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物稀為貴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前，資本主義在中國只是略顯雛形，1960年代就基本上被根除了。在城市裏，私有的生産資料及私營部門，通過沒收、公私合營或者贖買的手段變成國有或集體所有。國有制也稱之為全民所有制。國有與集體所有兩者之間的區別在於，國有企業的職工通常獲得與其級別和資歷相稱的薪酬，一般與企業業績不直接掛鈎，而集體企業的職工薪酬则因企業產出和员工贡獻的不同而有些差異。對於職工來說如果國有生産單位提供的是鐵飯碗，那麼集體所有制的企業提供的則是木飯碗。
共產黨在其歷史中執行土地再分配政策，沒收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分配給無地的貧僱農。這個政策和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宣導沒有實質性的不同，但聲稱兼承孫中山遺訓的國民黨很難實行他的土地政策，因為國民黨的政治基礎包括地主階級。共產黨依賴的是贫困、無地的農民、所以分田分地是爭取農民群眾的主要農村政策。毛澤東在1929年第一次國共戰爭中寫詩就有分田地的描述：
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
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岩上杭。
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此詩所說的汀江、龍岩和上杭都是福建西部的地方，是我在大串聯時所經之處，共產黨趁軍閥混戰無暇東顧的時候在那裏建立了根據地（詩中所稱「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為了團結地主士紳階層共同抗日，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在抗日戰爭期間停止使用，代之以「二五減租」。二五減租源於國民黨在某些省份的土改政策，佃農當時需要繳納50%的收成作為租金，從其中減去25%租金就成了37.5%。後來國民黨到台灣搞土改，推行「三七五減租」，實際上和二五減租是異曲同工。
日本戰敗投降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共産黨恢復了分田分地的土改政策。
時至1958年，農村地區又發生了一次重大轉變；農業集體化，從合作社到高級社最終産生了人民公社的制度。一般而言，人民公社是幾個農村合作社組合而成，在公社制度中，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主要生產資料都歸集體所有。農民勞動掙工分，然後根據當年集體的收成，按照工分多少分配穀物和其他作物。在公社體制下，農民的收入因地而異，取決於以公社大隊為單位的整個村莊的產量，而產量又取決於土地的肥沃或貧瘠程度、天氣和劳動力投入。
國有農場數量很少，通常位於農業不發達的地方，員工一般來說不論產出，領取固定的報酬。內蒙生產建設兵團就是國有農場，幹多幹少，酬勞沒有什麼區別，除了定量的口糧和發放的服裝，兵團戰士第一年每個月只拿5塊錢的津貼費，不夠買一隻雞。
文化大革命的動邊極大地衝擊了工農業生産，加劇了物資供應的短缺。到了1969年，幾乎所有的商品都短缺、包括火柴肥皂、雞鴨魚肉、瓜果蔬菜、日用商品這些基本必需品都供不應求。當時所有社會主義經濟體都是短缺經濟，但中國可能是1960年代末和70年代最極端的例子，因為文化大革命對經濟造成了沉重打擊，各類物資極度匮乏。
抵達烏拉特三周後，連部命令我所在的三排出發到一二十公里之外的一個地方去挖土豆。土豆學名馬鈴薯，是在戈壁灘少有的幾種可以生長的農作物之一，也是我們的主要口糧。命令是突然下達的，我們毫無準備。兵團是部隊式的管理，要求令行禁止，雷厲風行。連長說派三排去執行如此重要的任務，說明對我們的信任，應該倍感光榮。
1969年10月1日是共和國成立二十周年的國慶，全國放假，但我們不放假。我們各自把被褥、衣服、臉盆包成一個行李捆，裝上馬車。車上還裝着鐵鍬、炊具和食物。馬車先行，我們隨後上路了。
說是上路，其實無路。排長劉鳳亮去過那塊土豆地，他帶路，大家都隨着他向一個方向走。因為無路，我們沒有排隊行進，而是三三兩兩，擇路而行。秋天時節，天高雲淡，風和日麗，溫度適中，空氣清新，是個行軍的好日子。
舉目遠眺，戈壁灘除了沙石，一片光禿禿的，不見一所房子或一棵樹。地平線上可以看到绵延的陰山山脈，山和我們之間一片空蕩。內蒙有句俗話：「望山跑死馬」，意思是雖然山看似很近，實際距離極遠，可望而難及。
腳下的土地是沙質，僅有的一些沙漠植物都已經乾枯了，而且斷了根，風一吹，荊棘乾草就隨風滾動。有的地方，地表上板結若鹽鹼，一步下去就踏破表層的照鹼，鞋上沾滿了鹽鹼和泥土。
時而我們經過巨大的沙丘。戈壁的沙子隨風移動，速度驚人，有時能夠一夜形成一個大沙丘，或者吞沒一所房子。內蒙古所有的房子都是坐北朝南，門窗朝南，西伯利亞的北風只能吹到房後。這樣的殺計，流沙可以埋沒半個房子，但一般不會掩埋門窗。
沙地上，時而可見小蜥蜴，牠們從一個小洞穴竄到另一個，往來翕忽。時而幾隻震雀，唱得相當動聽。這些小動物讓我覺得這個地方畢竟有生命的存在。
沙質土壤適合種植根華植物。土豆和胡蘿蔔可以長得很大，比北京菜市上賣的土豆和胡蘿萄大的多，但不如北京的小土豆和小胡籬蔔好吃。多年以後，我到了美國加州，才發現那裏的土豆和胡蘿蔔也很大，與內蒙的旗鼓相當，大概那裏的土壤條件類似。
我們每人隨身攜帶行軍壺和一些玉米麵做的窩頭。我沒有行軍壺，李寶權從他朋友那裏借了一個給我，他自己也借了一個。我很奇怪，他是老兵，老兵都發了水壺，我問他自己的水壺哪裏去了。
「我把它砸了。」他平淡地說。
我很驚訝。「為什麼？」我問。
「試試它的質量好不好。」他一本正經地回答道。
行軍至中午，我已經把隨身攜帶的窩頭吃完了，水也喝光了。驕陽之下，我走得汗水淋淋，愈來愈口渴。我注意到李寶權和其他幾個老兵還不時地從水壺中喝水，好像永遠喝不盡一樣。他看到我渴到不行了，就讓我喝他壺中的水。他告訴我，在戈壁灘上行軍，必須知道省水，不到渴得不行的時候不要喝，否則沒水喝就危險了。我知道他的壺裏剩下的水也不多了，路還沒有盡頭，我感激地拿過他的水壺，只潤了潤嘴唇，讓一點兒水流進喉嚨，又把壺還給他。他壺裏的這點兒水，要讓我們兩個人都能堅持到目的地。
走在一邊的崔賢超說，渴了想想酸梅，滿口生津，就不渴了。當年三國的曹操就是用望梅止渴的法子幫助將上解決行軍口渴的問題。
賣權說酸梅不如西瓜，西瓜真能解渴。內蒙產西瓜，在乾早的年份，西瓜特別甜。寶權說頭一年西瓜收成好，今年歉收。他說希望土豆地附近有瓜用。
我說咱們都身無分文，看見瓜出也沒錢買。寶權說只有傻瓜才會花錢買，偷瓜就行了。我說不敢。他說你就是個書呆子，在兵團，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
他說偷瓜要在晚上，穿着夜行服，就是深色的衣服，黑暗中看瓜的人看不到你。他繪聲繪色地描述如何在瓜田裏匍匐前進，摸到瓜，用食指輕輕一彈，如果是悶聲，就是熟瓜，如果是脆聲，就是生瓜蛋子。當然悶、脆的聲音也有些微不同，經歷多了，熟能生巧。碰見熟瓜，手掌伸開，呈刀狀，一掌劈下去，就可以把西瓜劈開，然後掏出最中間的瓜瓤心吃。西瓜的子都在瓜瓤的周邊，瓤心無子，吃起來不用吐子。
後來我學會了挑瓜，直到今日，與我妻子去超市，她仍然很驚訝怎麼能用手指輕輕一彈就挑出最好的、薄皮沙瓤的西瓜。我也以身懷此等絕技而自豪。
偷瓜當然冒險，但他從未被抓。有一次，他大概瓜吃多了，一陣內急，就在瓜田裏方便，看瓜的老漢聽見動靜，拿起烏槍，衝着他的方向開了一槍。好在烏槍打出來的是沙石，沒有什麼殺傷力，也沒有命中目標，但他着實吃了一驚，狼狽逃竄，邊跑邊提褲子。
寶權講這個故事的時候非常幽默，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我說偷瓜犯紀律，他說：「別書呆子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們幹苦力，對國家的頁獻比津貼費大得多。那些當官的日子比我們過的好，還有人給他們送煙送糖，咱們拿幾個瓜算個啥？」
我無言以對，覺得他說的有道理。我和他接觸愈多，就愈喜歡他的性格。他喜歡說俏皮話，天津人叫做「逗哏兒」，有時拿人「開涮」——就是開玩笑。但他心地善良，助人為樂，尤其是那些他認為是朋友的人，經常說為朋友要兩肋插刀。
我沒有偷過瓜，倒不是因為我認為有什麼不對，而是放不下身段。寶權倫來了瓜或從伙房拿來吃的，從不獨吞，總是和朋友分享。儘管他自己承擔風險，但對我坐享其成也不介意。在連隊衷，領導都認為寶權是個落後分子，因為他嘴上經常發牢騷，但對他無可余何，因為他不在乎別人是不是認為他不求進步。他只在乎朋友對他尊重就夠了。
寶權說，排長劉鳳亮和劉的女朋友都吃他拿回來的瓜。排長的女朋友是六排的排長，也是天津人。兩人都二十幾歲了，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龄。
「我將來找對象，不找天津人。」他一邊走一邊大輕說。
「天津的老婆讓丈夫給她們洗腳。我將來要找個日本娘們兒，日本娘們兒最會伺候丈夫。」寶權說。
他說的聲音很大，故意讓周圍的人都聽到見，沒人知道他這些怪念頭從哪裏來的。
同樣來自天津的陳德才走在前面。他轉過頭，嘲笑資權說：「找對象，講究男才女貌。你有什麼才？」
「為什麼？」我問。
寶權不打頓兒地回答說：「你看我這模樣，高鼻樑、大眼睛，好俊呀！不像你小鼻子小眼兒。」隨之他又嘆口氣，接着說：「就是有點兒羅圈腿。」說的大家哈哈大笑。
他又說：「你看我的本事，踢足球，玩跤（摔跤），還喜歡拾掇房子（清理房間）。」
他說的是實話。他足球踢得好，摔跤也是好手，尤其喜愛整潔，一天到晚打掃房間，東西都擺的整整齊齊。
「不管怎麼樣，都比你大德才強。」
大家都笑。大德才鼻子哼了一聲，不和他拌嘴了，說不過他。他們天津人都是這樣互相調侃、打趣，很開心。
寶權轉向崔賢超：「老崔，你說我該打多少分？」
老崔屬於66屆，是我們當中年紀最大之一，所以他的話有權威性。他皺起眉頭故作沉思狀，然後說：「寶權，五分之中，你最少打四分或四分半。」他鄭重其事地宣布：「你肯定能找到一個漂亮的日本老婆。」
大家哄笑。那時候我們都很年輕，我還不到16歲，崔賢超歲數稍大些，也不過十九歲，都沒有到結婚的年齡，所以大家只是說笑，沒有人認真。
老崔說他永遠不打算結婚，在他看來，婚姻是個監獄。老崔經常有此奇談怪論，一旦受到挑戰，他會激烈地爭論。
黃樹榮上鈎了。老黃是68屆商中，和崔賢超一樣，都曾是北京；中的學生，在我們之中歲數最大。他說老崔將會是我們之中第一個結婚的人，因為他太亂了，不能照顧自己。老英說的沒錯，老崔從來不鋪床，而且云三拉四。
老崔不以為然，說：「咱倆打賭，將來我有一天結婚，我輸給你50聽豬肉罐頭！」
50聽罐頭要花我們25個月的津貼費，這可是天文數字，大家一陣歡呼。排長放缓了腳步傾聽我們的議論。當時崔賢超19歲，等他結婚的時候，大概沒人會記得他的話，所以他可以隨便開空頭支票。
這時排長插話了，他說這個賭不公平，如果崔賢超結婚，輸50聽豬肉罐頭；如果他不結婚，黃樹榮應該輸什麼？
老黃說，如果老崔40歲前不結婚，他會給崔100聽豬肉罐頭。大家又一陣起哄。他很認真，說到了目的地，就把這個賭寫在紙上。排長讓他倆保證，不管誰贏，都請大家分享豬肉罐頭。大家都很高興，好像馬上就能飽餐罐頭豬肉了。
這樣邊走邊聊，我們幾乎忘記了長途跋涉的疲勞。但是過了好幾個小時仍然看不到目的地，我的雙腿愈來愈累，口乾舌燥。這時，大家都渴得喉嚨冒煙，沒人再說話了。
又走了幾公里，我們在一家大車店停下來休息。大車店是供馬車車夫落腳過夜的地方。我們喝了水，歇了腳，又出發了。
終於，到了日的地，此時我們已經筋疲力盡了。呈現在眼前的是一片相當大的土豆地，覆蓋着馬鈴薯的秧子和綠葉。在貧瘠的土地上，有這麼一塊看來長勢良好的農田，簡直是個奇蹟，讓人驚嘆。我們在田埂上坐下來休息，恢復耗盡的體力。
這塊土豆地是烏拉特農場的老場員們開墾的。原來的農場自給自是，但現在已經移交給兵團了，變成了「全民所有制」，這樣一來老場員就拿固定工資和口糧了，收成多少和個人利益無關。看着這一片顯然是豐產的田地，我不禁欽佩他們會種地。
此時離太陽下山還有幾個小時，雖然行軍已經很疲勞，排長還是命令我們立刻開r。挖土豆並不太難，土豆的范和葉制匐在地上，必須把莖葉掀起來才能找到根部，土豆就長在土壤下面根莖附近。我們用鐵鍬從根莖旁二三十公分的地方往下挖，以免傷到土襄的土豆，鬆開泥十後，使勁拉根莖，一串上豆就拔出了地面。如果根范斷了，就必須用手把土豆一個個地挖出來。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的土豆。一般來說，這裹的土豆比北京菜市場賣的紅薯還要大。我們很快就挖出了一大堆土豆。
日落時分，排長命令我們停止挖掘，把土豆堆在一起，再用莖葉蓋在上面。這裹白天和晚上的溫差很大，白天20幾攝氏度，晚上可能會降到冰點以下。沙漠氣候就是如此，白天反射陽光，所以非常熱，而晚上因為沙子不蓄熱，熱氣散發很快，溫度迅速下降，所以同是有戈壁灘的新疆就有「早穿棉，午穿紗，倒石火爐吃西瓜」一說。一旦受凍，土豆會很快腐爛。為了防凍，我們用枝葉把土豆堆蓋上。
土豆蓋好後，一輔馬車載着晚飯和水來了。炊事員金健剛才去大車店，借了那裏的爐灶做了飯，又用馬車把飯送過來。我們就坐在土豆葉子上，在田邊吃。
金健帶來了一些信件。我收到了父母的一封信。我到此之後，曾經給他們寄了兩封信，這是收到他們的第一封來信。他們告訴我，姐姐在我離京後的次日去了東北，還沒有收到她的任何消息。媽媽很快就會下放到東北的一個五七幹校農場，她希望離姐姐住處不太遠。他們告訴我要照顧好自己，多交朋友。
晚飯後，排長宣布因為附近沒有過夜的房屋，今晚要在土豆地裏露宿。他要每人在地上挖一個足夠藏身的坑，用土豆莖葉鋪在坑裹，再蓋住坑口，在坑裏睡覺。
誰也不願意睡在土豆地裹，但沒有辦法，只好開始挖坑。
土質比較鬆軟，沒過多久，我就挖了一個坑。挖坑的訣竅是要不大不小，坑口太大了，莖葉蓋不住，太小了，鑽不進去。坑雖然挖好了，但我實在不知道它是否能幫助我禦寒。
我參觀了別人挖的坑。李寶權挖得最好，老崔的坑就像是炸彈炸出來的，沒有形狀。
幾個人正在看黃樹榮挖坑。坑已經很大了，但他還在挖。老黃在高中是運動健將，舉重和體操運動員，所以身強力壯。大家都說，他的坑太大了，但他不聽，繼續挖。挖完了，他才發現坑口過大，莖葉蓋不上。但是他有足夠的體能，又挖個新坑。
我小心翼翼地在坑裏解開我的鋪蓋卷，沙子和泥十從坑壁掉了下來，落滿了我的被褥，沒有辦法，只能如此躺着睡覺。
挖完坑之後，天已經黑了。溫度急劇下降。黑暗中無事可做，我們走了一天，又幹了那麼多的活兒，已經筋疲力盡，每個人都爬進了自己的坑。我想洗洗臉，除去一天的汗水和泥污，但是只剩下半桶飲用水了，沒有水洗臉，只能作罷。
我感覺好像睡在棺材裏，稍微一動，沙土就從坑壁上刷刷落下。我睡不着，仰臥在坑裏，凝視天空。不知道要在這塊土豆地裏度過多少夜晚，只感到愈來愈冷。唐朝的岑參描述塞外的氣候有詩云：「胡天八月即飛雪」，農曆的8月應該是陽曆的9月，現在已經10月了，飛雪天可能隨時到來。
突然，傳來一聲長長的狼嗥，我頓時毛骨悚然。正在疑惑，聽到排長喊：「李寶權，趕快睡覺，別叫喚了！」隨之聽到寶權嘻嘻的笑聲和大家的哄笑，然後再無聲響，萬籟俱寂。
太冷了！身上的被子根本不能保暖，我試圖蜷曲起來，但坑太小了，動彈不得，我凍得全身發抖。凝視着天空，天很睛，沒有雲彩，中秋節剛過了五天，月亮仍然很亮，但難掩天際邊的繁星閃爍。
我突然非常想家。「每逢佳節倍思親」這句詩，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我此時此刻的心情；今天是10月1日國慶日，共和國成立二十周年的大慶，北京的夜晚會被煙花照耀得如同白書。父親和弟弟會到大街上去看焰火嗎？他們是否在思念我和姐姐？媽媽已經離開北京下鄉了嗎？我就這麼反覆思念着，試圖回憶起全家在一起過節的時刻，體會出那些不再的光陰的珍貴。全家何時才能重聚？
我在寒冷潮濕的地坑裏時斷時續地睡到天明，不知是被晨曦的光亮，還是雲雀的鳴叫聲喚醒。爬出坑，看到地平線一片紅色，天空逐漸變得愈來愈亮。之後，太陽突然蹤出地平線，光芒萬丈。
此時，其他人也從各白的坑中爬了出來，我們都身披棉衣，四處走動，試网暖和起來。沒有廁所，要走很遠的地方去方便。有人笑言，太可惜了，上豆已經收穫了，不需要我們創造的這些肥料。但大氣太冷了，誰都笑不出來。
我們空若肚子，又開始挖上豆。大概一個多小時之後，炊事員金健趕着馬車來送早飯。他建議排長去和大車店的老闆說說，讓我們到大車店過夜。大車店離上豆地大約有一個小時的路程，但一個小時對於我們來說不算一回事，總比在地坑裏凍一夜要強。排長和我們一樣在寒冷中熬了一夜，也受不了了，說今天會親自去大車店和老闆談。
想到晚上可能住大車店，那裏有水洗臉，大家都很期待，那天我們加倍努力工作。排長不失眾望，和大車店的老闆談好，我們住大中店，用土豆支付住宿費。
當晚，我們移師大車店。這是一個土坯搭的房子，只有一個大房問，屋子裏面靠兩邊牆各有一條土炕。土炕用土坯搭的，下而是空的，炕頭有個鍋灶，燒火的煙通過炕下面的煙道從煙囱出去。炕頭爐灶燒火的時候，整個炕就溫暖。
大車店的兩個炕分別可以睡10個人，我們排有30人，擠在兩個炕上，翻身都難。紙糊的窗戶，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屋裏也很暗。房柱子上，拴着一個盛着煤油的小瓶子，中間插着燈芯，點燃了，燈芯上閃爍着火光提供一點兒照明。
排長睡在煤油燈下面，用油燈點煙抽。我睡在柱子的另一側，在昏暗的燈光下讀書。炕頭的爐灶燒的時候，熱量分布不均勻，靠近爐灶的熱炕上就謝天謝地了。
地方太熱，遠離爐灶的地方感覺不到熱。夜晚的天氣愈來愈冷，能睡在大房間邊上有個小房間，店老闆住在裏面。他是個單身老漢。當店老闆也是個苦差事，如果有客人入住，他負責餵馬飲馬，每天夜裏多次起來給馬添水加料。
馬市店前院有一口井，可以汲水刷牙、洗浴。此處方圓幾十里沒有女人，所以我們可以在院子裏脫光了洗冷水澡。所謂洗浴，不過是用臉盆和毛巾擦洗，大氣漸冷，擦洗也要咬繁牙關，匆匆忙忙完成；不是特別髒，也就不洗了。寶權是個乾淨人，平時衣冠整齊，但在挖上豆的口子衷，他也不換衣服了，洗衣服太麻煩，他說周圍沒有女孩子，穿那麼整齊幹什麼，「照鏡子給自己看嗎？」
我們在大申店安頓下來，一口兩餐，都在店裏吃。吃完부飯下地，沒有午飯，ド午放1回倒店离，再吃第二頓。每大的飯食都一樣；早飯是玉米麵窩頭和假米粥，晚上吃窩頭和煮土豆。我們天天挖土豆，有的是土豆，炒土豆絲好吃，但沒有炒菜的油，炊事員只能煮。
那時候全中國火柴短缺。在此之前，我從未意識到火柴的重要性。晚上需要火柴點油燈，白天用它生火做飯，而且全排除了我和其他一兩個人，大家都抽煙，需要火柴點煙。沒有火柴，幾乎無法生活。帶來的火柴很快用光了，走一天路回到速隊的營房去取不值當。
於是排長去和店老闆商量，用土豆換他的火柴。老闆說可以，半盒火柴換一麻袋土豆。排長抗議說老闆要價太高了，一袋土豆重約50公斤，至少值5塊錢，一盒火柴只要兩分錢，這樣的買賣不公平。老闆說，換不換隨你。排長無奈，派我們裝了一麻袋土豆給店老闆，還特意囑咐我們把麻袋拿回來，不然太便宜了這個老東西。其實物以稀為貴，我們有的是土豆，就是沒有火柴。店老闆待價而沽，也很聰明。
洗臉盆用途廣泛。除了用來洗臉洗澡，到了夜晚，太寒冷了，沒有人願意到外面上廁所，臉盆就成了便盆。開飯了，每個班拿着同樣的臉盆去打飯。儘管用完之後我們都盡量地把臉盆刷洗乾淨，但拿便盆當飯盆總是影響食欲。寶權愛說：「不乾不淨，吃了沒病。」這話有些道理，也許不乾不淨增強人體的抗病能力。但無論對否，我們必須吃飯，盛飯的只有臉盆。
天氣很快變冷了，一周後井台上的水在晚上結冰了。我們挖出成堆成堆的土豆，但不知什麼原因，連裏沒有派車來拉走。夜裏溫度降至零下，蓋在土豆堆上的莖禁沒有多少保溫作用。受凍的土豆白天化凍，很快開始腐爛，散發出難聞的氣味。如果好土豆和壞士豆混在一起，也會隨之爛掉。因此，我們大部分工作變成了把好土豆和壞七豆分開。成堆的好上豆變得愈來愈小，而成堆的爛土豆變得愈來愈大。
排長抱怨說，如果知道連部不在乎糟蹋多少上豆，不如多換些火柴。他煙猶大，由於火柴短缺，不得不比平時抽更多的煙，因為他必須用碎煙頭點燃新煙，很快又而臨煙草斷供的危機。帶來的糧食也吃的差不多了，每天的伙食是愈來愈多的土豆。巧婦雉為無米之炊，米麵不是，但有的是上豆。在北京的時候，我喜歡吃土豆，但此時看見煮上豆肖裏就泛酸水。
最後幾天，我們不再挖上豆了，該挖的都挖出來了。我們天犬桃十豆，好的土豆已所剩無幾了。最後排长說，防止土豆晚上受凍唯一的方法是把它們再埋到土裹。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挖出來呢？
上豆地裏沒什麼活兒可幹了，每次休息時開延長了，大家開着沒事就在地裏玩摔跤。我發現，天津來的男孩子都是摔跤好手，大概是他們在街頭學來的必備防身本領。令我驚訝的是，李寶權是好手中的好手，儘管身材消瘦，但手腳靈活，技巧嫺熟，難怪天津男孩都尊重他。
閻崇潔也是天津人，比寶權矮，但強壯得多，也是摔跤高手，和寶權經常勢均力敵，如果狀態好，他可以速贏好幾場。但凡此時，寶權就開始心理戰，說他之所以輸是給閻崇潔面子，因為閻比寶權的歲數大。
寶權這麼一說，老闆就激動起來，邀請寶權再玩一把，以決雌雄。寶權就會有意拒絕，說他不想讓老闆在大家面前丟臉。
「要是邊上沒人看，我摔你跟甩麻袋一樣。」他笑着吹牛。
這時間崇潔就會拖着寶權比試。因為他求勝心切，比較容易讓寶權的腳絆得逞，突然被撂倒在地。即便寶權輸了，他身輸嘴不輸，而老閻愈心急，就愈容易吃虧。
崔賢超是北京人，戴着一副深紫色框的眼鏡，經常衣冠不整，自詡不修邊幅，一副文質彬彬的樣子。但他竟然也是摔跤好手，不知在哪裏學會的，甚至比周崇潔的身手還好。他手腳協調良好，反應敏捷。
老崔和寶權比試，如果寶權贏了，他就會趕緊把老崔拉起來，笑着說：「老崔，您老上了年紀，多留神。」
下一次比試，老崔把寶權摔倒在地，然後說：「怎麼樣，年輕人，薑還是老的辣吧？」
每個人都會輪流上場，我從未摔過跤，也躍躍欲試。第一次和寶橘摔跤時，我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就被他撂倒在地。第；次，我堅持的时問稍長一些，但他突然摟住我的雙臂，驟然側身，一個「大背跨」，我就從他的頭上翻滾過去，重重落到地上，寶權的身體順勢壓了上來，差點壓斷我的肋骨。
老崔和老闆都大聲呵斥寶權，說他對新手用黑招。寶權趕緊道歉，說他一不留神，忘乎所以了。
從那以後，我經常和寶權練摔跤。寶權和老崔都願意教我，如何使絆，如何借對方的力量摔倒對方，如何躲閃腳絆，如何順勢等等。過了一段時間，雖然我很少能摔倒別人，但也很難被別人摔倒。有一次我居然把寶權摔倒了，我大喜過望，圍着他轉了好幾圈。其實不是我比他強，而是他沒有把我放在眼裏，輕敵了，大意失荊州。
學習摔跤也有實際用途。男生之間有時打架，還有的時候，連隊之間打群架，不會打架的人就可能被欺負。天津人大都會打架，有的以前在街頭混，「玩兒拳（打拳）」、「玩兒跤（摔跤）」都會。
儘管如此，天津人打起架來不如北京人狠。北京人打架「手黑」，動不動抄傢伙——掄鐵鍬、掄磚頭，往死裏打。天津人遵守一些行為準則，譬如打架之前，先問玩兒拳還是玩兒跤，以此決定勝負。輸了就喊服了，不服就再玩兒拳玩兒跤。北京人打架不要命，聽說有些北京人剛來兵團時和天津人打架，動磚頭、動刀、動鐵鍬，把人打得頭破血流。後來天津人也學會打架抄傢伙了。
寶權說，天津人對打架有個說法；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受了病的。受了病的就是有精神病、瘋子，無所畏懼，當然誰都害怕。所以千萬不要和受了病的打架，最好也不要惹不要命的。當然你要真動手，就要攞出一副受了病的架勢，無往而不勝。
兵團是部隊式的管理，嚴禁打架鬥毆，但是屢禁不止。我想大家H排長劉鳳亮喜歡石摔跤比賽，但從不參加。他蹲在摔跤的圈子邊上，抽着煙，笑瞇瞇地觀石。有人請他上場，他就說這是城裏人的玩意。他喜歡和別人扳手腕，手腕的力氣很大，很少有人能贏他，只有曾經是舉重運動員的英樹榮可以與他一較高低。
子過得苦，吃不飽飯，又在青春期，所以脾氣大，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我們花了幾天時間挑土豆，在地裏玩耍。常拖拉機終於到達時，已經沒有多少好土豆了，我們裝車不過用了幾個小時。看到這麼多好土豆都爛掉了，我覺得很可惜。但一想到整個冬天都要吃早就吃膩的土豆，我就覺得難以忍受，恨不得它們全都爛掉。
在大車店的最後一個晚上，排長命令炊事片把存留下來的一點兒麵粉和食用油都用了，做麵條湯，大家開訊歡呼雀躍。我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吃任何用麵粉做的東西了。我們班拿出兩個最大的臉盆，仔細洗了幾次，把麵湯端回來。對於我們，這是一場盛宴，雖然還沒吃飽臉盆已繩見底了，我還是覺得心滿意是。吃上豆吃的天天胃裏泛酸水，吃麵條肚子裏很舒坦。
第二天清晨，我們收拾好行李，放在馬車上。排長留給店老闆兩袋土豆，以示感謝。老漢發了意外之財，很高興。
回程比來程感覺要短，大概是因為我們完成任務，心情愉快。時已深秋，空氣冷嗖嗖的，蚊子也不見了，我和崔賢超一路同行。
我聽說老崔在學校的時候是好學生，文章出色，還寫新詩。他的記憶力很好，幾乎過目不忘。假如不是文革，他理應上中國最好的大學，但是文革改變了他的命運。
老崔說內蒙兵團不是久留之處。他本來不該來兵兩，曾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個製鞋廠工作，他媽媽沒有讓他去，說大學早晚要恢復，他應該準備去上大學。不料大學沒有恢復，工廠的名額也被別人拿走了，他就被分配到兵團來。
我告訴他，我們69屆的統統分配下鄉，有的來內蒙，有的去東北，沒有留在城裏的選擇。
老崔說我們在這裏是糟蹋青春。毛主席說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們根本見不到當地的農民，怎麼接受再教育？而且農民能夠教育我們什麼？內蒙偏僻的地方，有的老百姓甚至不知道毛主席是現在的國家領導人，不知道已經改朝換代了，他們還以為傅作義是綏遠的土皇帝呢。
在國民黨時期，内蒙曾是綏遠省，在傅作義先生的治下。後來傅被蔣介石任命為華北剿匪總司令，專門對付共產黨的部隊。在解放軍兵臨城下的時候，他在北平率部起義，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他麾下的國民黨綏遠部隊也隨之起義。
老崔說自己出身不好，即便將來大學恢復，他上大學的希望不大。又說我的出身好，喜歡讀書，將來會有機會。他鼓勵我多學習，找否讀。
他說應該想方設法離開這個鬼地方，連裏有幾個幹部子弟已經去參軍了，部隊待遇好得多。以他所見，我們的領導沒有一個人真正關心農業生產，他們在這裏也不情願，都在混日子，所以才沒有人關心把土豆拉回去。這些當官的拿工資，每月糧油供應足夠，他們為什麼要關心土豆的收成？
兵團戰士每月定量的食用油是3兩（150克），部隊幹部定量一斤半（750克），是當兵的五倍。
老崔的一番肺腑之言，是我聽到的對於建設兵團最直言不諱、最悲觀的評價。我頓時感到前途無望，心情抑鬱。我說我的父母大概沒有什麼人脈關係，沒法走個後門讓我離開內蒙古，但我會寫信問問他們，讓他們盡量想辦法。
崔賢超還告訴我，有些在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的人不堪在兵團混日子，偷偷越境跑到越南加入越共的軍隊，有的立了戰功捉升為軍官。他說戰爭中很容易被捉升。不過，越境的被抓住會被槍斃，即便去越南打美帝也不行。
言談之中，我們不知不覺走回了營房，已經是下午了。新蓋的營房快完工了，但還沒有上屋頂，所以我們又回到舊棚屋。
當天晚上，我給父母寫了一封長信，報告了過去兩個星期挖土豆的經歷，然後簡單複述了崔賢超的話，問他們是否能找到辦法讓我離開內蒙。第二天，我把信發出去了，心懷一線希望。
不知什麼原因，我們再也沒有回到那塊土豆地。也許因為它離營房太遠，領導嫌麻煩，春天沒有派人去耕種，漸漸把它忘了。我不知道那塊豐產上豆的田地後來變成了什麼，也許大車店的老闆把它當作自留地了。反正兵團的人誰都不會關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