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锣声停了，稻地里和官渠岸很活跃了一阵。吼叫人的声音和答应的声音，打街门的声音和犬吠的声音，以及在月亮上来以前，暮色昏暗中，朝着学校走去的人们说话的声音……满稻地滩里纷扰。
但当做晚饭的炊烟，从稻地上头消散干净的时候，村子也就沉寂下来了。愿意参加群众会的人，已经到了普小。不愿去的人已经关死了街门，钻进被窝里去再叫也不应声了。
夜很暗。人眼分不清终南山的山峰和山谷，分不清下堡村北原的崖畔和柏树。庄稼人们在稻她小路上走着，只看见南北两边起伏的波线，和繁星密布的蓝天接连在一起。
民政委员孙志明敲毕锣，点着汽灯。打足了气的汽灯，挂在蛤蟆滩只收一、二年级儿童的普小教室屋梁上了，呜呜直响。辉煌的汽灯把刺眼的光芒，投射到教室的每一个角落，照得白泥墙上的黑板、五彩标语、彩色桂图、领袖像，以及排列在砖脚地上的课桌和板凳，如同白日一般显亮。但教室里，稀稀落落只坐着二十来个衣裳褴褛的庄稼人，他们家住在平原上，却是山民的贫穷相。他们有的吸着生烟叶子，有的伏在课桌上愁思叹气，有的利用这空闲和亮光“期匪”——解开破烂衣襟，敞着怀捉虱子。根据郭振山的提议，用土改的斗争果实，买下的这盏公共汽灯，照亮这些为春荒而愁眉苦眼的脸孔。请不要大惊小怪！当这二十来个人散在一百多户庄稼人中间的时候，你可能不特别注意这部分人。他们是几年前被地主和旧中国的国家机器，榨干了骨髓的人们，人民政权只能给他们土地、耕畜贷款和农业贷款，号召他们组织起来生产，不能用某种魔术，使他们在骤然之间变富起来。这一点，不需要解释，他们自己能理解。……
他们看出今年的“活跃借贷”没指望了。富农姚士杰和首户富裕中农郭世富，竟然都没有来嘛！其他有余粮的富裕中农和普通中农，在桃树林里头，在有枯草的土围墙头上，露出半个脑袋侦察着。他们见姚士杰和郭世富，两家大户都叫不到会场，他们每年春天，只往出周借几斗粮的小庄稼户儿，去做什么呢？砍不倒大树，弄不多柴禾！细枝碎草，抵得什么？睡吧！脱了衣裳睡吧！当他们脱衣裳的时候，他们给自己身边的婆娘叮呼：“咱代表再到外头吼叫，你应声。你就说我早去哩！”
解放以来，蛤蟆滩第一次开这样令人沮丧的群众会！
在合力扫荡了残酷剥削贫农、严重威胁中农的地主阶级以后，不贫困的庄稼人，开始和贫困的庄稼人分化起来。姚士杰和郭世富之类在农村中，当时是经济上有势力的人物暗中使着劲，竭力想促使这种分化加速。坐在蛤蟆滩普小教室里的二十来个穷庄稼人，用嘴说不出这个道理；但他们在精神上，分明感觉得出当前的形势。
许多不太贫困的庄稼人，见开不起会，陆陆续续走了。这二十几个人说什么也不散去。除了依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们不想走其他的门路。当然，他们把分得的土地中的一段——地名、亩数、方向和四至——写在借粮的契约上，然后秘密递在余粮户的手里，是可以弄到粮食的。但那是多么冷酷无情的、多么令人心酸的生活道路啊！他们觉得那样做，不知怎么，总有点怪，有点别扭，有点和这个社会的发展不相调和，如同一个人脊背朝前，倒退着走路一样。
他们坐在教室里不走，理直气壮地想依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因为他们是用褴褛的衣裳里头，跳动着的心脏发出的全部心力和热情，支持这个党和她领导的政府的啊！
看！在教室的东边，乡支书卢明昌和郭振山，黑糊糊地站在一块苜蓿地里，热烈地谈着什么。他们准定是在想办法；也许商量要改日重新召集群众会吧？也许商量用农业贷款接济春荒吧？也许……总之，他们不会不向大伙做一番交代，就走掉的。还有，梁生宝把唯一到会的富裕中农，胆小殷勤的铁人郭庆喜，拉到教室西边的挑树林里去了，民兵队长冯有万也跟去了。你看他俩在昏暗中，一左一右把铁人箍定，蹲在一棵快要开花的桃树底下，恨不得压倒铁人，给他脑子里灌输什么思想。他们准定是要他接受他们的什么建议吧！
蛤蟆滩的两个共产党员，在分头为贫雇农翻身户活动着，他们为什么不耐心地等待呢？他们尤其把希望，寄托在代表主任郭振山身上。他会有办法的，他的脑筋是非常灵敏的。比起郭振山来姚士杰和郭世富算老几？他们对郭振山的信赖，是他们对共产党信核的具体表现。他们不习惯于考虑许多抽象的道理，他们是最实际的人。
那些躲会的自发户庄稼人，有二三十亩地，一头大牛，两三个劳动人，就以为他们是自己过光景的主席，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竟然有人轻淡地谈论：共产党的好处是讲理，不骂人、打人，没苛捐杂税，不勒索百姓。笑话！他们希望历史永辈子停留在这里，他们希望新民主主义万岁！他们骇怕“斗争”这个字眼，不喜欢听“社会主义”这个饶舌的名词。……
现在坐在蛤蟆滩普小教室里的、这帮从前被压在底层的庄稼人，巴不得明天早晨实行社会主义才好呢。历史如果停留在这查田定产以后的局面，停留在一九五三年的话，那么，他们将要很快倒回一九四九前的悲惨命运里头。共产党决不允许这样！毛主席英明：一边查田定产，一边整党，准备往前去哩。他们要坚决跟着共产党往前走！他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几亩土地，满足于半饥半饱，满足于十年穿一件棉袄，满足于肩膀被扁担压肿！笑话！那岂不是傻瓜的想法吗？他们认为：他们过光景的主席也是毛泽东。
他们坐在教室里汽灯的强光下，非常的安静。安静是内心平静的表现，因为他们不急不躁。尽管父母的血液和童年的环境，给了他们不同的气质和性格，但贫穷给了他们同一个思想、感情和气度。这使得二十几个人坐在那里，如同一个人一样，纯朴的脑里，进行同一种思索，心情上活动着同一种感受。
瘦削、严肃、意志坚强的高增福，两只露棉絮的胳膊，搂着睡了觉的才娃，坐在第一排课桌后面的板凳上。他坐在那里，痛恨他的狡猾邻居。他去拍姚士杰的黑漆街门扇，把手都拍疼了，姚士杰的婆娘，才在院里头正房东屋遥遥应声，说姚士杰上黄堡镇去了。见鬼！擦黑天，高增福还看见姚士杰来着。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那黑漆街门关得严严实实，没一点缝隙。隔着街门在院里头和他说话的，又是一个妇道。他自恨他这个人民代表，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要不是他自己兼女人烧锅做饭，要不是才娃累人，富农插翅也逃不脱会的。他会不黑天就蹲在四合院里，等姚士杰吃过饭一块去开会。只要富农到了会上，他就有话说了。“你为啥不帮困难户度春荒？你没余粮？你的余粮哪里去了？是不是暗地里在黄堡放高利贷？说！依实说！土改的风头刚过去，你就回到剥削的老路上了……”但是现在说什么呢？富农已经和他的婆娘，睡在油漆坑栏的炕上了。
一种灰失失的心情，从高增福不调和的瘦脸上表现出来。他不知道这个春天将怎么过，不知道夏初插秧前，买肥料的钱从哪里来。农历三月和四月，对他好像教室外面的夜一般黑。他虽熬煎着光景难混，但命运并不能把这个不幸的人打倒，因为他和周围的其他贫雇农一样，对分给他土地、放给他耕畜贷款的人民政府，还抱希望。他在一半男人一半女人的困难生活中挣扎着，还当着乡人民代表，继续积极地奔跑着，就是有这个希望在精神上支持着他。
高增福劝弯着水蛇腰、蹲在第一排课桌前边的任老四：
“老四，你屋离学校远，屋里又有一群娃子。我看你该早些回去。你还看不出来吗？今黑间的会，没开头……”
“不！”任老四把参加会，当做拥护党和政府的一种表现，从大舌头嘴里拔出铜嘴子烟锅，溅着唾沫点子说，“咱等俺组长一块回去呀”
“噢噢，你等生宝。对！你有生宝的互助组，你不犯愁！”增福羡慕地说。
“咱不犯愁，”老四庆幸地笑着承认，“不是咱有好大能耐，是咱傍着好邻居哩。人说‘远亲不如近邻’，实话！要不是生宝肩膀宽，担起俺常年互助组这一摊子生活问题儿，你看我犯愁不犯愁？我比你们哪个都犯愁！实话！这阵好了，俺互助组一过清明，就进山呀！”
老四很满意的神气和他的话，引起了留在教室里的衣裳槛楼的穷庄稼人们浓厚的兴趣。他们纷纷从后边的几排课桌，聚集到前头来，好像从这里露出了一线希望。
但他们聚集在一块，向任老四打听毕生宝互助组进山的计划，只好羡慕羡慕算啰。他们的稻草棚棚，分散在官渠岸和上河沿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的左邻右舍——那些从前有点种庄稼底底的佃户和半佃户，土改给他们分了地或添了地，使他们赶上了老中农，现在也学老中农的样子，闷着脑袋发家创业。他们只肯和穷邻居们，组织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不肯像梁生宝那样，和大伙一心一计干！
这二十来个从前熬长工、卖零工的人，现在聚集在一块，商量他们自己组织到一块行不行？
“咱们组织到一块堆，叫增福给咱领头干！”瘦高个子王生茂提议，显出了快乐的眼光。
矮矮胖胖的铁锁王三说：
“咱的牲日在哪里？甭胡跌冒撩！”
“不用牲口，人曳犁，行不行？”李聚才热忱地说。
杨大海，一个很严肃的红脸盘庄稼人，不喜欢人们随便乱扯：
“胡吹！见过旱地‘二人抬杠’犁地，稻地可曳不动！”
“那么怎办呢？”好几个人失望地说。
“今年春上不好混啊！”高增福心情沉重地叹了口气，说，“咱等看党里头的人怎说”
“反正他毛主席不叫饿死一个人！”后边有个不在乎的声音说话。大伙掉头看时，不是他们里头的人，是前国民党军下士白占魁。这家伙什么时候来的呢？
原来当他们破衣裳挨破衣裳，挤在一块商量“二人抬杠”的时候，教室里还有两个人。孙水嘴借汽灯的光，伏在靠北墙的课桌上，赶忙填着什么表格，要趁着卢支书回乡上的便利，捎给乡文书。白占魁坐在一进后门最后一个课桌后面的板凳上，吸着廉价黑色卷烟。是哩！就是他，细长脸上带着满不在乎的神气。
高增福搂着睡了觉的才才，转过身来问这个抗日战争初期驻在黄堡镇的大车连副班长：
“占魁，你啥时回来的？”
“昨日喀。”白占魁吸着卷烟回答。
“从哪里回来？”
“西省。”
“你这回在西省做啥营生来？”
“还不是收咱的破烂吗？”
“你白日收破烂，黑间住在啥地方？”
“在一个朋友屋里。”
“啥朋友？”
“摆破烂摊的嘛。咱还能有啥高朋贵友吗？”
“你那朋友，在西省啥巷子住？”
“民乐园。”白占魁回答了，但他的脸色由不在乎变成了很不高兴。手指夹着卷烟，恼怒地问高增福：
“你啥意思？你创很问底，是啥意思？你既不是治安组长，又不是民兵队长！”
“我是人民代表！”增福从容不迫地说，消瘦脸很严肃。
“你又不是俺上河沿的代表，管不着我！”
“我是下堡乡人民代表！”
四只眼睛对峙起来了。高增福的眼睛里，射出两道锐利的冷光，盯在白占魁灰暗的细长脸上。大伙劝增福：“算哩！算哩！生闲气做啥？，但忠于社会义务的人民代表，并不认为这是生闲气。他不情愿这个出身不好的半路庄稼人，年年在困难户里头棍。
在解放前，国民党抽兵，庄稼人买壮丁去顶替的时候，白占魁卖过自己五回。每一回，新兵从“师管区”开拔的时候，他都能逃脱。解放后，在土改中，他曾经表现出一种疯狂的积极；但这个大车连副班长，在新社会始终不能发挥他的聪明和才气，始终没有达到当村干部的目的。他是这样一个“庄稼人”：一九四二年，驻在黄堡镇的国民党军向山西中条山开拔的时候，当时还是他的情妇的李翠娥，把他藏了下来，他开始在蛤蟆滩卖零工。他套磨子反插了磨棍，好像牲口可以用头顶着磨石转似的；他给人家犁地，什么时候掉了铧，他也不知道，发觉后遍地用手刨着，寻找埋在土里的铧。抗日战争后期，他干脆专门贩卖自己。解放后他从分得的稻地愣坎上拔回来黄豆，连秸子架在草棚屋前面的树丫上，他那以风骚有名的婆娘李翠娥，做饭时用多少，拿棒槌打多少黄豆。他们没有娃子，上黄堡的集，像有文化的人一样，两口子一齐去。他们坐在馆子里，男女平等地吃羊肉煮馍。就是这个白占魁，去年冬天查田定产的工作组到村里的时候他从民政委员孙志明那里取来传话筒，满村吼叫：“二次土改呀！人都甭进山哩！”他档住秋收秋播后要进山担木炭、运木料的困难户不让走，满蛤蟆滩鼓动大伙，把姚士杰和郭世富都补定成地主，他们的“油水”比“瘦”地主还厚。郭振山狠狠地训了他一顿，他才老实点了。土改时分给白占魁和李翠娥四亩稻地，但高增福总觉着他们不是正路庄稼人，李翠娥脸蛋子上的肉和屁股蛋子上的肉，没大的分别。
邪不压正！白占魁的两只三角眼败北了。他最后轻蔑地把戴着旧毡帽的脑袋一拐，迈开了脸。
高增福乘胜追击：
“我是乡人民代表，不可以问问你吗？你在西省收破烂，这时间既不下种，又不收割，回来做啥？”
“你管得着吗？”白占魁重新振作起来，三角服盯住增福。
增福说：“管不管，问问你！不能问吗？”
任老四站了起来，弯着水蛇腰，把烟锅从有胡楂的嘴里拔开，溅着唾沫星子，笑说：
“实话，我眼不瞎，能算见这一卦！占魁，你想必是在西省，就算见咱村又到发动活跃借贷的时光了吧？是不是？你说！”
白占魁露出被卷烟熏黑的牙齿笑笑。
任老四说：“今年发不动啰。你算白跑了这一回！”
“发动了，也不能给你吃哩！占魁！”高增福毫不留情地说，“前年和去年，给你吃了，是犯了错理。你算啥困难户？上集没旁的事，专为去吃馆子……”
白占魁再也忍不住了。那经过操练的敏捷的身子一纵，站了起来。大伙以为他要和高增福干仗，他却冲出教室门走了。只听见他在院子里咄咄呐呐：
“鸡巴毛当头发！啥人民代……”以后的话被街门隔断了。
高增福气得两眼直冒火星。那家伙显然在骂他。他想追出去，怀里睡着才娃。大伙劝增福，何必和这种人较量呢？再说：白占魁虽然不是村于部，但解放后历次运动，他都在积极分子里头跟着哩。他天不怕地不怕，有时候也的确热心，够吃苦。但高增福不同意，他说：
“这家伙实在不是东西！前两年他领了活跃借贷粮，说啥话呢‘土改吃地主，活跃借贷吃富农和中农。’你们看，他领借粮的时候，根本没准备还嘛。咱们不能让他混在咱们里头，冒充困难户嘛。他没当上村干部？他当上村干部我就不当村干部！”
大伙十分钦佩高增福这认真负贵的态度。他不昔光景过得怎样凄惶，精神上总是像汤河岸上的白杨树一般正直、白净，高出所有其他的榆树、柳树和刺槐，树梢扫着蓝天上轻柔的白云片。他无形中变成蛤蟆滩这些困难户的代表人物了，大伙的眼睛望着他，看他怎么度过这个春荒。他们都希望跟着他走哩。
时间使这二十来个穷庄稼人开始焦躁起来了。看看外头，卢支书仍然在苜蓿地里，和郭振山说话哩。他们说什么呢？是商量怎样召集另一次会的办法呢，还是放弃了发动活跃借贷，正在研究什么新的办法，帮助困难户度春荒？……
……不！没有办法！在苜蓿地里谈话的两个共产党员，除了活跃借贷和互助合作，他们也没有旁的门路。上级一再强调专款专用，不许把为了推广七寸步犁、解放式水车、化学肥料和杀虫农药的农业贷款，贷给困难户买粮食！这是违反政策的不负贵任的轻率做法，造成农业生产上的损失，会招惹来违法乱纪的罪名。有限的社会救济款，是专为那些受了命运的突然打击，丧失了劳力的可怜老汉、老婆而设的。他们是个别的，一村只有三两户，而困难户要比他们多十倍，怎么能够用救济的办法解决问题呢？必须从生产上出主意……
郭振山高大的庄稼汉身躯，黑幢幢地站在苜蓿地里。他满腮胡楂的脸绷得很紧，咬紧牙恨姚士杰和郭世富——官渠岸一东一西，两座自发势力的堡垒。他说攻不破这两座堡垒，就威胁到他郭振山的威信，威胁到下堡乡五村今后的各项工作任务了。
郭振山对卢支书很难堪地说：
“明昌，只要他们上了会场，我就有办法！我有群众，他们没群众！就凭我这两片嘴，三说两说，他们总得拿出些粮食！不是吹！谁知道，这两个顽固脑袋，比水渠里的泥鳅还滑，根本不上场来嘛……”
郭振山木愣愣地站在苜蓿地里，气愤地拍着两只被劳动锻炼粗大的手。
离他二尺远，对面站着手里捏手电筒的卢支书。他听着，有皱痕的脸上，带着不重视郭振山这番表白的神惰。披着灰制服棉袄站在这里的，是下堡乡一个棱角四方四正的共产党人，尽管他言谈举动不引人注目。即使在工作成功的时候，卢明昌也不赞成夸大个人的作用；在工作失败的时候，还在侈谈个人的作用，只有掩盖自己的缺点或错误的人，才这样做。作为中共下堡乡支部书记，接触的人多，他有观察这号人心理的经验。
卢明昌和郭振山一般年纪，比郭振山身量低，外表显得平常、渺小。支书穿着脱离生产干部的制服，也不能改变他庄稼人的体型——粗大的手，一尺的脚，出过力的胳膊和腿，微驼的背和被扁担压松弛的肩膀。中国有几百万、几千万这样的同志，他们穿上制服、毛呢料子衣服，还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会装腔作势。他们联系过和继续联系着不知其数的群众。
卢支书平静地笑笑，诚恳地说：
“振山！甭粘姚士杰和郭世富了。他们要是都进步，还要咱共产党员做啥呢？凡事都从自己方面多检查。比方说，乡上为这事开过两回会布置，你回来就没好好做准备工作嘛。同志，你还是粗心大意哩，重视乡上的意见不够。你要是通过个别谈话，动员好几个能借出几斗粮的普通中农，也不至于弄成这个僵局吧！你总相信你那套‘轰’的办法。振山，不行哩！今后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哩！”
郭振山多毛的大鼻孔，长长嘘了一嘘气。
“唉！好明昌哩！一只手拍不响！蛤蟆滩两个共产党员，咱的生宝同志，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头一回开会，他到郭县去买稻种，不在家，欢喜来听会。他回来了，也不和咱联系。小伙子入党以后，有些骄傲……”
卢明昌听不下去了。他对这个和他有开玩笑交情的人，不客气地说：
“啊呀呀！轰炸机！你思想上长了霉子了呀！整党以后，你还说搞互助生产是不问政治哩！你忘了王书记去年冬里，在咱下堡乡支部大会上说的啥话哩？光光把公粮催交了，把农贷发下去，把统计表填上来，给打官司的人写介绍，给领结婚证的人开证明，这算啥了不起的政治？组织上经常叫咱们共产党员，甭光粘行政事务，要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生产哩。你应该把互助生产和单干生产分清楚！你说人家生宝不问政治，人家还怎和你联系呢？应当你主动帮助他才对嘛！”
郭振山的大鼻梁冒出细碎汗珠来了，他的满腮胡楂的脸也红了。他的互助组应名，实际是单干生产。即使黑夜里，卢支书也看清楚他尴尬的神情。
郭振山好一阵肚里没有一个词句。他用两只粗大的手，摸他瓜皮帽下边满腮胡楂的脸，企图拿这个动作，调节他头部过高的温度。
摸毕了脸，谢天谢地，郭振山终于寻思到一条可以站得住的情由，又来掩盖他的失败了。
“明昌，”郭振山竟用一种忧国的调子说，“我总觉着咱国家宣布结束土改，好不对呀？”
“怎不对呢？”
“一自宣布结束土改起，姚士杰和郭世富就抬起头来哩。一般的庄稼人屋里，供桌上过年过节时，供先人的灵位哩，平时供土地证哩。啥工作也不好推动哩……”
“那你说怎弄哩？一年一回土改？最后把中农都收拾了？拉平？”
“你看你！我就那么不懂政策？我是说：咱也不一年一回土改，咱也不宣布结束。……”
“叫农村老紧张着？”
“实地光富农和富格中农紧张。”
“普通中农不紧张？”
“紧张是紧张，不碍生产……”
“叫广大贫农心里也不落实？不打主意往前干？”
“……”能言善辫的郭振山肚里的词汇，又用光了。
卢支书忍住愤懑，用一种非常不满但又爱护的语调警告：
“同志！甭在中央的路线上找毛病哩。应当检查咱自家工作做得啥样？思想上有啥肮脏没？你从前卖瓦盆走的地方不少，是比一般庄稼人见识广。可比起咱中央的同志，咱们，你和我一样，从天上差到地下。马克思和列宁，咱在领袖像上经常见，很面熟，他们到底说了些啥？你知道吗？不知道？是那么，还是老老实实检查自家吧。听说，你和黄堡北门外砖瓦窑上的韩万样有拉扯，应当注意自己是啥人！”
“你听谁说我和韩万祥拉扯？”郭振山紧张起来，气愤起来。
但支书很平静，很耐心的样子解释：
“没拉扯，你甭素张。到教室里去，宣布叫困难户们回去。你告诉人家，等全乡各村都开过会，咱再研究怎办。快去吧！我披棉袄，你不披棉袄，当心凉着！”
“你听谁说我和韩万祥拉扯？”郭振山坚持着问，不在乎春寒。
“咱们往后再谈，甭叫困难户们等哩！”
“不！要弄清楚是谁给我头上捏事！”
“甭急！甭急！到底有拉扯没，支部将来会弄清楚的。你去叫大伙散吧！”卢支书说着，用手电在苜蓿地里的小径上一晃，披着棉袄，气恨恨地走了。
郭振山使对他寄托希望的困难户，出乎意料的失望。他跑到教室门口，急急忙忙说了一声不开会了，就跑去追卢支书了。连孙水嘴填的表，他也来不及捎走了。他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人在乡支部反映他！
孙水嘴把汽灯提走以后，穷庄稼人在学校的黑院子里，把梁生宝围住了。有几个人，突如其来，提出扩大梁生宝互助组的要求。生宝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着，站在槛楼的破衣裳中间，一只手摸着耳朵后面的脖颈，脸上带着作难的苦笑。
“乡党们，”他作难地说，“我这互助组才整顿好嘛。我又是头一年当组长嘛。明年，叫我锻炼上一年，明年，大伙看我办事还差不多，再来。我年轻，没能耐，害怕闪得大伙过不好光景。”
“我们长眼着哩，你买稻种的事，办得不赖”李聚才说。
“你甭光看见你的几家邻居亲近！”瘦高个子王生茂笑说。
“草棚屋虽远点，稻地可相连着哩！”严肃的杨大海说。
生宝心里多么难受啊。他看见这伙人，比看见他家里的人亲！吸收他们参加他的互助组吧，怕户数太多弄不好；而且新收几户没牲口的组员，畜力又成了大问题。不成，万万不成。他想起窦堡区大王村的劳模王宗济在县上介绍的经验了：“互助组要好，开头要小。”他不能胃冒失失办出没底底的事。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从心底里深深地同情这些没牲口或牲口弱的、非和旁人联络在一块不能耕种的困难户。他们的中农邻居、翻了身的前佃农或前半自耕户，在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里，用畜力换他们的劳力，得到他们的好处，而到耕种完毕以后，特别是农闲的时候，两只手闲得发慌，却没有人组织他们搞副业。这样，他们永远也摘不掉“困难户”的帽子，年年有春荒。他们的要求不仅引起生宝的同情，而且引起一个共产党员对群众的困难要帮助的那种贵任感。他觉得从这群穿破烂衣裳的人中间悄悄地溜掉，是可耻的。
“万！”他喊叫。
“嗯！”有万在人群后边的黑暗中答应。
生宝说：“万，你来，咱商量能不能改变一下咱的计划。”
原来，生宝和有万趁着会没开起的工夫，在教室后边的角落里宣传鼓动郭庆喜，要铁人借出两石粮食给他自己选区的困难户，使他那些生活困难的选民，暂时能接续上家里的口粮，好配合生宝的互助组从山里往山口运扫带。现在，生宝想改变计划，索性让原来准备运扫帚的那帮人，也参加割竹子，而改由另一帮人运扫帚，这样就可以帮助全村的困难户，解决一部分问题了。……
“这帮人的口粮可又从哪里弄呢？”有万疑虑地问。
“想办法！”生宝思索着，加重语气说，“想办法！一交开扫帚，他供销社就要给开脚钱，不会等交够了才开支。不会！咱公家办事，不会那死板。这样，暂时缺的口粮就少了，就好想办法了。……”
大伙听了生宝和有万的谈话，霎时间高兴得沸腾起来。生宝从他们身上，卸下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他们顿时感到轻松了许多。他们用喜欢和感激的眼睛，在刚刚上来的月光中，盯着生宝敦厚的脸盘。他们恨不得抱住他，亲他的脸。他胸怀里跳动脸这样一颗纯良而富于同情的心。
大伙争先恐后报名：
“我去哩！”
“我也去哩！”
“说啥也得有咱一份！”
院里突然显得异常活跃而有生气。胳膊上吊着破布条和烂棉花絮子，高增福抱着刚刚醒了的才娃，站在人群中间，安静地劝大伙不要争抢。他外表安静，心里其实是很激动的。就好像一匹骏马看见其他的马跑开的时候那样，他控制不住自己渴望着跑的激情。生宝见义勇为的做法，使增福忠诚的心，被激发得颤抖着。他手抱着才娃，用胳膊肘子戳一戳生宝，说：
“生宝，把宫渠岸参加运扫帚的人，交给我组织，你只管组织你们割竹子的人去。”
大伙一至表示拥护。生宝问：
“有才娃累你，你能进山吗？”
“你甭管！”增福说，“你甭管我进不进山。只要疙瘩在咱身上，好解！你只管组织你割竹子的人，运扫帚的事有我！”
在回家的路上，任老四一路慨叹着，慨叹着。生宝问：
“老四叔，你心里思量啥呢？”
“我思量你人年轻，肚肠宽大，”任老四溅着唾沫星子说，“你揽事这么宽，心里有底吗？”
生宝显出痛苦的脸相，摊开两只手，要哭的样子说：
“有啥法子呢？眼看见那些困难户要挨饿，心里头刀绞哩！共产党员不管，谁管他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