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幸福
那么我们变得更幸福了吗？倘若我们有丝毫的感恩之心，那么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一个生活在2015年的美国人和他或她半个世纪前的同辈相比，能够多活9年，多接受3年的教育，每年的家庭人均收入要多33 000美元，并且只要把1/3，而不是1/2的收入花在购买生活必需品上，此外，每周还能多享受8小时的休闲时光。他或者她可以用多出的休闲时光浏览网页、用智能手机听音乐、在高清电视上点播电影、与亲朋好友视频通话，或者去餐厅吃泰国菜，而不是午餐肉炸饼。
但是，如果公众印象能够作为参考的话，今天美国人的幸福感并没有达到过去的1.5倍（如果幸福感和收入成正比的话），或是4/3倍（如果幸福感和教育成正比的话），甚至9/8倍（如果幸福感和预期寿命成正比的话）。人们和从前相比一点没变，喜欢挖苦、抱怨、吐槽、找碴和发牢骚，民意调查员得到的生活幸福指数在过去几十年里都不曾有过变化。我们从流行文化中也可以体会到，忘恩负义的态度在互联网上蔚然成风，喜剧演员路易斯·C. K.（Louis C. K.）在名为《一切都好但就是没人开心》（Everything's Amazing and Nobody's Happy）的单人脱口秀中也有提及：
每次当我读到“资本主义的根基正在崩塌”这样的话时，我就觉得，好嘛，那大家干脆都回到出门牵驴子，让驴子驮着罐子一路“丁零当啷”响的年代算了……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绝妙的世界里，但是这种绝妙却被一帮矫情的蠢蛋浪费得一干二净……飞机是最糟糕的东西，就因为有人下了飞机之后跟你喋喋不休地抱怨……他们抱怨的东西，比方说：“那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我们上了飞机坐定，可是他们却让我们在跑道上干等了40分钟。”……噢，等了40分钟，然后呢？你后来有没有像鸟一样飞起来？你有没有不可思议地冲到云层之上？你觉不觉得人类能飞本身就是个奇迹？不仅飞上了天，你后来还平平稳稳地靠着几个轮子降落到了地上，你连空气是怎么把这个该死的庞然大物举起来的都弄不明白……你是飞到天上了，还坐在一把椅子上。你就是希腊神话里的神灵！……人们抱怨说飞机晚点了？……坐飞机太慢了？从纽约飞加利福尼亚只要5小时。以前的人要花30年！这一路上你们中还要死几个人，指不定哪里飞来一支箭就射穿了你的脖子，而同行的其他人只能就地把你埋了，插根棍子，上面顶着你戴过的帽子，然后继续往前走……莱特兄弟要知道今天的我们这么多事，肯定恨不得给我们（裆上）来一脚。[1]
1999年，约翰·米勒提笔总结了他当时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人们好像马上就对惊人的经济增长习以为常了，随后轻车熟路地开始自寻烦恼。这种倾向非常明显，以至于人们没有觉得生活哪里有改善。”[2]如此评价现代化不仅仅是因为只有美国人有这种风气。1973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发现了一个悖论，此后人们便以他的名字给这个悖论命名。[3]伊斯特林悖论描述的现象是，虽然在一个国家内，更富裕的条件会让人们的生活相对更幸福，但是在国家之间，富裕国家的居民并没有比贫穷国家的居民更幸福。而如果从历史上比较，随着国家变得更富裕，国民的幸福感并不会增加。
心理学有两种理论试图解释伊斯特林悖论。“快乐水车”（Hedonic Freadmill）理论认为，人们会逐渐习惯他们拥有的财富，就像眼睛会适应和习惯亮暗更替一样，然后迅速将财富变化引起的感受消除，并回到一个与遗传有关的基准线上。[4]另外，根据社会比较理论（或者也叫参照群体理论、身份焦虑理论或者相对感剥夺理论，我们在第9章中探讨过），人们的幸福感高低由自己相对于同胞的处境好坏所决定，所以如果一个国家作为整体变得更富裕，那就没有人会觉得更幸福。尤其是当贫富差距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被拉大时，哪怕国家的总体财富增加，居民也还是会觉得更不幸福。[5]
也就是说人们的处境永远不会变得更好，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怀疑经济、医疗和技术上那些所谓的进步到底有什么意义。不少人认为这些都没有意义。他们说，在个人主义、唯物主义和消费主义兴起的情况下，社会的铜臭气息浓重，传统社区中睦邻友好的社会关系遭到了腐蚀，宗教信仰崩塌，人生的意义感和使命感正在褪色，我们都成了内心空虚的行尸走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新闻里看到有人说抑郁、焦虑、孤独和自杀现象来势汹汹；还有为什么作为人间天堂的瑞典，却以高自杀率而闻名。
2016年，社会活动家乔治·蒙比尔特（George Monbiot）在报纸的社会评论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自由主义是孤独泛滥的元凶，是肢解社会的黑手》的文章，公开声讨长久以来一直宣扬反现代化的文化悲观主义者。文章结尾的几句话如下：“精神疾患的流行正在摧垮数百万人的内心和身体。现在是时候问问我们正在去向何方以及为什么要去往那里了。”文章警告说：“与英格兰儿童精神健康有关的最新统计数据简直骇人听闻，而这只是全球状况的一个缩影。”[6]
如果额外的寿命和健康于事无补，知识、休闲和丰富的经历形同虚设，纵使和平、社会安定、民主、平权有它们的优越性，但是都依旧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反而徒增在世的孤苦，唯有自杀才能寻求解脱，如若这般，那“进步”真像是历史给人类开的一个天大的玩笑。不过，先不要急着去牵你那驮罐子的驴，我们最好再仔细看看有关人类幸福感的事实真相。
幸福是什么？
至少从轴心时代开始，思想家们就开始思考何为好的生活了，而如今，幸福已然成为社会学的一个主要议题。[7]幸福是经济学家而非诗人、散文家和哲学家的研究课题，有些有识之士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深感被冒犯。不过姑且把议题的归属问题放一边，至少研究的方法殊途同归。在开始研究幸福这个问题之初，社会学家首先会借助由艺术家和哲学家提出的概念和想法，他们放眼于古往今来和五洲四海以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而这是单枪匹马的思想家做不到的，无论他或她的思考多么深邃和富有洞见。在回答“进步是否让人们变得更幸福”这个问题时，这种情况尤其突出。评价者一直质疑幸福感的可衡量性，为了回答前面的问题，我们应该首先打消他们的这个疑虑。
艺术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幸福不是单维度的。人们的生活可以在某些方面得到改善的同时，伴随着另一些方面的恶化。让我们来区分一下一些主要的方面。
我们可以从幸福的客观层面开始分析：那些我们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否真的得到了拥有者们应有的重视。人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应该是生命本身，与之相当的还有健康、教育、自由和休闲娱乐。这些反映了路易斯·C. K.社会批判主义背后的思维观念，同时也是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和玛莎·努斯鲍姆提出的人类基本能力中的一部分。[8]有了这样的客观定义，只要一个人活得够长、身体健康并且生活丰富多彩，即使他天生性格悲观，或者整天郁郁寡欢，又或者是个矫情的蠢蛋，感受不到这些优越感，我们也可以说他或她的生活其实幸福而美好的。虽然这种定义有明显的家长式作风，但它的存在基于生命、健康和自由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前提，包括思考生命意义的行为本身在内。这个特点决定了它们的重要性，这是客观层面上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幸存者们造成了调查样本的偏差。如果能把调查的范围扩大，去问一问夭折儿童们的灵魂，去问问那些母亲的灵魂，还有因为战争、饥荒和瘟疫死去的人们，又或者我们能够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让他们在生前做一次抉择，是继续生活在前现代社会，还是转而生活在现代社会？倘若如此，我们也许就能为现代社会的客观优越性找到与之相称的拥护者了。上述这些与完满程度有关的维度已经各自作为主题在前面各章中出现过了，另外我们还给它们是否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改善的问题下了定论。
这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里包括自由和自主权：实现美好生活的多样选择，即积极自由，以及没有阻碍人们进行这种选择的强制力，即消极自由。阿马蒂亚·森在他探讨国家发展终极目标的书的标题中为自由的价值观大声疾呼：《以自由看待发展》。积极自由相当于经济学家们对实用主义的见解，人们想要什么，他们把自己的财产花到哪里；而消极自由相当于政治学家们对于民主和人权的见解。上文已经提过，自由（再加上生命和动机）是我们评判何为“好生活”这个行为本身得以存在的前提。除非觉得眼前的生活不管好坏都木已成舟，否则我们就总是会以“如果过去的人那样做就会如何”的眼光来评判当下；而当我们考虑自己的未来时，又总是觉得“天远地宽，任我驰骋”。由于这些原因，“自由”这个概念在诞生之初就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理论上来说，自由与幸福没有直接的关系。致命的诱惑、安逸的享乐，人们会拜倒在这些对他们不好的东西脚下，置警告他们的箴言于不顾，然后在事后对自己的选择追悔莫及。[9]而在现实生活中，自由与生活中其他好的方面相辅相成。无论是以民主评分从国家整体上进行客观的评价，还是去街头巷尾询问人们对“是否感觉自由掌控了个人生活”的主观感受，一个国家的幸福感总是和自由息息相关。[10]除此之外，有人会把自由单独算作人生的意义之一，至于它是否能带给人幸福则无关紧要。[11]他们就像法兰克·辛纳屈当年的作风一样，也许会后悔，也许会一蹶不振，但是至少他们求仁得仁，问心无愧。甚至还有人会认为自由的意义高于幸福：比如，许多经历过痛苦婚姻生活后离婚的人，在父母要为他们牵线搭桥时依然不愿回归家庭生活。
那么幸福本身呢？科学家要如何才能测量有如“主观幸福感”这样主观的指标呢？调查人们是否幸福最好的办法是直接询问他们。当谈到个人的主观感受时，我们都知道只有感受者自己的看法拥有最权威的效力。不过我们大可不必把人们的看法太当真：幸福的自我评估不仅与幸福感，还与几乎所有东西有关，包括别人的微笑、欢快的举止，以及但凡能让大脑中对可爱的孩子、他人的评价、令人捧腹的喜剧作出反应的区域兴奋的事。[12]
幸福包含了两个方面，体验和情绪的一面，还有评价和意识的一面。[13]幸福的体验层面由高兴、喜悦、骄傲和快乐等积极情绪，以及担心、愤怒和悲伤等消极情绪构成。科学家可以让样本中的对象佩戴寻呼机，以便随时跟进和询问被试者的情绪心境。衡量幸福感的终极手段是对样本终生跟进，或是为人们感到幸福的程度和持续时间计算加权总和。虽然对幸福的体验进行实时抽样跟进是衡量主观幸福感最直接的方式，但是它耗费人力且成本不菲，此外，也没有可靠的数据库可以让我们对不同国家的居民进行比较，或是在时间线上对他们进行追溯和跟进。次优的选择是询问人们某个特定时间的感受，或者询问他们在一天中或是一周前的感受。
于是我们来到了幸福程度的另一面，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评价。在询问之下，人们可以回答诸如“这些天”“整体上”或者“把所有因素考虑在内”时，你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满意这样的问题，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用几乎带有哲学色彩的方式给自己的生活用十分制进行打分，范围从“不能更糟糕的人生”到“不能更好的人生”。人们普遍觉得这种问题很难回答，这并不奇怪，因为它们的确很难，所以他们的答案深受天气、当时的情绪和前一个问题具体牵涉的影响，比如问一个大学生的恋爱情况、问所有人关于政治的东西，这些对后续询问幸福感的问题都有明显的消极影响。社会学家们早已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们脑中对幸福、满意和生活好坏的概念本就是一锅粥，所以他们只要闭着眼睛给纷繁冗杂的主观数据打个平均分就算是完事了。[14]
情绪和评价当然是相关的，虽然不是100%相关：充足的幸福感成就更好的生活，而没有消极情绪则不然。[15]说到这里，我们就要提到美好生活的最后一个方面了，意义感和使命感。意义和使命，再加上幸福，就成了亚里士多德理想中的“eudaemonia”，也就是“良好的精神面貌”。[16]幸福不代表一切。人人都会做一些短期内让我们不幸福，但是在人生到头时令自己倍感欣慰的事，比如生养一个孩子、写一本书，或者为值得的事情奋斗。
尽管肉体凡胎的普通人没法界定何为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但是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和同事们的研究成果，他们罗列了一些能够让人们感觉生活有意义的事物。参与研究的被试们被要求分别回答个人生活的幸福和意义程度，他们的问卷里包含了一长串与个人想法、参与的活动以及生活条件有关的问题。调查的结果显示，许多能让人生活幸福的东西也可以让他们的生活有意义，比如与他人建立羁绊、过着充实的生活和避免孤独寂寞。但是也有一些事可以让他们在更开心的同时，横生人生意义的缺憾感。
生活幸福但是空虚寂寥的人往往什么都不缺：他们健康、经济宽裕、多数时候自我感觉良好。而追求生活意义的人倒可能无福消受这些。追求生活幸福的人生活在眼前；而追求生活意义的人则反思过去，绸缪未来。生活幸福而空虚的人是占有者，是受益人；追求生活意义的人则是给予者，是施益人。为人父母者，从孩子身上收获的是意义感，但不一定是幸福感。和朋友相聚的时间带来幸福，而和爱人相处的时间更为生活平添一份意义。压力、焦虑、争论、挑战和挣扎都削弱了生活的幸福感，但是带来了意义感。并不是追求生活意义的人有自虐倾向，非要给自己找不痛快，而是因为他们怀揣雄心抱负：“但是到底人算不如天算啊。”最后，意义在于自我表达而不是自我满足：生活的意义在于用行动定义我们自己，同时建立自己的声誉。
我们可以把幸福看作是一个古老生物反馈系统的产物，这个系统追踪我们在自然环境中追求健壮康乐的过程。通常情况下，如果我们变得更健康、舒适、安全、富足、社交关系稳固、性生活满足并为人所疼爱，那我们就会觉得更幸福。幸福感的作用是指引我们追求与康乐有关的事物：当我们感觉不幸福的时候，就会想方设法争取那些可以改善处境的资源；而当我们感觉幸福的时候，就会变得安于现状。
相比之下，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人类作为社会性、智慧性和健谈的物种所独有的意识活动领域，追求意义是个新颖的人生目标，而且代价不菲。它的出发点在遥远的过去，终点又在看不见的未来，它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一个人的社交圈，它需要获得同胞们的认同，而这取决于我们能否说服他人相信它的价值，还取决于自身长久以来的声誉，以及仁爱与否，本事高低。[17]
有人希望人们不断变得更幸福的趋势可以长此以往，永世不变，但是幸福感在人类心理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万能的，进步不能带来无限的幸福感。不过，倒是有不少不幸福感是可以去除的，而且不论人们在追求人生意义的道路上走出多远，不幸福感的减少都不会受到限制。
富裕的人更幸福
首先姑且认为，尽管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民主上获得了惊人的进步，但是这些国家的居民普遍没有达到他们应有的幸福水平。可是，他们的幸福感真的没有哪怕一点儿提升吗？发达国家的生活已经空虚到使数量创纪录的人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人生的地步了吗？当今世界与人接触的机会多到不可思议，即便如此，人们是不是还在遭受孤独的折磨？年轻一代，未来的希望，是不是正在被抑郁以及其他精神疾病摧残？我们会看到，对这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格外确切的“不是”。
这些宣扬人类痛苦的观点通常都缺乏证据支持，口说无凭是社会评论观点最根深蒂固的通病。在1854年出版的文学经典《瓦尔登湖》中，梭罗写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浮世苍生，每天平静而绝望（The mass of men lead lives of quiet desperation）。”谁也不知道一个隐居在湖边小屋的人为什么能洞察到凡尘俗世的动向，不过浮世苍生并不想被代表。
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当被问到他们是否幸福时，有86%的受访者会回答说他们“相当幸福”或者“非常幸福”；而在2016年，来自150个国家的受访者参与了《2016年世界幸福指数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6）的调查，结果是在从最差到最好的分值上，受访者平均给自己的生活打出了高于中等水平的评分。[18]梭罗也是乐观壁垒（“我好得很，可是别人就差远了”的幻想）的受害者，而这层壁垒在幸福感方面尤甚，宛如长城。每一个国家的居民都低估了自己同胞的幸福程度，他们认为生活幸福者所占的比例较客观比例平均低42%。[19]
那么从历史沿革上来看又如何呢？伊斯特林在1973年发现了他那个有趣的悖论，当时距离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还有几十年。如今，我们对于财富和幸福的关系有了多得多的证据，结果表明根本没有伊斯特林悖论这样的现象。无论在哪个国家，相对富裕的人都更幸福，不仅如此，富裕国家居民的幸福感也更高，随着时间推移，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它的国民也相应地变得更幸福。这个新发现是数个相互独立的研究分别得出的结果，包括由安格斯·迪顿牵头的研究项目、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2016年世界幸福指数报告》。[20]
我个人最中意的研究来自经济学家贝齐·斯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和贾斯汀·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它可以用一张图来概括。图18-1中标注了131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生活满意度与平均收入之比（比值以对数取值表示），每个点代表一个国家，图中同时标注出了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趋势，以穿越实心点的箭头表示。
图18-1 生活满意度与收入（2006年）
资料来源：Stevenson & Wolfers 2008a，图11，数据基于the Gallup World Poll 2006。感谢：Betsey Stevenson和Justin Wolfers。
不少规律明晰起来。最直观的一点是伊斯特林悖论不攻自破：图中所有的箭头都指向右上的对角，这意味着一个国家越是富裕，国内居民的生活就越是幸福。不要忘记这是一张对数关系图，同样的关系趋势如果是在线性图里，箭头向右上方倾斜的趋势将陡峭得多。换句话说，一定数量的额外收入在贫穷国家激起的幸福感要远多于它在富裕国家提升的居民幸福感，而越是富裕的国家，提升同等幸福感所需的额外金钱就越多。这也是当初伊斯特林悖论会被提出的原因之一：在没有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年代，的确很难在高收入的区段内发现幸福感微小的提升。但是不管在图的左端还是右端，都没有出现水平的线段。水平线段意味着该国的居民只需要满足基本需求的最少收入，在此基础上，额外的收入都不会再让他们觉得更幸福。就幸福而言，温莎公爵夫人华里丝·辛普森（Wallis Simpson）说对了一半：“赚不够的是钱，减不完的是体重。”
最引人注目的是，图中箭头的斜率都很接近，几乎都与密集区域里的箭头斜率一致（该斜率以箭头下方的灰色虚线标出）。也就是说，个人收入增长引起的幸福感增加程度与国家总体由于经济增长而引起的幸福感增长相当。这不禁让人怀疑“人们的幸福感高低建立在与同胞的收入比较上”的说法是否还站得住脚。
绝对收入，而不是相对收入，才是决定幸福感的关键（这个结论与第9章中探讨的、贫富差距与幸福感无关的结论相符）。[21]这与原有的理论相悖，原先人们认为幸福感就像眼睛一样，会迅速将变化调整回基准点，或者在枯燥的重复工作和享乐主义中稳定地保持不变。人们的确经常会触底反弹、时来运转，但是幸福感能被生活中不幸的遭遇，如失业、致残永久降低，也可以被好事，如美好的婚姻、移民到幸福感更高的城市永久提高。[22]而且与早年人们所坚信的不同，中大奖的的确确可以在长远上提升人们的幸福感。[23]
由于我们已经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国家都会变得更富裕（见第8章），所以可把图18-1看成是人类幸福感随时间提升过程中静止的一帧。幸福感的提升是人类进步的又一个体现，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个。当然，这个总结并不是基于实际的跟踪调查年鉴，我们没有调查过全世界所有的人，没有日复一日地跟进询问，而后按照时间顺序把他们的反馈编制成图表，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数据。
但是经过查阅大量的跟踪调查论文，斯蒂文森和沃尔弗斯发现从1973—2009年，在9个他们调查的欧洲国家中有8个国家的国民幸福感与人均GDP一同发生了增长。[24]世界价值观调查在世界整体的水平上验证了这个趋势，在它调查的52个国家中有45个国家的国民幸福感在1981—2007年间出现了增加。[25]这种趋势让伊斯特林悖论成了历史：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同一个国家里的富人会更幸福，而富裕国家的国民幸福感要相对更高，当一个国家变得比以前富裕时，它的国民也会变得比以前更幸福。也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终究会变得更幸福。
当然，幸福感的高低远不是收入多少就能决定的。这一点不仅对家族发迹史不同且天生脾性各异的个人如此，对国家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从图18-1中虚线周围三三两两的那些点看出。国民健康情况改善（在收入一定的前提下）会让国家的整体幸福感更高，而就像我说过的，当国民认为自己对生活拥有自由的掌控权时，他们也会感到更幸福。[26]文化和地域也有关系：和人们的刻板印象一样，拉丁美洲的居民们的确是又穷又开心。[27]
《2016年世界幸福指数报告》还发现了三个与国家幸福感有关的新特征：社会支持（居民在遇到麻烦的时候是否有可以依靠和仰仗的朋友或亲属）、济世情怀（居民是否会向慈善机构捐款），以及政治廉洁（居民是否认为现行的商业活动是官商勾结）。[28]不过这并不是说只要符合这几个特征就能导致幸福感的提高。原因之一是因为幸福的人倾向于用玫瑰色的眼镜(52)看待这个世界：以我观物，慷慨地给予他们的个人生活以及所在的社会以积极的肯定。还有一个原因则诚如社会学家所言，幸福感是内源性的：沉浸在幸福里的人更乐善好施，也更一丝不苟，而不是相反。
幸福感爆棚的三种人
在所有收入水平没有让居民达到应有幸福水准的国家名单里又出现了美国。美国人绝不是不幸福的：几乎90%的人在评价自己的生活时，都打出了不低于“挺幸福”的级别，而几乎有1/3的人认为他们自己“非常幸福”，如果用从“不能再糟糕”到“不能再好”的10分制给自己的生活打分，他们会给自己的生活打7分。[29]但是在2015年，美国在国家幸福感的世界排名中仅位列第13名，位于8个西欧国家、3个英联邦属国和以色列之后，而在这些国家中，除了挪威和瑞士，美国的人均收入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高。[30]（居民平均自评幸福指数6.7的英国排在了这个榜单的第23位。）
无独有偶，美国的国民幸福指数在过去的岁月里也没有出现过明显的变化（美国保有最悠久的、与研究幸福有关的调查数据，它也是诱使伊斯特林悖论诞生的原因之一）。自1947年以来，美国人的幸福感一直在一个很窄的区间内发生着不温不火的高低震荡。经济衰退又复苏，社会问题和金融泡沫来了又去，美国人的幸福感也跟着这些事件有所波动，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稳定的上升或是持续的下降。有一组数据显示美国的居民幸福感在1955年到1980年出现过轻微的下降，而后又持续上升直到2006年；还有一组数据又说1972年认为自己生活“非常幸福”的人的比例略有过下降，即便如此，认为生活“非常幸福”和“挺幸福”的比例总和没有出现变化。[31]
美国的幸福感停滞并不能否定全球范围内居民幸福感随收入增加而升高的普遍趋势，因为如果我们只把目光放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和它过去几十年的变迁上，不啻于管中窥豹。就像迪顿指出的，要想寻找明显的趋势，最好的办法是拿两个人均收入相差50倍的国家来比较，比如，多哥共和国与美国，两者之间的差距展现了25年的经济发展变迁，而如果你找一个在20年间让国内人均收入翻倍的国家进行自我比较，现象的趋势和效应就没有那么直观和明显了。[32]除此之外，美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要高于西欧国家（见第9章），也就是说美国GDP增长所带来的红利更多地流向了社会中的少部分人。[33]揣测美国例外论永远是个让人着迷的消遣，无论为什么美国总是在各种指标里拖后腿，幸福学家们都认同美国又在世界主观幸福指数提升的潮流里来了一次例外。[34]
幸福感趋势难以预测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个国家里通常生活着成千上万各种各样的人。当我们给这些迥异的人计算平均水平时，为了获得平均值总是不得不存此去彼，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不同人群变迁的方向不同，有时候所有人的进步会拉高国民的平均水平，而有时候其中一些人的进步又被另一些人的退步所抵消，对此我们不应当大惊小怪。在过去的65年里，非洲裔美国人变得比从前幸福多了，而与之相对，美国白人的日子就没有以前那么逍遥了。[35]女性相对男性要更幸福一些，但是这个差距在西方国家已经缩小了，男性的幸福感正以高于女性的速度增长。美国的情况与此正好相反，女性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幸福，而男性的幸福感几乎原地踏步。[36]
我们在第15章里已经探讨过，理解历史趋势最大的困惑在于区分一种变化到底是特定的时代思潮（时代效应），还是人类生老病死的年龄使然（年龄效应），抑或是世代更替中的演变（代际效应）。[37]如果不是借助时间机器，我们很难完全单独区分出年龄、代际和时代思潮，更不要说理清它们之间错综的关系了。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50岁的人在2005年生活得非常凄惨，那么这有可能是因为战后“婴儿潮一代”的中年境况不理想，也有可能是“婴儿潮一代”在新千年境况不佳，或者是新千年让所有中年人的日子都不太好过，很难知道具体是哪一种原因。但是只要有了跨越几十年、数代人的数据库，再加上对人的变化、时代变迁速度的估算模型，就可以给特定时期中的每一代人、所有人口在每一年，以及人口中每一个年龄段的居民打一个平均分，并以此合理推断这三种效应在一段历史变迁中所占的权重。由此，可以反推出两种不同的社会进步方式：不论年龄大小，盛世让所有人的生活境况都得到改善；或者，年轻一代的境况要好于年老一辈，随着世代交替的发生，人类整体的生活水平得以改善。
幸福感有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趋势（年龄效应），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作为一个成年人这件事逐渐驾轻就熟，当困境和难题出现时，他们就能用累积的智慧和经验让自己的生活回到正轨上。[38]他们可能经历过中年危机，还要在最后的垂暮之年面对死亡。[39]幸福感在不同的时代有高有低，尤其是当经济发生变化的时候，经济学家把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合称为“痛苦指数（Misery Index）”可不是没有理由的，而美国人刚刚才从次贷危机的坑里灰头土脸地爬出来。[40]
代际效应同样有峰值和谷值的更替。针对两个大型样本的研究显示，从1900年到1940年，以10年为代际间隔，每一代后来出生的美国人都比之前出生的世代更幸福，背后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因为金融危机在他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越演越烈，并给早些年出生的世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20世纪40年代后，幸福感的增长逐渐停止，随后在战后“婴儿潮一代”和最早的“被遗忘的一代”登上历史舞台时出现了些微的下降，“被遗忘的一代”也是目前研究者用以区分代际效应和时代效应时，年龄足够作为调查对象的最后一代人。[41]
研究幸福感的第三项调查一直持续到今天，也就是美国综合社会调查（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幸福感在“婴儿潮一代”里依旧保持着下降，而在“被遗忘的一代”和“千禧一代”中则已经完全反转为上升。[42]所以，尽管为孩子烦恼和操心是每一代人的必修课，但是实际上，如今年轻一代的美国人已经变得比从前幸福了。（我们在第12章里看到，暴力犯罪和吸毒的泛滥情况已经好转了。）这么一算，我们就有了三种在如今美国幸福感停滞的大环境下，其本身的幸福感仍在提高的人：非洲裔美国人、“婴儿潮一代”后出生的人，还有今天的年轻人。
年龄－时代－代际的三重效应意味着人类幸福的历史变迁问题至少比看上去的还要复杂三倍。请谨记这一点，然后让我们来仔细审视一下认为现代化引发了孤独、自杀和精神疾病大流行的这种说法。
社交媒体让我们更孤独了吗？
按照现代社会观察者的说法，西方国家的居民和从前相比变得更孤独了。1950年，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与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和鲁埃尔·邓尼（Reuel Denney）合著出版了《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1966年，就连甲壳虫乐队也不禁发问，这么多孤独的人从何而来，哪里又是他们的归宿(53)。在2000年的一本畅销书中，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注意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一个人打保龄球了。还有2010年，精神病学家杰奎琳·奥兹（Jacqueline Olds）和理查德·施瓦茨（Richard Schwartz）写了一本名为《孤独的美国人》（The Lonely American）的书。对于有社交需求的智人来说，社会孤立无异于一种酷刑，孤独的压力是影响健康和寿命的危险因素。[43]如果新兴的互联网技术反而置我们于更孤单的境地，那么这大概可以被看作是对现代化的又一种讽刺了。
有人可能会认为，社交媒体能够弥补由于家族和社区规模缩水所导致的一切人际生疏和孤立问题。因为毕竟，连埃莉诺·里戈比（Eleanor Rigby）和麦肯治神父（Father McKenzie）都可以在社交软件上相互关注了(54)。但是在《村落效应》（The Village Effect）一书中，心理学家苏珊·平克（Susan Pinker）回顾了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并指出数字技术的友谊并不能取代面对面的人际交流，给人们带来社交的心理学益处。(55)
这让人们变得更加孤独的现象越发神秘了。在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中，缺乏社交看起来本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随便找个你认识的人，去附近的星巴克，或者在家里的饭桌旁聊聊天，就可以解决了。为什么人们会想不到给自己创造这样的机会呢？还是说今天这代饱受诟病的年轻人已经对电子可卡因深深上瘾，以致主动断绝了必不可少的人类社交，而把自己囚禁在不必要甚至是致命的孤独里呢？难道当真如一位社会批评家所言，“我们把灵魂奉献给了机器，所以现在我们自己正在变成机器”？或者如另一位批评家所言，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原子化的世界，里面没有人与人的接触，没有爱恨情仇”？[44]任何相信有人类天性存在的人都不会把上面这些质疑当真，不仅如此，统计数据也否定了这些想法的真实性：根本就没有孤独感大流行这回事。
在《情谊犹在》（Still Connected, 2011）这本书中，社会学家克劳德·费舍尔（Claude Fischer）回顾了过去40年中向人们询问他们社会关系的各种调查。“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写道，“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人对亲友关系的重视都一如既往。无论是从他们的行为变迁，还是个人方面，我们都几乎找不到几个百分点的差别——是的，美国人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喜欢待在家里，他们打的电话比以前多，发的邮件比以前多，但是他们的根基和本性没有变化。”[45]
虽然因为家庭规模缩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单身，还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工作，所以人们不得不重新分配他们的时间，但是与从前相比，今天的美国人花在陪伴亲属上的时间、朋友数量的中位数还有与朋友会面的频率都没有变化，他们拥有和以前一样多的情感支持，对自己维系的友谊的数量和质量都很满意，完全不输给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的同胞们。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让用户和朋友的接触变得更频繁（虽然不是面对面的接触），他们认为这种电子联系改善了他们的友情。费舍尔把这总结为人类的天性使然：“人们会试着适应多变的环境，以便能够实现他们高度渴望的终极目标，这其中就包括维持他们个人情感关系的数量和质量：花时间陪伴孩子，和亲属往来，有三两知心好友。”[46]
那会不会是因为人们主观上觉得孤独呢？针对全国居民的调查凤毛麟角；费舍尔找到的数据指示，“美国人表达孤独感的程度一直保持不变，或者稍有增加”，略有增加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单身的人变多了。[47]虽然没有针对全国居民的调查，但是针对学生（多数时候他们不得不接受调查）的调查却很多，过去数十年里，学生群体一直在被迫表达对诸如“我因为做什么都是一个人而不开心”或者“我没有能说话的人”这样的陈述的看法。实际的趋势可以用2015年一篇论文的题目来概括：“孤独感在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减少”，趋势见图18-2。
图18-2 美国学生孤独感（1978—2011年）
资料来源：Clark, Loxton & Tobin 2015。大学生（左边纵轴）：UCLA孤独感量表修订版，趋势线中包含众多样本，数据来源于上述文献的图1。高中生（右边纵轴）：由六项与孤独相关的指标平均算得，统计间隔为三年，数据来源于Monitoring the Future survey，取自上述文献的图4。每条纵轴的间隔均为半个标准差，故大学生和高中生的曲线斜率具有可比性，但两者的曲线相对高度则不然。
由于调查没有对毕业后的学生进行跟踪，所以我们不知道这种孤独感的下降到底是暂时性的——年轻人会在满足自身社交需求方面变得越来越容易，还是代际性的——眼前这代人非常满意自己的社交生活，并且会持之以恒。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年轻的美国人不再受到“有害剂量的空虚、迷茫和孤独”的荼毒。
今天，文化悲观主义除了张口就说“今天的孩子如何如何”外，技术也成了他们长久以来耿耿于怀的眼中钉、肉中刺。2015年，社会学家基思·汉普顿（Keith Hampton）和他的共同作者一起发表了一篇报告，他们以这样的叙述方式来反映社交媒体对人的心理学影响：
一直以来，评论者都在担心技术进步给人们带来的压力。火车和其他工业革命时代吵闹的机器被视为打破田园牧歌生活的罪魁祸首，把人们推上了风口浪尖。电话打破了人们在家中的平静生活。手表和时钟鞭策着工厂的工人们工作，给他们带去了非人的压力。广播和电视都在为广告服务，它们促成了现代消费者文化以及人群的身份焦虑。[48]
也难怪两人会不可避免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社交媒体。不过从图18-2里可以看到，其实社交媒体既没有减少美国学生的孤独感，也没有加剧它：孤独感的减少从1977年一直持续到2009年，而社交软件直到2006年才面世。另外，根据一项新的调查，成年人的生活也没有因为社交媒体而变得更孤独。社交媒体的用户拥有更多的亲密朋友、对别人有更强的信任感、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更多，他们还是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者。[49]
尽管有传言认为，人们会为与虚拟世界中那些情分浅薄的“朋友”攀比而陷入竞争的焦虑，不过事实上社交媒体的用户并没有比不使用社交媒体的人反馈更高的压力水平。[50]相反，女性用户的压力感反而更低，除了一种例外的情况：当她们得知在意的人得了病、家里有人亡故或者遭遇了其他不好的事时。社交媒体用户们对别人的关心太多而不是太少，社交媒体于他们而言是同情亲朋好友困难的手段，而非争风吃醋的地盘。
所以，现代生活并没有摧残我们的思想和身体、把我们变成原子化的机器、让我们忍受致命的空虚和孤独，也没有让我们在放逐中变成没有社交和情感的行尸走肉。既然如此，如此歇斯底里的误解究竟从何而来呢？部分原因来自社会批评家们惯用的手段——灌输恐慌：瞧啊，这儿发生了一件轶事，这就是趋势，这就是危机啊。
当然，还有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它并非空穴来风，人们的社交的确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人们在传统地点约见对方的机会越来越少，如酒吧、教堂、工会、兄弟会以及晚宴，而更多地选择在非正式的聚会和数字媒体上会面。他们更少地向远方的表亲，而更多地向同事吐露心事。他们拥有许多朋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同时他们也不想要和许多人维持联系。[51]但是仅仅因为如今的社交生活看起来不像20世纪50年代的社交，并不能断言人类——一种标准的社会性生物变得更孤单了。
生命诚可贵
也许有人会认为，就像谋杀率是衡量一个社会矛盾水平的可靠指标一样，自杀率则是衡量一个社会不幸福感最可靠的指标。如果一个人选择自行了断，那肯定是因为遭遇了莫大的不幸，才会让他或她愿意用极端的手段永久地停止自己的意识活动。同样的道理，虽然我们不能给不幸福感绘制客观的图表，但是对自杀率却可以。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自杀率常常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促使一个人决定用自我了断的方式获取解脱的巨大悲伤和焦虑同样会扰乱理性的判断，所以明明是生死攸关的抉择，而促使自杀行为发生的关键因素却往往是自杀的难易程度。多罗西·帕克写过一首令人毛骨悚然的诗，题为《简历》（Resumé），诗歌的结尾是这么写的，“枪是非法的；绞绳不够紧；煤气很难闻；你还是活着吧”，它像极了一个真正想要自杀的人头脑里的所思所想。一个国家的自杀率可以因为方便自杀的手段出现而飙升，也可以因为这种手段被禁止而暴跌。例如，20世纪前半程流行于英格兰的煤气，以及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杀虫剂和美国的枪械。[52]
经济衰退和政治动乱让自杀率上升，这倒没有特别出人意料，但是自杀率同时也受天气和每日光照时间的影响，另外媒体对自杀事件平常化甚至浪漫化的报道方式也会刺激自杀率的升高。[53]就连“自杀是因为不幸福”这个天真单纯的论调也有待商榷。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一种“幸福者自杀悖论”的现象，研究人员发现在幸福感提高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自杀率反而出现了轻微的上升，而不是下降。[54]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解释幸福感起反作用的假说：当周围人的幸福感变得更高时，陷入个人困境会让你觉得更痛苦。自杀和意外也常常难以区分，尤其当死亡原因是中毒或者过量服用药物时，除此之外，还包括坠楼、车祸和枪击的情况，验尸官们会因为不同时代和地区对自杀的污名化和合法化程度不同而对死因持有不同倾向性的判断。
我们的确知道自杀是造成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美国每年有超过40 000人自杀，它是居民死亡的第10大原因，全世界每年的自杀人数为800 000，排在死亡原因的第15位。[55]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对自杀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和国家之间的区别知之甚少。自杀问题不仅有年龄－时代－代际效应的纠缠，男性和女性的情况也常常有许多不同之处。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13年，发达国家女性居民自杀率的下降幅度超过了40%，但是男性居民的自杀率达到了女性的4倍，因此，男性的自杀人数总体上抵消了女性自杀减少的效应。[56]有关自杀的许多现象都没有解释，比如，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是圭亚那、韩国、斯里兰卡和立陶宛，也没有人能解释法国的自杀率为什么在1976年到1986年之间飙升，随后又一直下降，直到1999年。
但是仅仅基于已知的东西，就已经足以驳斥两条颇有受众的信条了。第一条，自杀率一直在稳步提高，目前已经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历史最高点，自杀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危机。自杀行为在古代就已经非常常见，以至于古希腊有专门关于自杀的辩论。但有关自杀的历史数据非常少，尤其是因为自杀也曾被叫作“自我谋杀（self-murder）”，它在许多国家都是犯罪行为，其中包括1961年前的英格兰。尽管如此，英格兰、瑞士和美国关于自杀的数据可以追溯回一个多世纪前，我把这些数据整理到了图18-3中。
图18-3 英格兰、瑞士和美国的自杀率（1860—2014年）
资料来源：英格兰（包括威尔士）：Thomas & Gunnell 2010，图1，由女性和男性的自杀率平均得到，数据来源于Kylie Thomas。由于目前自杀率的统计数据与该图中的数据不具有横向可比性，因此仅列出了这三个国家的情况。瑞士，1880—1959年：Ajdacic-Gross et al. 2006，图1。瑞士，1960—2013年：WHO Mortality Database, OECD 2015b。美国，1900—1998年：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Carter et al. 2000，表格Ab950。美国，1990—2014年：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2015。
英格兰在1863年的自杀率为13人每10万人，这个数字在20世纪的前10年达到了19人的峰值，又在金融危机期间超过了20人，随后，英格兰的自杀率分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下降，最后逐步下降到2007年的7.4人。瑞士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下降的幅度超过了一半，从1881年的24人到金融危机时期的27人，再到2013年的12.2人。美国的自杀率也在20世纪初和金融危机期间达到了峰值的17人，随后又在新千禧年左右下降到10.5人，而最近的次贷危机又让自杀率回升到了13人。
可见，在我们拥有历史数据的三个国家中，从前的自杀率都比今天的要高。图中肉眼可见的峰值和谷值，只是年龄、代际、时代思潮和性别差异混合、翻腾的宏观表现。[57]自杀率在青少年时期会突然出现明显的升高，随后在人到中年前一直保持平稳缓慢的上升趋势。中年是女性自杀率最高的时期，这很可能是由于更年期和空巢生活的双重影响，过了这段时期后女性的自杀率就开始下降，而男性的自杀率一直保持不变，直到退休时才出现一次飙升（这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一下子难以适应不再是家庭支柱的生活）。目前美国自杀率上升的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为人口的老龄化，数量庞大的“婴儿潮一代”男性正在大批步入自杀率最高的年纪。但是除了年龄效应外，代际效应同样与此有关。与之前的维多利亚一代和之后的“婴儿潮一代”以及“被遗忘的一代”相比，美国的“大兵一代”和“沉默的一代”更容易出现自杀的行为。“千禧一代”则正在减缓甚至逆转自杀率升高的势头；青少年自杀率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和21世纪的头10年出现了下降。[58]
历史上有几个时期的自杀率明显较低（排除年龄和代际效应），包括自杀率达到最高值后转而下降的20世纪初期、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1999年的自杀率几乎降到40年前的水平，虽然此后可以在次贷危机附近看到一个轻微的反弹。这个复杂的变化趋势显然没有被《纽约时报》的一篇头条文章反映出来，那篇文章的标题是《美国自杀率重回30年前的高峰》（U.S. Suicide Rate Surges to a 30-Year High），其实这篇文章如果取名为《尽管经济衰退、老龄化来袭，美国的自杀率仍比峰值时期低1/3》也一样没有问题。[59]
除了认为是现代化进程促使人们动了自杀念头的信念，有关自杀的另一个巨大谜题是瑞典，一个自由开明、人道主义的典范之国却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这个都市传说一般的现象可以追溯到艾森豪威尔在1960年发表的一场演说，这场演说本身或许就是一个都市传说般的存在，他在演说里痛陈瑞典极高的自杀率。[60]我个人会把这归咎于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拍的那些阴森灰暗的、探讨存在主义的电影。当然，不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我，其实都是在试图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寻找解释。虽然瑞典在1960年的自杀率要高于美国（瑞典15.2人每10万人，美国10.8人每10万人），但是它绝不是世界上最高的自杀率，其后瑞典的自杀率下降到11.1人每10万人，这个数字分别低于世界的平均自杀率（11.6人每10万人）和美国的自杀率（12.1人每10万人），在全世界仅位列第58名。[61]有关全世界自杀率最新的回顾性研究指出：“欧洲的自杀率已经发生了普遍的下降，目前没有一个西欧福利社会国家的自杀率排在世界的前十。”[62]
抑郁症真的在流行吗？
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会经历抑郁的情绪，而有一些人则会不幸遭受重度抑郁症的摧残。重度抑郁症指悲伤和绝望的情绪持续两周以上，并使人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的情况。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被诊断为抑郁症，尤其是在年轻的世代中，而眼下坊间也在盛传某电视纪录片里的一句台词：“一场无声的瘟疫正在摧毁我们的国家，屠戮我们的孩子。”我们刚刚看到美国社会并没有遭遇不幸福、孤独和自杀的爆发，所以抑郁症流行的可能性看起来也不大，而事实是抑郁症流行的观点也的确只是人们的幻觉。
来看看一项经常被人引用的研究，这个疑点重重的研究宣称从“大兵一代”到“婴儿潮一代”的每一代人都比从前的人更抑郁。[63]研究人员得到这个结论的调查方式是让不同年龄的人回忆他们抑郁症发作的次数。也就是说，这个研究的结果完全依赖于受访者的记忆：但是抑郁症发作的时间过去越久，人们记住它曾经发作过的可能性就越小，尤其是（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过）当回忆本身并不令人愉悦时。这会产生一种错觉，让人认为抑郁症在眼前的世代和年轻的一代人中更普遍。此外，这个研究的结果也有死亡率的偏倚。随着时间推移，患有抑郁症的人更容易死于自杀或是其他意外，所以调查样本的对象更倾向于由精神状态良好的人组成，从而造成年龄越是大的人精神越是健康的假象。
还有一种由时间推移带来的演变，那就是人们的态度。近年来，致力于提高人们对抑郁症认识、降低患者病耻感的社会项目以及媒体运动层出不穷。制药公司直接给公众推销的抗抑郁药可以写满厚厚一本药典。官僚机构要求人们首先被确诊出某种疾病，而后才能获得诸如治疗、政府服务的权益以及得到反歧视的权利。所有这些诱因放在一起，就会让人们反馈自己罹患抑郁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与此同时，精神健康专家，或许还有整体的文化氛围，都降低了对精神疾病界定的门槛。由美国精神医学会的《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DSM）收录的病症数量在1952—1994年期间增加了两倍，达到了近300种，其中包括回避型人格障碍（很多俗称害羞的人就有这个问题）、咖啡因中毒以及女性性功能障碍。用于确定诊断的症状数量减少了，而导致人们紧张焦虑的应激源倒是增加了。正如心理学家理查德·麦克纳利（Richard McNally）指出的那样：“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从纳粹的死亡工厂里死里逃生的人们……肯定对今天的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们是只要长了颗智齿、被人在单位开了个不友好的玩笑，或者是顺产了一个健康的宝宝就会患上创伤后应激的一代人。”[64]同样的道理，今天的“抑郁”在过去可能充其量就只是人们所说的悲伤、哀痛或者难过。
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已经开始对这种“杜撰疾病”“概念滥用”“贩售病症”和“盲目扩展病理心理学版图”的现象敲响警钟了。[65]在2013年的新书《不正常就是新的正常》（Abnormal Is the New Normal）中，心理学家罗宾·罗森伯格（Robin Rosenberg）指出，如果按照最新一版的《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那么全美国有一半的人口可以在一生中被诊断为某种心理疾病。[66]
版图不断扩张的病理心理学是个第一世界的问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道德进步的标志。[67]即便是需要专业的诊断结果，但是对别人的痛苦，尤其是对那些可以被缓解的痛苦感同身受，是一种对他人共情的体现。心理学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是认知行为疗法在治疗许多精神问题中具有可论证的效果（常常优于药物治疗），包括抑郁症、焦虑症、恐慌发作、创伤后应激障碍、失眠症以及精神分裂症。[68]全世界有7%的残疾源于精神疾病，其中仅重度抑郁症就造成了2.5%的残疾，作为能够被缓减的痛苦来说这是相当多了。[69]《科学公立图书馆：医学》杂志（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Medicine）的编辑最近发出呼吁，希望人们关注所谓的“心理健康的悖论”：心理问题在富裕的西方国家被过度医疗化和过度治疗，而世界其他地区则对其缺乏重视，疏于治疗。[70]
由于诊断的范围日益宽泛，唯一能够确认如今是否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陷入抑郁的方式，是在跨度数十年的时间里，对不同年龄的、具有国家代表性的人群进行规范化的抑郁症症状评估。目前，还没有一项研究能够达到这个要求，不过倒是有数个项目正在频繁地对特定的人群进行评估。[71]其中有两个在瑞典和加拿大的偏远乡村开展的、细致而又长期的调查，它们招募了生日介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人，并从20世纪中一直对他们跟踪调查至世纪末，样本的年龄和生活的年代跨越一个多世纪。结果两项研究都没有发现抑郁症发生率增高的长期趋势。[72]
也有不少人做了元分析。简·M.腾格（Jean M. Twenge）发现从1938—2007年，大学生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中的抑郁倾向得分变得越来越高。[7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学生罹患重度抑郁症，此外，抑郁人数的增加可能只是因为在这些年中上大学的人增加而导致的。不仅如此，其他研究（有一些还是腾格自己做的）发现社会中的抑郁并没有增加，甚至是在减少，尤其是在年轻人或者新近出生的世代里。[74]最近有一篇标题为《孩子和青少年中是否出现了一场抑郁的风潮？》（Is There an Epidemic of Child or Adolescent Depression?）的文章，正好印证了贝特里奇（Betteridge）的新闻标题铁律：任何以问号结尾的新闻标题都可以用一个“不”字来回答。作者们的解释是：“公众所谓的‘风潮’，实际上可能只是因为某种疾病长久以来一直受到临床大夫的忽视，而后在其突然进入人们视野时对它的后知后觉而已。”[75]而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项元分析研究，则是将目光放在了从1990—2010年间全世界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发生率上，该研究的标题并没有给读者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驳斥常见精神障碍的“爆发”之谜》。研究的作者总结说：“只要严格遵照清晰的诊断标准，就没有证据显示常见的各种精神障碍有增加的趋势。”[76]
抑郁症和焦虑症是两种“共存性疾病”，这是流行病学家对疾病之间联系的术语性叫法，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焦虑症的发病率是不是也变得更高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一部分包含在诗人W. H.奥登（W. H. Auden）于1947年发表的长篇叙事诗的标题里——《焦虑的年代》（The Age of Anxiety）。在最近再版诗集的引言中，英国学者艾伦·雅各布斯（Alan Jacobs）观察到：“数十年中诸多的文化危机……让天性敏感的奥登给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取了这样一个名字。但是诗歌只是诗歌，晦涩难懂让它很难精确传达为何奥登会认为那个时代最突出的特点是焦虑，甚至奥登可能想表达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77]
无论奥登是不是想要表达这个意思，他给这个时代取的名字都已经深入人心，并贴切地成了腾格做的一项元分析的标题。腾格的这项研究显示，从1952—1993年，儿童和大学生在一项规范化焦虑感测试中的得分上升了整整一个标准差的水平。[78]存在上限的事物终究不能无限上升，所以值得庆幸的是，大学生中的焦虑水平在1993年出现了下降。[79]社会中的其他人也没有变得更焦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一项针对高中生和成年人的跟踪调查并没有发现焦虑感在目标人群中的提高。[80]虽然在某些调查中，人们会反馈更多的精神问题症状，但是病理性的焦虑并没有达到爆发的程度，并且自1990年以来便没有出现过升高的趋势。[81]
生活激动人心
世间已然万般好，我们真的觉得不幸福吗？大多数人还是幸福的。实际上发达国家的居民觉得相当幸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变得比以前更幸福了，并且只要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那它的国民幸福感就自然会提高。那些令人恐慌的警告，号称孤独感、自杀行为、抑郁症和焦虑症猖獗的说法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不仅如此，虽然每一代人都觉得下一代人面临的问题不断，但是跨越新千年的年青一代依旧看起来境况良好，他们比自己日夜操劳的父母更幸福、精神上也更健康。
诚然，当我们探讨幸福感时，还是有很多人没有达到他们应有的水准。美国人又在第一世界的同侪中拖了后腿，人们有时候把美国国民幸福感开始停滞的那个年代称为“美国世纪”。尽管出生和成长在和平与富裕的年代，美国的婴儿潮一代还是成为了问题重重的一代人。这让他们的父母辈困惑不解，因为这些父母经历过金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犹太人大屠杀（许多我的同辈们的父母经历过）。美国女性在获得前所未有的薪水、教育、成就和自主权的同时，反而变得更不幸福了；而同样是在所有人都变得更幸福的其他发达国家，女性的幸福感已经被男性超越。焦虑感和抑郁的症状也许会在战争结束后出现增多，至少在某些人群里如此。至于同这个万般皆好的世界相比，可以说没有人的幸福感真的达到了应有的水平。
让我在这一章的最后好好梳理一下幸福感缺乏这个问题。对于许多评论家来说，他们只是借幸福感在现代化这个话题上做一回事后诸葛。[82]他们说，我们的不幸福感，是崇拜个人主义和物质财富的下场，是我们忽视和摒弃家庭、传统、宗教和社区所付出的代价。
不过，理解现代化对我们影响的角度并不只有这一个。那些感怀传统生活和习俗的人大概忘记了我们的祖先是如何拼尽全力想要逃离那种生活。虽然对于那些生活在邻里关系紧密的社区中的居民，谁也没有机会询问他们幸福与否，但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艺术作品展示了当时生活的各种阴暗面：排外主义、死板的社会规范以及对女性权利的塔利班式管制。许多在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之间创作的小说都描绘了个人对抗社会规范的挣扎，这些令人窒息的限制包括权贵阶级、资产阶级和偏远地区基层权力机构的压迫，典型的作家代表譬如塞缪尔·理查森、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艾略特、冯塔纳、福楼拜、托尔斯泰、易卜生、奥尔科特、哈代、契诃夫，还有辛克莱·刘易斯。
西方社会在完成城镇化后变得更包容和国际化，同样的对抗又在美国的小镇生活里重演，而当地的流行文化又成了反映这种现象的镜子，如保罗·西蒙（Paul Simon）的歌词“在我生活的小镇上，我从来都是无名小卒／我只是我父亲的儿子”、娄·里德（Lou Read）的“你要是在一个小镇上长大／你就会知道在小镇上永远长不大”，还有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宝贝，这个小镇抽走了你的脊梁／它是致命的陷阱，是自杀的判决”。(56)现在，这熟悉的一幕又在移民们的文学作品里重演，代表作家包括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和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还有譬如谭恩美、汤亭亭、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巴拉蒂·慕克吉（Bharati Mukherjee）以及奇塔·班纳吉·蒂娃卡鲁妮（Chitra Banerjee Divakaruni）。
如今每个人都有机会享受这些作家们当年曾幻想的个人自由，这是一个人们可以以自己喜欢的方式选择结婚、工作和生活的世界。想象一下今天的一个社会批评家警告安娜·卡列尼娜或是娜拉说，一个包容、国际化的社会没有她们想的那么好，倘若没有了与家庭和村庄的紧密羁绊，她们终究会感到焦虑和不幸福。我没法代替安娜和娜拉回答，但是我想她们大概会觉得现代化社会简直不能更理想。
些许的焦虑可能是我们为自由的不确定性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换个词，焦虑在自由中也可以被叫作警觉心、深思熟虑或是内心的自省。所以，当女性从男性手中获得自主权时，她们的幸福感随着提升也就情有可原了。在早些年，女性的职责范围很少超出家庭，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开始表达她们在事业、家庭、婚姻和财务方面的雄心壮志。她们重视休闲、友谊、经历，试图推进社会公平、在社区中争取领导力和为社会做贡献。[83]女性操心的这些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难怪她们有了更多焦虑的来源：毕竟（女）人算不如天算。
让人们得以用现代眼光看待事物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自主权拓宽了个人选择的余地，还因为这是关乎存在主义的大问题。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会越发质疑权威的效力，他们开始变得不满于传统宗教宣扬的既定事实，并想要从那个道德冷漠的世界里抽身。下面有一段摘自《汉娜姐妹》（Hannah and Her Sisters, 1986）的对话，作者是现代社会焦虑感的化身——伍迪·艾伦。20世纪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代沟在这段对话里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米奇：瞧呐，你现在真是年纪大了，对吧？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爸爸：为什么我要因为这个害怕死呢？
米奇：哦！因为死了就不存在了啊！
爸爸：那又怎么了？
米奇：不存在了难道不可怕吗？
爸爸：谁会整天没事想这有的没的？今天我活着，等日子到头那天，躺下死就完事了。
米奇：我不明白了，难道你真的一点儿都不害怕吗？
爸爸：到底怕什么？人死了之后又没知觉。
米奇：对，我知道。但是死了就是永远消失了啊！
爸爸：你怎么知道？
米奇：你非要这么问，我也不好说一定就是这样。
爸爸：谁知道是不是呢？可能我死后没知觉，也可能还有知觉。如果人死还有知觉，那我就做一个有知觉的死人。但是我才不要在活着的时候浪费时间去想我死了以后会如何。
妈妈［画外音］：毫无疑问世上是有上帝的，你们两个笨蛋！难道你们不相信上帝吗？
米奇：但是如果真有上帝，那么为……为什么世上还有那么多罪恶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上帝怎么能容许纳粹这样的组织存在呢？
妈妈：你跟他说，马克思。
爸爸：我怎么会知道为什么会有纳粹？我连罐头起子的工作原理都搞不清。[84]
人们还对他们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丧失了信心。历史学家威廉·奥尼尔（William O'Neil）曾把自己关于“婴儿潮一代”童年时代的历史著作取名为《美国的高光时刻：信心犹在的岁月，1945—1960年》（American High: The Years of Confidence, 1945～1960）。那段岁月里的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很理想：炊烟袅袅的烟囱是社会繁荣的象征；美国将传播民主视为己任；原子弹向世界证明了美国佬的聪明才智；女性满足于国内的安逸，黑人也识趣地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虽然在那段时间里，美国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可圈可点，经济的增长速度奇快，犯罪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发生率很低，但是今天，我们只会把那个年代称作“愚者的天堂”。
幸福感不高的两类人，美国人和“婴儿潮一代”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理想生活幻灭中受伤最重的两类人，他们的幸福感问题也许不是巧合。如今回头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环境问题、核战争、美国的外交错误，还有种族和性别平权运动，这些矛盾不可能被永远搁置。即便它们让社会更焦虑，我们还是对这些问题的存在心知肚明会比较好。
随着对人类休戚相关的共同责任越来越明了，每个人都会把世界面临的某些问题加到自己忧心的事务名单上。20世纪末社会焦虑的代表作品，电影《性、谎言和录像带》（Sex, Lies, and Videotape），在开场就安排了一段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主人公与她的精神治疗师分享自己焦虑的戏：
垃圾。整整一个星期，我在想的东西只有垃圾。我控制不住自己不去想它。我只是……我太在意那些垃圾要如何被处理了。我的意思是，我们每天都在生产那么多垃圾。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是说，我们最后可能会没地儿埋这些东西。我上一次有同样的感受是驳船没法下锚那次，你肯定也记得，那艘船围着岛绕了一圈又一圈，硬是没有找到停靠的地方。
“驳船”指的是1987年媒体疯狂轰炸的一个事件，由于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垃圾掩埋场不堪重负，当时一艘满载3 000吨纽约垃圾的驳船不得不中途返航。上面这番心理治疗的画面并非空想：曾有一个实验要求被试者观看消极或是积极倾向明显的新闻剪辑，结果发现“观看消极新闻的参与者表现出了焦虑感和悲伤情绪的增加，同时还表现出了明显的、夸大个人担忧的倾向”。[85]在电影上映过去30年之后，我怀疑现在许多的心理治疗师每天都在听他们的患者们诉说自己关于恐怖主义、贫富差距和气候变化的恐惧。
如果能够激励人们支持解决眼前主要问题的政策，那稍有一些焦虑倒也不是坏事。早些年，人们可能会在焦虑时听从更高权威的劝解，事实上有些人现在也还是会这样做。2000年，60位宗教领袖集体为《康沃尔环境管理宣言》（Cornwall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担保，该宣言在描述所谓的“气候危机”与其他环境问题时的行文如下：“我主仁爱，怜世间罪人与年迈无力者；恩泽万世，汇善男信女之虔诚，命其秉持神意，助地球之美丽与富饶永世长存。”[86]我能想象那60个宗教领袖和另外1 500名宣言签署者一样，他们肯定不会去心理治疗师那儿，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对地球命运的担忧。但是正如萧伯纳在观察中发现的那样：“信教者之于怀疑论者更幸福，犹如醉酒者之于清醒者更幸福。”
尽管一定程度的焦虑会不可避免地促使我们沉思一些政治和存在主义的议题，但是它没有必要达到把我们推向病态或是绝望的地步。现代化带给人们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手里抓着满满一公文包责任的同时，让自己不至于焦虑到死。和应对所有新挑战的方式一样，我们通常会寻求将传统与新兴策略进行结合的可能性，在这里，这些对策包括求助于社交、艺术、冥想、认知行为疗法、公益组织与康复服务，以及向智者请教关于如何平衡好生活的建议。
至于媒体和时事评论员，他们能力所及的，是反思自己是否扮演了助长国家焦虑四处弥漫的角色。垃圾驳船事件正是媒体引发公众焦虑的一个实例。当时被掩盖的事实是，驳船无功返航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没有处置垃圾的空间，而是由于书面文件的错误，正是围观起哄的媒体一手造就了垃圾成山的新闻。[87]驳船事件发生后的数十年里，几乎没有后续的跟进报道来澄清当年固体垃圾危机的误报，事实上美国有的是垃圾处理厂，而且它们都符合环保的标准。[88]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上升到危机、灾祸和流行爆发的程度，世界上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但是也不断有旧的问题被人类解决。
说到恐慌，你认为对人类来说最大的威胁是什么？20世纪60年代，数名智者提出人类最大的威胁是人口过剩、核战争和生活的厌倦感。[89]有一个科学家警告说，前两个问题还有解决的可能，而第三个则绝对会让人类在劫难逃。厌倦感，不是开玩笑？你瞧啊，当人们不再需要整天整天地工作，不用吃了上顿没下顿之后，他们会因为不知道如何填补原本用于工作的时间空白而茫然无措，随即变得纵情声色、精神错乱、自杀，甚至颠覆宗教信仰、引发政治动荡。
50年后的今天，在我看来我们已经解决了厌倦感这个危机（厌倦感当真成为过我们的社会问题吗？），但是不要着急相信我的一面之词。从1973年开始，美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一直都在调查美国人对自己生活的感受，询问他们认为生活是“激动人心”“平平淡淡”还是“无聊透顶”。从图18-4中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说自己生活“非常幸福”的人变少了，而更多的人认为“生活激动人心”。
图18-4 美国人的幸福感和兴奋感（1972—2016年）
资料来源：“General Social Survey”, Smith, Son & Schapiro 2015，图1和5，2016年进行了数据补充。数据中已经剔除了未答问卷。
两条曲线的背离并不构成矛盾。回想一下，追求生活意义的人也更容易感到压力、挣扎和焦虑。[90]另外，考虑到焦虑感一直都是成年生活的附属物：从上学的年纪开始到20岁出头，由于人们逐渐开始承担成年人的责任，焦虑感陡然上升。随后由于逐渐学会了处理和应对的方法，焦虑感在其后的岁月里稳定地下降。[91]或许这就是现代化带给人们的挑战吧。虽然今天的人们的确变得更幸福了，但是他们的幸福感并没有达到应有的预期，也许这就是成年人的生活，忧愁惶恐却又激动人心。毕竟，“启蒙”这个词最初的定义曾是“于愚昧的本性中寻找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