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天倫之樂
從1978年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並沒有一套既定的整體方案。按照鄧小平的話來講，是「摸着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改革始於農村。人民公社是大鍋飯、平均主義的制度，幹好幹壞，甚至幹不幹活，對個人收入的影響不大。因此，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這種體制的弊病，在比人民公社還要「一大二公」的生產建設兵團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生產的糧食連自己都養活不了。
四川自古以來被稱之為天府之國，是因為「田肥美，民殷富」（《戰國策》）。到了文革的後期，四川的糧食不能自給自是。安徽就更糟糕，很多農民吃不飽。有些膽大的開始搞包產到戶，農民自發的改革得到了當時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的支持。隨後，趙紫陽任省委第一書記的四川也開始搞包產到戶。安徽和四川的農村改革措施都取得了成功，民諺流傳：「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可见這種改革深得民心。其後，農村的改革在全國推開，最終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
在城市中，改革的起步是允許「個體户」的產生。個體戶就是小業主小商販、私人經濟。鄧小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在政策的鼓勵下，個體户如雨後春笱一般在全國各地湧現，有的發展成「萬元戶」。1980年代，一戶一年的收入到達一离元人民幣就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了。在農村包產到戶的影響下，一些經營不良的國營企業也開始搞「承包制」，由個人承包企業的经营，承包額以上的收入歸個人所有。所有這些改革，都是來自民間，但是一旦得到了政策的認可，推而廣之，就大大釋放了生產力，中國經濟開始高速發展。
改革的方向，就是擯棄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走市場化的道路。因此，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高等學府中也漸漸成為主流。在1980年代，愈來愈多的中國留學生到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學習經濟學，成為一個重要的群體。這些學者和國內的改革派遙相呼應，出謀劃策，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學成歸國，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秋季開學時，我搬出了吉恩的家，住進了柏克莱的國際屋（InternationalHouse）。國際屋是個學生宿舍樓，緊鄰校園，住在裏面的以外國學生居多。國際屋的管理委員會，每年挑選一名成績優秀而囊中羞澀的外國學生，提供一個學期的免費食宿。他們認為我符合條件，接受了我的申請，而且還給我一個單間宿舍，這在學生當中堪稱奢侈。
柏克萊的國際屋是慈善家小洛克菲勒（JohnD.RockefellerJr.）捐贈創辦的第二所國際屋，其來歷頗其傳奇，也和中國人有關。據記載，創建國際屋的想法来自於基督教青年會一個叫做哈里，艾德蒙葱（HarryEdmonds）的年輕官員。他有一次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台階上偶遇一名中國學生，禮貌地道了聲早安。不料一聲問候使得這名學生激動不已，說他已經在紐約呆了三個星期，這是第一次有人和他打招呼。艾德蒙兹和他的妻子因此萌生了一個念頭——讓外國學生和美國學生住在一起，使他們能夠結交。他們的想法得到了小洛克菲勒的捐助，第一所國際屋於192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開張。
柏克萊的國際屋始建於1930年，那時大學一般還不允許男女學生或不同種族背景的人混住在一座宿舍樓中。國際屋開風氣之先，它的宗旨就是促進不同性別和種族的學生相互交流。這是一座相當壯觀的五層建築，樓頂有個獨特的穹頂，遠遠可以望見。它有餐廳和一個二十四小時開放的圖書館，從早到晚都擠滿了各國的學生，像是一個小聯合國。即便我緊閉房門，仍然可以聽到各類活動嘈雜的聲音。必須有相當強的自我約束能力，才能免於被各類聚會和活動所誘惑。
有一次，我被一位朋友拉進他的宿舍，一群人正圍成一圈，坐在地板上。有人點了一支煙，吸了一口後，遞給了身邊的人，那個人深吸一口，又遞給旁邊的人，每個人輪流吸這支煙。煙散發出的味道不像煙草，几分钟后我才知道他們抽的是大麻，我不抽，他們還笑話我。看來抽大麻在學生當中是相當普遍的。
耶伦教授推荐我去見大衛提斯（DavidTeece）教授，他教《國際商業導論》，課程的代號是BA188。一般來說，以「1」打頭的是大學本科的課程，譬如BA188；以「2」打頭的是研究生的的课程，譬如ECON201.BA代表商學院，ECON代表經濟系。BA188是商學院本科的課程，內容是国际商业和管理理论。提斯教授需要一名助教，我們簡短交談後他用了我。
起初我很高興，因為這是第一次在美國教書。但很快就有些後悔了，因為班上有一百多名學生，我每周需要教課一整天，共四節課，每節一個小時，此外還要給學生提供在辦公室裹答疑的時間。每小时9美元的工資並不是以補償所花費的時間和精課的時間是不計工資的。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的许多学生也住在国际屋，他們無休止地到我的房間來問問題，使我疲於應對。儘管如此是一段有益的經歷，我喜歡教學，尤其喜歡與學生互动。
頭一學期的課程使我掌握了足夠的数學和经济学的基础，这個學期就重選了經濟學201A這門課，仍然很難，但可以應付了。
到了秋季期末，我在國際屋的免費居住也到了头。虽然不知道妻子什么时候可以到美国，我还是申请了奥爾巴尼學生村（AlbanyVillage）的一套公寓。这个村里所有的公寓都是为已婚研究生準備的。村子坐落在离校园大约5公里的奥爾巴尼鎮，緊鄰舊金山海灣，灣的對面就是三市的街道婉轉曲折，雨旁排列着雨网木質公寓樓，看起來像軍營，樓前有樹和綠草。我的公寓在樓上，学生宿舍的标准比较简陋，每间公寓有两间小卧室，厨房和起居室連為一體，還有一問浴室。但這是我此生到目前為止住過的最寬敞的房子。我知道如果濱住進來的話，她一定會同樣喜歡我們的新家。
1983年聖誕節前，我獲得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禮物。尼爾森徐船長（CaptainNelsonTsui）是一個靠海運發了財的商人，他當時是奥克蘭市（Oakland）自由貿易區的股東，還做很多房地產開發生意，我去柏克萊就讀就承蒙他慷慨解囊，補充了我的助學金。他對我說聖誕假期了，應該回家看看，他來支付往返機票。當時我已經離家十六個月了，很想家，也熱切地期盼第一次見到兒子。
當時從三藩市去北京最廉價的機票需要途經香港。我到達香港的候正值中、英兩國就香港1997年回歸緊張談判的期間，每一個人都在熱議這件事。我在港短暫停留後就轉機飛往北京。
那年冬天儿京奇冷，我抵達當天氣溫在攝氏零下15度。空氣嚴重污染，天空終日灰濛濛的，像籠罩在一個鉛色的穹頂之下。燒煤取暖的爐子和各個廠房機關鍋爐房的煙囪噴出黑色的煤煙，瀰漫整個城市，出門就開到空氣中的煤煙味。大多數行人和騎腳踏市的人都戴苔白口罩，既護臉禦寒，又使呼吸更容易一些。
雖然空氣不好，但與以往不同的是，商業的活躍顯而易兄。北京有了超市和電話亭。我最喜歡的進步標誌是，由於道路上汽車數量的增加，政府禁止按喇叭，所以北京比我離開時安靜得多。
可惜，北京禁止鳴笛沒有維持多久，又回到其喧囂的老樣子。直到今天，北京仍是一座一刻不寧的城市，汽車喇叭聲此起彼伏，嘈雜不堪。相比之下，上海的文明進步領先北京，幾年前市區禁止鳴笛，現在開車的市民漸漸養成了習慣，中國最大最繁忙的城市，反而成了最安靜。
由於鄧小平和他的左右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和總理趙紫陽的努力，中國的新經濟正在四處萌芽。鄧小平廢除了政府高級官員的終身制，要求老幹部不要「佔着茅坑不拉屎」，力主官員年輕化。鄧小平雖然是最高領袖，執掌着中央軍委主席的大權，但終其一生，他在政府中的最高職位不過是國務院的副總理。如果他想集共產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的職務於一身，恐怕也是眾望所歸，但他從未覬覦這些高位。恰恰相反，他在1983年提議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自任主任。因他的表率作用，幾乎所有的高級官員中的老幹部都退休，成了顧問。
鄧小平的改革較之毛澤東的時代无疑是巨大的進步，其影響深遠，為政權定期和有序交替掃清了道路。作為鄧的得力幹將，胡耀邦、赵紫陽執行了一系列的市場改革和精簡官僚發展奠定了基礎。
那年冬天，我和妻儿度过了一段弥足珍貴的美好時光。對於我們全家，能夠團聚在一起的機會太難得了。即使天寒，足不出户，躲在我父母的小家裹，我們還是快樂無比。儿子当时只有八个月大，我和他初次見面，立即感到父子之間的強烈的親情。他剛剛見到我的时後就和我親密無間了。我們在一起高興地玩耍，家庭的溫馨給予我們無限的歡樂。
我抽空去了一趟外贸学院，拜访我的老師，也探望以前的學生。我教授经济学的那个师资进修班已经监控毕業，將成為外貿學院師資的骨幹，使我很欣慰。
校方请我举办一个演讲，主题由我选择。我讨论了國際貿易的好處和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必要性，講座很受歡迎。此時，外贸学院不仅有外籍的外語教授，有其他学科的外国教授。一位名叫文，霍文克（VinHawink）的客座经济學教授來自美國，他很喜歡我的講座，之後他個人給我捐助了400美元，說讓我聊補不是。我堅辭不受，但他執意相贈，最后我只好接受他的好意，但把這些錢轉給了校方，讓他們用來幫助下一個出國的學生。
寒假很快结束，我于1984年1月17日依依不捨地離開了北京。回到美国后不久，我从柏克萊的中國學生會獲悉，教育部的一個代表團正在將在中國領事館舉行聚會。在那晚的聚會上，代表團宣布了一项新政策；允许在国外学习的中国研究生的配偶出國「陪讀」，前提是配偶也被国外的大学錄取並有足夠的經濟能力。這個消息令所有在場的已婚留學生為之一振。
這是中國對留學生政策的一個重大的改變，當然是一項德政，也是中國開放政策的进步。新政完全適用我們夫妻，她來美的路徑十分清晰了：只需要一封美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一本護照和美國簽證就可以成行。
我高興極了，趕緊坐下來給石濱寫了一封信。「現在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我在信中寫道，「千萬不要耽擱，我們必須抓住分分秒秒盡快辦完你的出國手續。」我估計政策的門戶一敞開，所有留學生的配偶都會一擁而上，遲一步就要排隊等候，大大延誤出國的時間。
此時柏克萊的斯拉夫語系錄取石濱的有效期早就過了，如果重新申請要花費太長時間，我決定回到舊金山大學尋求幫助。我的老朋友，包括莫里教授和其他人，幫助她申請就讀工商管理碩士班。她很快被錄取了。在袁倫仁先生的幫助下，亞洲基金會為她出具了辦理留學簽證的表格。
1984年3月12日，石濱打來電話，說外貿學院的副院長已經答應盡一切可能幫助她辦理去美國的手續，但完成所有的手續仍需時間，所以她預計6月底到達柏克萊。
在柏克萊，這是一個超負荷的學期。除了上自己的課，我繼續擔任提斯教授的助教。我偶然發現，自己已經完成了足夠多的經濟學課程，按照規定，只要參加資格考試，或者再選修一門課程，就可以取得經濟學碩上的資格。耶倫教授建議我不必考試，而是再選修一門課程。學一門新的課程可以獲得更多的知識，比複習售的課本有意思得多，所以我選修了經濟學201B這門課，以致那個學期我忙得不可開交。
課程的負擔，加之為妻子來美的事情奔波，給我造成了極大的壓力。一天深夜，我突然被胸口的一陣劇痛驚醒。我擔心自己的身體出了毛病，第二天到大學的診所去看醫生，發現血壓高達145／110。經過一系列測試，醫生們最終沒有發現其他的毛病。他們建議我放輕鬆，多睡覺。醫生說的沒錯，休息了幾個晚上後，症狀就消失了。
1984年3月23日，哈斯商學院的行政負責人迪克，哈博（DickHabor）打電話通知我，我被學生們選為最佳助教，將在學校的春季宴會上獲得優秀教學獎。迪克解釋說，這是一年一度的厄爾，柴特獎（EarlECheitAward），以退休院長柴特的名字命名，每年頒發一次，獎給由學生選舉產生的最佳教授和助教，只有一名助教獲選。獲獎完全出乎我的意外，看來我不厭其煩地輔導學生沒有白費心血。
迪克，哈博邀請我的家人參加頒獎儀式，我邀請了卡洪夫人和其他幾個朋友參加了晚宴。頒獎時，主持要求我發言，我表示感謝父母，我念念不忘的是父母一直希望我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如果他們此時此刻在埸，一定非常欣慰。
就在春季學期即將結束的時候，石濱來关的手續辦好了。我給她買了一張從北京到三藩市的機票，卡洪先生的秘書德拉（Della）熱情相助，把機票放在法律事務所與其北京辦事處往來的郵件袋裏送到北京。而就在當天，我也得到柏克萊斯拉夫語系的通知，說石濱再一次被該系錄取。
1984年6月30日是一個風和口麗的H子，石濱飛抵二藩市。我在柏克萊讀書已近兩年，此刻終於團聚了。
學生村的公寓使她喜出望外。我們婚後聚少離多，即便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的家不過就是一個小房間，洗手間和廚房都與其他人共用，現在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獨門獨厂的家。儘管通過我的描述，她對美國並不陌生，但眼見為實，尤其是一些我並沒有注意到或刻意描述的細節，對於她都非常新奇。超級市場繁多的食品，更是讓她嘆為觀止。
1984年7月，夏季奥運會在洛杉磯舉行，這是中國自1952年以來首次参加奥運會。我們買了一台二手的落地電視，擺在小客廳裏面，時不時邀請朋友們到家裏來一起觀看比賽。中國在奥林匹克歴史上從未獲得過任何獎牌，但那年夏天開門紅，獲得了15枚金牌，觀看這些精采的比賽真是激動人心。當然中國的突出表現，一定程度上得益於蘇聯及東歐國家抵制本屆奥運會，以報復美國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運會。兩大陣營的相互抵制，使得很多優秀的運動員失去了一生中難得的輝煌時刻，卻成就了其他國家奥運選手。
中國神槍手許海峰赢得了奥運會50米手槍項目的第一枚金牌。體操運動員李寧以其優美的動作征服了世界，居然一個人赢得了六枚獎牌：三金、兩銀和一銅。最扣人心弦的是中國和美國女子排球決賽。比賽險象環生，高潮迭起，最終中國隊以3比0獲勝。我們有一位朋友叫李躍，也是一名中國留學生，她來看球賽，異常興奮，在電視前時而一躍而起，時而全神貫注，時而像站在邊線的教練一樣衝着螢幕上的運動員發
號施令，時而激動地大喊大叫。我們不得不反覆提醒她平靜一些，以免樓下的鄰居抱怨噪音。
有位朋友邀請我們參加華人在洛杉磯為中國運動員舉辦的慶功宴會。因為自己的車太破舊了，跑不了遠程，我們租了一輛車從三藩市開到洛杉磯。宴會在洛杉磯會展中心的一個大廳舉行，有數百名來自美國各地的華人出席。運動員一人場，整個宴會廳就陷入一片混亂，興奮的同胞一擁而上，將體操運動貝李寧和中國女排隊員圍了起來。整個晚上，宴會的主持人都試圖恢復秩序，但沒有成功，運動員們在一大群拍照、索要簽名的粉絲包圍下打發了晚餐。
奥狸會閉幕之後，我們開市沿着太平洋海岸的一號公路返回三藩市。那條路依山傍海，蜿蜒曲折，風景優美，令人賞心悅目。途中突然下起一，陣暴雨，車在風雨中飛馳，窗外一片白茫茫；車内寧靜和舒適，只聽到雨刷上下探動面發出有節奏的性音
我的思絡漫遊回戈壁。當年，無論是狂風暴雨還是寒風呼嘯，我們都不得不忍受大自然的肆虐；此時此刻，惡劣的天氣奈何不得我們，也擋不住車輪滚滾，這給我以極大的滿足。對於美國人，這是習以為常的事情，不值得感嘆；對於我，這是雖得的享受。人吃過苦才知道什麽是甜。
就要開學了，石濱要在學習哪個專業當中做出選擇；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學習俄文，還是到舊金山大學去學習工商管理？顯然這是兩條截然相反的道路，她幾乎是不假思索地選擇了讀工商管理。倒不是因為她鐘情於此，而是她自小就學習俄文，但從來沒有碰上一位說俄文的人，在美國應用俄文的機會就更有限了。
我們兩個團圓了，但是1歲的兒子只能留在北京，由我的父母照看。當時的政策，剛剛開放到允許配偶陪讀，還不允許帶着孩子出國。濱牽掛孩子，朝思暮想，時常流淚。我勸她說，有多少人夫妻不能團圓，我們已經很幸福了，人要知是。但她無法釋懷。
1985年暑假期間，我和她一起回國。我代表芝加哥的一間公司到海南島出差，考察當地的漁業資源，看是否能夠建立水產加工廠。濱在北京四處奔波，游說各個不同的部門批准她攜子去美國。我完全不抱希望，但她鍥而不捨，日復一日不懈地努力。
兒子此時兩歲了，很活潑也調皮，每天蹦蹦跳跳。我的父母精心照顧他，但畢竟條件有限，家裏面積小，小孩子亂跑亂跳，難免磕磕碰碰。有一次磕破了下颌，需要上醫院缝針，又有一次摔傷了腿，又要去醫院，我父母心有餘而力不是，搞得筋疲力盡。孩子腿摔傷的事故使妻子更加憂心忡忡，下定決心想方設法带着孩子回美國，否則她自己寧可不雌開北京，耽誤了在美國的課程也在所不惜。
我只好獨自回关，心情沮喪，不知道她是否能在開學前趕回來。幾天之後，我突然接到她的來電，說已經為兒子辦妥了所有手續，將在8月底抵達三藩市。我簡直不敢相信，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她居然辦成了，真是有志者事竟成！
1985年的8月底，濱帶着兒子來到了三藩市。我們1980年結婚，五年之後一家人才終於團聚在一起，我們深感幸運。雖然靠我的助學金生活，手頭拮据，但我們很滿足很幸福。住在三藩市灣區，可以不時带着兒子去動物園和金門公園玩，真是莫大的亨受。學生村經營若一所大學資助的日托幼稚園，孩子免費入固。儘管他一句英文不說，見到美國人很認生，但很快適應了。
學生村有一個物品交換商店，村民們把自己不再需要的衣物送到那裏，村民可以各取所需。石濱擔任了義務經理，工作是分門別類整理擺好各種物品。從商店拿回來的舊物，彌補了我們的家用。儘管窮，但是全家在一起，吃穿無虞，也毋須出去打工。很多中國的留學生羡慕我們，因為我們是第一個能夠全家來美的家庭。所幸，這種情況很快改變了，中國政府逐漸放寬了護照發放規定，愈來愈多的留學生家庭得以在美國團聚。中國開放的大門，就是這樣逐步打開的。
1984年，國務院成立了一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隸屬於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體改所是國務院總理趟紫陽的智庫，主要工作是調查研究，以此為基礎為改革出謀劃策。體改所在美國有個代表，叫做何維淩，此人中等身材，戴着一副眼鏡，不修邊幅。有一次他到柏克萊來，我參加中國學生會組織的會，聽他介紹國內改革的情況。何的口才極佳，思路清晰，侃侃而談。中國改革中的問題和取得的進步，他說得條理清楚，令在座的人都感到興奮。
當天晚上，我請他到家裏來吃飯。飯後，我們坐在一起聊天。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我們只有聽的份，幾乎沒有插嘴的餘地。時間過得很快，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午夜。何維淩不但談吐不凡，而且嗓門也很高。突然之問，聽到有人砸門，我們都吃了一驚。開門一看，是兩個穿着警服的彪形大漢。他們看着站在我後面的妻子，高聲問道；Ma＇am，AreyouOK？」（女士，你都好嗎？）。她趕緊答道；OK，OK.
原來住在楼下的人以為樓上在打架，報警了。何維淩這才降低了嗓門。我說，你真是好口才。何說：「我算不了什麽，比起陳一諮差遠了，老陳是國嘴“」
陳一諸是體改所的所長，文革前的北京大學畢業生，先學物理，後來轉到中文系。文革時被打成反革命，到河南農村工作了9年，大量深人地調查了農村的情況。後來得到胡耀邦的帮助，回到北京，先後成立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和體改所。這兩個智囊部門，對於經濟改革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何維淩也是文革前畢業的北大物理系學生，無論在農村發展中心，還是在體改所，他都是陳一諸的左膀右臂。
我當時想，胡耀邦和趟紫陽身邊聚集了一批非常有志向、有才華的年輕人，所以改革的思路很開闊。
1989年「六四」之後，陳一諮去國，何維淩被關了一段時間。放出來之後，他去墨西哥出差時自駕，不幸遇車禍去世，十分可惜。
我從1985年開始寫博士論文，研究的對象是美國新興的利用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製藥的行業，以及大型的制藥公司和生物技術初創公司之間的合作關係。
在1980年代中期，生物技術是一個較新的醫藥領域，應用重組去氧核糖核酸（RecombinantDNA）和基因測序（GeneSequencing）來研發新桀物。發明新藥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和專門人才，風險大，成功率並不高，但一旦成功，市場潛力巨大。
有趣的是，搞生物技術工程的一般都是資金有限的初創企業，而不是資金雄厚的成熟企業。我分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成熟的醫藥公司為其成熟的技術所束縛，很難改變研發的方向，而且用新技術生產的藥很可能替代自己已經在市場上銷售的藥，自傷手是。所以儘管有錢，成熟企業在生物技術新藥的研發上落後於新創公司。
常時，諸如基因泰克（Genentech）和安進（Amgen）等新創公司正在推出幾種創新藥。但是初創公司往往不是獨立的將新產品研發出來，而是通過和成熟企業合作開發新藥。產生這種现象的原因在於美國獨特的市場和企業生態環境。一方面，科學家只有通過創業才有可能暴富；另一方面，美國有成熟並且龐大的風險資本市場，可以給創業的科學家提供必須的資金開發新藥。但從發明到獲得藥檢審批部門——食品桀品監督管理局（FDA）的正式批准要經過三期的臨床試驗，耗時可以長達10年，耗資平均10億美元以上，一般初創公司沒有財力打赢這場持久戰。於是他們將研發階段的新葉技術，授權給成熟制藥公司，後者擁有足夠的經驗和資金實力搞臨床試驗，通過FDA的審批程序，並將新藥推向市場。這樣的合作關係，雙方取長補短，互利互惠。
我的論文，就是分析這兩類公司相互合作的商業模式，產生的背景，以及何種因素導致何種類型的合作關系。這些分析需要收集大量的資料，然後再做統計學的分析，找出其中的關系和規律。為此，我走訪調查了三藩市灣區，尤其是矽谷地區眾多的新生物技術公司，建立了一個相當完整的資料庫，涵蓋了世界上幾乎所有制藥公司和新生物科技公司的資料。
1986年初，總部設在首都華盛頓的世界銀行派代表來柏克萊招聘。
他找到我，說世界銀行有一個青年專業人員計劃（YoungProfessionalsProgram），是個特殊的招聘計劃，旨在吸引有才華的青年專業人員入行，培養世界銀行未來的高管。這個計劃每年只招聘25人，候選人必須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由於中國剛剛成為世界銀行的成員，他們渴望招聘中國公民。我表示興趣不大，我告訴他拿到博士學位後的打算是去大學當教授。
儘管如此，他還是竭力勸說我：「你不妨試一試，如果被錄取，你也許會喜歡上世界銀行；如果不喜歡，可以隨時辭職，沒有風險。」我覺得他言之有理，就答應去應試。
1986年1月28日我飛抵華盛頓，世行的面試安排在第二天。下了飛機，我去拜訪一個朋友，剛進他的家門，就看到電視上閃現出「挑戰者」號太空穿梭機在上升過程中爆炸的書面，7名機组人員全部遇難。這真是一场悲劇。機組人員之一，麥考利夫（ChristaMcAuliffe），是一名小學教師。我可以想像，當她的學生們周坐在電視機前，热切期待老師完成歷史使命，結果等來的卻是災難時，該有多難過。
次日，我懷着沉重的心情来到了位於寶夕法尼亞大道上的世行總部。一天之內，我面見了6名世行的官員。最後的一位也是最資深的，他問我十年內的口標。我老老實實回答說，我從來沒有想過這麽遠。在中國，我所做過的所有工作都是分配給我的，而非自己的選擇。我的人生哲學就是不斷地學習、做好準備，當機會來臨的時候能夠抓住機會。對於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為自己設計未來是不現實的，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
「那麽，五年呢？」他問道：「五年之內的日標是什麽？」我說五年對於我來說也太遙遠了，沒有考慮過。
他有些失望，盯着我問：「每個人都有野心，你的野心是什麽？」
我確實沒有想到那麽遠，也不知道我這輩子想幹什麽。我只知道學無止境，有了機會要把握住，沒有任何人生日標。我回想起在戈壁所受的「人生觀教育」，批判我有資產階級人生觀，讀書就是想成名成家，就是有資產階級的野心。如果說我以前還有點幻想，那次批判嚇得我不敢再有野心了。我想笑，太滑稽了，以前不許我有野心，現在這個人覺得一個人沒有野心是不可思議的。
我給了他一個不着邊際的回答：「我的野心沒有止境。」
「答得好！」他看起來有些滿意了：「但是你下一個職業目標是什麽？」他繼續追間。
我覺得好笑，想逗他一下，說：「我的下一個目標是接替你的位置，可以像你一樣問別人同樣的問題。」
他哈哈大笑，不再追間了。
世界銀行居然把聘書給我寄來了。讀博士的目的一般是常教授，對於這個突如其來的機會，我必須作出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