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恐怖主义
当我在上一章中写下我们正生活在有史以来最安全的年代时，我知道这样的说法可能会引发怎样的质疑。近年来，各类恐怖袭击与残暴事件得到媒体广泛的报道，整个世界陷入紧张之中，也让我们产生错觉：我们生活的这个新时代似乎充满了危险。2016年，大多数美国人将恐怖主义列为美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他们担心自己或家人会成为恐怖袭击受害者，并将“伊斯兰国”视为关乎美国生死存亡的重大威胁。[1]恐惧不仅困扰着普通民众，也让公共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化悲观主义者们昏了头，这些人长期关注着西方文明正在濒临崩溃（一直有人这么说）的迹象。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ary）是一位公开承认的进步厌恶者，他将西欧的当代社会描述为“暴力冲突之地”，在那里“战争与和平的分界线关乎生死却变得模糊不清”。[2]
但是，这些都是错觉。恐怖主义是一种独特的危险形式，它会引发强烈的恐惧，但实际造成的伤害却相对轻微。本章中，我不会回顾恐怖主义的历史以作为人类进步的例子，因为恐怖主义并没有像疾病、饥饿、贫困、战争、暴力犯罪和事故一样，显示出一种长期下降的趋势。但我要表明，恐怖主义能分散我们在评估“进步”时的注意力，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从反面对“进步”进行了赞扬。
强烈的恐惧，轻微的伤害
格雷认为关于暴力的实际数据不值一提，只不过是“护身符”和“巫术”。然而，表13-1显示了他为什么非要用数学白痴式的思想体系来表达他的控诉。表中显示了有数据可查的最近的一年（2015年或更早），四类杀戮行为，即恐怖主义、战争、凶杀和事故的受害者人数以及死亡总人数。这些数据只能用表格来呈现，因为“恐怖主义”这一项的样本如果绘图的话会小于一个像素点。
表13-1 恐怖主义、战争、凶杀及事故死亡人数
“西欧”的范围按照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的定义，由24个国家组成，西欧2014年人口为418 245 997人（Statistics Times 2015）。我省略了安道尔、科西嘉岛、直布罗陀、卢森堡和马恩岛。
资料来源：恐怖主义（2015年）：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2016。战争，美国和西欧（英国＋北约）（2015年）：icasualties.org。战争，世界（2015年）：UCDP Battle-Related Deaths Dataset, 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2017。凶杀，美国（2015年）：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2016a。凶杀，西欧和世界（2012年或最新）：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2013。挪威的数据不包括于特岛（Utøya）恐怖袭击。机动车交通事故、所有事故和死亡总人数，美国（2014年）：Kochanek et al. 2016，表10。机动车事故，西欧（2013年）：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6c。所有事故，西欧（2014年或最新）：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a。机动车交通事故、所有事故，世界（2012年）：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4。死亡总人数，西欧（2012年或最新）：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a。死亡总人数，世界（2015年）：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c。
让我们从美国开始看。该表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是，2015年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其他的危险形式要少得多，但其他危险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却更小甚至根本没有造成什么影响。2014年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人数甚至更少，只有19人。就算是44人的估计也算得有点高了：该数据来自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而这一数据库将仇恨犯罪与大多数疯狂的枪击事件也算作“恐怖主义袭击”。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牺牲的士兵人数（2015年为28人，2014年为58人）大致相当，然而战死沙场的士兵们只得到了少许的新闻报道，也算是人们一以贯之地保持了轻视士兵生命的传统。
接下来的一行数据显示，2015年，比起恐怖袭击，一名普通的美国人死于有案卷记录的凶杀的概率是其350倍还多，死于车祸的概率是其800倍，死于任意事故的概率是其3 000倍。在所有的事故类型中，每年都会造成超过44人死亡的事故类别包括：“闪电”“热水烫伤”“黄蜂、马蜂和蜜蜂蜇伤”“被狗以外的哺乳动物咬伤或袭击”“在浴缸中或掉进浴缸里溺水”“除睡衣以外的衣服及其他服装着火或熔化”等。[3]
比起美国，恐怖主义在西欧相对更加危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2015年的西欧多灾多难，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包括《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办公室、巴塔克兰剧院以及巴黎和附近区域的其他目标。相比之下，2014年西欧只有5人死于恐怖袭击。但相对较高的恐怖主义风险也表明，欧洲在其他方面要安全得多。西欧的凶杀率约为美国的1/4，西欧人也不像美国人那么喜欢胡乱地开车，因而丧命于公路交通事故的人数也更少。[4]但即使这些因素会使天平向恐怖主义倾斜，在2015年，相对于在恐怖袭击中遇难，一个普通的西欧人死于凶杀案的可能性（相对罕见）是其20倍还多，死于车祸的可能性是其100倍以上，在事故中被压碎、中毒、焚烧、窒息或以其他方式死亡的可能性超过其700倍。
表13-1的第三栏显示，尽管最近西方对恐怖主义不堪其扰，但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我们的日子还是要好过得多。美国和西欧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10，但在2015年，这两个地区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只占到全世界恐怖袭击遇难人数的0.5%。这并不是因为恐怖主义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主要死因，而是因为恐怖主义，按照现在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战争现象，而战火已经在美国或西欧熄灭很久了。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的几年，曾被归为“叛乱”或“游击战”的暴力行为现在常常被归类为“恐怖主义”。[5]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在越南战争的最后5年没有将任何死亡事件归类为“恐怖主义”。[6]
世界上大多数由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发生在内战地区（包括伊拉克的8 831人、阿富汗的6 208人、尼日利亚的5 288人、叙利亚的3 916人、巴基斯坦的1 606人和利比亚的689人），其中许多死难者被重复计算为战争死亡人数，因为内战期间的“恐怖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由政府以外的团体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即对平民的故意袭击。除去这6个内战区，2015年死于恐怖主义的人数为11 884人。然而，即使在21世纪战争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里，而且对由于恐怖主义和战争而死亡的人数进行了重复计算，相较于恐怖袭击，一名普通的世界公民死于凶杀案的可能性是其11倍，死于车祸的可能性是其30多倍，死于任意类型事故的可能性是其125倍以上。
恐怖主义造成的伤亡，先不管其数量多少，是否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呢？恐怖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其实很难解释。由于“恐怖主义”这一类别的定义具有弹性，因此趋势线的走势取决于数据库是否包含内战罪行、连环谋杀（包括抢劫或几名受害者被枪杀的黑帮活动），或由于对政治感到不满，某些人在放声痛骂之后发动自杀式袭击。以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为例，该数据库统计了1999年美国科伦拜中学枪击案，但没有统计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
此外，媒体也变向助长了大规模杀戮的发生，媒体的报道给了模仿者灵感，一桩枪击案会引发另一桩枪击案，在新鲜感慢慢消失之前，媒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有“重大新闻”可以播报。[7]在美国，自2000年以来，“枪击事件”（公共场合持枪杀人）的数量一直在波动中上升，但从1976—2011年，“大规模谋杀”（一次事件中有4人或更多人死亡）的数量没有显示出系统性的上升趋势（如果有变化的话，就是略有下降）。[8]图13-1显示了“恐怖主义事件”造成的人均死亡率，以及西欧和世界的混乱趋势。
图13-1 恐怖主义袭击遇难人数（1970—2015年）
资料来源：“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2016。世界死亡率不包括2001年后的阿富汗、2003年后的伊拉克、2004年后的巴基斯坦、2009年后的尼日利亚、2011年后的叙利亚和2014年后的利比亚。世界和西欧的人口估计数来自联合国的2015 Revision of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美国的估计数来自US Census Bureau 2017。垂直箭头指向2007年，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图6-9、图6-10、图6-11中最新的数据年份。
美国2001年死于恐怖主义袭击的人数，由于包含了在“9·11”事件中遇难的3 000人，在图中“一枝独秀”。此外，我们可以看到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导致165人死亡）使曲线出现一处凸起，而其他年份发生的事件只能算是在曲线上泛起了一些难以察觉的涟漪。[9]除了“9·11”事件和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以外，右翼极端分子杀害的美国人大约是伊斯兰极端组织的两倍。[10]图中代表西欧的曲线表明，在2015年出现增长之前，欧洲经历了相对平静的10年，而且就算是2015年，也不是欧洲历史上最糟糕的情况。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分裂主义团体经常发动炸弹袭击和枪击事件，恐怖主义袭击的死亡率更高。
关于整个世界的曲线（不含我们在讲和平的那一章中提到的主要战乱区最近的死亡人数），其走势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高原、冷战结束后的下降以及最近有所上升但仍然低于前几十年水平的阶段。因此，历史趋势和眼前的数字一同消除了恐惧，让我们知道，如今这个新的时代，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并没有充满危险。
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其实是个好消息
虽然与其他风险相比，恐怖主义构成的危险微乎其微，但它造成了人们巨大的恐慌和过激的反应，而这也正是恐怖主义的目的所在。现代恐怖主义是媒体广泛宣传的副产品。[11]为了吸引世界哪怕只有一小会儿的注意力，某些团体或个人便会采用这种屡试不爽的手段：杀害无辜的人，特别是在能让新闻读者产生代入感的情景中进行杀戮。新闻媒体每次都狼吞虎咽地上钩，对暴行进行大肆报道。媒体的循循善诱让恐惧笼罩着人们，而实际上危险的程度却并不与之相称。
引发恐惧的并不仅仅是恐怖事件的伤亡本身。当悲剧的起因是恶意为之而非意外不幸时，我们更容易情绪激动。[12]我承认，作为伦敦的常客，当我读到标题为“罗素广场现持刀‘恐怖’袭击，一女子喋血街头”的报道时，要比我读到“牛津街头公交车发生意外，知名艺术品收藏家不幸丧生”更伤心。当你想到某位人类同胞一心想着要杀死你，理由是为了推动自认为合理的人类进化，你的内心自然不是一般的惴惴不安。造成意外死亡的原因并不是专门针对你或试图杀死你，你的反应也无关紧要，相比之下，犯罪分子则是冥思苦想地要置你于死地，而你也可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避免受到伤害。[13]
考虑到恐怖分子并不是无头的苍蝇，而是有行动目标的活生生的人，即使他们造成的损害很小，我们总是表现出对他们的担心是否理性呢？毕竟，如果暴君处决了持不同政见的人，尽管受害者人数就像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一样少，人们也会感到义愤填膺。两者的不同在于，相对于死亡人数，专制暴力造成了特别重大的战略影响：它消除了对政权最有力的威胁，并阻止了其他人将自己取而代之。而恐怖主义暴力，按照其定义，就是随机地袭击受害者。从客观上讲，造成威胁的意义，除了立即造成损害以外，还取决于随意开枪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许多恐怖分子来说，其目标不过是吸引公众的注意。法律学者亚当·兰克福德（Adam Lankford）分析了自杀性恐怖分子、狂暴的枪击案罪犯和仇恨犯罪杀手的共同动机，既包括自我极端化的“独狼”，也包括恐怖袭击幕后策划者招募的炮灰们。[14]杀手往往是社会上的孤独者和失败者，许多人患有未经诊治的精神疾病，他们充满怨恨，幻想着能够复仇和得到认可。有些人将他们的痛苦与伊斯兰意识形态混淆，另一些人发动恐怖袭击的原因更是含混不清，比如“发动种族战争”或“掀起一场反对联邦政府、税赋和禁枪法案的革命”等。虽然只是一份期待，但杀害许多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成为名人的机会，不仅如此，在“荣耀”的光环中死去意味着作为滥杀无辜的杀人犯，他们不必为此承担可怕的后果。升入天堂的承诺，以及对“屠杀是为了服务更崇高的‘善’”进行合理化解释的意识形态，使身后之名变得更加诱人。
其他的恐怖分子服务于某些好战组织，这些组织试图用各种手段吸引人们关注他们的诉求，比如：逼迫政府改变政策；挑动政府进行极端回应，以便招募新的同情者或制造混乱然后趁乱对当地进行剥削；或通过散布政府无法保护本国公民的印象来破坏政府等。在我们下结论，认定他们“对美国的生死存亡构成威胁”之前，应该牢记，他们的战术实际上非常脆弱。[15]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指出，恐怖主义是军事行动的对立面，而军事行动试图毁灭敌人的报复和攻击能力。[16]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猛烈打击，短期内无法派出一艘战舰前往东南亚进行反击。如果日本选择恐怖主义，比如用鱼雷击沉一艘客轮，被激怒的美国则可以派出一支完整的海军进行回击，但日本要是这么做，那可真是疯了。赫拉利认为，从恐怖分子软弱的立场来看，他们想要的不是破坏而是舞台。大多数人对“9·11”事件的印象不是基地组织对五角大楼的袭击，实际上这一行动部分摧毁了敌人的军事总部，杀死了敌人的指挥官和分析师；大多数人的印象是对世界贸易中心的图腾式的袭击，遇难者为经纪人、会计师和其他平民。
尽管恐怖分子抱着最好的希望，但小规模暴力几乎从未使他们得偿所愿。政治学家马克斯·阿布拉姆斯（Max Abrahms）、奥黛丽·克罗宁（Audrey Cronin）和维吉尼亚·佩奇·福特纳（Virginia Page Fortna）分别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活跃的数百个恐怖主义活动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这些运动都没有达到其战略目标就被消灭或自己消失了。[17]
事实上，公众意识中恐怖主义的崛起并不是世界变得多么危险的迹象，而是恰恰相反。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观察到，将恐怖主义置于安全威胁清单的首位，“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安全环境非常良好”。[18]不仅国家间的战争变得罕见，各国内部的政治暴力也越来越少。赫拉利发现，在中世纪，社会各部门都保留着私人民兵队伍，贵族、行会、城镇，甚至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他们通过武力保卫自己的利益：“如果在1150年的耶路撒冷，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杀害了几个平民，并以此要求十字军离开圣地，那么他们得到的回应将是嘲笑而非恐惧。如果你想被认真对待，你至少应该控制一两座武装的城堡。”因为现代国家已成功垄断武装力量，使本国境内的杀人率不断降低，这才给了恐怖主义一点发挥的空间：
我们的国家曾多次强调，它不会容忍境内的政治暴力，因此在面对恐怖主义时，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同样宣布对各类恐怖主义活动零容忍。就公民而言，他们已习惯了零政治暴力的环境，因此恐怖袭击使他们发自内心地产生了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让他们觉得社会秩序即将崩溃。经过几个世纪的浴血奋战，我们终于爬出了暴力的黑洞，但我们感到黑洞仍在那里耐心地等待，伺机再次吞噬我们。一遇到恐怖的暴行，我们就觉得自己要跌回黑洞了。[19]
当国家在尽力推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也就是保护公民在任何时间、地点不受任何政治暴力的侵害，它们忍不住要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反应。而恐怖主义最具破坏性的影响就是各国对恐怖主义过度反应，比如，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
与之相反，各国在对付恐怖主义时，其实可以发挥它们最大的优势：知识和分析，尤其是对统计数据的掌握和分析。最首要的目标应该是通过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使伤亡人数控制在较小的水平（见第19章）。对于为滥杀无辜辩护的意识形态，如好战的宗教和民族主义，我们可以用更好的价值和信仰体系予以反击（见第23章）。
媒体可以审视一下它们在恐怖主义“表演”中所起的推动作用，调整自己的报道内容，使之与客观的危险程度匹配，并更多地考虑它们的行为可能给恐怖分子提供的激励。兰克福德与社会学家埃里克·马德菲斯（Eric Madfis）共同建议推行一项针对枪击案的政策——“不提姓名，不给曝光，正常报道其他内容”（Don't Name Them, Don't Show Them, but Report Everything Else），其雏形是已在加拿大实施的针对青少年枪击者的政策以及其他有计划的媒体自我克制策略。[20]各国政府可以建立情报网络和采取秘密行动来打击恐怖组织及其经济来源，还可以用广为流传的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海报上的话鼓励人们“保持冷静，继续前进”（keep calm and carry on）。要知道，那时比现在可要危险多了。
从长远来看，就算会造成局部的痛苦和恐惧，恐怖主义活动终将覆灭，因为小规模的暴力活动无法实现其战略目标。[21] 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经过多次爆炸和暗杀）以及20世纪后半叶的分裂主义团体活动无不如此，21世纪的“伊斯兰国”组织也几乎难逃这样的命运。(34)我们可能永远不能把本已很低的恐怖主义伤亡人数减少到零，但我们需要知道，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变得多么危险，而是表明我们的社会是多么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