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繼續革命
大串聯運動像野火一樣將文革的火焰在全國各地點燃，很快觸及到所有中國人的生活。紅衛兵和造反派到處攻擊並打倒各級政府領導，在全中國造成了無政府狀態。
群眾發動起來了，毛澤東很滿意，他說：「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他自信地預言：「大亂達到大治。」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從中共市委和市政府的手中奪權，建立了一個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造反派的奪權行動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和支持，被《人民日報》舉為「一月風暴」。自此，一場奪權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地展開，造反派在各地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代行政府部門的職能。革委會成立後，某些地方恢復了一些表面上的秩序；而在其他地區不同派別的造反派的互鬥加劇，最終導致毛澤東稱之為「全面內戰」的局面，混亂更為加劇了。
1966年10月底，我們完成了歷時大約一個月的大串聯，回到北京。北京的情況和離開時一樣混亂，城裏仍然擠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有一天，聽說我家所在大院的禮堂衷正在開批鬥大會，我就跑去看熱鬧。禮堂裏擠得滿滿的。一個身材高大、體型稍胖的男人被兩個造反派押成「噴氣式」站在舞台中間，面對群眾，頭上還頂着一個紙糊的大高帽。此人胸前掛着一個大牌子，上面寫着「走資派王恩茂」。王恩茂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黨委第一書記。
造反派接二連三跳上舞台厲聲批判、譴貴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滔天罪行。
「打倒走資派王恩茂！」一個人在舞台上高呼。
「打倒王恩茂！」人群中回蕩着一片吼聲。
「王恩茂不老實，就叫他滅亡！」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口號聲此伏彼起，驚天動地。
自始至終，任由造反派高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王面無表情，一聲不吭。我心想，這個老頭兒真是很頑固。
王恩茂時年54歲，老紅軍，參加過萬里長征。建國之初，他被授予中將軍銜。我後來在某個回憶錄中讀到，毛最終保了他，讓他免受紅衛兵的凌辱。
1967年1月，一群省長和省委共配被召集進京參加「學習班」，實際是躲避他們所在地方造反派的衝擊。他們被安排住在京西賓館。有一天，毛澤東到訪，使這些！老傢伙們！興奮不已。有媒體這樣記載——
毛主席一邊往裏走，一邊和站在前面的同志握于問候。突然，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特別顯眼。於是，一邊和他握手，一邊随口問：「聽說新疆造反派要打倒你，怎麼樣，能打倒嗎？」
王恩茂不知該怎麼回答，唐突回了一句：「這就是毛主席您的態度了。」
主席邊走邊笑着說：「我看打不倒。」離開幾步，突然回頭又叮了一句：「王恩茂打不倒。」
儘管毛如是說，王恩茂還是被打倒了，直到十年後文革結束他才官復原職。
大概就是通過這次批鬥王恩茂的會，何玉舟認識了幾個新疆來的造反派，他們邀請玉舟和他的同學們去新疆的石河子地區串聯。那裏兩派鬥爭很厲害，我想這些新疆人想在北京找人去石河子支持他們一派。玉舟又邀請我們幾個小學生同行，我們不假思索答應了，而且說走就走。我跑回家拿了一兩件換洗的衣服和一雙鞋，衣服放在書包裏，鞋放在一個網兜裏，告訴媽媽我要去新疆串聯了，就隨玉舟他們一起去了北京火車站。
我自以為13歲了，已經大了，去哪裏只需要告訴父母，而不需徵得他們同意。媽媽知道攔不住我，一言未發。
石河子離北京很遠，今天坐飛機也要五個小時左右，當年乘火車大約好幾天的時間。火車站上有一列前往烏魯木齊——石河子的列車，我們找到了座位，放好行李，坐下來聊天，說說笑笑，等候開車。就在此時，父親突然出現在敞開的車窗外面。見到我，他走進車廂，二話不說，抓起我的書包和裝鞋的網兜，掉頭就走。大概他知道和我理論是徒勞的。而且他如果說一些被認為是阻礙革命的話，被車上的紅衛兵和造反派聽到，還可能帶來麻煩。我雖然充滿了高昂的革命戰鬥精神，但而對父親堅定的神態，我一句話都沒敢說，老老實實跟着他回了家。
不久之後，我在報紙上讀到，1967年1月，石河子地區的兩派造反派在奪權過程中發生武裝衝突，動用了槍支和手榴彈，造成26人死亡、79人受傷。這就是震驚全國的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大約一個月後，何玉舟和他的朋友們從新疆回來了。他們口睹了武鬥，有驚無險，都活着同來了，但他們說有北京去串聯的紅衛兵死在武斗中。
與此同時，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和其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炮火，愈來愈猛烈。在中央文革的唆使下，紅衛兵們已經不滿足「拿起筆來做刀槍」，而是要把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總司令劉少奇揪出來批鬥。清華大學的紅衛兵用計將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騙出中南海，拉到清華大學開了30萬人的批鬥會。之後，紅衛兵們要求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交予群眾鬥爭批判。以此為目的，各路紅衛兵在中南海的正門新華門對面的大街上安營紮寨，日夜不休地用大喇叭衝着中南海宣讀批判劉少奇的大字報，呼喊革命口號，要求劉少奇「滾出來」。
串聯歸來後，我和幾個四鄰的同學除了去王府井大街買紅衛兵的報紙閱讀，就是日復一日地在城裏闲逛，無所事事。那時很多紅衛兵組織都出版自己的報纸，大都是專業的鉛印版，也有油印的小報。王府井的街頭，天天有人賣紅衛兵小報，一兩分錢一份，有的免費。還有《號外》，發布紅衛兵們認為重大的消息。譬如誘捕王光美的經過，我就是從清華大學紅衛兵散發的《號外》中讀到的。
無聊之極，不知誰的主意，我們幾個小夥伴決定加入到中南海牆外的「揪劉運動」。像其他人一樣，我們在新華門對面、東長安街南側的人行道上用破紙箱和木棍搭起一個小棚子。時值1967年的仲夏，晚上不冷，所以除了回家吃飯，我們就日日夜夜蹲在棚子裏面玩耍聊天，就像小孩子過家家一樣。
連續幾天我都在「揪劉」的棚子裏過夜，嚴重缺覺。一口，我回家吃飯，飯後感到困乏，想上床休息一下，盯囑媽媽、、兩個小時之後叫醒我。當我一覺醒來，已是次口早晨。我很不愉快，埋怨媽媽沒有昨晚喚醒我。她說怎麼叫也叫不醒，大概我太累，睡得太深了。但我懷疑她不贊成我的革命行動，所以根本沒打算叫醒我。
我回到中南海南門的小棚了，發現同學上沅波不在，以為他也回家睡覺了。另，個同學告訴我，沅波沒有回家，而是被周恩來總理派來的人叫去開會了。就在頭一天晚上，周總理辦公室的人來到此地，要求每個窩棚派一個人隨他去人民大會堂和周恩來見面。沅波随來人去了，逗未回來。
不久，沅波回來了。他說昨晚周恩來召見所有在中南海外安營紮寨的造反組織的代表，說服大家停止揪劉少奇運動，離開此地。很多紅衛兵和造反組織的代表都不同意，和周反覆爭論。周則苦口婆心地做每個人的說服工作，會開了整整一夜，最後所有與會代表同意了周恩來的請求。估計他們不是被說服了，而是熬不過周恩來過人的精力。
我今天回想此事，覺得不可思議，常時間恩來已經69歲，而對的是一群十幾歲的少年。沅波和我一樣，那年不過13歲。周恩來是總理，他有權力命令紅衛兵們統統離開，甚至把他們抓起來，但居然降尊紆貴，和一群毫無頭腦而且混不講理的少年耐心談判了一整夜，直至將他們全部說服，甘心情願拔營而去。他們回來之後，像沅波一樣，興高采烈，被周恩來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聽了沅波的敍述，我更埋怨媽媽昨天下午沒有把我喚醒，使我失去一個面見周恩來的機會。
我們的小棚子大概是最後一個被拆除的。到了中午時分，當我們撤離新華門的時候，所有窩棚都被紅衛兵們清理得一個不剩，全憑周恩來一張嘴的功夫。
儘管如此，劉少奇很快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被投入大獄。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宣布他是叛徒、內奸和工賊，將他開除出黨，撤銷一切職務。據說劉少奇聽到這個宣布後，雙月圓睜，一言不發；次年冤死在河南開封的獄中，至死都再未說話。他的夫人王光美也被投入獄中，單獨囚禁長達12年之久，到1979年才獲釋。
自停課以來，同學們除了湊熱鬧，無止經事可做，好像在放長假。
起初對這種無拘無束的生活感到很開心，後來就愈來愈無聊了。我們整天遊手好開，東遊西逛。所有的公共娛樂活動都終止了，沒有電影，沒有戲劇，圖書館也關了門。幾乎所有的文藝作品都變成了毒草。後來，所有的公園都關閉了，北海公園也上了大鎖。據說圖閉公園、廟宇和寺院的命令是周恩來下達的，因為紅衛兵掃四仿，打砸搶，將很多文物、古建築、廟宇、佛像統統砸爛了。可惜他的命令已經為時過晚，而且中國之大，鞭長未及，很多古蹟都遭到了無法挽回的損失。
在北京，有成千上萬學生每天成群結隊騎着自行車四處遊蕩，群聚街頭，尋釁鬧事，打架鬥毆。國家處於無政府的狀態。
1968年，父母決定把我和姐姐送到母親在山東省的老家。我們先乘火車，大約兩個小時之後到達天津市附近的港口城市塘沽。在海河岸邊，我們登上一艘客輪。起錨之後，沿海河順流而下，進入渤海，順着海岸線南行就可以抵達山東的煙台。我和姐姐買的大概是三等艙的票，在船的甲板底下，一個大筒倉，裏面擺着一排排的雙人床。船艙裏擠滿了人，還有他們攜帶的大包小包。
臨行前，有個農民到我家住的大院賣剛剛孵出來的小鴨子，非常可愛。媽媽給我買了一隻。我只知道鴨子吃魚蝦，沒有魚蝦，就餵牠一些剩飯。我估計雞鴨之類的只要餓了什麼都吃，這隻鴨子也不例外。
此乃平生首次乘船出海。大海如此浩瀚無涯，讓我覺得很新奇。剛剛入夜，颳起海風，船開始搖晃，很快我就暈船了，嘔吐不止，躺在床上也無法克服暈船的感覺。就這樣，船行一路，我大部分時間都躺在船艙裏，根本沒有心情到甲板上去欣賞海景。我用一個小籃子將小鴨子隨身攜帶，在船上沒有什麼可以給牠吃的東西，我就餵牠番茄，牠大概餓極了，居然也吃。船行了兩天兩夜，小鴨子和我都活了下來。姐姐好像不大暈船，狀態比我好得多。
我稱外祖母為姥姥，她家在山東省煙台專區（現煙台市）牟平縣留生院村，當時的村稱之為大隊，留生院大隊隸屬武寧人民公社。姥爺已經去世，姥姥和我的大姨和大姨夫住在一起。大姨是我母親的妹妹，他們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我姐姐從小就寄養在姥姥家，一直到7歲才去北京和我們同住，所以她對姥姥家以及留生院村都熟悉。
留生院村是個貧窮的地方。村子在環山的，塊平地上，四周都是山丘，農田就開墾在坑窕不平的山丘之問，土壤看起來相當貧瘠，夾雜着碎石塊，我鋤地能夠挖出数不盡的碎石。
姥姥和大姨大婦的家是個小磚房，進門是爐灶、廚房，左右各有個房間，房問裏有炕。大姨夫婦的臥室是右手邊的房間，姥姥住在靠左的房間。他們平常吃飯和坐臥都在炕上，全家沒有一把椅子。
房前是個小院子，一侧是四周開若矮牆露天的茅坑。房後有個小院，裏面有個豬圈，養着一口豬，院子裏還種些菜。院子的四周圍着土牆。我把小鴨子從籃子裏拿出來，放在前院。我看牠在院中搖搖晃晃四處覓食，感到很開心。我餵牠蔬菜，還跑到村外的河裏抓一些青蛙，剁碎了餵牠。前院裏還養着兩隻小兔子，和小鸭子和平共處。我天天餵牠們，久而久之，一到餵食的時間，我一呼喚，牠們就從不同的角落冒了出來，過來吃食。
我白天和村民們一起勞作。村口井邊有棵樹，懸着一口鐘，每日一敲鐘，大家就聚在村口，由生產大隊長分派工作。每天派的活兒不一樣，今天鋤地，明天挖掘、清洗洋參，諸如此類。洋參長的模樣和人參一樣，也是中藥材，但是價格比人參低得多，賣到城裏去，是村民的一個收入來源。還有的時候去挖糞坑，用手推的獨輪車把糞運到田裏做肥料。獨輪車很實用，可以在田埂上推着走，掌握它的平衡不容易，但我很快就學會了，推着滿載的獨輪車不倒。
下雨之後，我和姐姐隨着大姨去山裏採蘑菇。潮濕的樹底下時常可以看到蘑菇，有的長得很大。有一次我採到一個蘑菇和我的手掌差不多大，蘑菇下面的根莖部很長，大姨說這叫做鴨腿菇。拿回家之後，姥姥就用這一個蘑菇做了一鍋麵條給我們吃。
山東農村，大概也是中國農村的習俗，重男輕女。一旦來客人，男人吃完了，女人才能吃。我的3歲的表弟也是與大姨夫和我一起上桌，而我姐姐、姥姥和大姨要等男人吃完了才吃飯。這令我很尷尬，又無可佘何，但她們都習以為常了。
村子裏有個小賣部，許多村民沒錢買東西，把自己家裏母雞下的蛋賣給小賣部，然後換來他們所需要的針線油鹽肥皂火柴。他們養雞，但是人多數人吃不起雞蛋，把蛋賣給小賣部是他們微薄收入的一個來源。
我和姐姐雖然都只有十幾歲，但被姥姥和大姨夫婦奉為上賓，不時給我們做白麵饅頭和麵條吃。他們自己通常的主食就是玉米麵的窩頭，只有在逢年過節的時候才吃白麵。我和大姨夫有時步行去武寧鎮趕集。集市大概一周一次，地點離我們家大約4公里至5公里。大姨夫帶着自己種的蔬菜之類到集市去賣，偶然買回來一斤豬肉，給我們改善伙食。但是吃肉是很少有的事。
農村的生活讓我感到很新奇。村邊上有一條小河，不下雨的時候是條洞洞細流的小溪，但水裏面還是有些小魚、蝌蚪和青蛙。我喜歡抓牠們，拿回去餵鴨子。我也喜歡在田野草叢中抓螞蚱。偶爾看見蛇，但村民不允許傷害，他們認為殺蛇會帶來厄運。有一次我目睹了一條蛇閃電般咬住並吞食了一隻青蛙。
武寧公社留生院大隊的農民每天幹活掙工分，到了年底按積累的工分分配糧錢。壯勞力一天可以掙到十個工分，婦女掙五到七個工分。對於我來說這一切都很新奇，我參加勞動不是為了掙工分，但是能夠給大姨和大姨夫多掙幾個工分聊補家用我很高興。我歲數和個子都小，所以大概每天可以掙三五分就不錯了。
這是我第一次嘗試務農。我幹活賣力，每天出工出力，不甘人後，很快就赢得了村民的好感。大概他們沒有料到北京城裏來的孩子也能和他們一起幹體力活，不偷懶。但他們時不時地拿我打趣，嘲笑我的笨拙。我不以為意，能讓他們開心我很愉快。我喜歡和他們一起幹活，邊幹邊聊，長了不少見識。
一天，我和一個二十多歲的壯勞力一起挖沟。他是我的遠房親戚。我們邊幹活邊談論村子裏的生活。突然他對我說：「毛主席領導的不好呀。」
我大吃一驚，如果在北京，他的話會被認作嚴重的反革命言論，招致大禍。他倒一點也不緊張，好像開聊一樣。我問他何出此言。
他說：「我們幹活都很賣力，每天拚命幹，但我們吃不飽飯。」
我聽了膛目結舌，無言以對。他的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聽到有人說毛澤東的壞話。我知道，與北京的生活机比，鄉村生活更艰難，說吃不飽飯是實話。後來我問姐姐，我們是不是給姥姥家增添了很大的負擔；姐姐說沒有，媽媽考慮得很周到，讓她隨身帶來了足夠的現金和糧票，所以大姨夫才能給我們買白麵和肉吃。可見他們平時的伙食要差得多。
1968年秋天，消息傳來，要「復課鬧革命」，我們可以回去上學了。我和四鄰的孩子都被「就近分配」。本來我是被分配到二十七中，姐姐被分配到女十三中。但不知為何，我的分配又改成女十三中。我感到奇恥大辱，一個男兒怎麼能夠去上女中？兩年前我就是在這所學校，目睹幾個女中學生毆打副校長致死，從心理上很反感。但後來我發現附近的男孩子都被分配到這所中學，校名也改成了「工農兵中學」，現在是男女同校。我們別無選擇。好在朋友們都被分配到同一學校，至少我會有伴所以就心安理得了。
雖說是復課，但還是要鬧革命，所以沒有什麼像樣的課程。我記得上了一兩天數學課，太簡單了，沒有什麼新東西。沒有課本，因為文革前的課本都變成毒草了，還沒有無產階級的新課本。老師們教課時戰戰兢兢，生怕哪句話說錯了就變成了反革命，所以幾乎什麼也不敢教。上課也沒有課堂紀律，學生可以隨時進出，老師不敢管。既然如此，我只是偶爾去上課，復課和不復課沒有什麼區別。
有一堂課是英語，老師教了一句口號；毛主席萬歲！她用英文在黑板上寫上LongLiveChairmanMao！然後讓我們跟着她不斷重複。這句口號是我學到的第一個英語句子，還不是個整句。我想那時如果見到一個外國人，張口就喊毛主席萬歲，會讓人家嚇一跳，以為我們精神不正常。我們把這個口號重複了無數遍，就下課了。
當天晚飯後，兩位老師來到我家，一臉嚴肅，要與父母談話，也要我奉陪在側。我不知道他們來意，但從他們的面色可以看出不是好事。他們坐下來之後，就質問我今天在學校幹了些什麼。我一頭霧水，不知他們想知道什麼，只好說什麼也沒有幹。他們轉彎抹角旁敲側擊，一定要我交代幹了什麼壞事。我不知道他們葫蘆裏賣的什麼藥，被逼得惱火了，就拒絕再回答他們的問題。
原來，我和朋友們離校後，有人注意到黑板上用粉筆寫着，行漢字：「狼衣服前門貓。」這幾個字本來毫無意義，是LongLiveChairmanMao的諧音，大概一個同學把這個發音寫成中文便於記憶。我雖然課後也在教室和別人聊天，但並未注意有人在黑板上寫字。這些老師們認為這幾個字把毛主席寫成「狼衣服前門貓」是居心叵測、惡毒攻擊偉大領袖。他們要抓罪魁禍首，聽說我和幾個同學最後離開教室，懷疑我是案犯之一，就來詐唬我，以為我會畏罪坦白。但我並不知情，所以詐呢也沒有用處。
最終他們找到了肇事者——陳加民。加民是我的好友，那天我們一起離校。但是他在黑板上寫的那幾個字毫無詆毀偉大領袖的意思。他惹的麻煩不小，萬一有人硬說他有意書寫反革命標語，那就不得了。好在那兩位老師雖然氣勢洶洶，卻並非要置人於死地，陳加民反覆寫了革命警惕性不高的檢討之後，就讓他過關了，沒有追究到底。
由於學校無課可上，就組織我們出去「學工」，全體被派去幫助建設北京的第一條地鐵。這條地鐵建在北京的前三門，也就是連接崇文門、前門和宣武門三個城門一線。本來這三個城門是由一道城牆連接起來，城牆的南面是護城河。到了1960年代中期，北京四周雄偉的城牆都被拆除，寬闊的護城河被填平，在城牆的舊址掘地數丈，修建地下鐵路。在國外，地鐵的修建都是在地下挖掘，而北京的第一條地鐵是露天挖坑修建，完工之後掩埋上，然後在其上修建公路。
我們一群學生自以為是來幫助施工，但工人們大概並不歡迎我們，因為我們礙手礙腳幫不上什麼忙。他們也無法把我們趕走，索性就給我們一些可有可無的活兒幹。我很高興參加修建地鐵，也算是長了一點兒見識，雖然這點兒經驗在以後的人生中再也沒有派上用場。
我們所參與的工作起初是和建築工人們一起搬鋼軌。今天，搬鋼軌是由重型機器完成的，但是在那個年代，鋼軌是用人力移動的。工人們在鋼軌的兩側字排開，並行的兩個人用肩膀扛着根粗棍，粗棍上條繩索拴在鐵軌上，聲吆喝，兩排人一起用力，就把鋼軌扛起來了。然後在指揮的號子聲中，一步一移，把鋼軌挪到確定的位置。
搬鋼軌是偶爾幹的活，平時工人們大概想不出該讓這些學生在隧道裏幹什麼，後來給我們每個人一把鋼鋸片，讓我們鋸斷鋼軌。一般來說，鋼鋸是由鋸弓和鋸齒片組成，鋸齒片固定在鋸弓上，手持鋸弓來回拉鋸。沒有鋸弓，只好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鋸齒片來同拉動，根本用不上力氣。用這樣的方法鋸鋼軌，真如鐵杵磨針一樣，花了一天的力氣，只是在鋼軌上刻出一條痕跡。這樣鋸鋼軌，可能一年都鋸不斷。但我們每個人都有活幹了，工人們也就不需要理會我們了。
我們在地鐵工作了好幾個月，沒有任何報酬，也沒有人關心我們是否在做有用的事情。我在隧道中走來走去，看地鐵是如何建造的，也大體搞清楚了地鐵內部的構造。給我印象極深的是前三門地鐵線每站之間有一道很厚的門，據說裏面灌滿了鉛。當時中國在備戰，隨時準備和「蘇修」打仗，所以地鐵也是防空洞，可以屏蔽原子彈，站與站之間的鉛門就是在原子彈爆炸時關上，可以擋住原子輻射。
有一天，王沅波來訪，他帶來了福州大學的鄭廉。自我們在串聯途中和他分手後，這是我再次與他重逢。他蓬頭垢面，衣衫襤褸，身上穿的仍然是一兩年前離開福州時的衣服。鄭廉說，在過去的一兩年裏，他幾乎每天都去中央信訪辦公室告狀，遞了無數告狀信，但信訪辦的人勸他回福州解決問題。他不甘心，不斷告狀。現在他口袋裏既沒有錢也沒有糧票了，所以來求助。我和沅波每人給了他一點兒錢和糧票，他就走了，從此我再也沒有見到他或聽到他的音信。
小學停課之後，三兩同學有時回到學校去玩，校園成了我們的遊樂場。1967年的，個夏日，我和幾個同學在學校的傳達室開聊，突然注意到一輛吉普車停在緊閉的柵欄大門前，一個身穿軍裝的人向傳達室走来。
此人顯然是個官兒。他走進傳達室，有禮貌地問校長李倫的辦公室在哪裏。值班的工人告訴他校長辦公室在主樓二層，隨即打開大門，放吉普车進來。
雖然不知道這些軍人的來意，但我們意識到有重要事情發生。我們頓時感到興奮，追着吉普車跑到50米開外的主樓前。兩名軍人下了車，步入主樓，然後順着台階上二樓。他們步伐很快，我們一群孩子先是在後面跟着。我以為他們會趕我們走，以免妨礙公務，但他們很匆忙，並不理會我們。我們變得更大膽，跑在他們前面帶路。
到了校長辦公室，軍人沒有敲門就迅速扭開了把手推門而入。我們幾個孩子從他們身後擠進校長辦公室。李校長正在桌前寫東西，看這麼多人闖入，吃了一驚。她站了起來，還未及說話，走在前面的軍人就跨前一步說：「李倫，你被逮捕了。」
我們很震驚。李校長在學生和老師中很有人緣，她對學生和蔼可親。儘管許多教職人員遇到麻煩，我們都認為李校長是無可指責的。她是位革命元老，認識毛澤東本人。她在抗日戰爭期間逃離日佔區，前往共產黨的根據地延安。她一路與毛澤東的一個侄子同行，快到延安時，毛的助手向毛報告說他的侄子和侄女馬上要到了，毛說他沒有侄女。李倫到達延安見到毛澤東，毛戲稱她為侄女。我們萬沒想到這樣的一個老革命也被逮捕了。
前面的軍人拿出一張紙說：「這是逮捕證。」校長接過來，讀了一下，平靜地在上面簽了字。之後，兩位軍人在她的身邊一邊一個，把她帶走了，並沒有給她戴手銷。我注意觀察，她的臉上沒有流露出一絲的恐慌，毫無表情，平靜如常。我和幾個同學後來議論，對她深感敬佩，果然是個老革命，歷經風波，才能如此處變不驚。
直到八年多後李倫校長從北京的秦城監獄獲釋，我才再次聽到她的消息。她的兒子後來告訴我，李校長是泰城監獄的第6759號囚犯，亦即1967年第59個被投入的囚犯。她被單獨監禁，長達六年沒有放風，不能邁出牢房一步。她的牢房門上有個小孔，用來送飯。在她八年監禁的最後兩年，才被允許放風。有一次放風，她在散步時看到了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兩人相識，但不能打招呼，只能交換眼色和微笑。此後監獄的看管就改變了她放風的時間和地點，她再也沒有看到任何其他的囚犯。
李校長是共產黨的老黨員，被指控為國民黨特務而人獄。她曾就讀於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而這所學校據說是國民黨招募的重點學校。她的兒子告訴我，李倫十分堅強，多年的單獨監禁使她失去了說話的能力，但她沒有失去理智，始終保持頭腦清醒，最終活了過來。出獄之後，她只肯說：「我在秦城監獄接受黨的教育八年。」
李倫校長在1976年被釋放，但直到1979年鄧小平復出之後她才獲得平反。
老幹部如此，普通人也不能倖免。我們的一位算術老師叫做于珠雲，文革初起，他也加入了造反，和一群造反派抄了外貿部副部長傅生麟的家。但不久之後，于珠雲本人也出事了，罪名我不知道，只是看到他坐在一個教室裏做檢討。
後來我聽說傅生麟副部長企圖自殺而未遂。他吞服了24片安眠藥，送到醫院之後被搶救過來了。他的兒子傅恒後來告訴我說，傅生麟不承認他曾經尋短見，說是被造反派審訊了很久，筋疲力盡，想睡覺，就把瓶子裏剩下的安眠藥統統吃光了。當然沒有人知道他是在尋求暫時還是永久的解脫，但毫無疑問，他是飽受折磨被逼到這個地步。
若干年後，傅生麟被平反。我的同學侯二曼的父親康利在自家浴室中自殺，後來也獲得了平反。事實證明，康利根本沒有什麼問題，但是他不堪折磨，以死抗爭。
文化大革命把中國搞得天翻地覆，所有的制度和秩序都被破壞。幾乎所有的當權派，包括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都人人自危，隨時可能被打倒，很多人受到迫害，有的死於非命。
回想起來，我還算是幸運。我們家，尤其父親雖然遇到了各種各樣的麻煩和衝擊，但無大難。在如此動盪不安的時期，我才12歲，就擺脫了父母的束縛，和朋友一起去串聯，見了不少世面。可是，我的童年却不知不覺混沌迷離中過去了，直到長大了，才意識到失去的童年是多麼的寶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