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生活质量
人类在征服疾病、饥饿和文盲方面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大概只有最冷酷严苛的人才会对这一点予以否认。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们评估认为人类在这些方面还在持续进步，于是有人不禁疑惑这些进步是否还能算作真正的“进步”。因为，一旦基础的需求得到满足，再执着于额外的富裕岂不是相当于在鼓励人们沉湎于浅薄的消费主义？让国民变得健康、有偿债能力和有文化容易，而让他们富足和实现个人价值则没有那么简单。
有些疑惑已经得到了解答。我们看到了被主流社会规范长期忽视的部分、人类繁荣兑现的必要层面——女性、儿童和少数裔的人权在稳步改善。本章要探讨的内容是关于一种宽泛的文化悲观主义情绪：有人担心如果额外的预期寿命和收入增长只是把人类置于你死我活的竞争里，让我们疲于追名逐利、无度挥霍、花天酒地，变成一具具行尸走肉，那也许进步将与它的含义背道而驰。
当然，谁都有权利反对这种唱反调的意见，上述文化悲观主义想法由来已久，西方某些文化和宗教界的精英阶级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过着空虚的生活，因此一直对他们嗤之以鼻。文化评判主义总是因为对自己的傲慢势利不加掩饰而逐渐滑向愤世嫉俗。在《知识分子与普罗大众》（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中，批评家约翰·凯里（John Carey）向我们展示了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鄙夷文化涵养有限的普通人在大不列颠的文学知识分子中是多么的蔚然成风。[1]
在实际使用中，“消费主义（consumerism）”的意思常常更像在指责“别人沉溺于消费”，因为批评它的精英阶级往往自己就是高档奢侈品的主力消费者，他们喜欢购买精装书、高档的食物酒水、观看现场的艺术表演、去海外旅行，并为自己的孩子安排贵族级别的高质量教育。假如更多的人能够消受得起这些人钟爱的奢侈品，即便这些商品本身在更高档次的文化中显得过于轻浮，但是也总归是件好事。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设法绕开了这个难题，他提出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让人们总是有选择。哲学家古典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把她的观点更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人类的“基本能力”，并认为这些能力需要得到必要的锻炼机会。[2]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所谓的“能力”是人类天性中正当满足感和成就感的源泉。努斯鲍姆的清单以一串人们在现代生活中越发重视和明了的能力作为开头：长寿、健康、人身安全、读写能力、知识、言论自由和参政议政。紧跟其后的是美学体验、休闲娱乐、享受自然、情感依恋、社会亲和力以及按照自己的意愿思考和构建美好生活的机会。
在本章中，我将说明为什么现代化也为人们锻炼这些能力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人们的生活条件变得比以前优越了许多，远不是用传统经济学家口中那些“长寿”“健康”等标准可以衡量的。许多人宁愿专注于某一种能力，比如他们会非常满足于可以随便看电视和玩游戏的自由，而逃避锻炼其他的能力，比如美学鉴赏和享受大自然。曾有人挑战多罗西·帕克（Dorothy Parker）用“园艺（horticulture）”造一个句子，她说道：“你让我造一个句子，但是你却不管我愿不‘愿意’。”(44)无论每个人为自己选择哪一种，但是只有价值不菲的，享受美学、智力、社交、文化和自然的能力才是人类进步殊途同归的终极形式。
工作时间越来越少
时间是构成生活的基本成分，所以衡量进步的其中一个标准是看人们为了维持生计而不得不牺牲多少做其他事情的时间，也就是那些让生活更有趣的事。“你们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仁慈的上帝在把亚当和夏娃驱逐出伊甸园时如是说，随后对于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他们的确过着劳碌的一生。种地是一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活计，相比之下，虽然游猎民族每天只在狩猎和采集食物上花费数个小时，但是他们需要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处理食物上（比如砸开坚硬的坚果），还有收集柴火、挑水以及其他体力活。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部落曾被称为“最早的富裕社会”，但是他们一天至少需要劳作8小时，一周工作6到7天，只为能吃上一口饱饭。[3]
鲍勃·克拉特基特（Bob Cratchit）(45)一周要工作60个小时，一年只休息一天，当然就是圣诞节那一天，而在他生活的年代，这样的待遇已经非常仁慈了。根据图17-1，1870年，西欧国家工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为66个小时，比利时工人的工作时间甚至长达72个小时，而美国工人每周需要工作62个小时。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工人们逐渐从工资奴役中被解放出来，这种情况在社会民主的西欧国家（现在那里的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减少了28小时）比在工作热情高涨的美国（工作时间减少了22小时）更明显。[4]直到20世纪50年代，我的祖父还在蒙特利尔一家没有暖气的奶酪商店上班，他每天没日没夜地工作，一周工作7天，生怕因为向老板要求减少工时而被解雇。后来由于当时尚且年轻的我的父母替他提出抗议，祖父才有了零星的假日。这些事在雇主眼里，就像斯克鲁奇（Scrooge）(46)说的那样，“假期不过是鬼扯，只会从人的口袋里摸走几张钞票”。直到劳动法得到更好地执行后，我的祖父才有了稳定的、一周工作6天的生活。
图17-1 西欧和美国的工作时间（1870—2000年）
资料来源：Roser 2016t，数据基于Huberman & Minns 2007对于非农业全职生产工人（男性和女性）的研究。
虽然有极少数幸运的人能够把锻炼天性中的基本能力作为谋生的工作，并在维多利亚式的优雅生活里投入大量时间，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工人来说，只要每周能多出一天的空闲时间，让他们做做其他想做的事情就已经是值得感恩戴德了。在来之不易的一天假期里，我的祖父喜欢读读意地绪语(47)报纸，然后穿上夹克衫，打上领带，再戴一顶浅顶卷檐软呢帽，出门拜访他的姐姐或者我们一家。
和祖父一样，我的许多教授同事在退休时做的第一件事是远远地离开办公室，不过，很多其他行当的人反倒是很乐意把大好的时光花在阅读、上课、游览温纳贝戈的国家公园，或者在怀特岛郡含饴弄孙，逗逗小薇，小奇和小德(48)上。而这一切同样是拜现代化所赐。诚如经济学家摩根·豪泽尔所言：“我们常常为美国即将到来的‘退休金亏空’操心，却忘记了‘退休’这个概念从诞生到现在还不足50年。就在不久以前，美国男性居民的人生只分为两个阶段：工作和死亡……想想这个数字吧：现在美国人的平均退休年龄是62岁。而100年前，美国人死亡的平均年龄是51岁。”[5]根据图17-2，在相当于今天的退休年纪时，1880年的美国男性几乎有80%都还在工作，而1990年时这个比例下降到了20%以下。
图17-2 美国退休情况（1880—2010年）
资料来源：Housel 2013，数据基于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和Costa 1998。
相比于满心期待退休，曾经的人们更害怕因为伤病和虚弱而失业，最后不得不被送到救济院，众所周知，这和“在冬天打不到猎”的恐惧异曲同工。[6]即便是到了1935年，在保护老年人免于穷困潦倒的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出台后，贫穷依旧是普通人辛劳一生的最终归宿，领养老金度日的人和狗争吃食的画面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并不鲜见，这在现在听来就像都市传说一样。不过，在更强大的公共和私人安全保障体系运作下，如今年长的居民可比从前要富裕多了：在65岁以上的人群中，贫困率从1960年的35%跌到了2011年的不足10%，远低于平均15%的全国贫困率。[7]
归功于劳工运动、劳动立法和工人们不断提升的生产效率，它们让又一个从前人们妄想的白日梦变成了现实：带薪假期。今天，工龄达到5年的普通美国人每年可以有22天的带薪假期（相比之下，1970年仅为16天），而这和西欧国家的标准相比还算是小气的。[8]每周工时的减少，更多的带薪假期和更长的退休后生活，这些综合起来的结果是自1960年以来，上班时间在人一生中占据的比例下降了1/4。[9]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因国而异，但是随着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它也更有可能会追寻西方国家的轨迹。[10]
还有另一种方式给人们节省了大量时间以追求更高的使命。在第9章中我们曾提到类似冰箱、吸尘器、洗衣机和微波炉这样的电器已经变得越来越常见和普及，即便在美国的穷人中也是如此。1919年，一名普通的美国劳动者需要工作1 800小时才能买得起一台冰箱；而2014年，只需要为此工作不到24小时即可（而且新式的冰箱有除霜功能，还带有制冰机）。[11]这是盲目的消费主义？并不是。想想作为生活的三种必要需求，食物、衣着和住房时刻都遭受着熵增的威胁，保证它们的有序和功能需要人们耗费大量的工夫，而这些时间本可以用于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电、自来水和家电（或者按照以前的叫法，“人力节省设备”）把那些时间还给了我们。我们祖母那一代人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泵水、封装食物、搅奶油、做泡菜、腌制、打扫、上蜡、刷洗、拧水、洗衣服、烘干、缝合、修补、编织、打补丁上，如同她们曾经对我们说的口头禅：“锅碗瓢盆勺，缝洗烘烫扫。”
从图17-3中可以看到，随着20世纪水电和家用电器在美国家庭中的普及，人们在家务劳动中花的时间（这是人们最不喜欢的时间消耗方式）几乎减少到原先的1/4，从1900年的每周58个小时变成了2011年的每周15.5个小时。[12]单是洗衣服耗费的时间就从1920年的每周11.5小时降到了2014年的每周1.5小时。[13]由于把“洗衣日”从我们的生活里剔了出去，汉斯·罗斯林认为工业革命最伟大发明的称号非洗衣机莫属。[14]
图17-3 美国水电，家电与家务时间（1900—2015年）
资料来源：2005年前：Greenwood, Seshadri & Yorukoglu 2005。家电，2005年和2011年：US Census Bureau, Siebens 2013。家务时间，2015年：Our World in Data, Roser 2016t，数据基于the American Time Use Survey,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6b。
作为一个生活在女权时代的已婚男性，我大可以如实地用第一人称的“我们”来欢庆这个成就。但是在绝大部分时期和地区，家务劳动都带有明显的性别色彩，所以对于将人类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将女人从家务中解放出来。这甚至可能是对女人的全方位解放。为女性争取平等的声音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女权主义作家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在1700年发表的论文，她的写作掷地有声，那么又是因为什么让后来女性平权的努力迟迟没有跟上呢？在1912年一篇刊登于《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杂志的采访中，爱迪生预言了20世纪一场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变革：
家庭主妇在未来既不是奴隶、仆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在做无聊的苦力。她可以不用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房子上；与其说她是家里的劳动力，不如说她是家里的工程师，有了电的帮助，本事再好、手脚再勤快的女仆都不是她的对手。这样和那样的机械将给女性的世界带来巨大的革命，为她们省下大量的精力，以便让她们在更广阔、更有建设性的领域大展宏图。[15]
技术进步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能够丰富生活的业余时间。它带给我们的还有光（light）。光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选择以它作为高级智慧和精神境界的象征：启蒙（enlightenment）。在自然情况下，人类生活中有一半的时间要在黑暗里摸索，而直到人造光源的出现才让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夜晚的时间阅读、赶路和辨别来者何人，不然我们就只能在晚上抓瞎。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把光源这种价值连城的资源的成本暴跌（以及由此导致的普及）誉为人类进步的象征。
图17-4展示了剔除和调整通胀的影响后，英格兰每100万流明小时照明（相当于一年中，你每天阅读两个半小时所需的照明量）的价格下降到了原来的1/12 000，从1300年中世纪（曾经也名副其实地被叫作“黑暗时代”）的35 500英镑跌到了如今的不足3英镑。现在这个年头，如果晚上你没有在看书，没有和谁在聊天或是给自己找点别的什么乐子，背后的原因再也不是因为你点不起灯了。
图17-4 英格兰照明的花费（1300—2006年）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Roser 2016o，数据基于Fouquet & Pearson 2012。100万流明小时的照明（大约相当于80瓦的白炽灯泡833小时的照明量）成本，以英镑计算（按照2000年的通胀率进行调整）。
以人造光源的现金价值作为衡量标准实际上还是低估了人类进步的程度，因为，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事物真实的价格……应当以获取该事物所需的辛劳和麻烦作为参考。”[16]由此，诺德豪斯还估算了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人们需要劳动多少小时才能换取一小时阅读所需的照明。[17]
公元前1750年，一个古巴比伦人需要干上50个小时的苦力才能换来在烧芝麻油的油灯旁阅读一小时楔形文字石板的时间。1800年，一个英国人需要用6个小时的工作换取一小时的蜡烛燃烧时间。想象一下面对捉襟见肘的家庭预算，你只能无奈地忍受夜晚黑灯瞎火的日子。1880年，你需要工作15分钟以换取一小时的煤油灯照明；1950年，一小时的白炽灯照明成本只相当于8秒钟的工作；1994年，小型螺口日光灯一小时的照明成本仅相当于半秒钟的工时，照明成本降到了两个世纪前的1/43 000。
至此，照明成本下降的势头还没有停止：诺德豪斯的研究发表于LED灯泡在市场上开始普及之前。在那之后没多久，便宜的太阳能LED灯将给居住在缺电地区的10亿人的生活带去翻天覆地的变化，结束他们围着空油桶、借着燃烧垃圾的火光读报纸或是做功课的日子。
我们为照明、家电和食物牺牲的时间越来越少，这似乎是一种普遍的趋势。技术专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一项技术的存续时间足够长，它的价格就会开始趋向于（但是永远不会达到）零。”[18]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下降，让获取它们的时间成本也相应降低，如此一来，人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其他的事情——而与此同时“其他的事情”也在变得越来越廉价，所以我们可以体验更多的东西。根据图17-5，1929年美国人要将超过60%的可支配收入用于购置生活必需品上；等到2016年，这个比例降到了20%。
图17-5 美国生活必需品开支（1929—2016年）
资料来源：HumanProgress，图片源自Mark Perry，有修改，数据源自th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该数据指日常食品、汽车、服装、家具、住房、水电和汽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1941—1946年的数据没有在图中收入，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定额分配制度和士兵军饷不能如实反映居民的消费情况。
休闲时间越来越多
那么人们都把这些富余的时间和金钱花在哪里了呢？他们是真的借此丰富了自己的生活，还是单纯把它们挥霍在了高尔夫球俱乐部或者名牌手提包上了呢？虽然随随便便猜测别人如何安排假期的行为有些先入为主的嫌疑，不过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某一些几乎所有人都不会有异议的、实现美好生活的必要追求上：加强与爱人和朋友们的联系、体验大自然和异域文化的富饶，以及享受智慧与美学的创作成果。
随着双职工家庭、超负荷学生和电子设备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当然这里又不乏媒体反复的鼓吹造势）紧张的日程安排正在侵吞从前合家欢的晚餐时光。阿尔·戈尔和丹·奎尔两人都在2000年总统选举的预备阶段中哀悼了这种家庭羁绊的褪色，而当时甚至还没有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但是在评估这个时代新的工作和休闲模式时，我们不能对现代化每周额外给劳动者带来的24小时，或是给家庭主妇额外带来的12小时时间视而不见。
虽然人们越来越多地抱怨自己忙得不可开交，经济学家们把这种现象命名为“雅皮士(49)的牢骚”，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调查他们安排时间的方式，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他们所言。2005年，男性报告的每周休闲时间为42个小时，这比50年前他们的同行们要多大约10个小时，女性报告的时间为36小时，较之前增加了6小时（见图17-6）。[19]不过说句公道话，雅皮士们的确有他们发牢骚的理由：受教育水平低的人反馈的休闲时间往往更多，而这种休闲时间与文化水平不相称的情况在过去50年里愈演愈烈。西欧国家的情况也与此大同小异。[20]
图17-6 美国人的休闲时间（1965—2015年）
资料来源：1965—2003年：Aguiar & Hurst 2007，表格III，休闲程度1。2015年：American Time Use Survey,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6c，为与Aguiar & Hurst 2007中的数据有可比性，仅选取休闲与运动、打理草坪和花园以及义工服务的时间计算总和。
美国人也不会再经常感到烦扰了。社会学家约翰·罗宾森（John Robinson）曾写过一篇综述，他研究了从1965—2010年之间美国人抱怨“总是太忙”的比例，发现这个比例在45年的时间里总是忽上忽下极不稳定，最少的时候是18%，出现在1976年；最多的时候达到了35%，出现在1998年。[21]而当一天结束的时候，温馨晚餐的传统也还安然无恙地保留着。多个研究和调查的结果都一致认为，尽管现在人们有了智能手机和PS游戏机，以及一些社交网站，但是全家人共进晚餐的次数从1960—2014年基本没有发生过变化。[22]事实上，典型的美国家长在整个20世纪中花费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时间陪伴他们的孩子。[23] 1924年，只有45%的母亲每天会花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陪伴孩子，有7%的母亲每天都不会陪孩子，而只有60%的父亲每天会在孩子身上花费1小时以上。到了1999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上升到了71%和83%。[24]实际上，如今的单身和职业母亲每天陪伴孩子的时间甚至比1965年足不出户的已婚妈妈要多。[25]在照料孩子上花费的时间是图17-6中休闲时间出现下降的主要原因。[26]只不过，费时费力的研究比不上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50)和《反斗小宝贝》（Leave It to Beaver），人们更喜欢画家和电影，并一厢情愿地认为20世纪中期那家庭和乐的黄金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廉价的沟通与出行成本
电子媒体常常背负着荼毒人类社会关系的罪名，不用多说，在人们眼里，网上的社交自然比不上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面进行的、有血有肉的联系。[27]即便如此，总体而言电子技术是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无价之宝。一个世纪前，如果哪家人举家搬迁去了另一座遥远的城市，那么基本上再也不会有人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或是见到他们的面。祖父祖母们从来见不到孙子孙女，夫妻因为学习、工作或是战争分居两地，只能把收到的书信读了又读。万一新的信件来迟了，他们还会猜疑到底是因为邮差迟到，还是对方在怄气、移情别恋又或是横遭不测，从而陷入深深的绝望。惊异合唱团和甲壳虫乐队的《邮差先生》（Please Mr. Postman），西蒙与加芬克尔组合的《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Why Don't You Write me?），唱的都是这种惆怅。
即使是在长途电话出现后人们有了隔空与对方说话的机会，但是高昂的电话费却成了横在亲密关系中的阻碍。和我一个年代的人肯定还记得，在打长途电话中为了省钱，需要在一枚接一枚喂电话吃硬币的同时，趁着硬币坠落的“砰咚砰咚”声的间隙一口气快速说完话的尴尬。除此之外，还有在跟家里打电话时不顾一切的语速（“这可是长途电话！”），以及一段愉快的对话才刚开始，就开始担心资费不足的焦虑感。“但求沟通！”英国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曾如此主张道，而电子技术让我们能够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沟通。今天，世界上几乎有一半的人能够使用互联网，并且有3/4的人拥有移动电话。长途通话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通话的双方不仅能听到，还可以看见对方。
既然说到了看见，照相成本的暴跌是让人们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的又一份恩赐。在过去，人们只能用脑海中的画面回忆家庭里或健在、或去世的成员。如今，与世界上其他数十亿人一样，我每天都会有很多次因为目光落在深爱着的人的照片上而心怀感激。不仅如此，价格亲民的照相技术还让人们可以在事后不断重温生活中的高光时刻：难得一遇的社交场面、惊世骇俗的自然风光、一去不返的城市角落、老人们的身强力壮之年、大人们的天真烂漫时代，还有孩子们嗷嗷待哺的襁褓岁月。
即便是在未来，就算我们有了3D全息环绕虚拟现实技术和触控式外骨骼手套，我们依旧会想要与自己记挂的人保持触手可及的距离，因此，交通成本的下降是人性得以繁荣的又一个原因。火车、巴士和汽车大大提高了我们聚首的机会，此外，民用航空的普及彻底消除了距离和大洋的障碍。“阔佬”（jet set）(51)是一个略显过时的称呼，它是20世纪60时代用来形容时髦明星的叫法，因为当时只有不到1/5的人体验过坐飞机的感觉。
尽管油价在不断攀升，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末航空管制解除到现在，美国国内乘坐飞机的实际价格下跌了不止一半（见图17-7）。1974年，从纽约飞到洛杉矶需要1 442美元（以2011年的美元购买力换算）；今天同样的航线只需不到300美元。航班价格的下跌导致更多的人选择乘坐飞机出行：2000年，美国国内有超过一半的人在当年乘坐过至少一次往返航班。也许你不得不张开四肢、让安保人员把棒状的探测器伸到你的胯下，也许你不得不忍受扶手夹着肋骨，前排的椅背几乎要贴到下巴上的拥挤，但是有了飞机，异地的情侣终得见，或者家乡的母亲身染疾患，而你只要一天时间就能赶到她的身边。
图17-7 美国航空旅行的成本（1979—2015年）
资料来源：Thompson 2013，更新数据源自美国航空运输协会。国内旅行，不包括行李托运资费（从2008年起，乘客的平均托运费用相当于每英里里程半美分）。
价格友好的交通方式不仅仅起到了帮助人们团聚的作用，它还让人们有机会接触地球上的种种幻境。同样是这种消遣，我们习惯于把自己的叫作“旅行”，而把别人的叫作“观光”，无论是哪一种，无论境界高低，它无疑算得上是丰富我们生活的事物之一。去科罗拉多大峡谷、纽约、北极圈和耶路撒冷旅行不仅是赏心悦目的经历，还能拓展我们的思想格局，让我们感受到由空间、时间、自然和人类共同构成的广阔世界。尽管我们会对长途客车和导游不胜其烦，成群的自拍者和他们拙劣的照片让人忍无可忍，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机会多接触一些关于我们这个星球的异域风光和物种，总要好过一辈子徘徊于故乡的那几条街道里。随着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航空旅行费用的减少，更多的人有机会探索这个世界，这一点可以在图17-8里看到。
图17-8 国际旅行（1995—2015年）
资料来源：World Bank 2016e，数据基于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Yearbook of Tourism Statistics。
不仅如此，旅行者并不满足于在蜡像馆排队或是在迪士尼乐园坐过山车。全世界禁止经济开发的区域数量已经超过了160 000个，而这个数字每天都还在增加。我们在图10-6中曾经看到，被设立为自然保护区的地区已然数量惊人。
五花八门的美食和精神食粮
还有一个美学体验大大提升的方面是我们的饮食。19世纪末，美国人饮食的主要构成是猪肉和淀粉。[28]在冷藏设备和机动化运输诞生以前，绝大多数的蔬菜和水果都会在抵达消费者的餐桌前变质、败坏，因此，农民们会种一些不易腐败的作物，如芜菁、蚕豆和马铃薯。苹果是市面上绝无仅有的水果，即便如此，大部分苹果最后都还是成了苹果酒。就在不久前的20世纪70年代，佛罗里达的纪念品商店还会出售袋装的橙子，让游客们作为带回家的手信。美国人的菜谱素来被人嘲笑说只有“白面包”“肉和土豆”，这种嘲弄并不是空穴来风。午餐肉炸饼、乐之饼干做的伪苹果派或者“完美沙拉”（其实就是柠檬味的吉奥果冻拌卷心菜丝），发明这些食谱的厨师已经算是相当够胆和有创意了。
移民们带来的异域餐饮在美国本土人眼里实在太新奇了，他们曾经对这些外来的料理极尽嘲讽，包括意大利菜（“妈妈咪呀，意大利人的肉丸真辣！”）、墨西哥菜（“这下不用担心油荒了”）、中餐（“吃完一个小时就又饿了”）和日本料理（“这是鱼饵，不是饭菜”）。如今，即使是在规模不大的小镇和商场食品柜台也都可以买到包罗万象的食物，有时候除了上面说的那几种之外，甚至还会有希腊菜、泰国菜、印度菜、越南菜和中东料理。食品杂货店的货品种类也变得更多了，从20世纪20年代的数百种增加到50年代的2 200种，又在80年代增加到17 500种，并在2015年达到了39 500种。[29]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人类通过精神和思维创造的精美商品在丰富程度和普及程度上都有惊人的飞跃。现在的我们已经很难再想象，从前那些孤零零地生活在偏僻地段的家庭，他们每天的生活是何等的枯燥和难熬。[30] 19世纪末，世界上不光没有因特网，就连收音机、电视、电影和音乐唱片也没有，不仅如此，大部分的家庭甚至也没有书和报纸。作为娱乐活动，男人只会去小酒馆喝酒。[31]比如作家兼编辑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童年时代的他会在俄亥俄州自家的小屋里反复读被他父亲用来糊墙的旧报纸，以此为乐。
对于今天的国内居民而言，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数百个电视频道和上亿个网站，世界上所有的报纸和杂志（包括一个多世纪中所有的往期报刊存档），所有版权过期的文学作品，一套容量大约超过《不列颠百科全书》70倍、准确性能与之比肩的电子百科全书，以及所有经典的艺术和音乐作品，任君挑选。[32]人们可以在“谣言粉碎机”（Snopes）上验证传闻的真实性，在“可汗学院”（Khan Academy）上自学数学和科学，在《美国传统字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上拓展词汇量，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自我开导，或者观看许多已故学者、作家和批评家生前讲座的录像。身无分文的希勒尔拉比如果生活在今天，就不会因为从教室的天窗里偷听课而被冻得昏过去了。
甚至于对西方国家中富裕的城市居民而言，尽管他们的国家从来不缺历史文化遗迹，但是居民接触艺术和文学作品的机会也发生了显著的增长。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电影迷常常要苦等好多年，才能盼到一部经典电影在当地的剧院或是深夜档的电视节目里重映，至于上不上映那还不一定有准；而今天，想看的时候只要点播就可以了。当我跑步、洗碗或是在车管所里排队的时候，我有上千首歌可以选。只需轻敲几下键盘，我就能让自己完全沉浸在画家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作品里。
《罗生门》的原版预告片、狄兰·托马斯朗诵的《死亡将不再主宰》（And Death Shall Have No Dominion）、罗斯福夫人高声宣读的《世界人权宣言》、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演唱的《我亲爱的父亲》（O mio babbino caro）、比莉·荷莉黛（Billie Holiday）版的《他不爱我》（My Man Don't Love Me）以及所罗门·林达（Solomon Linda）版的《雄狮》（Mbube），就在几年前，这些我一直渴望的东西可是用钱也买不到的。高保真的耳机，以及马上就要亮相的虚拟现实眼镜无疑还会增强我们的美学体验，回想我年轻的时候，人们还在为黑白电视里会说话的小人而感到新奇，真是今非昔比。而那些喜欢纸质书的人，他们可以在二手书市场以一美元每本的价格，买到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微暗的火》（Pale Fire），或者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的《阿凯，我的童年时光》（Aké: The Years of Childhood）。
互联网技术，加上数千名志愿者的众包，两者的结合催生了人类智力活动的惊人普及性。谁也不用质疑人类文明最辉煌的是哪个时期，答案肯定是今天这个时代，而能够超越今天的就只有明天。这个问题的关键并不局限于比较现今和过去所取得的成果孰好孰坏，我们没有把握做这种小肚鸡肠的比较，就像某些伟大的成果和工作在它诞生的时代也曾一度被人忽视。今天的成就来源于人类永不停歇的创造力和不断积累的文化记忆。我们只要伸伸手，就能够到几乎所有从前以及如今的天才们所创造的一切，而对生活在过去的人们来说，这两样东西他们一件也没有。最重要的是，世界的文化遗产从此不再是富人和权贵的特供，而是属于任何能够接触到知识的人，换句话说就是绝大多数的人，或者说在不久之后，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