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平权
人类在对待他人的时候往往习惯于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用贴标签的方式将人一概而论。人们因为种族和信条的契合聚到一起，并想方设法要击溃不同于自己的敌对团体。男性一直企图从劳动力、人身自由和性上控制女性。[1]人们用道德规范和谴责的形式掩盖他们在性别问题上的双重标准。[2]我们把类似的现象称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恐同情绪，虽然程度有轻有重，但是它们是绝大多数文明历史发展中的共性，直到今日依旧猖獗。我们所谓的民权或者平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这些罪恶思想的反抗。平权运动在历史上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比如塞尔玛游行(36)、塞尼卡瀑布会议(37)，以及石墙事件(38)的故事犹在眼前，它们都是人类进步史中激动人心的篇章。[3]
人种少数裔、女性和同性恋群体的权益状况在不断得到改善，每一个群体都拥有了自己的里程碑性事件。2017年，世界上第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两届任期宣告结束，2016年，当时的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时为这个成就动容：“我每天早上都会在那栋由奴隶建造的房子里醒来，我会看着我的女儿们，两个漂亮、聪明的黑人女孩，看着她们在白宫的草坪上和狗狗一起玩耍。”
在奥巴马之后，两大主要党派之一前无古人地把继任总统候选人的名额颁给了一名女性，也就是希拉里·克林顿，那时离美国女性获得选举权的日子还不到一个世纪；希拉里几乎横扫并收获了所有主流的选票，要不是选举团成员拖累和选举中的其他意外，她本可以顺利当选总统。倘若如此，那么在某个平行宇宙的2016年11月8号，三个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美国、英国和德国）就将同时被置于女性的领导之下。[4]此外在2015年，就在裁定同性恋运动不违法的12年之后，最高法院赋予了同性恋婚姻合法的权利。
健忘是社会进步的天性，它总是以一副傲慢的姿态注视着残存的不公正，而忘记了我们在努力的路上已经走出了多远。有一种针对进步的看法认为我们仍旧生活在一个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恐同情绪极度严重的社会里，类似的看法在大学校园里尤其流行，它在暗示进步主义虽经数十年努力却毫无建树，是彻头彻尾的浪费时间。
和其他领域里存在的进步恐惧症一样，危言耸听的新闻报道拒绝承认人权改善的现实。一连串对美国警察击毙手无寸铁的非洲裔嫌疑人的高频曝光（其中有一些还被手机录了下来），给人留下了警察蓄意针对黑种人和美国正在掀起新一轮种族歧视的印象。运动员家暴妻子或者虐待自己的女朋友，高校内一波又一波的性侵事件，新闻媒体对这些题材的狂轰滥炸在许多人眼中成了女性正在遭受社会压迫的新信号。屋漏偏逢连夜雨，2016年，枪手奥马尔·马迪恩（Omar Mateen）在奥兰多一家同性恋夜总会开枪射杀49人，射伤53人，一手犯下了这宗堪称美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袭击事件之一。
近年来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让人们对历史正在开倒车的观点越发深信不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平行宇宙中，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而不是希拉里·克林顿，最终成了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的又一位受益人。在他的整个竞选活动期间，特朗普都在口无遮拦地发表有关厌恶女性、反对墨西哥和穆斯林的侮辱性言论，对美国政治辞令的传统规范置若罔闻，而受特朗普感召、聚集到他阵营里的支持者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的评论家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这次大选的结果代表着国家平权运动由盛及衰的转折点，或者更糟糕的是，特朗普的当选会让所有人幡然醒悟：也许所谓的平权运动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建树。
本章的目的在于对当前的平权状况一探深浅，平权是不是我们的幻觉，如同一潭死水表面泛过的涟漪？平权运动到底经不经得起考验？正义公道是见好就收，还是像大川洪流一样滚滚向前？[5]此外，我还将在本章的结尾探讨儿童权利境况的改善，因为它是人权中最容易遭受侵犯的组成部分。
平权已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
到现在为止，你应当已经知道新闻报道对历史趋势的解读并不可靠，而眼下媒体对平权运动的攻击亦然。统计数据显示，过去数十年中由警察造成的枪击事件数量实际上没有增加，而是减少了，甚至被路人录像留证的此类事件也减少了，不仅如此，三份独立的分析报告发现黑人嫌犯并没有比白人嫌犯更容易遭到警察的击毙。[6]美国警察的确以喜欢拔枪著称，但是他们的出发点里没有夹带种族偏见。
如果报道强奸的新闻铺天盖地，它能告诉我们的有效信息可能有两个：第一，社会上出现了更多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这是坏事；第二，社会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针对女性的犯罪上——这是好事。就像至今为止我们都不清楚，当时发生在奥兰多的那场夜总会大屠杀到底应该归咎于恐同情绪，“伊斯兰国”支持者的复仇热情还是驱使许多残暴的枪手们犯下滔天罪行的、想要死后留名的个人情结。
研究历史更好的第一手资料是取值明确的数据，以及对关键事物的统计分析。在过去25年中，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39)一直致力于探究美国人对种族、性别和性的观念变迁，它的报告显示美国人在这些方面的态度经历了“彻底性的改变”，如今的美国居民对人权问题的态度更包容也更谦卑，从前随处可见的偏见已经掉到了谷底。[7]这种改变的趋势可以在图15-1中看到，图线代表受访者对相应陈述的回应情况，调查中许多其他的陈述都与此类似。
图15-1 美国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恐同情绪的看法（1987—2012年）
资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2012b。箭头所指的地方代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对类似问题做过的探讨的最后年份：黑人问题，1997年（图7-7）；女性问题，1995年（图7-11）；同性恋问题，2009年（图7-24）。
其他的调查也反映了相同的观念转变。[8]整体而言，美国居民正在变得更开明，不仅如此，崇尚自由开明的特质在越年轻的人身上就体现得越是淋漓尽致。[9]我们会看到，人的价值观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趋于稳定，所以从偏见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千禧一代”（1980年后出生的人）身上，就能推测出美国在未来前进的方向。[10]
当然，你也可以质疑图15-1中图线趋势的含义，它反映的既可能是偏见的减少，也可能是社会对偏见本身的包容度下降，以至于人们不愿轻易向民意调查员袒露内心真实而狭隘的想法。至于事实究竟为何，这个问题一直让社会学家们一筹莫展。
直到最近，经济学家塞斯·斯蒂芬斯－大卫德威茨（Seth Stephens-Davidowitz）才在数字技术普及的这个时代里找到了一种能够最真实地反映我们对事物看法的手段。[11]人们躲在由键盘和显示器提供的隐私背后，暗暗地在谷歌上搜索一切让他们感觉好奇、焦虑和内疚的东西，有的你能想到，也有的你根本想不到，并以此为乐。谷歌会按照不同的月份和地区记录人们搜索过的海量词条数据，不过它不会记录用户的身份，并借助相应的工具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斯蒂芬斯－大卫德威茨发现用户在搜索中使用字眼“黑鬼”（nigger，多数情况下只是为了找一些与种族歧视有关的段子和笑话）的频度与同一地区其他衡量种族偏见的指标在结果上有非常高的契合度，例如2008年奥巴马获得的竞选总票数比民主党内部预计的要低，而这与用搜索结果分析的结果一致。[12]斯蒂芬斯－大卫德威茨由此提出，这个指标可以在不张扬的前提下反映出人们私底下抱有的种族偏见。
让我们用谷歌的搜索数据来研究当前种族主义的受众情况，同时进行的还包括研究人们私底下对性别歧视和恐同情绪抱有的态度。在我还是个少年的时代，人们还经常可以在广播电视和报纸的漫画里看到那种玩笑——嘲弄木讷的黑大个儿、傻里傻气的妇女和口齿不清、缺少男子气概的同性恋者。如今，这些题材都已经成了主流媒体的忌讳。是因为这些笑话难登大雅之堂，还是因为人们改了性子，觉得这些笑话无礼、粗俗，再难被它们取悦了？
图15-2展示了答案。曲线的走势代表美国人不仅变得比以前更羞于承认自己的偏见，而且他们也不再追捧建立于偏见基础上的玩笑了。[13]此外，有人曾担心特朗普得势的事实反映了，或者说加剧了社会偏见的严重性，不过事实正好与之相反，不管是在特朗普声名狼藉的2015年和2016年，还是在他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2017年初，图中的曲线始终保持着下降的趋势。
图15-2 美国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恐同情绪的相关网络搜索量（2004—2017年）
资料来源：以谷歌搜索“黑鬼笑话（nigger jokes）”“婊子笑话（bitch jokes）”和“基佬笑话（fag jokes）”，数据代表2004—2017年美国用户搜索该关键词占总搜索量的百分比。图表的原始数据（在2017年1月22日获得）以一个月为间隔，百分比为当月搜索量与该词条历史搜索最高值的比例，每年的百分比为十二个月的平均值，再以平滑曲线将各年数据相连。
史蒂芬斯－大卫德威茨曾向我指出，考虑到谷歌具体的用户分布，这些曲线实际上低估了偏见的下降程度。当谷歌在2004年正式上线的时候，用它进行检索的大部分是生活在都市里的年轻人。在技术产品掀起的风潮里，老年人，还有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居民总是姗姗来迟，而如果假设这些人更有可能搜索粗鄙无礼的内容，那么他们在后续几年中的大量涌入势必会削弱偏见观念减少的势头。虽然谷歌不会记录检索者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但是它的确会记录用户的访问地区。在我的征询下，史蒂芬斯－大卫德威茨肯定了“偏执用户常常聚集在同一地区”的猜想，那些地方通常是老年人的聚居区，或是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在那些退休员工聚集的社区里，用户搜索“黑鬼笑话”的概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倍，而搜索“基佬笑话”的概率则达到了30倍。“谷歌的关键字广告系统，”史蒂芬斯－大卫德威茨满怀歉意地告诉我说，“不对我们公开‘婊子笑话’的数据。”
除了谷歌，史蒂芬斯－大卫德威茨也在向美国在线(40)讨要它们的搜索数据，与谷歌不同的是，美国在线会追踪和定位单个用户的搜索记录，当然，不会精确到用户的身份。美国在线的数据显示，种族主义的主力军很可能是年龄偏大的人群：搜索“黑鬼”的那些用户常常也会搜索一些中老年人感兴趣的话题，比如“社会保障金”和“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41)”。互联网上搜索内容与用户年龄不匹配的情况最常见于偷偷搜索不适宜内容的青少年。但是除了这些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哪个时代的年轻人不离经叛道呢），人们私底下怀有的偏见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代际的更迭而减少，这也意味着，随着年长的偏执者们逐渐让位于年轻的开明一代，我们可以对社会偏见的进一步减少抱有相当的期待。
如果不是新老交替那一天的到来，这些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主要是白人）也许永远不会承认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恐同情绪的善意避讳已然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发展的趋势，他们中的许多人仍旧不屑地将这些忌讳称为“政治正确”。今天，这些人在政治煽动者的带头下，通过互联网结交彼此，抱团取暖。我们会在第20章里看到，特朗普的胜利与其他西方国家中右翼民粹势力的捷报频传一样，它体现的不是长达一个世纪的平权运动戛然而止、无果而终，而是在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大环境里，心怀怨气的少部分社会成员被充分调动起来的表现。
日常生活中的平权
平权运动的进步不只在政治性的里程碑事件和舆论导向里可见一斑，从与居民有关的统计数据中也能窥得一二。在非洲裔美国人中，贫困率从1960年的55%下降到了2011年的27.6%。[14]人均寿命从1900年的33岁（比当时的白人低了17.6岁）提高到了2015年的75.6岁（与白人的差距缩短到3年以内）。[15]不仅如此，在65岁以上的居民中，非洲裔老人的预期寿命甚至要长于白人老人。1900年，非洲裔美国人的文盲率为45%，而如今几乎已经快要降到零了。[16]我们会在下一章里看到，儿童的学前教育准备程度的种族差异正在缩小。而在第18章我们将看到，由于种族导致的幸福感差异亦然。[17]
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暴力行径在夜袭和滥用私刑中曾一度非常常见，在20世纪到来的世纪之交，平均每周会发生三起类似的事件，随后暴行的数量经历了整个20世纪的暴跌，并在1996年FBI开始着手整合有关仇恨犯罪的报告之后，依旧维持下跌的势头，如图15-3所示。这些针对黑人的仇恨犯罪很少出现谋杀，大多数时候每年仅发生一起谋杀案，或者根本不发生。[18]仇恨犯罪的数量在2015年出现了小幅的增加（这也是目前最新公布的数据），由于当年犯罪总数也出现了增加（见图12-2），相比政客的影响，仇恨犯罪的发生率与社会总体治安氛围的好坏关系更大，所以我们不能草率地把2015年出现的增幅归咎于特朗普。[19]
图15-3 美国仇恨犯罪事件（1996—2015年）
资料来源：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2016b。箭头指示时间为2008年，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图7-4内最新数据的年份。
在图15-3中可以看到，针对亚裔、犹太人和白人的仇恨犯罪也一样在减少。除此之外，尽管有传言认为美国国内对伊斯兰的恐慌情绪高涨，但是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只有在“9·11”事件之后有过一次短暂的激增，随后除了在爆出伊斯兰武装分子恐怖袭击的时候（如2015年发生在巴黎和圣贝纳迪诺的恐袭），略有增加之外，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的数量几乎没有改变。[20]
在本书截稿之前，FBI还没有公布2016年的数据，所以对于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是特朗普的出现助长了仇恨犯罪的势头，要下这种结论还为时尚早，我暂且按下不谈。这种观点的始作俑者是一些游说组织，而编造和散布恐慌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支持者的眼球，以便谋取经费；他们披露的某些事件只是讽刺性的恶作剧，此外许多情况充其量只能算是粗鲁的情绪宣泄，还够不上犯罪的标准。[21]除了由恐怖袭击和整体犯罪率提高而引起的增幅之外，仇恨犯罪在总体上保持着下降的趋势。
女性的情况也在日益好转。就在我还是个孩子的年代，美国大部分州的女性还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她们不得不在报纸上专门的女性板块里寻找招聘广告，也不能以强奸罪起诉自己的丈夫。[22]时至今日，女性劳动力占到了劳动力市场的47%，大学校园里男女学生的数量已经不分伯仲。[23]由于受害人在报警时往往会有所保留，所以衡量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最理想的途径是直接通过受害者访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发现侵犯妻子或者女朋友的暴力犯罪在过去数十年里不断减少，现在的数量不到过去峰值时期的1/4（见图15-4）。[24]虽然仍旧有许多同类事件在发生，但是对女性遭受暴力侵犯的过度关注并不是白费功夫，它带来了可观的进步，这也意味着保持这种关注势必将为女性的权益状况带来进一步的改善，我们应当为此而倍感欢欣鼓舞。
图15-4 美国强奸与家庭暴力数量（1993—2014年）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Victimization Analysis Tool。额外数据由美国司法调查局的詹妮弗·杜鲁门（Jennifer Truman）提供。灰色曲线代表在“亲密关系暴力”中受害的女性。箭头所指的时间分别为2005年和2008年，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图7-13和图7-10里最新数据的年份。
没有哪种进步是人类必需的，但是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恐同情绪对人类历史造成的危害已然到了亟待改变的地步。我们会看到，推动平权运动前进的动力似乎是现代化的浪潮。在国际化的社会里，人们在生活里摩肩接踵，在生意上频繁往来，最终会发现自己和各色各样的人坐在一条船上，这让他们更容易对他人产生同理心。[25]一样的道理，随着人们不得不以公正开明的友好方式，而不是用出于本能、宗教或者历史渊源的敌对立场与别人相处，任何为偏见和歧视辩护的声音都将在严格的社会审查中被粉碎。[26]种族隔离、男性垄断的选举制度以及歧视同性恋，这些现象没有可以洗白的余地：每个时代都有想为它们辩护的人，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输掉了辩论。
这些推动力甚至能在长远上逆转高涨的民粹主义反弹。全世界众多的国家都在无视多年来死刑在民间的吸引力，并对其进行不遗余力地废除（见第14章），这股浪潮向我们展示了社会进步的复杂性。当一种思潮被证明站不住脚或是一无是处之后，它就会被冷落在一边并从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思想备选库里被扫地出门，就算有人敢于犯天下之大忌，偏要在明知不可行之处等待灵光乍现，他们也鲜能扭转政治最终将这些思潮边缘化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哪怕在美国近代史上政治最压抑的时期，也不会有人跳出来叫嚣要恢复吉姆·克劳法、剥夺女性的选举权或者重新把同性恋行为定为违法。
偏见在不断减少
不止在西方社会，全世界的种族和民族偏见都有不断减少的趋势。1950年，在世界上几乎一半的国家里都有针对民族或者种族少数裔的歧视性法律（当然，这里面肯定包括了美国）。到了2003年，只有不到1/5的国家还是如此，与此同时，有数量远多于此的国家正在实施推动平权法案落实的政策，以帮助处于社会劣势的少数裔人群。[27] 2008年，世界民意调查（World Public Opinion Poll）在21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每一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受访者（平均大约占到90%）都认同平等对待种族、民族和宗教信仰不同者的重要性。[28]虽然西方的知识分子们经常在社会偏见的问题上进行自我鞭挞，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恰恰是非西方国家才亟待提高社会各方面的包容性。不过，即便是在民调中排名垫底的印度，也有59%的受访者认同种族平等，另有76%的人认同宗教平等。[29]
女性权益状况的改善也是全球性的。1900年，全世界允许女性参与投票的国家只有新西兰一个。今天，女性可以在所有男性拥有投票权的国家里投票，只有梵蒂冈一个例外。女性贡献了全世界几乎40%的劳动力，并在所有国家政府的议会中占有超过1/5的位置。世界民意调查和皮尤全球态度项目分别在各自的调查中发现，有超过85%的受访者相信男性和女性的权益能够实现完全平等，各国对此的认同率分别是印度60%、6个穆斯林国家88%，墨西哥和英国98%。[30]
1993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当时，许多国家正在通过实施相关法律和促进公众认知来减少强奸、包办婚姻、童婚、割礼、荣誉谋杀（Honor killing）(42)、家庭暴力和战时暴行。虽然其中的一些举措目前依旧收效甚微，但是在长远上或许仍有提升的可能。全球廉耻运动在开始之初本是一种纯粹的愿景，但是一路走来，它已经让蓄奴、生死决斗、捕鲸、裹小脚、海盗行径、掳掠商船、动用化学武器、种族隔离和大气核试验发生的情况大大减少了。[31]女性割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目前还有29个非洲国家保留了这种仪式（此外还有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印度、巴基斯坦和也门），但是这些国家中大部分的男性和女性都认为它应当被废止，女性割礼在过去30年里的发生率下降了近1/3。[32] 2016年，泛非议会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达成一致，支持禁止女性割礼的提案，同时被禁止的还有童婚行为。[33]
同性恋的权益问题也赶上了好时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曾把同性恋行为归为刑事犯罪。[34]第一批提出你情我愿的成年人行为不应当受到他人指责的，是启蒙运动中的孟德斯鸠、伏尔泰、贝卡里亚和边沁。一小簇国家在启蒙运动后随即就把同性恋合法化，在1970年的同性恋权益运动之后，认同同性恋行为的国家数量直线飙升。尽管同性恋在70多个国家中仍属犯罪行为（在11个伊斯兰国家中为死罪），另外还有像俄罗斯和数个非洲国家那样开倒车的情况，但是在联合国和所有人权组织的鼓励下，世界对同性恋的包容度还在继续上升。[35]图15-5展示了变化的时间线：在过去6年中，又有8个国家将同性恋从它们的刑事法典中除了名。
图15-5 同性恋的合法化（1791—2016年）
资料来源：Ottosson 2006、2009。另有16个国家的数据由LGBT Rights by Country or Territory提供，数据源自维基百科，引用日期为2016年7月31日。还有36个目前允许同性恋的国家没有出现在上述两份资料中。箭头所指的时间为2009年，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图7-23里最新数据的年份。
自由主义价值观
全世界反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恐同情绪的风潮即便不是一往无前，也称得上是势头凶猛。马丁·路德·金曾引用过改革家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著名的比喻，后者将社会平权运动比作一条折向正义的弧线。帕克坦言说虽然没法用眼睛看到这条弧线的全貌，但是他能够“在良心里感受到”。那么，有没有什么更客观的方式能够确定到底有没有这样一条“折向正义的弧线”呢？如果有，又是什么让它拐了这个弯呢？
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叫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这个历时数十年的调查项目包含了来自95个国家的15万名调查对象，涉及的国家涵盖了超过全世界90%的总人口。政治学家克里斯汀·韦尔策尔在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等人合作的基础上，在其著作《自由的兴起》（Freedom Rising）中提出是现代化的进程刺激了“解放主义价值观”的兴起。[36]随着人类社会完成从农业到工业，再从工业到信息化的变迁，人们在类似抵御外敌入侵这样生死攸关的方面担心得越来越少，转而变得更渴望向外界传达自己的理想以及追随生活中的机遇。人们因此变得更崇尚自身和他人的自由。
这种价值观的转变与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十分契合，根据该理论，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为生存的需求、安全感的需求、归属感需求、尊严需求和对自我实现的需求。德国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也说过：“先要吃饱，再讲道德。”人们开始把自由放在安全感之前，把追求多样性放在整齐划一之前，把自主放在权威前，创造高于墨守成规、个性大于从众。也有的地方会把解放主义价值观叫作自由主义价值观，在经典含义中，自由主义价值观（liberal values）同时包含了“自由（liberty）”和“解放（liberation）”的意思（这和左翼政党口中的自由不是一回事）。
韦尔策尔发明了一种用单个数字衡量受访者对解放主义价值观认同程度的方法，他在一系列的调查中发现，拥有相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受访者，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和地区，在不同调查中的表现总会趋向一致。这些调查的内容包括性别平等（询问他们是否觉得女性应当在职场、政坛和大学里拥有平等的权利）、个人选择（询问离异、同性恋和堕胎是否应当合法化）、政见表达（询问他们认为人民是否应当拥有针对政府、社区和工作单位的言论自由），以及育儿经（询问他们认为应当鼓励儿童顺从还是独立而充满想象力）。不过这些调查内容的一致性还远远没有到完美的地步，尤其是针对堕胎的态度，在其他问题上看法相似的受访者往往对这个问题持有天差地别的看法，不过他们的关联性尚可接受，并能从总体上作为预测许多国家事务的依据。
在开始探讨价值观的历史改变之前，我们必须记住时间流逝并不是单纯地一页一页翻过日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老去，最后被更年轻的世代所取代。所以，人类行为中任何深远的（历史上影响重大或者将要长期影响的）改变，都有三个发生的原因。[37]
这种改变首先可能是时代的效应：历史时期不同，时代风尚使然，抑或是在国家精神感召下，国民思潮集体的沉浮。也可能是年龄（遵循人的一生）的效应：人生在世，谁都是从低声哭泣的婴儿开始，经历絮絮叨叨的学童时代、唉声叹气的恋爱时期，最终成为挺着啤酒肚的社会公知。由于一个国家每年的出生率难免有高有低，所以即便每个年龄段内的主流价值观保持不变，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人口比例浮动本身就会导致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变迁。最后，价值观的改变也可能具有世代性（或者代际性）的效应：特定时代出生的人身上可能终生带有某些特征，于是，国家的价值观变迁反映的正是一代人的价值观与另一代人的混合与冲撞。
想要明确区分时代、年龄和世代效应是不可能的，因为每当时间推进一些，所有人就都跟着变老一点。但是，如果在许多不同的时期对同一群人的某个特征进行测量，并在每个时期内单独分析每种人群的数据，通过这种方式对三种变化进行一定程度的研究也是合理的。
让我们首先把目光放在那些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上，比如北美、西欧和日本。图15-6展示了自由主义价值观在过去一个世纪上的变化轨迹。图中的数据来自两次（1980年和2005年）针对成年人（年龄分布从18 ～85岁）的调查，涵盖了从1895—1980年出生的各个年龄段的人。美国的调查还把受访者细分为在1900—1924年间出生的“大兵一代”，在1925—1945年间出生的“沉默的一代”，在1946—1964年间出生的战后“婴儿潮一代”，在1965—1979年间出生的“被遗忘的一代”，还有在1980—2000年间出生的“千禧一代”。受访者被按照出生的时间顺序分段，图中的曲线分别由两次调查的结果绘制。在2011年和2014年开展的两次调查把受访者的年龄组成扩展至1996年后出生的“后千禧一代”，调查获得的数据与2005年的类似。
图15-6 发达国家不同时期和世代中的自由主义价值观（1980—2005年）
资料来源：Welzel 2013，图4.1。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取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瑞典、英国和美国（每个国家的权重相同）。
这张图中展示的历史趋势几乎没有被喧闹的政治争论提起过：即使右翼竭力抵制，怒气冲冲的白种人也颇有微词，但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正在稳扎稳打地趋于更开明更自由，我们将看到，这种改善的趋势正是那些人怒气冲冲的原因之一。[38] 2005年的曲线要比1980年的曲线高，这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变得更自由开明，但是两条曲线都从左下方沿着右上的方向发展，这表示在两次调查中，年轻一代都比老一辈们表现得更自由开明。曲线上升的幅度非常明显：相隔25年的代际之间，曲线的上升幅度大约为3/4个标准差。这种改善也常常被人们忽略：2016年的一次益普索民调显示，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受访者都高估了他们同胞的社会保守性。[39]
图15-6中隐含的另一个关键发现是，在社会自由化的过程中，受到自由开明思潮影响的年轻人不会在年岁渐长的过程中变回保守的样子。如若不然，这两条直线理应头尾相接，而非其中一条高于另一条。如果1980年的年轻人在晚年变得更保守，那我们将看到2005年的一部分曲线位于1980年曲线的下方，代表更加保守的老年人，而不是上方，代表更自由开放的社会思潮。即使年龄增长，年轻人也不会抛弃解放主义对他们的熏陶，我们将在第20章探讨社会进步的未来时再提到这一点。[40]
图15-6代表的是发达国家的自由化进程，这些国家的居民是后工业时代的居民，他们开的是丰田普锐斯，喜欢喝茶，追求健康的蔬菜饮食。那生活在世界其他国家里的居民们呢？韦尔策尔把参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95个国家按照历史和文化背景分成了10个地区。他还充分利用了个人年龄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这一点，从现有数据对过去进行追溯性的推论：如已知2000年一位60岁老人的价值观，那么通过估算他或她所在城市过去40年中经历的自由化进程，就可以推断出1960年一名20岁青年的价值观。图15-7展示了世界不同地区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将近50年中的变化趋势，其中已经考虑了时代风貌（类似图15-6中出现的曲线跳跃）和人口年龄改变的因素（这反映在每条曲线的上升中）。
图15-7 世界不同地区自由主义价值观随时间的变化（外推）（1960—2006年）
资料来源：World Values Survey, Welzel 2013，图4.4。每个国家每年的解放主义价值观评估都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固定的年龄结构之上，年龄结构根据受访者的年龄、调查进行的年份和该国具体的情况确定。图线的标记是韦尔策尔“文化分区”的简记缩写形式，它们不指代该区域中任何具体的国家。我对某些区的名称进行了修改：西欧新教教区相当于韦尔策尔的“西欧宗教改革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新西方社会”。欧洲天主教教区和南欧＝“旧西方社会”。欧洲中部与东部＝“回归西方社会”。东亚＝“东中华区”。前南斯拉夫和苏联＝“东正教东区”。南亚和东南亚＝“印度东区”。每个分区中的各个国家都占有相同的权重。
图15-7毫不意外地展示了世界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位于西欧新教教区，比如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和英国，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和其他富裕的英语国家，接下来依次是欧洲天主教教区和南欧诸国，以及中欧国家。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完成工业化的东亚国家、苏联和南斯拉夫则更保守，南亚、东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次之。而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地区是伊斯兰教影响下的中东。
不过，让人惊讶的东西也不是没有，那就是世界上每一个地区的居民都变得比从前更自由开明了。应该说远远比以前自由。中东地区的伊斯兰青年，成长于世界上最保守的文化熏陶下，而如今他们的价值观已经不输西欧的年轻人，后者生活的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就代表着世界上最自由开放的文明。尽管时代思潮和代际更迭让每一种文化都变得更自由，但是在某些国家，比如伊斯兰教主导的中东地区，自由化的进程却主要以代际更替为驱动力。[41]
那么我们能够分辨出导致不同文化区域差异的原因吗？又是什么在同时推进它们自由化的进程？许多社会性特征都与自由主义价值观有关，不仅如此，这些特征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想要区分相关性和因果性的社会学家而言，这可不是什么让人高兴的事。[42]财富（以人均GDP作为衡量指标）就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有关，这大概是因为只有当人们变得更健康、更有安全感后，他们才会想到尝试采取不同的举措让社会更自由。统计数据还显示，总体而言，自由开明程度更高的社会往往教育水平更高、城镇化更完全、生育率更低、近亲结婚更少、社会更民主、政治更清廉、犯罪率更低且社会动荡更少。[43]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国家的经济都倾向于建立在贸易往来而非大规模的种植业或者油田、矿物的开采上。
不过，衡量自由主义价值观最准确的单一参数是世界银行的知识指数，知识指数综合考虑了人均教育水平（成人的读写能力以及高中和大学的就读情况）、信息获取渠道（电话、计算机和互联网用户数量）、科学与技术生产力（科研人员数量、专利数量和期刊论文数量），以及制度完备性（法律健全性、政策质量和经济开放性）。[44]韦尔策尔发现知识指数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一致性高达70%，这让它成为远比GDP优秀的预测指标。[45]统计的结果印证了一条启蒙运动中关键的洞见：知识和健全的制度带来道德上的进步。
正在终结的童工现象
任何正确的进步都应当顾及人类最脆弱的群体——儿童，因为他们不能实现自己的意愿，而总是需要仰仗他人的怜悯。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全世界儿童的生活都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产妇的死亡率越来越低、儿童在五岁前夭折的概率越来越小、因为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的现象也越来越少。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除了这些天灾之外，儿童与人祸之间的距离也越发拉大：与从前相比他们的生活要安全得多，更多的人如今有了享受一段真正童年时光的机会。
儿童福利问题是又一个被危言耸听的新闻报道闹得人心惶惶的例子，实际上人们需要担心的东西并没有报道标题里看到的那么多。新闻媒体不遗余力地报道校园枪击、诱拐、霸凌、网络欺凌、色情短信、约会强暴以及人身虐待，让人觉得现在的孩子似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从统计数据中却看不出类似的端倪。我们在第12章里提到过青少年尝试危险药品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了，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4年，在一篇研究美国儿童遭受暴力伤害的综述性文献中，社会学家大卫·芬克霍（David Finkelhor）和他的同事们报道称：“在我们审查的50个项目中，有27个发生了显著的减少，并且没有在2003年到2011年之间出现明显的回升。发生数量下降尤其明显的行为包括攻击行为、霸凌行为和性侵害行为。”[46]这三项数量变化趋势如图15-8。
图15-8 美国儿童受害事件（1993—2012年）
资料来源：人身虐待和性虐待（主要由护理人提供）：National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Data System，数据分析见Finkelhor 2014和Finkelhor et al. 2014。校园暴力侵害事件：U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Victimization Analysis Tool。人身与性虐待的比例单位是每10万名年龄低于18岁的儿童。暴力侵害事件的比例单位是每1万名年龄介于12～17岁之间的儿童。箭头所指的时间为2003年和2007年，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图7-22和图7-20里最新数据的年份。
还有一种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也在减少，就是体罚，比如打屁股、扇耳光、打板子、用木条抽、鞭笞、棒打以及其他残酷的、所谓的行为矫正方式，这些手段至少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就已经由家长和老师施加给了儿童，由此流传的箴言譬如“孩子不打不成器”。体罚儿童已经在数个联合国决议中受到谴责，并在世界上超过半数的国家里被定为非法行为。美国再一次成了先进民主国家中的例外，它放任孩子们在学校里被殴打，但是即便是在美国，社会对所有体罚的容忍度也在缓慢但是稳定地下降。[47]
9岁的奥利弗·崔斯特（Oliver Twist）(43)从沾了柏油的绳索堆里抽捡麻絮，这个虚构的、发生在英国劳教所里的情节代表了最广为人知的一种虐童方式——童工。狄更斯的小说、勃朗宁夫人（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843年出版的诗歌《孩子们的哭声》（The Cry of the Children）以及许多新闻界的曝光唤醒了19世纪的读者们，让他们看到儿童在何等糟糕的工作环境下被迫工作。年幼的孩子站在成堆的箱子上照管着磨坊、矿场和罐头工厂里危险的机器，呼吸着飘满棉絮和煤灰的空气，稍有困意就会被冷水泼脸，在精疲力竭的一轮工作后沉沉睡去，嘴里还留着没有咽下去的食物。
不过，残忍的童工现象并不是发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工厂里。[48]儿童历来有被家人充当农作劳力和家庭帮佣的传统，随后才逐渐演变为被其他人雇用作为侍从或是在家庭作坊中充当劳力，这常常从他们学会走路的那一天就开始了。以17世纪为例，在厨房里帮厨的孩子可能要用热压焊机一连压上好几个小时的肉，而防止他们被炉火烫伤的仅有的措施不过是一捆湿稻草。[49]当时没有人会认为童工是一种剥削：人们反倒觉得这是一种情操教育，它可以防止孩子们变得无所事事、慵懒怠惰。
哲学家、思想家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分别于1693年、1762年发表了颇有影响力的论文，以此为契机，儿童的权益开始被重新定义。[50]如今，拥有一段无忧无虑的少年时期已然被当作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游戏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学习方式，早年的人生会深深影响一个成年人，并由此决定社会的未来。在20世纪前后的数十年内，童年的概念被“神圣化”了，诚如经济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所言，正是从那时开始，儿童获得了如今“经济上毫无价值，而情感上无可替代”的社会地位。[51]迫于来自儿童爱护者的压力，再加上经济的富足、家庭规模的缩小、社会同理心的增长和人们对教育越发慷慨的投入，西方社会逐渐废除了童工制度。
如果想简要概括一下这些因素合力促成的效果的话，在1921年发行的某一期《成功农业》（Successful Farming）上有一段拖拉机的广告文案非常合适，它的标题是“让男孩们留在学校里吧”：
忙碌的春耕时节常常是让许多男孩不得不停学数个月的罪魁祸首。或许情有可原，但是这对男孩们不公平！剥夺他们学习的机会就是在剥夺他们未来美好的生活。这年头，在每个行当里取得成功和声誉都离不开教育，就算是种地也一样。
虽然可能不是你的过错，但是如果自觉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你自然想让你的孩子尝尝优质教育的甜头，让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现在，有了凯斯煤油拖拉机的帮助，你一个人就抵得上一个能干的人外加一个男孩过去拉着马一起干活的量。只要买下一辆凯斯拖拉机，外加一副配套犁耙，你家的孩子就能安心在学校上学，他的缺席也不会让春耕的工作手忙脚乱。
把男孩们留在学校里吧——让凯斯煤油拖拉机代替他在地里劳作。你永远不会后悔这笔一举两得的投资。[52]
许多国家对童工制度的致命一击来自对儿童入学的立法强制化，如此一来，雇用童工就成了百口莫辩的违法行为。在图15-9中可以看到，从1850—1910年，儿童劳工在英格兰国内的占比下降了一半，这还是在1918年禁止童工的法案出台之前，随后，美国也跟随英国实施了相应的举措。
图15-9 童工（1850—2012年）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Ortiz-Ospina & Roser 2016a，另有数据来源如下。英国：10～14岁儿童参加劳作的比例，Cunningham 1996。美国：Whaples 2005。意大利：10～14岁儿童参与工作比例，Tonioli & Vecchi 2007。国际劳工组织对经济活动活跃人口的估算与推测研究项目（World ILO-EPEAP）：10～14岁的童工统计，Basu 1999。国际劳工组织消除童工国际项目（World ILO-IPEC）：5～17岁的童工，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3。
在图中还可以看到意大利童工现象的巨大跌幅，而且这样的跌幅发生过两次。由于各个作者对“童工”的定义不同，所以图中的曲线之间没有可比性，尽管如此，它们显示的趋势却相同：下降。2012年，全世界有16.7%的儿童每周至少工作一小时，10.6%的儿童还在从事令人反感的“童工”（长久的劳动时间或者极小的工作年龄）。此外，有5.4%的儿童参与着危险的工作，这个比例实在是太高了，但是它还不到十几年前同比例的一半。目前，童工问题泛滥的地方不在制造业，而在农业、林业和渔业，此外它还跟国家贫困率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作为贫困的原因和结果：越是贫穷的国家，参与劳动的儿童比例就越高。[53]只要薪资水平提高，或者政府出钱把孩子送到学校，童工的现象就会骤减，这说明把孩子送去工作多是父母出于无奈，而不是因为他们贪心。[54]
与其他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和悲剧一样，全球经济的繁荣和人文道德运动的抗争正在终结童工现象。1999年，180个国家批准通过了《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the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Convention）。遭到禁止的“最恶劣”的童工工种包括所有带有危险性的工作，以及奴役儿童、贩卖儿童、把儿童作为债务抵押、儿童卖淫、制作儿童色情制品、让儿童参与毒品走私和战争。虽然国际劳工组织原定于在2016年前彻底消除这些“最恶劣形式”童工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是事情发展的态势并没有问题。2014年，凯拉什·萨蒂亚尔希（Kailash Satyarthi）因为在反对童工方面的长期抗争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他曾为1999年的《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通过立下汗马功劳，这次表彰也象征性地肯定了童工问题对社会的危害。和他一起分享当年和平奖的是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一名争取女性教育权的英勇支持者。这又把我们引向人类在另一个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获取知识的难度大大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