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疾風驟雨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毛澤東設想了一個比較有包容性的政府。內閣成員中三分之二是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三分之一為「中間派」和右翼人士。毛澤東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改為國家主席），周恩來任政務院總理（1954年政務院改名為國務院），四名副總理中的兩名以及34名部長中的14名是民主黨派人士。這些民主黨派在內戰時期出於對國民黨政權腐敗的不滿而同情並秘密支持共產黨，或成為共產黨的朋友、或完全獨立兩黨之間。
但是與民主黨派的蜜月好景不長。1957年，共產黨發起了一場黨內的「整風運動」，旨在清除「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並邀請黨外人士提意見，「幫助共産黨整風」。毛澤東鼓勵「大鳴大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將鳴放政策描述為「百花齊放，百家爭嗚」。
一時之間，政府控制的報纸幾乎成為自由論壇，黨內外的知名人士都被鼓勵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受到言論開放的鼓舞，很多黨內外人士踴躍發表意見。他們對於中共和政府的批評和建議有的溫和有的激烈，有的要求更多的民主和更包容性的政府，還有的則對一黨專政以及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評。
很快，毛澤東認為批評的「合唱」太過火了，危及共産黨的執政地位。1957年5月15日，他在窯內發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事情正在起變化」吹響了反右運動的號角。反右運動的目的在於批判和清除那些對於共産黨執政懷有不滿的人。但運動迅速擴大化，到結束時，包括許多著名學者、作家、科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在內的100多萬黨內外人士被打為右派。就连後來成為總理的朱鎔基都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
右派分子被降職、流放、監禁，甚至處以極刑或折磨致死。他們的家人也受到株達、歧視和迫害。時隔20年，毛澤東去世後，絕大部分的「右派分子」才被正式平反，而他們和他們家人的一輩子已經被糟蹋了。
反右運動壓制了黨內外的不同聲音，但沒有完全消除不同意見。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國防部長彭德懷被罷了官。此後，黨內高層領導中幾乎沒有人再敢批評毛澤東。
1962年之後，毛澤東退居二線，把治理國家的一線責任交給了劉少奇。劉少奇是黨內第二號人物，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他是一個務實的領導人。在他的領導下，國民經濟得以穩定並逐漸復甦。但隨着劉的威望提高，毛澤東一定感覺到自己的權威受到了劉少奇及認同劉務實政策的整個官僚體系的挑戰。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共産黨領導的革命是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和地主階級的鬥爭。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取得勝利，階級鬥爭也就結束了。然而，毛澤東認為，階級鬥爭並沒有隨着無產階級的勝利而終結。不僅舊統治階級的成員「人還在，心未死」，而且資產階級思想仍然彌漫在傳統和文化中。所以還要繼續革命，繼續搞階級鬥爭。毛澤東認為蘇聯共產黨的領袖赫魯曉夫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蘇聯已經蛻變成修正主義國家。他認為資產階級思想會腐蝕任何人，甚至共產黨的商級領導人也可能成為資産階級的代理人。因此，他一直警惕着黨內會出現一個中國的赫魯曉夫，出現修正主義。事實上，他懷疑「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在共産黨内已經存在。
毛澤東熟讀史書。1959年，他多次讚揚明代嘉靖朝敢於上書言事的海瑞。海瑞對皇帝忠心耿耿，但此人剛正不阿，認為皇帝有錯時，也敢罵皇帝。毛提倡海瑞精神——勇於提意見，不怕觸龍鱗：「捨得一身剛，敢把皇帝拉下馬。」
北京市副市長吳哈是著名的明史專家，寫過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傳記。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他在1960年寫了一部京劇《海瑞罷官》，頌揚海瑞的事跡。
起初，毛澤東喜歡這韵劇，還請了京劇名角馬連良到家裏吃飯，聽馬連良清唱《海瑞罷官》。但毛的夫人江青在《海瑞罷官》中嗅出了政治陰謀，在她的影響下，毛澤東認為此劇旨在為彭德懷喊冤。他在1965年底說：「《海瑞罷官》的要害在『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毛澤東深知輿論的重要。他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與論。」凡是要發動一場運動或打倒一個人物，他也要先造輿論。毛通過江青到上海組織人寫文章批判《海瑞罷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此文寫作過程中毛澤東親自修改三次，可見不是一篇文學評論文章。姚的文章譴責《海瑞罷官》不是鮮花，而是毒草，是要為彭德懷翻案。
姚文元的文章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信號彈，雖然當時人們選沒有意識到。次年，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最終席捲全國的運動確實史無前例，翻天覆地。文革的目的據說是要通過群眾運動反修防修（反對和防止類似蘇聯修正主義的産生），揪出「黨內走资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清除黨和政府內部的階級敵人，在一切社會領城打倒資産階級的反動權威和代理人，在文化上破舊立新，在政治上讓無産階級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政權。矛頭所指，所向披靡，天下大亂。毛澤東說：「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大亂之中，幾乎所有的政府部門、司法機構都陷於癱瘓，國家處於半無政府狀態。從國家主席到少奇到京劇演員馬連良，中國大批政治、文化、科學最優莠的精英被打倒，無數人死於非命。
但在1966年春天，看起來一切風平浪靜。我年滿12歲，無憂無慮的小學生活迎來了最後一年，馬上就要面臨畢業考試。
1966年初夏，烈日炎炎。樹上的知了此起彼伏叫個不停。我猜想北京人夏季午睡的習慣大概和酷暑以及蟬嗚有關——炎熱凝滯的空氣和不間歇的蟬鳴使人昏昏欲睡。
我沒有午睡，而是複習功課準備考試。我們已經完成了小學畢業考試，正準備中學的入學考試。我夢寐以求上一個像101中學或四中那樣的一流中學。要想如願，必須考出個好成績。我一絲不苟地複習準備。
我專心致志地學習，沒注意一些同學跑出學校了。他們晚飯時才回校，興致勃勃地向大家講述了一天的經歷。原來在少先隊大隊長高建經的帶領下，他們跑到北京市政府門前去觀看革命造反行動。
我們早些時候聽說，在一些大學和中學，學生起而反抗老師，拒絕參加期末考試。此類造反行動正在北京蔓延，但我們學校沒有受到影響。
而那一天，聽說市政府門前有活動，建經和其他幾位同學跑去看熱鬧。他們並沒有和校方或老師打招呼就擅自離校了。此前，這種行為一定會受到嚴厲懲罰；這次他們是以革命的名義去的，所以老師和校長非但沒有批評他們，還派車去把他們接回來。
市政府位於北京台基廠大街，就在我家附近，但距學校所在的二里溝大約15公里。對於一群十二、三歲的孩子來說，這是一段不短的路程。他們一路走到市政府，目睹了那裏發生的一切。
他們看到京劇名演員馬連良被人打至奄奄一息，扔在一個平板車上，生死不明。馬連良是《海瑞罷官》這齣京劇中的主角，現在該劇被批判成大毒草，所有和此劇有關的人都成了罪人，馬也成了「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馬是近代中國最有名的表演藝術家之一，是和梅蘭芳齊名的京劇泰斗。馬連良在那一天並沒有被打死，但在其後的幾個片中，他和北京其他文化名人都慘遭迫害，多次毆打屈辱之後，身體完全垮了，1966年底之前就在淒涼落魄中含冤而死。
同學們說，在市政府門前喊口號、發表演說、打人的都是紅衛兵，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紅衛兵」這個名稱。
此前我已經聽說了一些學生造反的故事。報紙上說，一個女孩子的家長對她說如果考試成績好的話，就獎勵她一部腳踏車。那名女孩子認為她的父母是用「物質刺激」的方式來激勵她，她不能接受，因為物質刺激是資產階級的方式。報紙上讚揚她的反叛精神，說她堅持革命原則。
現在想來，那個女孩子實在是不知好歹，不懂父母的苦心。即使在那時，我對她把父母的好心當成驢肝肺的行為也不以為然。但我朦臟地知道了「物質刺激」是資產階級的，是個壞東西。
父親給我看了一份文件。其中說毛主席嚴厲批評現行教育制度，說老師把學生當成敵人，考試搞「突然襲擊」，他說這樣的教育制度阻礙創造力。他舉例說，中國歷史上不少有作為的皇帝，譬如劉邦、成吉思汗和朱元璋，都沒有讀過什麼書，而書讀得多的皇帝，如隋煬帝、南唐李後主和宋徽宗，卻是亡國之君。他還說，應該允許學生在考試時交頭接耳，參考課本筆記。
毛的話對於少年學生非常入耳。其實毛是在幾年前說的這些話並無專指，但1966年有些人把他的這些話滙總起來，就另有所指了。很快，我們接到通知，大學和中學的升學考試一律廢止，說是教育要革命，要代之以一套推薦制度。但新的推薦制度尚未出台，因此入學時間也被延遲。先是延遲半年，後來竟然變成了無限期延遲。
我本來一門心思要考上最好的中學，升學考試廢除了，我多少有點失望。但我萬萬沒有想到，永遠都不會有中學可上了。
就在同學們去市政府看熱鬧之後不久，文化大革命就來到了我們校園。雖然我們只有十二、三歲，但覺得自己已經長大了，像所有十幾歲的孩了一樣，充滿了好奇、能量和熱情。我們並不理解周爾發生的切，可是毛主席號召紅衛兵造反，常然是錯不了的。
很快學校陷入混亂。一些老師和員工被他們的同事當作「壞分子揪了出來，被批鬥，被迫寫檢查。人身攻擊的大字報貼滿了校園各處的牆上。看到有些平時不大喜歡的老師倒欄，我們不大同情；有些我們很喜歡的老師受到批評，我們覺得很驚訝——怎麼一夜之間，好人變成了壞人？
校務處的黃立群主任有點不得人心，曾經給過我一個處分。他平時一臉嚴肅，不苟言笑，眼睛微微凸出，說話的時候透過厚厚的眼鏡片叮着你，日光嚴属，令人膽戰心驚。我們背後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黃蛤蟆」。聽別的老師講，黃主任歷史上有污點，到底有什麼問題，我們也不知道，但是一幫同學約好去質問他。文革已經開始，我們誰都不怕了。黃主任聽到風聲躲起來了，我們就在校門上貼了一張「通緝黃蛤蟆令」。其實誰也沒有認真去緝拿逃犯，任其逍遙。今天回想，兒時的我們不但荒唐，着實可惡。
一些學生喜歡的老師也遇到了麻煩。我熟悉的診室護士，就成了壞人。據說她曾經在國民黨軍隊裏當過護士，所以是階級敵人。食堂的廚師曾經在駐某國的大使館當過廚師，從國外帶回一套撲克牌，上面有裸體女人的照片，被人告發，成了「壞分子」。
運動席捲了全市的大、中、小學。大學和中學的學生建立了紅衛兵組織。一開始，小學生不夠資格，文革後期出現了「紅小兵」，和以前的少先隊差不多。許多老師成了革命目標，罪名不是「歷史反革命分子」，就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我們小學生不滿足光是看熱鬧，也要革命。
我們闖進了教美術的蔡老師的宿舍。蔡老師年輕貌美，二十多歲聽說是從工藝美術學院畢業的。她是個受歡迎的老師，學生們喜歡她，也喜歡她教的東西。她房間的桌子上擺着一尊半裸女人的小雕像，現在回想那是古希臘米洛的維納斯女神雕像的複製品，但那時哪裏懂，我們認定那是資產階級的玩意。
一群孩子闖進她的房問，打碎了維納斯雕像。雖然她是老師，平時很有尊嚴，但在此時，她絲毫不敢阻止我們的混賬行為。時代變了，這些孩子都成了革命派。革命成功，孩子們很興奮。但當我瞥見蔡老師眼眶裏滿含淚水，不由地心中湧起一阵同情。可见我的革命意志不堅定。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上百萬的紅衛兵聚集在大安門廣場，不斷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據《人民日報》報道，毛「神采奕突」地向小將們頻頻招手致意，紅衛兵們興奮異常，大聲呼喊口號，又蹦又跳，又哭又笑。
城樓上，一位女紅衛兵給毛澤東帶上紅衛兵的紅袖章。毛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宋彬彬。毛問她是否「文質彬彬」的「彬」，她說是。毛打趣道：「要武嘛。」意思是她的名字太文繼繼了。從此她就改名為宋要武，頓時成了全國聞名的紅衛兵。
其實她早就不「文」了。就在毛澤東接見的13天前，在1966年8月5日，宋彬彬所率領的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就將女副校長卞仲耘活活打死了。據說卞是文革期間第一個被打死的教師。宋本人是高幹子女，據目擊者講，參與毒打卞副校長的有數位高幹的女兒。極具諷刺意味也極具悲劇色彩的是，這些高幹子女的父母在文革當中也未能倖免於難，很快被打倒，成了「黑幫分子」，有的死於非命。
48年後，也就是2014年，宋彬彬曾經對卞仲耘副校長之死公開道歉。在那個是非顛倒的時代，十幾歲的紅衛兵何営不是被蠱惑受蒙騙，他們當中大多數恐怕沒有意識到自己在作惡，所作所為都是以革命的名義。法國大革命時期羅蘭夫人在上斷頭台的時候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自由之名以行！」紅衛兵的惡行豈非假文革之名以行？我看到一個統計，「1966年8月到9月初，號稱『紅八月』期間，北京市有1772名教師被紅衛兵赤打致死。」
1966年8月至11月間，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八次檢閱紅衛兵。據官方報道，共有1300萬紅衛兵參加了檢閱。紅衛兵是造反的英雄，是革命小將，偉大領袖支持他們。毛澤東說：「造反有理。」紅衛兵高舉造反大旗，所作所為沒有任何人敢於反對，否則，按照紅衛兵的話來說就是自取滅亡。
紅衛兵中有許多幹部了弟。他們身着舊軍裝，左臂戴着紅色袖章，上面用毛澤東的書法拼湊成黃色或黑色的「紅衛兵」三個大字，腰間繫着軍用皮帶。軍用皮帶常常成為打人的武器，尤其是用銅扣的一頭，可以致命。穿舊軍裝是幹部子弟的標誌，因為他們的父母殺曾經打過仗，家裏有軍裝。沒有舊軍裝的尋常百姓了弟只能穿藍色中山裝。在大街上只有籃綠兩色的服裝，裁剪樣式幾乎一模一樣，外國人把中山裝稱為「毛装」。
紅衛兵把整個北京城搞得天翻地覆。他們到處「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傳統和舊習俗，走進任何一個商店，都可以勒令銷售員把玻璃展台或貨架上他們認為帶着資產階級色彩的商品拿下去。譬如花露水一類的東西，當然不是無產階級用的東西，必須下架。我和幾個朋友走進王府井的兒童商店，看到玻璃植裏擺着的玩具車是英國倫敦大街上的那種雙層巴士，我們問售貨員這種玩具車是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他就忙不迭地把那個玩具從櫃子裏拿出來，藏到後面去了。小學生都有如此神通，更遑論紅衛兵了。
北京最主要購物中心是王府井大街，平時總是熙熙攘攘。王府井離我家只有一街之遙，我時常路過。那裏成了紅衛兵破四舊的戰場。有一天我路過亨得利鐘錶店，正好碰見紅衛兵在那裏破四舊。亨得利是百年老店，其品牌在老北京是鐘錶的代名詞。亨得利的大招牌高高地矗立在店門的上方。一群人用一條粗繩子拴住大招牌拚命往下拉，很多行人都上去幫忙，人多力量大，大招牌漸漸傾斜最後在眾人的一片歡呼中轟然倒地。
還有一天，我在王府井的百貨大樓門前南側的一條小巷前，看見一群紅衛兵游鬥一對老夫婦，旁邊擠滿了圍觀的人。丈夫已經被打得滿頭是血，頭彎的很低，看不見面孔。他妻子情狀更慘，頭髮被胡亂剪去半，成了「陰陽頭」。紅衛兵們用皮帶不斷地抽打他們，還強迫他們反覆說：「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稍有停頓，皮帶就抽了上來。人被當眾凌辱折磨到這種程度，真是慘不忍睹。
這兩個「牛鬼蛇神」的家就在他們的身後，兩扇門緊閉。一看門臉兒（北京人稱門的外觀為「門臉兒」），就知道裏面是典型的四合院。能夠住在獨門獨院的人不用問就知道以前一定是資本家。門的兩側掛着一幅墨，寫在人字報紙上的對聯，右聯是「廟小神靈大」，左聯是「池淺王八多」，橫批「一窩混蛋」。
我很懷疑那對夫婦是否活過了那一天。
紅衛兵到處打砸搶，司法系統癱痪了，連交通警察也不見了。有些紅衛兵甚至批評北京人稱之為「紅綠燈」的交通燈系統，說紅色是革命的顏色，為什麼要在紅燈亮的時候停？難道不許革命嗎？他們提議綠燈停紅燈走。後來周恩來總理發話說全世界都是紅燈停綠燈走，如果改了會出事故的，因此作罷。當時大部分中央領導都被打倒或者「靠邊站」只有周恩來說話還能管些用。
紅衛兵和造反派到處召開群眾大會，批鬥被揪出來的階級敵人，對象上至元帥彭德懷、市長彭真、公安部長羅瑞卿，下至學校的校長教師。連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都被清華大學的紅衛兵誘捕，然後開30萬人的大會批鬥。有的批鬥會稍微文明一些，只動嘴不動手，但動手打人的批鬥會司空見慣。有時批鬥之後，還要遊街。「階級敵人」被押到敞篷卡車上，站在車廂前面，雙臂雙手被後面的紅衛兵反綁，一邊遊街示眾，一邊用大喇叭宣讀他們的滔天罪行。
作為小學生，我和朋友們可以四處亂逛，觀看批鬥會，也看那些鋪天蓋地揭發階級敵人的大字報。
一日，我和幾個朋友聽說附近的女十三中開批鬥大會，就跑去看熱鬧。女十三中在舊中國叫做慕貞女子中學，曾是個教會學校，北京最好的中學之一，老師和學生都是出類拔萃的。
批鬥會在學校操場舉行，由紅衛兵主持，操場上擠滿了人。台上的女紅衛兵們一臉肅殺，隨着一聲怒喝：「把歷史反革命某某某帶上來！」兩個紅衛兵就把一個頭頂紙糊高帽，脖子上掛着大牌子的批鬥對象押到台上，面對群眾。就這樣，被批鬥的人被一個接一個押到台上，站成一排。他們身後兩側的紅衛兵，一隻手將他們的脖子使勁向下壓，一直把頭壓到膝蓋的位置，另一隻手把他們的手臂在身後舉得高高的，早「噴氣飛機」狀。被批鬥的有男有女，還有幾位長者，脖子上掛的大牌子用墨筆寫着他們的罪名，諸如壞分子、反革命、右派、反黨分子之類，名字上川紅墨水劃一個叉。
名字或照片被打叉說明此人被打倒了。十年之後，周恩來總理在臨去世前不久受到批判，一次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合影之後淒涼地說：「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在我臉上打义。」
批鬥對象被押上台之後，批判的人輪流上台，義正詞嚴地揭露他們的罪狀，譴責他們的罪行，要求他們低頭認罪，繳械投降，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台下群情激昂，不斷地高呼口號，「打倒某某某」，「無產階級革命萬歲」，「毛主席萬歲」，等等。
批判词千篇一律，此起彼伏的口號也是不斷重複，我們看了一會兒就覺得無聊了。我們溜出人群，在校園裏闲逛。不久黃昏，光線暗淡，只有幾個燈泡在校園四處發出淡淡的光亮。我們走過一個院子，有人告訴我們那邊角落裏影影綽綽一堆破被蓋的是被紅衛兵打死的校長或老師。我們聽了毛骨悚然，決定趕快離開此地。
路過學校的傳達室，聽到裏面傳來尖叫夾雜着哀求的聲音。透過窗子往裏看，裏面燈光昏暗，四、五個身着舊軍裝十幾歲的女孩兒站成一圈，中央佝僂在地的是一位看似五、六十歲的老婦，滿頭是血。女孩們每人揮舞一條有銅頭的軍用皮帶抽打她，一邊打一邊尖聲呵斥。老太太痛苦地呻吟，好像已經無力掙扎，只是用微弱的聲音哀求着。而女孩們無動於衷，不住手地抽打，不停地喊叫。
我們被這個場面嚇壞了。我們知道這些女生是紅衛兵，那個老婦人一定是個階級敵人。但一群女孩子如此無情地打一個老太太，令人震驚。我們不敢再看，趕緊逃之夭夭。後來，我聽說老太太是副校長，那天被打死了。
在寫這段往事時，我到網上查了女十三中的歷史，希望證實在文革中確實有老師和校長被打死和她們的姓名。但我查不到任何記載，甚至查不到關於文革時期的任何描述。該校自己的網站，只是說1952年學校的名字由慕貞女中改為女十三中，1972年更名為125中。但對於文革隻字未提。1968年「復課鬧革命」的時期，該校曾經改名為「工農兵中學也無記載，好像文革那段歷史根本不存在。那段歷史確實黑暗，但不應忘记。
紅衛兵是大學和中學的學生，學校之外的廠礦機關甚至農村也成立了造反組織，這些組織的成員被稱之為造反派。像紅衛兵一樣，造反派也在其所在的村莊、工廠和政府部門，到處挖階級敵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走資本上義的當權派等等都是革命的對象。幾平天天聽到那些隱藏很深的階級敵人被挖出來了，聽到某些國家領導、部長、藝術家和知識分子被毆打或折磨致死的故事。許多被打倒的人不堪屈辱或忍受不了折磨而白殺。被挖出來的牛鬼蛇神被抄家，被關到牛棚裏，被勒令「부請示晚進報」，對着毛澤東的畫像請罪，被強迫幹最髒最累的體力活，打掃公共廁所和清掃街道。後來有的知識分子白嘲地稱這段經歷真正是「斯文掃地」。
我家住的宿舍大院裏也一片混亂。院子中間燃起篝火焚書，任何不是偉大領袖本人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或斯大林的著作都被視為毒草，都要燒掉。在大院裏，焚書是自發的，誰都不願意找麻煩，被人發現家裏藏毒萃。每家把藏書搬出來，投入篝火。我在篝火邊趁人不注意撿了一些書，塞在懷裏拿回家藏起來。這麼做很冒險，被人抓住不得了。但我自恃年少個子小，別人不注意，即便被抓到，也不會有人把鄰居小孩怎麼樣，所以鋌而走險。還好，沒有遇到過麻煩，我也因此接觸了一些前所未見的書。
我家裏只有我父親愛讀的《史記》、《古文觀止》、《二十四史》、《資治通鑑》之類的古書，《三言兩拍》、《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一類的古小說，也有幾本《燕山夜話》這樣的「毒草」。我還記得父親給我講他樂讀的《日下舊聞考》，裏面記載康熙、乾隆兩朝時北京的典故，其中有乾隆皇帝給前門大街餐館「都一處」題名的故事。毛澤東好讀古書，有時向幹部推薦一些古書，所以父親的書大部分，尤其是正史，不應該是毒草。但誰也不敢說哪部書是封資修的毒草。保險起見，他留下幾部實在無法判捨的書，其他的都拿出去付之一炬。我今天還保存他的兩卷集《古文觀止》和一卷殘缺的《資治通鑑》，留下來也是僥倖。
我讀雜書的時間比較早，大約小學四、五年級就開始了。所謂「雜」，就是全憑好奇心驅使，看到一本讀一本，雜亂無章。凡爾納的《海底兩萬里》就是我剛剛進少年科技館的時候讀的。但文革以前，我基本上沒有接觸過歐洲的古典小說。焚書時，倒是給了我一個機會，撿回不少外國書的中譯本。
我不大記得是在何時何地讀的哪本，也不記得所有的書名，但我閱讀的書裏包括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高爾菇的《海燕之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安徒生的童話，雨果的《93年》和《悲慘世界》、勃朗特的《簡愛》、梅爾維爾的《白鯨記》、狄更斯的小說，當然還有凡爾納的科幻小說，他的《八十天環遊地球》、《地心遊記》都是扣人心弦令人不忍釋卷的好故事。
除了焚書，人們扔掉了任何被認為代表四舊的東西。沒有人確切知道什麼是或者不是四舊，所以保險起見，不像是無產階級用的東西都扔掉了。外貿部的許多員工去過國外，帶回了紀念品，這些必須扔掉或銷毀。大院裏的垃圾箱堆滿了剪破的西裝、領帶和砸碎的各類洋貨。扔掉的尖頭皮鞋和高跟鞋的尖頭和高跟已經鋸掉了，大概是怕別人揀走穿出去惹事。
我家裏除了父親的幾本書之外，沒有任何封資修的東西，只有硬板凳、椅子。媽媽悄悄地對我說，父親曾經想讚錢買一個沙發椅，但因她不同意而作羅。現在看來她有先見之明，否則不是成了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證據？她令我扔掉我養的幾條小金魚，金魚慵懶悠閒的樣子，確實不像無產階級。據說中南海不養花了，代之以種菜。是否如此，無從考證，但北京四處的花草為之一空。無產階級只種菜，不養花。
紅衛兵發起了一場抄家運動。他們可以隨時闖入「階級敵人」的住宅，翻箱倒櫃，尋找罪證，打砸搶之後把所有他們看得上的東西席捲而去。他們抄走書籍、手稿、文件、珠寶首飾、家具，甚至把房主人逐出家門。紅衛兵抄家，有運輸工具，他們在大街上隨時攔中，命令司機為他們服務，無人敢達命。
我家附近台基廠大街和東交民巷交接的東北角有一座叫聖彌厄爾的天主教堂，是法國人在1901年為居住在附近的外國人建造的。文革興起，所有宗教活動都停止了，這座教堂變成了紅衛兵存放抄家物資的倉庫。我想當時紅衛兵把抄家物資都充公了，一般來講不會私吞，當然也不能排除例外。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跑去那裏看熱鬧。只見滿載的平板車和卡車絡繹不絕地開進這座歌德式建築前面的院子裏。一群人幫忙卸市，把卸下來的東西抬進教堂，堆放起來。教堂的屋頂很高，裏面已經堆積如山，填滿了半個教堂。有各類家具，桌椅沙發，各種家庭用品和贵重物品。
有人指着一台真空管收音機說，這是一個國民黨特務的電台。在我右來，就是一台普通的舊收音機，和我家裏的那台沒有什麼不同。收音機頂部放着一把水果刀。那人告訴我們，這把刀是兇器，當紅衛兵去抄家的時候，房主拿它刺傷一名紅衛兵。我能想像那家房主遭遇的下場。
還有一天，我和朋友們逛到位於正義路的北京市委大院，裏面是市委幹部宿舍。四周環樓的草地上，聚集了一大群人，目光注視着樓上的一個陽台。陽台上，一群造反派正在揪鬥一個「黑幫」，他們輪流指名道姓地痛斥他的罪行。被門的是共青團中央書記胡耀邦。此人是出名的紅小鬼，很小就加入紅軍，參加過長征。胡耀邦命大，在文化大革命中倖存下來，並在1980年代中期成為中共總書記。然而，那天他看上去只是一個瘦小的中年男子，老老實實俯首聽命於批鬥他的造反派。批鬥會開完，造反派就把他帶走了。
之後，在場的群眾排隊參觀胡耀邦的住宅，造反派說他家顯示了頹廢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他家是一套三居室或四居室的公寓，大概在這棟樓的二層。裏面過道太狹窄，大家排成一列縱隊慢慢前行。我看他家挺普通，要是按今天的標準看，很簡陋。但是牆角上有一架立式鋼琴，琴頂放着一個筆記本。我翻開一看，是一本日記，可能是他女兒寫的。我讀了幾頁，其中一條寫道：「爸爸告訴我們要永遠聽毛主席的話，跟着他走……」我心想，這些看起來不像反革命分子說的話。
一天，門上敲打的聲音急促不停，終於把我從睡夢中驚醒。起初我還以為是門外疾風暴雨的聲音，北京春末常見雷暴雨。過了幾秒鐘，我才意識到有人在敲門。剛剛早晨5點鐘左右，誰會這麼早來敲門呢？
我住的房間用一個木板一分為二，我和弟弟睡裏間，14歲的姐姐睡外間。我聽見她起來開門，然後就聽見她和一個人在外間竊竊私語。我從床上爬起來，揉着眼睛，打開推拉門，見外面剛濛濛亮，姐姐和另一個女孩子站在門前悄聲說話。
我認出那個女孩子是侯二曼，我的同班同學。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一樣，都在外貿部工作。佛管我們兩家很熟，我還是很驚訝她這麼早來我家。她們看到我，就不說話了。
「出什麼事了？」我問。二曼把目光從我身上移開，看看我姐姐，然後又把目光轉向我，用幾乎聽不見的低沉聲音說：「我爸死了。」
啊？我吃了一驚。我才13歲，對死亡沒有經驗，更不用說發生在我認識的人身上了。令我更驚訝的是，二曼說話時不動聲色，很平靜，好像在說一個陌生人，而不是她的父親，一點沒有感情的流露。
我趕緊穿上衣服，跑到院子裹。我家在大院裏的西平房，二曼的爸爸在外貿部當局長，她家住在大院中間的局長樓，一棟淺灰色四、五層高的公寓樓。樓前聚集着一小群人，還有一輛救護車。我跑過去的時候，看到人們把一副擔架從樓梯口抬出來，擔架上蓋着白布單，下面想必是二曼父親的屍體。
二曼和我姐姐呆在我家裏，沒有出來。直到救護車將她父親的屍體拉走，她們也沒有露面。
那一天是1967年5月21日。
我後來零零碎碎地從我的父母和二曼那裏了解到，她的父親康利，被造反派指控為叛徒，造反派要召開萬人大會批鬥他，要他寫檢討。他寫不出來，又無法洗脫，就選擇了自殺。那天晚上孩子們睡覺前，他輕輕地親吻了他們。一家人醒來發現他吊死在浴室裏。他的書桌上攤開一張紙，但沒有留下隻言片字。他只有53歲。大概擔心任何悲傷情感的流露會希連到家庭的其他成員，二曼的母親指示孩子們和他們的父親「劃清界線」。
我現在回想此事，覺得二曼一個14歲的女孩能在父親去世時保持如此冷靜，非常了不起。但謝大謝地，她聽了媽媽的話，沒有流辦感情，否則她和她的家人都可能遭遇更多的麻煩。按照當時的說法，凡是自殺的都被視為白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死有餘辜。二曼後來對我說：「按照當時的形勢，他是『畏罪自殺』，我們要劃清界線，不能表示悲傷，後來很長時間我都很自责。」
我後來讀到一個材料，一個小女孩席地而坐的時候，坐在隨身攜帶的《毛主席語錄》上，紅衛兵說她亵濟紅寶書而將她活活打死，甚至強迫她母親打她，與她劃消界線，以證明自己的無辜。真是慘絕人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