常常一頭霧水，就像中學生聽大學課程一樣。合同法的課本是一本案例集，書名是《合同》，裹面收集了包括幾百年前在英國判決的案例，居然有一千页。美国和英国同样用普通法，有別於德國、法國等歐洲大陸國家應用的大陸法，對於一個案子的判斷基於歷史上對類似案例的判決，因此必須對歷史上的案例很熟悉。當然這些案例浩瀚如海，不可能都記在腦子裏，這就需要知道如何在法律圖書館找到相關的案例。
我在法學院選了兩門課，除了合同法之外，還師從卡蘇夫人學法律研究和寫作。「研究」的意思就是查找相關歷史案例的方法。那時還沒有電腦，查找只能用索引。只要知道了「議題」（Issue）的關鍵字，就可以索引到相關的案例。這個查找系統是一個叫做弗蘭克，謝帕德（FrankShepard）的人在1873年發明的，後來成為查找案例的唯一方法。用道個方法去查找，就叫做謝帕德茲，把人名變成了動詞。
在美國，合同在文化中根深蒂固，在生活中無處不用。租房、私人貸款、信用卡、保險單等等都需要簽合同。其實，在任何一個市場經濟中，合同都是不可或缺的，契約規範人與人商業交往的責任和義務。中國在那個時候還不是市場經濟，所以合同還是個陌生的概念。
一個合同能夠成立，必須具備一些要素，譬如報價、接受、對價等等，否則在法律上不成為合同。如果雨個人簽訂一個合同，我畢業之後送你一個戒指，而你毋須给我任何東西，也毋須做任何事。這樣的合同，不被法庭認可，因為沒有對價，因此我變卦了，你也無法到法院告我。但是令我困惑的是，合同法的這些基本概念，沒有一本教科書簡明扼要的解释清楚，而是教授用不同的案例，看以前法官的判決如何處理每一個「議題」，自己慢慢琢磨出來門道。這樣學習，就好像給你一盒子拼同迷塊，每一塊沒有什麽意義，拼在一起才出現畫面。但是要自己琢磨出來哪塊放在哪裏，很難。分析了很多案例之後，我才搞清合同法的內在邏輯，漸渐喜歡上了這個課程。
源自英國的案例法非常尊重先例，幾百年前判決的先例，今天仍然有效，除非立法機構修改法律，或上級法院推翻了過去的裁決，先例就一直有效。當然立法機構可以修改或制定新的法律，甚至可以修志，但制度中設置的障礙很高，需要立法代表反覆辯論，爭取民意支持，最終需要多數或大多数立法代表或公民投票贊成。如此一来，其法律體系非常穩定，不舍出現意外的變動。
文革期間，中國本來就不健全的法律體制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憲法》被粗暴踐踏，國家主席的罷免乃至被迫害致死，沒有經過任何程序。毛澤東自己講，他是和尚打傘——無髪（法）無天。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才開始建立法律體制，但是法治的基礎薄弱，人治的傳統仍然根深蒂固，法律甚至可以朝令夕改。我當時想，市場經濟真正的發展，必須有穩定和健全的法律體制。穩定比健全還重要，否則就會導致巨大的社會成本。
開學幾周後，我搬到了孤獨山的宿舍楼406室，和一個叫查理的美國學生住在一起。查理也是法學院的一年級學生。
宿舍生活很有趣。大多數房間是兩偶人合住，男女學生住在不同的樓屑，每層都有一個公共淋浴室。學校一共有兩侗白助餐廳，一個在孤獨山，另一個在主校區。剛開始吃美國飯，我不適應吃生菜，他們叫做沙拉。心想美國人怎麽像兔子一樣吃菜？但各類的沙拉油使生菜還能夠忍受，經過一段時間，也就習慣了。我喜歡吃肉，在戈壁的時候沒有肉吃，現在可以敞開吃，令我大快朵額。漸漸地，我還學會了吃乳酪。在內蒙那麽多年，沒有嘗過牧民的乳酪。第一次接觸是去戈爾威教授家吃飯。飯前，女主人端上來切成小塊的不同類型的乳酪，聞起來像已經變質發臭的食物。她鼓勵我常嘗，我屏住呼吸，咬了一口，真是味同嚼蠟，實在搞不清為什麽西方人喜歡吃這種東西。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乳酪也成了我最喜歡的食物之一。人的口味是可以改變的。但我不知道西方人是否能夠被訓練成喜歡吃北京的臭豆腐。
1980年，我度過了第一個萬聖節（Hallowecn），此前我根本沒有聽說過這個節日。節日落在每年的10月31日，那天正好是周五，慶祝節日的人可以狂歡到很晚。卡蘇夫婦邀請我到他們在三藩市郊區的馬林縣（MarinCounty）的家做客，男主人菲爾，卡蘇（PhilCassou）開車把我接到他們家。這裏是一個高檔住宅區，依山傍水，風景優美。他家門已經是節日的装扮，門口擺着雨個掏空的南瓜，刻成骷髏的樣子，裏面有點燃的蠟燭。
菲爾是美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的一名高管，酷愛跑車，家裏收集了好幾款。他不但開跑車，還是修車的行家。他開着一輛新款紅色的科爾維特（Corvettc）跑車，帶着我在附近的街道上兜風。他說自己的一輛跑車有12個引擎，相當於幾百匹馬力，比我在内蒙見到的馬加起來還要多。
客人都穿着奇裝異服來參加晚餐，有的打扮成消防員，有的像吉普賽人，形形色色。小孩子們歡鬧着來敲門，嘴裏大喊「不給糖就搗蛋（TrickorTreat）！」主人就给每個孩子分一把糖，孩子們又歡跳着跑到下一家。
那天晚上，客人們主要的話題是美國即將到来的总统大选，看来列根當選的可能性很大。但是餐桌上的許多客人對雨個候選人都不以為然，稱他們為「一對失敗者（Losers）」。大多數美國人喜歡批評包括總統在内的所有政客，對他們不屑一顧，但是又積極地參與投票。
萬聖節的傳统甜點是南瓜批。美國的南瓜和內蒙的倭瓜差不多，英文的稱謂是同一個詞，但是比倭瓜澱粉多，更甜。卡蘇太太問我是否吃過南瓜，我只好對她說，不但吃過，我以前還種這種瓜呢。但是南瓜批讓我人吃一驚，我從來沒有想到南瓜還能做成這麽好吃的糕點。
幾天以後，列根以壓倒性優勢擊敗卡特常選美國總統。在卡特的領導下，中美關系正常化，我才有可能到美國去讀書。若干年後，我在一次晚宴上見到卡特，當面向他表示敬意和謝忱。
那時候，在美國學習的大陸人很少，引起不少好奇，每到周末，就有人請我去做客。有一天，有一對素未謀面的夫婦託人請我，帶話的人說這對夫婦從來沒見過從「紅色中國」來的人。我想像他們這樣的人，不在少数。
這對夫婦的客廳裏堆滿了樂器和音樂設備。男主人叫做皮特，西爾斯（PeteSears），女主人叫珍妮特，西爾斯（JeannetteSears）。皮特說他倆是傑佛遜星船（JeffersonStarship）搖滾樂隊的音樂家。我當然聽說過搖滾樂，但從未聽過這種音樂，他們拿出一些自己樂隊的唱片放給我聽。我不懂如何欣賞，聽起來像是巨大的噪音。放了幾張唱片之後，他們問我是否喜歡。我只好老老實實地回答因為自己不懂音樂，聽不出名堂來。想來他們一定認為我是傻瓜。
告別前，他們贈送給我三張唱片；《紅色章魚》（RedOctopus）、《零點自由》（FreedomatPointZero）和《地球》（Earth）。皮特在每個唱片套上簽了名：“單先生，最美好的祝愿。皮特西尔斯”。
回到宿舍，室友查理看到這些唱片時，眼睛一亮，問我從哪裏搞來的。我說是這兩位音樂家送給我的，有簽字為證。他看着我，一臉不可思議，大概是覺得我不配如此厚禮。查理拿出自己的唱機，把唱片一張張地從套子裏取出，開始播放，音量調到最大，一下子吸引了其他宿舍的同學來聽。有個人把我拉到一邊，小聲說，樂隊成員親自簽名的新唱片很值錢，別讓查理亂動。但為時已晚。其實唱片對於我來說沒有什麽價值，我看到物盡其用，很滿意。
要想學完幾個教授替我設計的課程，我必須兩步並作一步走——用一年的時間把兩年的課程學完。所以我絕大部分的時間花在圖書館裹，孜孜不倦，一般不出去玩。而且在美國，如果沒有車，就像沒有腿一樣，到哪裏去也不方便。
台灣同學陳義洲有車，是福特公司製造的平托（Pinto）。這款市發生過幾次尾部碰撞起火的事故，因此幾年前被召回過。台灣同學比我手頭寬裕，但是陳義洲是唯一擁有一輛汽中的。中的品牌如果直接音辉的話，「姘頭」更接近。大家說這輛車就像他的姘頭，每天都開出去玩。他很大方，經常邀請大家一起出遊，有時會帶我們去三藩市的漁人碼頭（Fisherman＇sWharf），那裏有許多嘉年華遊樂點，譬如拋球投籃之類的遊戲——花錢買幾個球，扔進去了給個毛絨絨的動物玩具獎品，但是命中的機率極小。
也許去的多了，熟能生巧，也許是天賦，陳義洲拋球，幾乎百發百中，所以他每次都赢得一堆毛絨玩具。有時老闆不得不客客氣氣地請他離開。我站在旁邊看着他玩，嘖嘖稱奇，也很開心。他收穫之多，宿舍裏上下左右擺滿了各類玩具動物，還見人就送，也送給我一個半人高的毛絨白熊。
也是這時，我第一次領教了美國的城市暴力犯罪。三藩市是犯罪率比較高的地方。有一天晚上，我出去散步，剛出樓門，見到一個滿臉鮮血的男人跌跌撞撞迎面走來，一個年紀大的人跟在他的後面，一副驚慌失措的樣子。我辨認出來年長者是台灣同學陳俊達的父親，那麽滿臉是血的人一定是陳俊達本人了。我趕忙上前擔扶，有人打電話叫了警察和救護車。
原來陳俊達和他父親去市區購物後，乘公车回到孤独山的宿舍，但是下車錯遢了兩站。他們步行往回走的時候被3個人盯上了。在他們走上孤獨山的石階時，那群人衝上來，用槍頂着陳的頭搶劫。陳父隨身带着1500美元和兩萬日圓，都被搶走。陳俊達被卡住脖子，試圖掙扎，被劫匪拳打腳踢，打碎了眼鏡，打的他滿臉是傷。之後劫匪逃之夭夭。
警察來了，只問了幾個問題，救護車把他送進醫院。第二天我見到他，臉上都是傷，腫得青一塊紫一塊，眼睛睜不開。後來警察沒有抓到任何人，不了了之。我的室友說，在過去的十二個月，他本人被拍劫過3次。從聴聞到日睹，而且受害人還是我認識的人，地點是我往返於宿舍和校園的必經之路，危險近在咫尺。經歷此事後，我再也沒有在晚上走過這條路。陳俊達後來退了學，轉到亞利桑那州的一所大學去了。
12月中旬期末考試，寒假期間校園關閉，所有的學生部要搬出宿舍，外國學生也不例外。亞基會的主席威廉姆斯博上把我介紹給一對夫婦，男的叫桑迪，卡洪（SandyCalhoun），夫人叫康妮（Connic）。他們邀請我寒假期間住在他們家。桑迪五十多歲，又高又瘦，臉上總是带着詼諧的微笑。他非常幽默，開玩笑的時候眼睛在眼鏡片後閃閃發光。康妮50歲左右，賢慧温柔，經常在廚房裏忙碌，讓我想起母親。
他們家在三藩市最高檔的太平洋高地（PacificHeights）的住宅區，從二樓的餐廳，可以看到金門大橋。晚上，當濃霧滚進三藩市测時，在家裏可以聽到船上發出的陣陣霧號聲。剛開始我覺得吵，不久就習慣了。
桑迪，卡洪是格雷姆及詹姆斯（Graham＆James）律師事務所的資深合夥人，他全家與亞洲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千絲萬縷的聯繫。父親是銀行家，曾駐節馬尼拉（那時菲律寶是美國的殖民地），母亲当时在菲律宾大學教數學，兩人婚後調到上海工作，他父親成為花旗銀行的代表。他們曾經參加過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禮。桑迪在上海度過了童年，但他告訴我，只記得幾句上海髒話。當日本人入侵中國時，他的父親去馬尼拉出差，被日軍俘虜。當時桑迪在美國上中學，他的父親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獲得自由。
1943年高中畢業後，桑迪參軍，在戰爭即將結束時，他被送往日本，在麥克亞瑟將軍的總部服役了兩年。回到美國後，他被哈佛大學錄取，主修遠東歷史。畢業後，他成為三藩市一家專門從事海事法的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並且獲得了在口本執業的律師執照，他的許多客戶都是亞洲人。1979年，作為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成員，桑迪接待了一個中國代表剛，其中包括外貿學院的領導。他把這些人介紹給亞洲基金會，才有了外貿學院和亞基會的關係。
卡洪夫婦有四個孩子，三男一女，都和我的歲數差不多。在餐桌上，全家人經常討論政治，相互爭吵。我覺得很有意思。
平安夜，我和卡洪一家去聖盧克教堂（St.L.ukeChurch）教堂参加彌撒，這是我第一次體驗基督教的宗教儀式。教堂裏擠滿了人，每個人都很肅穆，所有的牧師穿着白色長袍和黑色套装。一個唱詩班在大風琴的伴奏下唱歌，前台上方懸掛着七盞閃爍的紅燈，祭壇上和旁邊擺着大蠟燭，燭光閃爍。牧師佈道，大家排隊吃一口麵包，喝一口紅酒，分享耶穌的血肉。
中國人都說每逢佳節倍思親。美國朋友的熱情，難以彌補我的思鄉之情。我放棄了去聯合國的機會，是打算到美國來拿一個學位。現在看來，這個願望是落空了，我忍受和新婚妻子分離的痛苦，換來是什麽呢？作為一個訪問學者，校方或教授對我沒有任何要求，我完全可以白由自在，輕輕松鬆地去領略美國的風土人情，多少享受一點美國的生活。而我每天埋頭苦讀，白苦如此，是否值得？還剩下半年，我就要期滿回國了，如何度過呢？
坐在教堂的長椅上，看着進行中的宗教儀式，我的思緒又回到了戈壁灘。五年前，我還在那裏當農民，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會來美國。在最心灰意冷的時候，我反覆提醒自己，自我放縱就是對自己的犯罪。基於這個信念，我從未放棄，而是堅持不懈的努力，刻苦讀書，有了今日。現在如果鬆氣的話，對不住對我寄予厚望的家人，也對不住我自己。我告誠自己，不能放縱自己，永遠不能，我要把書讀好。學位是給別人看的，學問可是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