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人文主义
科学本身不足以带来进步。“只要有正确的知识，凡不被自然法则所禁止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实现。”但这就是问题所在。“任何事物”意味着一切：疫苗和生化武器、视频点播以及荧屏上的“老大哥”。科学之外的某些东西，确保了疫苗用于根除疾病，而生物武器则是非法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将斯宾诺莎的铭文放在戴维·多伊奇的铭文之前：“凡受理性指导的人，即以理性作指针而寻求自己的利益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即是他们为别人而追求的东西。”进步就是指，运用知识，让全人类以每一个人追寻蓬勃发展的同样方式实现蓬勃发展。
生命、健康、幸福、自由、知识、爱、丰富的体验，实现这些人类繁荣最大化的目标，可以被称作人文主义。（虽然这个词带有特定词根，但人文主义并不排斥动物的繁荣，而本书关注的重点主要是人类的福祉。）正是人文主义确定了我们应该用自身的知识去努力实现的愿望。它为现状补充了愿景。它将真正的进步与单纯的精通区分开来。
现如今，有一场规模越来越大的运动，叫作人文主义运动。它提倡以非超自然为基础的意义和伦理——没有神，也能善良。[1]从1933年开始的三部宣言中已经阐明了它的目标。2003年发布的《人文主义宣言III》（Humanist Manifesto III）申明：
关于世界的知识，是通过观察、实验和理性分析而得来的。人文主义者发现，科学，是确定这些知识的最好方法，也是解决问题和发展有利技术的最好方法。我们也认识到，思想、艺术以及内在体验的全新领域，每一样都受制于批判性智慧的分析。
人类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无引导的进化改变的结果。我们接纳，生命是全然而充裕的，能认识到事物的本来样貌和事物在我们希望或想象之中的样貌是不同的。我们欢迎未来的挑战，被尚不得知的事物所吸引，心中无畏。
伦理价值观，源于经实践检验的人类的需要和兴趣。人文主义者将价值观落于人类福祉之上，这一福祉受人类境况、利益和关切点的影响而成形，并延伸到全球生态系统和其他领域……
人生的充盈与圆满，源于个人参与到为人文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我们建立起深刻的目标感，在人类存在的愉悦与美好中、在挑战与悲剧中，甚至在死亡的必然性和终结性中，寻找奇迹和敬畏，并由此为人生注入活力。
人类天生就是社会性的，善于在关系中发现意义。人文主义者努力实现一个相互关爱照顾的世界，使它免于残忍暴行及其后果的影响。遇到问题，会在不诉诸暴力的情况下合作解决……
为社会造福的工作，也会实现个人幸福的最大化。进步文化一直致力于使人类摆脱求生存的残酷，减少苦难，改善社会，发展全球社区……[2]
人文主义联盟的成员，会首当其冲坚持认为人文主义的理想不属于任何宗派。就像莫里哀笔下的资产阶级绅士，偶然的情况下才欣然得知，自己一生都在用诗句讲话一样，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人文主义者。[3]人文主义的蛛丝马迹，存在于可以追溯到轴心时代的信仰体系之中。这些迹象在理性时代和启蒙运动时代站到了台前，并促生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权利宣言，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迎来了第二股热潮，促生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一些国际合作机构。[4]
虽然人文主义并没有将神、灵或灵魂作为意义和道德的基础，但它绝不是与宗教制度不相容的。一些东方宗教，包括儒教和佛教的各个分支，一直以人类的福祉而非神的旨意为基础。许多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派，已经成为人文主义的成员，弱化超自然的信仰和教会权威的传统，强调理性和全人类的繁荣。这里的例子，包括贵格会、一位论派、自由圣公会、北欧路德教、改革派、重建派和犹太教的人文主义分支。
人文主义似乎既平淡无奇，又完美无瑕——谁会跟人类的繁荣唱反调呢？但事实上，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道德承诺，并非人类心灵的自然流露。正如将要了解到的一样，人文主义不仅仅遭到许多宗教和政治派别的强烈反对，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一些杰出的艺术家、学者和知识分子也怀有敌对态度。和其他启蒙运动的理想一样，如果人文主义想要保留住它在人们思想中的位置，那么就必须用当下时代的语言和思想来进行解释和捍卫。
人文主义的科学基础
斯宾诺莎和其他许多人都宣告，要从公正中去寻求世俗的道德基础。他意识到，“我”这个代词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不能借此将我的利益凌驾于你或任何人的利益之上。[5]如果我反对被强奸、致残、饿死或被杀害，那么我也不能强奸、残害、饿死或杀害你。公正性，存在于许多在理性基础上构建道德的尝试之中：斯宾诺莎关于永恒的观点，霍布斯的社会契约，康德的定言令式，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内格尔的本然观点，洛克和杰斐逊提出的“人人生来平等”的不证自明的真理，当然，还包括在数以百计的道德传统中得以重新发现的黄金法则(72)及其以各种贵金属命名的变体。[6]白银法则是“不要对别人做你不想别人在你身上做的事”；铂金法则是“对别人做他们想让你为他们做的事”。它们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针对受虐狂、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品位上的差异以及其他对黄金法则不利的因素。
当然，源于公正性的论述是不完整的。如果有一个冷酷无情、以自我为中心、夸大狂式的反社会者，能够不受惩罚、肆无忌惮地去剥削、欺凌每一个人，那么没有任何论证可以说服他，让他认为自己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此外，源于公正性的论述也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除了给出尊重人们意愿的一般性建议之外，这些论述很少提及这些意愿是什么，很少谈到确定人类繁荣程度的愿望、需求和体验是什么。我们迫切需要满足这些意愿，不应该仅仅用不偏不倚的态度去允许其存在，更应积极地为尽可能多的人去争取和扩展这些意愿。回忆一下，玛莎·努斯鲍姆填补了这一空缺，并列出了一份“基本能力”清单，声明人们有权去锻炼这些能力，包括长寿、健康、安全、识字能力、知识、自由表达、玩耍、自然，以及情感和社交联结等等。但这仅仅是一个清单，反对者公然宣称，里面的内容不过是她列举出了自己最喜欢的东西而已。我们能否将人文道德建立在更加深刻的基础之上，将那些理性的反社会者排除掉，并为有义务去尊重的人类需求去正名？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独立宣言》认为，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不证自明”的。这种说法让人不够满意，因为“不证自明”并不总是不证自明的。但是，它抓住了人们关键的直觉。在审视道德基础的过程中，去证明人生本身的合理性，确实有反常情。这就好像面对一个开放式问题，要么就结束一句话，要么就被枪毙一样。对任何事物进行审视这种行为本身，预设了会有人去完成审视这件事。如果内格尔关于理性不可协商性的先验论证有价值，也就是考虑理性有效性的行为预设了理性的有效性，那么它必然预设了推理者的存在。
这就用来自科学的两个关键思想熵和进化论，打开了深化人文主义道德辩护的大门。社会契约的传统分析，是设想在没有实体的灵魂之间展开一场对话。现在假设推理者存在于物质世界之中，让我们用最基本的前提来让这个理想化的概念变得丰满起来。
这些实体化的生命，必须在一片茫茫物质之中，在惊人的小概率情况下，通过成为自然选择的产物，将自身组织成为一个有思想的器官。而自然选择，是唯一能够产生复杂适应性设计的实体过程。[7]而且，他们一定是在足够长的时间中抵抗住了熵的破坏，才能前来参加讨论并坚持到底。这就意味着，他们从环境中获取能量，驻留在能保持他们身体完整性的狭窄环境范围内，并成功抵御了来自有生命和无生命危险的攻击。作为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产物，他们必须是一棵深深植根的复制基因树的子孙。在这棵树上，每一个复制基因都赢得了配偶，并孕育出了可存活的后代。因为智慧并非某种神奇的算法，而是由知识不断补给的，所以，他们在内驱力的作用下，去吸收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留意其中的非随机模式。如果他们与其他理性实体交换想法，那么就一定是用说话的方式：他们一定是承担了时间和安全上的风险，以成为在彼此间产生互动的社会存在体。[8]
允许理性主体在物质世界中存在的物理要求，不是抽象的设计规范，而是在大脑中所实现的欲望、需求、情绪、痛苦和愉悦。平均来看，在人类这一物种形成的环境中，愉悦的经历让我们的祖先得以生存，并孕育出能存活下来的孩子，而痛苦的经历则会以死亡告终。这意味着，食物、舒适、好奇、美、刺激、爱、性和友情，都不是肤浅的放纵或享乐主义的干扰。它们是因果链中的链接，让心智得以产生。与禁欲主义和清教徒式的制度不同，人文伦理不会对寻求舒适、快乐和满足的人的内在价值进行怀疑和事后评判，如果人们不去寻求这些东西，就根本不会有人的存在。与此同时，进化保证了这些欲望彼此之间的分歧，以及人与人之间因欲望而产生的竞争与不和。[9]所谓的智慧，很大程度上在于平衡自我内在的相互矛盾的欲望，而所谓的道德和政治，主要在于平衡人与人之间相互矛盾的欲望。
正如第2章中我紧随约翰·图比的观点之后讲到的，熵定律令我们身处另一个永久性威胁之下。为了让一具躯体以及一个心灵正常工作，许多东西必须全部正常运作，只要一个部分出错，就会永久性关停——流血、窒息、微观生物钟失效等等。某一主体的侵略行为可以致使另一主体不复存在。我们都极容易受到暴力的伤害，但同时，如果我们都同意克制暴力，就能享受到巨大的好处。社会主体怎样才能放弃相互欺压的诱惑，以换取不被欺压的安全，这一种和平主义者困境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人类头顶之上，令和平与安全成为人文主义道德的永恒追求。[10]历史上暴力事件的下降，证明这是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任何一种有形实体，在暴力面前都不堪一击。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冷酷的、自私的、自大的反社会者不能一直脱离于道德话语，以及道德话语对公正和非暴力的需求之外。如果他拒绝加入道德这场游戏，那么在每一个人的眼中，他就变成了一个毫无顾忌的威胁，就像细菌、野火，或者是狂暴的狼獾一样，只能被蛮力所破解，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正如霍布斯所言：“不与野兽签契约。”现在，只要他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受到伤害，就会抓住机会行恶，但是熵定律排除了这个可能性。他可能会对每一个人施暴一段时间，但最终，施暴目标的集体力量会占上风。永远不受伤害是不可能的，这一事实创造出一种诱因，就连最无情的反社会者都会重新回到道德的圆桌会议。正如心理学家彼得·迪西奥利（Peter DeScioli）所言，当你独自面对对手，最好的武器可能是一把斧头，但当你在一群旁观者在场时与敌方对峙，最好的武器可能是一段论述。[11]而参与论辩的人，可能会被更优秀的辩手打败。最终，道德世界会将每一个能思考的人包括进来。
进化论也帮助解释了世俗道德的另一个基础：我们付出同情的能力，或如启蒙运动的诸位作家所言，仁慈、怜惜、想象力或怜悯的能力。即使理性主体认为保持道德感符合每一个人的长远利益，也很难想象他会两肋插刀地去为了他人的利益作出牺牲，除非有什么东西能给他带来动力。这股动力，不需要来自他肩头上的天使；进化心理学告诉了我们，这股动力来自于令我们成为社会动物的情感。[12]基因构造将我们在生命大网中彼此相连，而亲属之间的同情则能从基因构造的重叠中显现出来。每个人心中都有的同情，源自于大自然的公正：每个人都可能在身陷困境时，因他人的一点点小恩惠而获得巨大的利益。由此可见，如果彼此之间相亲相爱，而不是每个人都只为自己考虑，只知索取不肯回报，那么所有人都会过得更好。进化就是这样对道德情操进行选择的：同情、信任、感激、愧疚、羞耻、原谅，以及正义的愤怒。由于同情是心理构造中的一部分，因此可以通过理性和体验得到扩展，去拥抱众生。[13]
人文主义就是功利主义吗？
对人文主义另一种哲学上的反对意见，认为人文主义“不过是功利主义”，也就是说以最大化人类繁荣为基础的道德，和为最多的人寻求最大幸福的道德是相同的。[14]（哲学家常常将幸福称作“效用”。）任何一个上过“道德哲学导论”课的人，都能脱口而出其中的问题所在。[15]如果存在一个效用怪兽，吃人带给它的快乐比被它吃掉的受害者活着时所体验到的快乐要多，那么是否应该放任其继续吃人？能否招募一些志愿者，对其实行安乐死，利用他们的器官去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如果市民因一场谋杀悬案而愤怒，甚至酿成血腥暴乱，警方是否应该陷害城里的酒鬼，将他逮捕，以此来安抚市民？如果一种药物能让我们永远陷入熟睡状态，还一直做美梦，是否应该服用这种药物？是否应该建起一些能以极其低廉的成本为数十亿只快乐的兔子遮风挡雨的仓库？这些思想实验，就是道义伦理学的写照。这一领域包括权利、义务和原则等内容，通过特定行为的本质，对其道德性进行评价。在某些版本的道义伦理学中，原则来自于神的指示。
人文主义的确存在功利主义色彩，或者至少有一种结果主义色彩，行为和政策通过各自所引发的结果而受到道德评判。这里所说的结果，不应局限在看到某人脸上露出笑容这样狭窄的幸福感，而是包括了更加宽泛的繁荣与发展，包括生儿育女、自我表达、教育、丰富的体验，以及创造出拥有持续价值的作品（见第18章）。人文主义的结果主义色彩，其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要点，具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每一位道德哲学课的学生，只要到课程表的第二周还能强打精神听下去，就能脱口而出道义伦理学所存在的问题。如果撒谎从本质上讲是错误的，那么是否必须在盖世太保想知道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行踪之时，说出实情？自慰真的像典型的道义论者康德所言，是不道德的吗，因为人是在把自己作为满足动物冲动的手段，而人应该永远被当作目标，而非手段？如果恐怖分子藏匿了一个会伤及数百万无辜生命的定时核弹，对他施以水刑，逼他说出核弹的位置，是不是不道德的行为？天上不会传来如雷贯耳的真神之声，谁又能无中生有地制订原则，指认某些行为从本质上讲就是不道德的，即使这些行为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也不例外？在不同的时代，道德主义者都用上了道义论思维，坚持认为疫苗、麻醉、输血、人寿保险、跨种族婚姻和同性恋从本质上讲都是错误的。
许多道德哲学家都认为，入门课程中的二分法引出得太过突然。[16]道义论原则通常是将最大幸福感带给最大多数人的一种好办法。没人能预估到他的行为在无穷无尽的未来所能引发的每一个结果，而且人们总是能将自己的自私行为美化成为对他人有益的好事，因此，提升整体幸福感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划出一条没人能逾越的明确界限。我们不允许政府欺诈或谋杀市民，因为真正的政治家和那些思想实验中无所不能、乐善好施的半神半人不同，可能会任性专断地滥用手中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陷害无辜人士，为其定下死罪，或对其实施安乐死以采集器官的政府，无法为最大多数的人创造出最大幸福的原因之一。
或是以平等待遇原则为例。歧视妇女儿童的法律，是否从本质上讲就是不公平的，还是因为被歧视对象受到伤害，所以值得谴责？我们不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反之，任何一个带有危害后果的道义论原则，例如排斥输血的“维生血液的神圣性”，都可以弃之不顾。人权促进人类的繁荣。这就是为什么人文主义和人权在实践上是坚定的盟友。
其次，人文主义无须因它与功利主义的重叠而感到尴尬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种道德思路有着提升人类福祉的实践经验。切萨雷·贝卡里亚、杰里米·边沁和约翰·密尔等古典功利主义者，针对奴隶制、施虐惩罚、虐待动物、同性恋定罪以及女性的附属地位等等在当年占主流地位的思想，展开攻击。[17]就连诸如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等抽象的权利，也经由这些人从利益得失的角度进行了维护，就像托马斯·杰斐逊写到的一样：“政府的立法权，只延伸到那些对他人不公正的行为上。但是，如果我说有20位神灵，或世上并无神灵，并不会对我或我的邻居造成伤害。既不会让我花钱，也不会让我伤筋动骨。”[18]全民教育、工人权利以及环境保护，也都是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至少从目前来看，效用恶魔和养兔工厂并没有变成什么麻烦。
功利主义言论常常获胜，有一个很站得住脚的原因：每个人都能理解它们。诸如“无害不罚”“如果没人受伤，就没有错”，以及“如果我有跳海的想法，就算跳了也和别人无关”等原则，可能并不深奥，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只要说出来，人们就能立刻听明白，谁要是想表示反对，就要花费大量的心思去找证据。但这并不是说功利主义是源自直觉的。古典自由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得比较晚，而传统文化认为，成年人私下里做的事情，他人无须问津。[19]
哲学家兼认知神经科学家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认为，许多道义论信念根源于部落主义、纯洁、厌恶、社会规范等原始本能，而功利主义结论诞生于理性的思考。[20]他甚至还展示出，两种类型的道德思想，分别动用了大脑的情绪和理性系统。格林还认为，当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必须针对某道德条律达成一致意见时，他们总是倾向于采用功利主义思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某些改革运动，例如女性平等和同性恋婚姻，能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推翻长达几个世纪的先例：除了习俗和直觉之外，现状没有任何支柱，在功利主义论证面前毫无立足之地。
共有的人性
就算人文主义运动用有关权利的语言去强化其目标，让这些权利能站得住脚的哲学体系，也一定是“单薄”的。[21]世界主义世界中切实可行的道德哲学，不能构建在层层错综复杂的论证基础之上，或是盘踞在深奥的形而上学或宗教信仰之上。必须利用每个人都能理解、都能认同的简单透彻的原则。人类繁荣的理想，认为人们拥有漫长、健康、幸福、富足而充满激情的人生是一件好事，而这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因为其基础不多不少正好是我们共有的人性。
历史证实，当不同的文化走到一起，想要寻求共同点时，就会以人文主义为大本营聚合起来。美国宪法实行政教分离，这样的做法并不仅仅源于启蒙运动的哲学，还源于实际操作中的必要性。经济学家塞缪尔·哈蒙德（Samuel Hammond）发现，后来加入美国的13个英国殖民地中，有8个都有官方教堂，而这些教堂通过为政府官员支付工资、强制执行严格的宗教仪式、迫害其他教派的成员等方式，侵入公共领域。将这些殖民地统一到一部宪法之下的唯一方法，就是确保将宗教表达与实践作为天赋人权。[22]
一个半世纪之后，世界大战后百废待兴的几个国家，为了达成团结合作而制定了一套规则。这些国家不太可能认同“耶稣基督是救世主”或“美国是一座闪耀的山顶之城”。194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了几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共同商讨哪些权利应被包括到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之中，这些人包括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甘地、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哈罗德·拉斯基、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和德日进（Peirre Teilhard de Chardin）等，以及著名儒家和穆斯林学者。没想到，人们列出的权利列表非常相似。马里坦在介绍工作成果之时，这样说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在讨论人权问题时，有人因具有相反意识形态的人却对权利列表表示认同而感到惊诧。“没错，”他们说道，“我们认同这些权利，前提条件是不要有人来问我们为什么。”[23]
《世界人权宣言》是一部有着30项条款的人文主义宣言。由于起草委员会主席埃莉诺·罗斯福的决心，这部宣言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便完成起草，并一直向前发展，还避免了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潭。[24]第一版的作者约翰·汉弗莱（John Humphrey）被问到这份宣言所依据的原则时，他机智而得体地答道：“从来没有什么哲学。”[25] 1948年12月，《世界人权宣言》在联合国大会上全票通过。与以往人权问题被指责为狭隘的西方信条的情况不同，这份宣言得到了印度、中国、泰国、缅甸、埃塞俄比亚，以及7个穆斯林国家的支持，罗斯福还用尽了浑身解数，才迫使美国和英国的官员对这份宣言表达支持：美国担心黑人问题，英国担心殖民地问题。苏联、沙特阿拉伯和南非弃权。[26]
《世界人权宣言》已经翻译成了500多种语言，影响了在随后几十年起草的绝大多数国家宪法，以及许多国际法律、条约和组织。至今已年逾古稀的《世界人权宣言》，还丝毫未显出老态。
人文主义的两个敌人
虽然人文主义是人们在理性状态下，在存在文化差异、需要求同存异的情况下会去选择的道德准则，但并不是说人文主义是刻意迎合大多数人的权宜之计。道德的初衷是人类繁荣的最大化，这一观点与两个长期以来十分富有诱惑力的观点形成了冲突。第一个是有神论道德：道德在于服从神的命令，而神的命令则通过此生和来世的超自然奖励与惩罚来执行。第二个是浪漫英雄主义：道德由个人或国家的纯洁、真实与伟大组成。尽管浪漫英雄主义是在19世纪出现的，但还是可以在新近涌现出来的颇具影响力的运动中找到其身影，包括威权民粹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新反应主义（neo-reaction）和另类右翼。
许多不认同这些人文主义替代性观点的知识分子，依然认为他们捕捉到了人类心理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人们需要有神论、心灵指引、英雄主义或部落信仰。他们会说，人文主义可能没有错，但却与人性背道而驰。没有哪个以人文主义原则为基石的社会能长久存在于世，更不用说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全球秩序了。
从心理学的断言到历史判断，只有一步之遥：不可避免的崩盘已经开始，我们正在亲眼看着自由、世界性、启蒙、人文的世界观在眼前分崩离析。《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杰·科恩（Roger Cohen）曾于2016年宣称：“自由主义已经消亡。”“自由民主实验，以其源于启蒙运动思想的开明信念，相信个人拥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有能力通过他们的意志来自由决定他们的命运，但只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插曲。”[27]在《启蒙运动大发展》（The Enlightenment Had a Good Run）一文中，《波士顿环球报》社论作者斯蒂芬·金泽（Stephen Kinzer）表示赞同：
世界主义是启蒙思想的核心，它所产生的结果给许多社会中的人们带来了困扰。这就让他们回到了灵长类动物本能所喜爱的统治体系：强大的首领保护着部落，作为回报，部落成员服从首领的命令……理性并非道德的基础，它拒绝精神力量，否定情感、艺术和创造力的重要性。当理性达到冷酷而不人道的境地时，就会使人们脱离赋予生命以意义的根深蒂固的结构。[28]
其他权威人士还补充说，难怪这么多年轻人会受到“伊斯兰国”组织的吸引：他们正在远离“枯燥的世俗主义”，寻求“激进的宗教矫正，以改变没精打采的看待人类生活的视角”。[29]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把本书命名为《现存的启蒙运动》？别傻了！本书第二部分，我记录了现实中的进步；而这一部分，我关注的是驱动进步的思想，以及我为什么希望这些思想能够源远流长。在对前两章中针对理性和科学持反对意见的案例进行驳斥之后，我现在将讨论对人文主义持反对意见的案例。我将对这些论点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表明，对人文主义道德、心理和历史持反对意见的论点是错误的。对一种思想进行理解的最好方法，就是看明白它究竟不是什么，因此，将人文主义的替代思想放在显微镜下研究，可以提醒我们，在推进启蒙思想的过程中，什么才是利害攸关的。首先，来看看反对人文主义的宗教案例，之后再来看看浪漫主义、英雄主义、部落情结、独裁情结这一复合体。
第一个敌人：有神论道德
没有上帝，真的能做个好人吗？由人文主义科学家推动的无神论宇宙，是否被科学本身的发现所破坏？我们体内是否有一种对神的存在的天然适应，也就是说在我们的DNA中有一个神的基因，在大脑中有一个神的模块，这让有神论的宗教永远存在于世，不断对世俗的人文主义予以反击？
先从宗教道德开始。的确，许多宗教戒律禁止人们互相之间的谋杀、袭击、抢劫或背叛。而世俗道德准则也是如此，而且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所有理性的、利己的、合群的行动者，都希望他们的同胞也认同这些规则。毫不奇怪，每个国家都将这些内容编入法律，而且这些内容也的确貌似存在于每一个人类社会之中。[30]
秉承超自然理念的立法者，能为人文主义信念做些什么，才能锦上添花呢？最明显的一个补充，就是超自然理念的强制性：这一信念认为，如果某人犯了罪，就会被神打击，被诅咒到地狱，或者从《生命之书》上除名。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补充，因为世俗的执法机构不可能发现并惩罚每一个违法行为，而且每个人都有动机让其他人相信他们无法逃脱谋杀的惩罚。[31]就像圣诞老人总是在你睡觉的时候来看望你一样，他知道你什么时候醒着，知道你是乖孩子还是坏孩子，所以看在神的份上，你要做个乖孩子。
但是，有神论道德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首先，没有好的理由让我们相信上帝的存在。瑞贝卡·纽伯格·戈尔茨坦（Rebecca Newberger Goldstein）在小说《上帝存在的36个理由》（Thirty-Six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的非小说附录中，引用了柏拉图、斯宾诺莎、休谟、康德和罗素的部分作品，提出了针对书中每一个论点的反驳。[32]其中最常见的论点，如信仰、启示、经文、权威、传统和主观吸引，根本称不上是论据。这不仅仅是说，理性证明这些论点不可信。也就是说，不同的宗教，利用这些元素确定了彼此不相容的信仰：有多少神，他们创造了什么奇迹，以及对奉献者有什么要求等等，都不相同。历史学者已经充分证明，宗教经典都是它们所属历史时代的人类产物，其中包括内部矛盾、事实错误、对邻近文明的剽窃以及科学上的荒谬，比如上帝在区分出昼夜三天后才创造了太阳。经验丰富的神学家提出的深奥论点也没强到哪里去。利用宇宙论和本体论来论证上帝存在的逻辑，是无效的。达尔文反驳了设计论，其他论点要么是明显的大错特错，例如人类拥有与生俱来感知上帝的能力，要么是明目张胆的逃脱，例如，暗示复活对于上帝的意义来说太过重要，以至于上帝不允许此事得到经验性验证。
一些作家坚持认为，科学不应参与到这场对话中来。他们试图给科学扣上“方法论自然主义”的帽子，使科学即使从原则上也无法去评价宗教的主张。这就开辟出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信徒们既能保护自己的信仰，又能保持对科学的同情。但正如在前一章中看到的，科学不是一场带有专制规则的游戏，而是利用理性去解释宇宙万物，并确定该解释是否正确的应用。在《信仰与现实》（Faith Versus Fact）一书中，生物学家杰里·科因（Jerry Coyne）认为，《圣经》中神的存在，是一个完全可验证的科学假设。[33]《圣经》的历史记载可以经由考古学、遗传学和文献学得到证实。它完全有可能包含了拥有不可思议先见之明的科学真理，如“你不能比光走得更快”或“纠缠在一起的两股绳蕴含着生命的秘密”。一天，天空中可能会出现一道明亮的光，一个穿着白色长袍和凉鞋的人，在有翼天使的簇拥下，从天而降，让盲人重见光明，让死人复活。我们可能会发现，祈祷可以恢复视力，截肢后再长出四肢，提起先知穆罕默德名字的人会立刻遭雷击，而那些每天向真主祈祷五次的人则远离疾病和不幸。更宽泛地说，数据可能显示，好人有好报，坏人有恶报：母亲死于分娩，儿童受癌症折磨，还有那数以百万计的地震、海啸和大屠杀的受害者。
有神论道德的其他组成部分，诸如非物质灵魂的存在以及超越物质和能量的现实，也同样是可经测试的。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被砍下来却依然能说话的头颅。预言家可以预测出自然灾害和恐怖袭击的确切日期。希尔达大婶可以从天外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告诉我们珠宝藏在哪块地板下面。经历过灵魂出窍的濒死病人，在回忆起那段过往时，可能会想起他们的感官无法获取的可证实细节。但是，这些报道都被揭露为荒诞的故事、虚假的记忆、过度解释的巧合和廉价的把戏，这就破坏了一个假设，也就是存在受制于神圣正义的非物质灵魂。[34]当然，也有一些有神论的哲学，认为上帝创造了宇宙，然后退居二线去观察万事万物的运转，或者“上帝”只是物理和数学定律的同义词。但是这些不作为的神，没有资格为道德提供支持。
第一道上帝鸿沟：不可能的宇宙
许多有神论的信仰，都起源于对诸如天气、疾病和物种起源等自然现象的解释假说。随着这些假说逐渐被科学理论取代，神教的范围也越来越小。但是由于我们的科学理解永远不完整，人们总是将称为“鸿沟之神”的伪论证作为最后的手段。如今，手段更加高明的有神论者试图将上帝放在这两个鸿沟之中：基本物理常数，意识的困难问题。坚持认为不能援引上帝来为道德进行辩护的人文主义者，都可能面临这些鸿沟问题。那么，不妨让我来分别说上几句。我们会发现，它们很可能会走上用宙斯投掷雷击来解释雷暴的那条老路。
我们的宇宙可以用几个数字来标识，包括自然界中力的强度（重力、电磁力与核力）、时空宏观维度的数量（4）和暗能量密度（宇宙膨胀加速度的来源）。马丁·里斯在《六个数》（Just Six Numbers）(73)一书中，用一只手外加一根手指列举出了这六个数字；确切的数字取决于人们所引用的物理理论的版本，以及人们是计算常数本身还是它们之间的比例。如果这些常数中的任何一个减去一个极小量，那么物质就会自动分崩离析，而恒星、星系和行星，以及地球生命和智人，都是不可能形成的。当今公认的最好的物理学理论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常数要如此精心地调整到极细微的精度，从而使我们得以存在，尤其是暗能量的密度。因此，有神论的观点认为，一定存在一个调谐器，那就是上帝。这是将设计论运用于整个宇宙，而不仅仅是生物界。
一个最直接的反对观点，就是同样古老的神正论问题。如果上帝凭借他无穷的力量和知识，对宇宙进行了微调，使我们的存在成为可能，那么，为什么他要设计这样一个地球，在这个地球上，地质和气象灾难会无情地毁灭那些无辜的人们所居住的地区？曾严重打击过我们的物种，并有可能在未来彻底灭绝人类物种的超级火山，其神圣的使命是什么？太阳有朝一日终将进化成为红巨星，其神圣使命又是什么？
但是，神正论的推测超出了话题的范围。物理学家们并没有因为基本常数的明显微调感到震惊，而是在积极地寻求多种解释。物理学家维克多·斯滕格（Victor Stenger）写了一本《精密调谐的谬误》（The Fallacy of Fine-Tuning），从书名中就能找到线索。[35]许多物理学家认为，现在下结论说基本常数的值是任意的，或者是唯一能促成生命的，还为时过早。对物理学的更加深入的理解，尤其是一直以来学界所追求的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统一可能表明，某些数值必须就是其本身。我们可能会了解到，其他常数也能取别的值，更重要的是，不同常数取的一组值也能产生一个稳定的、充满物质的宇宙，一个并非我们所知所爱的宇宙。物理学的进步可能会揭示，这些常数并没有经过微调，而一个能维持生命的宇宙的出现概率也并非小到不可能。
另一种解释是，我们的宇宙只是一个广阔无垠的宇宙景观之中的一块区域。在这个多元宇宙中，每个宇宙都有不同的基本常数。[36]我们发现自己存在于一个兼容生命的宇宙之中，并不是因为它的微调允许我们存在，而是因为我们存在的事实意味着这个宇宙就是这种能兼容生命的宇宙类型，而不是那数不胜数的无法兼容生命的宇宙之中的一个。微调是一种事后推理的谬论，就像中彩票的人总是会去想究竟是什么让自己以极小的概率获奖一样。一定会有人中彩票，只是因为碰巧是他，他才开始怀疑。选择的产物令人们去寻找关于物理常数的并不存在的深层解释，这已经不是头一次了。开普勒为地球离太阳1.5亿千米的原因感到痛苦，因为这样的距离，恰好可以让填满湖泊和河流的水不会永世结冰或沸腾。地球只是众多行星中的一颗，每一颗行星都与太阳或另一颗恒星有着不同的距离。我们发现自己存在于这颗行星上而不是在火星上，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多元宇宙的理论若与其他物理学理论不能保持一致，则其本身也是一个因果颠倒的事后解释。特别是这个理论真空空间可以发生大爆炸，成长为新的宇宙，而新生宇宙可以存在不同的基本常数。 37 同样，这个想法也让很多人非常反感，尤其是一些物理学家，因为它带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放荡无度。无穷多的宇宙，或至少数量大到足以包含所有可能的物质组合的宇宙意味着，在某些宇宙之中，存在和你一模一样的你，只不过你和别人结了婚，昨晚被杀，名叫伊芙琳，有根头发长错了地方，刚才就已经将这本书放下了，根本没有读到这句话，等等。
然而，不管这些想法多么令人不安，思想史的发展告诉我们，认知上的不安并不能很好地为现实提供指导。最优秀的科学成果，不断地用令人不安的发现去侮辱先辈的常识，而这些发现还被证明是正确的。举例来说，地球是圆的、高速下时间减慢、量子叠加、弯曲的时空，当然还包括进化。的确，一旦克服了最初的惊诧，就会发现，多元宇宙并不是那么诡异。这甚至不是物理学家第一次有理由假设多元宇宙的存在。
关于多元宇宙的另一种直截了当的说法是：宇宙是无限的，物质均匀地分布在宇宙之中，因此，在我们的宇宙视野之外，一定存在充斥着三维空间的无限多的宇宙。还有一个说法，是从多世界的角度去解释量子力学，其中，概率量子过程的多个结果在叠加平行宇宙中全部实现，如光子的所有可能轨迹。这有可能会促生量子计算机，使得计算中变量所有可能的值都同时得到表示。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元宇宙是有关现实的更为简单的理论，因为如果我们的宇宙是唯一存在的宇宙，那么就需要把原本简洁的物理学定律复杂化，对我们的宇宙的狭窄初始条件和狭窄物理常数进行武断的规定。正如四类多元宇宙的拥护者物理学家迈克斯·泰格马克所言：“由此，我们的判断归根结底是看哪一方更加废话连篇，不够简洁：是许多个世界，还是许多的话。”(74)
如果最终证明多元宇宙是对基本物理常数的最好解释，那么这将不是我们头一次被外面的世界所震撼。我们的祖先不得不接受令人难以置信的现实，例如西半球的发现、另外8颗行星、银河系中的1 000亿颗恒星、许多恒星都自带行星，以及可观测宇宙中的1 000亿个星系。如果理性再一次与直觉相矛盾，那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让直觉自惭形秽。另一位多元宇宙的拥护者布莱恩·格林（Brian Greene）提醒我们：
从一个精巧的、小型的、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到一个充斥着数十亿个星系的宇宙，这样一段旅程，既令人兴奋又感到谦卑。我们被迫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神圣信仰，但在如此巨大的降格中，我们已经证明了人类智慧的能力，它能够超越普通经验的范围，揭示非凡的真理。[38]
第二道上帝鸿沟：意识的困难问题
另一个上帝立足的鸿沟，就是“意识的困难问题”，也被称为感知、主体性、现象意识和感受质问题。[39]感受质就是意识的“定性”方面。这个说法，最初是由哲学家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提出来的。它原本是个学术圈内部的玩笑。所谓的简单问题是指一种科学挑战：将有意识和无意识心理计算区分开来，识别意识在大脑中的基质，并对意识发展进化的原因进行解释。与困难问题相比，简单问题是“简单”的，就像治愈癌症或者把人送上月球那样简单，因为这些活动是可以通过科学来驾驭的。幸运的是，这个简单的问题不仅仅是可以驾驭的：我们正在一步步靠近那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为什么能体验到一个稳定、坚固、由彩色三维物体组成的世界，而不是在视网膜上形成由像素构成的万花筒；为什么喜欢并去寻找食物、性和身体的完整性，而同时厌恶并竭力避免社会隔离和组织损伤：其原因早就不再神秘，这些内部状态及其所鼓励的行为，是很明显的达尔文适应性的体现。随着进化心理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意识体验可以通过同样的思路得到解释，包括心智上的迷恋、道德情感和审美反应。[40]
意识的计算和神经生物学基础，也不是那么令人困惑。认知神经学家斯坦尼斯拉斯·迪昂（Stanislas Dehaene）(75)和同事认为，意识的功能表现为“全局工作区”或“黑板”。[41]黑板这个比喻，指的是一组不同的计算模块能够以一种通用格式将其结果发布出来，让其他模块都可以“看到”。这些模块包括知觉、记忆、动机、语言理解和行动计划。上述模块都可以访问当前相关的通用信息库，也就是意识的内容，使我们可以描述、掌握或接近所看到的东西，对别人的言行予以回应，以我们的需求和所知的信息为基础去记忆和计划。相反，每个模块内部的计算，比如双眼对深度的计算，或者排列构成一个动作的肌肉收缩的顺序，可以处理它们专有的输入流，而且是在意识水平之下进行，不需要全局图景。在大脑中，这一全局工作区体现为一个神经网络的有节奏的同步激活，这一神经网络将前额叶和顶叶大脑皮质相互连接，再连接至提供感知、记忆和动机信号的不同大脑区域。
为什么每个有意识的人在主观上都能感觉到某种东西，红色看起来很红，而盐尝起来很咸。这些所谓的困难问题之所以困难，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深奥难解的科学话题，而是因为它是一个令人挠头的概念谜题。其中包括脑筋急转弯一样的问题，比如我看到的红色是不是你看到的红色，做一只蝙蝠是什么体验，僵尸是否存在。这里的僵尸指的是和你我看起来毫无差别的人，但只是一具躯壳，感觉不到任何东西。如果僵尸存在，那么是不是除了我以外所有人都是僵尸，完美逼真、栩栩如生的机器人是否会有意识，将我的大脑神经连接上传到云端，是否能让我永世不朽，《星际迷航》的运输工具是否真的把柯克船长送到了行星表面，还是将其谋杀并重新制造了一个双胞胎。
有些哲学家认为意识的困难问题并不存在，如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76)在《意识的解释》（Consciousness Explained）中提出的观点：困难问题是一种思维混乱，源于想象一个矮人坐在头颅内剧院之中的坏习惯。这是一个脱离肉体的体验者，他会暂时蹑手蹑脚地离开我的剧院，到你的剧院去看一看红色，或者去蝙蝠的剧院逛一逛，顺便看场电影；这个人，在僵尸中并不存在，在机器人中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这个人在通往扎克多恩(77)的光束旅行中，可能存活下来，也可能不能。
有时，当我看到困难问题所招致的麻烦，例如保守知识分子蒂奈什·德索萨（Dinesh D'souza）挥舞着我的著作《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讨论上帝的存在时，我更倾向于同意丹尼特的意见，认为没有这个说法反而更好。与各种误解相反，困难问题并不在于诡异的物理或超自然现象，如透视、心灵感应、时间旅行、占卜或远距离行动。它不需要奇异的量子物理学、矫揉造作的能量振动，或其他新世纪荒谬理论。对于当前的讨论来说，最重要的是，它不涉及非物质的灵魂。我们对意识所知的一切，都与意识完全依赖于神经活动的理解保持一致。
最后，我仍然认为意识的困难问题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性问题，但我同意丹尼特的观点，认为它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科学问题。[42]没有人会因为研究你是不是僵尸，或是研究行走在飞船甲板和扎克多恩星球表面的是不是同一位柯克船长而拿到资金支持。我同意其他几位哲学家的观点，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的努力，很可能是徒劳的，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概念性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的概念问题。正如托马斯·内格尔在他的著名文章《做一只蝙蝠是什么体验？》（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中所言，也许存在着“人类永远无法表达或理解的事实，即使人类物种永远存在下去也是一样——仅仅因为我们的生理结构不允许使用这种类型的概念”。[43]哲学家科林·麦金（Colin McGinn）也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我们用来解释现实的因果链、对局部及其相互作用的分析、数学方程建模等认知工具和困难问题的本质是不匹配的，这一本质既反直觉，又是整体性的。[44]
最优秀的科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意识由代表当前目标、记忆和周围环境的全局工作区组成，通过额顶叶回路的同步神经放电来实现。但这一理论中的最后一段，主观感觉像是某种回路结构，可能必须被认定为一个关于现实的事实，而解释也就此停止。我们不必对此太过惊讶。正如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在《魔鬼的字典》（The Devils Dictionary）中所讲，心灵只有凭借自身去实现自我了解，它可能永远不会感到满足，永远不会认为自己理解到了自身存在的最深层面，其内在主观性。
无论如何处理关于意识的困难问题，假定一个非物质的灵魂都是毫无帮助的。一方面，这样做是试图用一个更大的谜团来解开一个谜团。另一方面，它错误地预测了超自然现象的存在。最糟糕的是，神赐的意识并不能满足应得报应的设计规格。为什么上帝会赋予暴徒享受不义之财的能力，或者赋予性侵犯者肉欲的快感？如果制造诱惑是为了让他们通过抵御诱惑来证明自身的道德，那么为什么受害者要承担连带伤害呢？为什么一个仁慈的上帝会不满足于夺去癌症病人的生命，还要无端加上剧痛的惩罚呢？与物理现象相同，如果你认为自然法则不考虑人类的福祉，那么意识现象看起来就会和你所期望的完全一样。如果我们想让人类福祉更上一层楼，必须自己想办法做到。
有神论道德的问题
这就引出了有神论道德的另一个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不存在上帝来发号施令和执行道德戒律，而且因为，即使有上帝，他通过宗教传达给我们的神圣法令，也不能成为道德的源头。这个解释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尤西弗罗》（Euthyphro），其中苏格拉底指出，如果神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某些行为是合乎道德的，那么我们可以直接诉诸这些理由，跳过中间人。如果神没有充分的理由，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认真对待他们的命令。毕竟，有思想的人可以给出他们不杀人、强奸或折磨的理由，而不仅仅是对永恒地狱之火的恐惧。如果他们有理由相信上帝转过身去，或者上帝告诉他们可以做坏事，那么他们也不会突然变成强奸犯和杀人凶手。
有神论道德家称，《圣经》之神不像希腊神话中反复无常的神，其本性使其无法发出不道德的命令。但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而今，开明的信奉者选择以比喻的方式去理解，或是篡改或忽视邪恶的内容，还用掐尖的手法挑选了人道禁令，而这正是关键问题所在：他们通过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对《圣经》进行解读。
《尤西弗罗》的论点驳斥了下述普遍观点：认为无神论让我们采纳了一种道德相对主义，每一个人都能去做自己的事情。这一观点错了，事实恰恰相反。人文主义道德建立在理性和人类利益的普遍基础之上：如果我们互相帮助，避免互相伤害，我们都将生活得更好，这是人类处境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出于这个原因，许多当代哲学家，包括内格尔、戈尔茨坦、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彼得·雷尔顿（Peter Railton）、理查德·博伊德（Richard Boyd）、戴维·布林克（David Brink）和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在内，都是道德现实主义者，也就是道德相对主义者的对立面，他们会提出道德陈述在客观上是真实的还是错误的观点。[45]宗教本身就是相对论性的。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任何关于有多少神、谁是地球上的先知和弥赛亚，以及他们对我们有何要求的信仰，只能依赖于一个部落的狭隘教条。
这不仅使有神论道德带有了相对主义的意味，而且还使其染上了不道德的色彩。一个非物质的灵魂不会被世俗的动机所打动，而正是这些动机会使我们可以和睦相处。通常情况下，人们若不为争夺物质资源而战，而是和平分享，他们会过得更好，尤其是当他们将自己的生命看得很重时。但是，为神圣价值观而战的人可能不会妥协，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灵魂是不朽的，那么失去自己的身体就没什么大不了，实际上，牺牲性命不过是个很小的代价，因为可以在天堂里换取永恒的奖赏。
许多历史学家都指出，宗教战争是漫长而血腥的，而宗教信仰往往会延长血腥的战争。[46]在第14章中遇到过的诗人马修·怀特，在人与人之间做过的最可怕的事情中，列出了30场宗教冲突。这些冲突导致了大约5 500万人丧生。[47]其中17次冲突，是一神论的宗教之间互相争斗；另外的8场战争中，一神论者与异教徒开战。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是因宗教道德的衰落引发的，就像特朗普前任策略家史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最近所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西方犹太－基督教与无神论者之间展开的，这是对历史的误读。[48]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双方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只有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穆斯林神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公开的无神论国家就是苏联，而且在绝大多数时候，苏联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去对抗纳粹政权的。同时，苏联同情德国基督教，反之亦然。这两个派别因厌恶世俗现代性而联合在一起。[49]希特勒本人是一位自然神论信仰者，他曾说过：“我确信我是造物者的代理人。打击犹太人，我是在替天行道。”[50]
有神论的捍卫者提出反驳观点，认为在世俗意识形态和征服的驱使下，与宗教无关的战争和暴行杀害了更多的人。说的就是相对主义！在这条曲线上对宗教进行评级是很奇怪的：如果宗教是道德的源泉，那么宗教战争和暴行的数量应该为零。显然，无神论并非一种道德体系。它只不过是一种不存在超自然信仰的状态，比如不愿意相信宙斯或毗湿奴。对无神论者来说，有神论道德的替代品是人文主义。
信仰主义者
如今，很少有思想深刻的人会宣称自己相信天堂和地狱，或者一个藐视物理定律的神。但是，许多知识分子对“新无神论”感到怒不可遏。2004—2007年之间，萨姆·哈里斯、理查德·道金斯、丹尼尔·丹尼特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他们的畅销书中提出了“新无神论”观点。[51]书里还将反对者描述为“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信仰着信仰”，是“迁就主义”者和“信仰主义”者。这种论调与第二种文化中对科学的敌意形成重叠，可能是因为与分析和实证方法论相比，他们对经文解释学更怀有同情，还不愿承认科学家和世俗哲学家对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虽然无神论与各种各样的人文主义和反人文主义的信仰能够相容，但新无神论者公开承认自己是人文主义者，因此他们世界观中的任何缺陷都可能更普遍地波及到人文主义。
信仰主义者认为，新无神论者太过尖锐和好斗，和他们批评的原教旨主义者一样令人讨厌。这令人想起一幅xkcd网络漫画(78)中，一个人物回应道：“嗯，重要的是，你找到了一种让自己对两者都有优越感的方法。”[52]他们认为，普通人不该因自身的宗教信仰而被矫正，也不应这样做，因为健康的社会需要宗教来防范自私行径和毫无意义的消费主义。宗教机构通过促进慈善、社区、社会责任、成人仪式和为科学永远无法提供答案的存在性问题提供指导，来满足人们需求。不管怎么说，大多数人都是用寓言的方式来看待宗教教义，而不是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他们从精神、恩典和神性秩序的总体感觉中找到了意义和智慧。[53]下面来看看这些说法。
信仰主义的一个讽刺性的启迪，来自于对超自然信仰心理根源的研究，包括将自然现象过度归因于设计的认知习惯，以及信仰共同体中对团结的情感感受。[54]对这些发现最自然而然的解释是，这些事物都是神经生物学构造虚构出来的。这一解释破坏了宗教信仰。但同时，也有人将这项研究理解成为，人类本性就需要宗教，正如人类需要食物、性和陪伴一样，因此去想象一个没有宗教的世界是徒劳的。
但是这种解释存在疑点。[55]并非人类的每一个特性，都是一个必须定期得到满足的自我平衡驱动力。诚然，人们在导致超自然信仰的认知错觉面前不堪一击，他们也确有属于一个群体的需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总会时不时出现一些机构，提供一系列的习俗，去鼓励这些幻想、满足这些需要。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需要将这些习俗尽收囊中，就好像人们无须为了满足性欲而加入花花公子俱乐部一样。随着社会整体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安全程度越来越提升，历史传承的宗教机构所提供的各个部分内容，也可以分开处理。许多人享受和喜爱的艺术、仪式、图腾和群体温暖，可以继续由自由的宗教组织来提供，而不用诉诸超自然的教条或铁器时代的道德。
这意味着宗教不应受到全盘谴责或赞扬，而应根据《尤西弗罗》的逻辑加以考虑。如果某些活动有正当的理由，那么就应鼓励这些活动，但不应仅仅因为它们是宗教性的活动就获得通过。在历史上的特定时间和地点，宗教的积极贡献包括教育、慈善、医疗保健、咨询、冲突化解以及其他社会服务。尽管在发达国家，这些努力与世俗的同类活动相比相形见绌，没有哪个宗教可以像在第二部分看到的那样大规模地消灭饥饿、疾病、文盲、战争、谋杀或贫困。宗教组织还可以提供一种集体团结和相互支持的感受，以及数千年来源远流长的极富美感和历史意义的艺术、仪式和建筑。我本人也很欣赏这些作品。
如果宗教机构的积极贡献来自于它们在公民社会中所承担的人文团体的作用，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些好处并不与有神论信仰捆绑为一体，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一直以来人们都知道，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比待在家里不去教堂的人更快乐，也更富慈悲心，但罗伯特·帕特南和他的政治学家同事戴维·坎贝尔（David Campbell）发现，这些善事与信仰上帝、创世、天堂或地狱没有任何关系。[56]被配偶拉进教会的无神论者，会像信徒一样表现出慈悲心，而独自祈祷的虔诚信徒，则并不是那么仁慈。同时，加入世俗的服务团体，也可以培养出集体团结精神和公民美德，例如圣地兄弟会及其儿童医院和烧伤专科医院、帮助根除小儿麻痹症的扶轮国际，以及为失明者提供治疗的狮子俱乐部。根据帕特南和坎贝尔的研究，甚至一个保龄球队都能培养起集体团结精神和公民美德。
正如宗教机构因追求人文目标而值得赞扬一样，当它们有意阻碍时，也应该受到批评。例如，信仰疗法教派不给儿童提供医疗照护，对人道安乐死的反对，学校中科学教育的颓败，对干细胞等敏感生物医学研究的抵制，以及对可以拯救生命的公共卫生政策的妨碍，譬如避孕、安全套、HPV疫苗接种等等。[57]同时，宗教也不应该被认定为怀有更高的道德目标。那些曾希望将福音派基督教的道德狂热引入社会进步运动之中的信仰主义者，早已被打击得焦头烂额。21世纪初，一个由两党环保人士组成的联盟希望在创世关怀和基于信仰的环保主义等原则的指导下，与福音派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共识。但福音派教会是共和党的一个稳定派系，该党采取了与奥巴马政府绝对不合作的策略。政治部落主义在当年大行其道，福音派教徒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选择激进的自由主义，而非支持创世理念。[58]
同样，在2016年，曾有人希望，利用基督教的谦逊、节制、宽恕、礼节、骑士精神、节俭和对弱者的同情等美德，让福音派人士转而反对一位赌场开发商，这位开发商鄙视他所谓的“失败者”。但事实并非如此。特朗普赢得了白人福音派和重生基督徒81%的选票，这一比例高于其他任何人口群体。[59]在很大程度上，他通过承诺废除一项禁止包括教堂在内的免税慈善机构参与政治活动的法律，从而赢得了他们的选票。[60]基督教的美德，同样被政治力量所压倒。
宇宙的“灵性”
如果人们不再认真对待宗教的事实原则，而其伦理原则也完全取决于是否能有世俗道德证明其合理性，那么其关于人类存在的伟大问题的智慧主张又该何去何从呢？信仰主义者最喜欢说的一件事就是，只有宗教才能表达人类内心最深处的渴望。科学永远不足以解决关于生命、死亡、爱情、孤独、失去、荣誉、宇宙正义和形而上学希望等有关存在的伟大问题。
这就是丹尼尔·丹尼特引用一个小孩所称的“深马”（deepity）：它有一种深度感，但一想到它的含义，就变成了无稽之谈。作为意义来源的宗教替代品，并不是科学。从来没有人建议我们去研究鱼类学或肾脏学，以获得关于如何生活的启示，而是要去探究人类知识、理性和人文价值的整体结构，科学便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确，这种结构中包含了起源于宗教的重要线索，比如《圣经》的语言和寓言，以及圣贤、学者和拉比的著作等等。但如今，这种结构已经被世俗的内容所主导，包括关于起源于希腊和启蒙哲学的伦理学辩论，以及莎士比亚、浪漫主义诗人、19世纪小说家以及其他伟大的艺术家和散文家作品中对爱、失落和孤独的描绘。
从普遍标准来看，许多宗教对人生重大问题的贡献，并不是深刻的、永恒的，而是浅薄和老旧的，比如“正义”的概念包括对亵渎者的惩罚，而“爱”的概念要求女人服从她的丈夫。正如所看到的，任何依赖于非物质灵魂存在的生命和死亡的概念，在事实上都是可疑的，在道德上都是危险的。既然宇宙的正义和形而上学的希望（与人类的正义和世俗的希望相反）不存在，那么寻求它们就没有意义。认为人们应该在超自然的信仰中寻找更深层的意义，这一点没有什么值得借鉴的。
那么，更抽象的“灵性”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其意义包含因个体存在而感恩、因美丽浩瀚的宇宙而感到敬畏、看到人类知识的前沿而感到谦卑，那么灵性确实是一种令生命富有意义的体验，而且能通过科学和哲学的启示而提升到更高的维度之中。但是，“灵性”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东西：认为宇宙是某种个人体验，认为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认为意义是在生命的偶发事件中才能找到的。奥普拉·温弗瑞在其最后一期节目中，说出了无数人的心声：“我理解恩典和神的显现，因此我知道世上并无巧合。不存在巧合，只有神圣的秩序。”[61]
喜剧女演员艾米·舒默（Amy Schumer）在一段名为《宇宙》（The Universe）的视频中提到了这种灵性感。它以站在恒星和星系的背景下的科普学者比尔·奈（Bill Nye）为开场：
奈：宇宙。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努力理解这团巨大的能量、气体和尘埃。
近年来，我们对宇宙存在意义的概念取得了惊人的突破。
（视野回到地球表面，来到一家酸奶店，两个年轻女子正在那里聊天。）
第一位女子：你知道吗，我开车的时候发短信来着，结果走错了路，直接经过了一家维生素店。这简直就是宇宙在告诉我应该吃钙片了。
奈：科学家曾经认为，宇宙是物质的混沌集合。现在我们知道，宇宙本质上是一股向20多岁的女性发送天际指导的力量。
（视野转到健身房，舒默和一位朋友正在健身脚踏车上锻炼。）
舒默：你知道，我和已婚老板已经在一起6个月了吗？我开始有点担心，他永远也不会离开他的妻子。但是昨天在瑜伽课上，我面前的那个女孩穿着一件衬衫，上面写着“冷静”。然后我就感觉，这就是宇宙在告诉我：“姑娘，继续放心大胆地继续鬼混吧！”[62]
从命运的变幻中看到宇宙意义的“灵性”，不仅不明智，而且极其愚蠢。通往智慧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到宇宙的法则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其次是意识到，这并不意味着生活没有意义，因为有人在乎你，反之亦然。你在乎你自己，你有责任尊重那些让你拥有生命的宇宙法则，这样你就不会挥霍自己的存在。你所爱的人也在乎你，你有责任不让你的孩子成为孤儿，不让你的配偶独身一人，也不让你的父母老无所依。任何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也会在乎你，不是说他们能感觉到你的痛苦，同情心太过虚弱，无法传播给数十亿的陌生人，而是说他们能意识到，从浩瀚宇宙的博大视角来看，你存在的意义和他们存在的意义同样重要，我们都有责任利用宇宙的法则来改善境况，让所有人都能蓬勃发展。
科学让我们不再相信奇迹
撇开争论不谈，是否有必要相信对世俗人文主义的反对？信徒、信仰主义者和对科学与进步持不满意见的人，都在幸灾乐祸地看着世界各地不断出现的宗教回归热潮。但正如将要了解到的，这种反弹是一种幻觉：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宗教，根本不是宗教。
对宗教信仰的历史进行评估并不容易。很少有调查能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向人们提出同样的问题，即使可以，受访者也会有不同的解读。许多人都不愿意给自己贴上“无神论者”的标签，他们把这个词和“不道德”画上等号，一旦沾染上这个标签，就会遭受敌意、歧视，以及在许多穆斯林国家中受到监禁、致残甚至死亡。[63]此外，大多数人都是模棱两可的神学家，他们承认自己没有宗教或宗教信仰，认为宗教不重要，自身更注重灵性而非宗教，或者相信一些不是上帝的“神力”，而与此同时，并不会自称为无神论者。取决于不同宗教替代品的措辞，不同的调查可能会以对非宗教的不同评估而告终。
我们不能确定在过去的几十年和几个世纪中有多少不信教的人，但不可能有太多人；据估计，1900年这一比例为0.2%。[64]根据盖洛普国际在57个国家中针对5万人进行调查而得出的全球宗教信仰与无神论指数，2012年时13%的世界人口认为自己“相信无神论”，与2005年的10%相比有所提升。[65]可以笃定地说，贯穿20世纪的发展历程，无神论者的全球人口比例增加了500倍，而且到了21世纪迄今为止又翻了一番。另有23%的世界人口认为自己“不是宗教人士”，只剩下59%的人认为自己是“宗教人士”，而这个数字在一个世纪前甚至曾接近100%。
根据社会科学中一个叫作世俗化的古老观点，不信教是富裕和教育的自然结果。[66]最近的研究证实，较富裕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国家往往没什么虔诚的信徒。[67]在西欧、英联邦和东亚的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下降最为明显。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中国香港地区、爱尔兰、日本、荷兰、瑞典和其他几个国家或地区，宗教人士占少数，无神论者占总人口的1/4以上。[68]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宗教信仰也有所下降，但在拉丁美洲、伊斯兰世界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却并非如此。
这些数据，没有显示出全球宗教复兴的迹象。该指数在2005年和2012年都调查的39个国家中，只有11个国家的宗教信仰有抬头的趋势，没有一个国家宗教发展超过6个百分点，还有26个国家的宗教信仰程度有所下降，许多下降程度都达到两位数。与新闻留给我们的印象相反，波兰、俄罗斯、波斯尼亚、土耳其、印度、尼日利亚和肯尼亚这些宗教激进国家，在这7年里信仰程度出现了下滑，美国亦然，后面会详细讲到这一点。总体而言，自称有宗教信仰的人的比例下降了9个百分点，这为许多国家“信仰无神论的人”的比例提高增加了空间。
另一项来自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调查，试图从数据推测出宗教人口的未来。调查发现，2010年，世界上1/6的人在被问及宗教信仰时选择了“无”。世界上选择“无”宗教信仰的人，比印度教徒、佛教徒、犹太人或民间宗教的信徒还要多，这是大多数人都希望转入的“教派”。到2050年，将有额外的6 150万人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
所有这些数字都在表明，人们的宗教信仰正在减少，而宗教复兴的想法又从何而来？它来自魁北克人所称的“摇篮的复仇”（la revanche du berceau）。虔诚的信徒总是生育更多的孩子。皮尤研究中心的人口统计学家用数学模型进行了预测，发现世界人口中穆斯林的比例可能会从2010年的23.2%上升到2050年的29.7%，基督徒的比例将保持不变，而所有其他教派加上非宗教信仰者的百分比将减少。然而这个预测受制于目前的生育率估算，如果信教而且生育能力旺盛的非洲经历人口转型，或者如果第10章讨论过的穆斯林生育率下降趋势继续下去，那么这一预测可能就会不再适用。[70]
关于世俗化趋势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它是受到时代变化（时期效应）的驱动，还是受到老龄化人口（年龄效应）或世代更替（同辈效应）的驱动。[71]只有几个英语国家有我们需要的数十年数据，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加拿大人的宗教信仰有所下滑，这可能是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不是人口的老龄化。因为人们在准备与他们的创造者见面时，一般都会变得更加虔诚。英国和美国的时代思潮中并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但在这5个国家之中，每一代人的宗教信仰虔诚度都不如前一代。同辈效应是显著的。超过80%的“英国军人一代”，也就是生于1905—1924年的一代人，称他们属于某个宗教，但在同样的年龄段，只有不到30%的“千禧一代”这么认为。超过70%的“美国军人一代”称他们“知道上帝存在”，但“千禧一代”中只有40%的人这么说。
在整个盎格鲁文化圈发现的代际更替，解决了世俗化命题的一个大问题：美国这个国家很富有但却信教。早在1840年，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人比欧洲的表亲更虔诚，如今，这种区别依然存在：2012年，60%的美国人自称信教，相比之下，加拿大有46%的人，法国有37%的人，瑞典有29%的人自称信教。[72]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中，无神论者的比例是美国的2～6倍。[73]
但是，尽管美国人从更高水平的信仰开始，但他们并没有逃脱一代又一代世俗化的进程。最近的一份报告在标题中对这一趋势进行了总结：《出埃及记：为什么美国人离宗教而去，一去不返》。[74]从1972年的5%上升到今天的25%，非宗教人士的上升趋势非常明显，这使他们成为美国最大的“宗教”团体，超过了天主教徒的21%、白人福音派的16%和白人主流新教徒的13.5%。代际的倾斜程度很陡峭：只有13%的沉默的一代和年龄较大的婴儿潮一代是非宗教人士，而在千禧一代中，这一比例高达39%。[75]此外，年青一代更有可能在年龄渐长、直面生死时保持不信教的状态。[76]
这些趋势在非宗教人士的小团体中同样引人注目，这些非宗教人士不仅不是“无教者”，而且还公开承认自己不信教。说自己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或认为宗教对他们不重要的美国人可能在20世纪50年代不超过1～2个百分点，于2007年上升到10.3%，2014年上升到15.8%。这里面的代际结构大致如此：“沉默的一代”有7%，“婴儿潮一代”有11%，“千禧一代”有25%。[77]为了打破人们的敏感，承认自身的无神论观点，需要有聪明的调查技巧，从中可以看出，真实的比例甚至更高。[78]
那么，为什么评论人士认为美国的宗教正在复苏呢？这是因为另一项关于美国人的“出埃及记”发现：非宗教人士不投票。2012年，不依附于任何宗教派系的美国人占人口的20%，但只占了选民的12%。按定义来讲，有组织的宗教，是有组织的，这个组织要持续工作，从而获得选票，并将选票引至其所希望的地方。2012年，白人福音派新教徒也占成年人口的20%，但他们占选民总数的26%，是不信教人口比例的两倍多。[79]虽然非宗教人士对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支持比例是3:1，但他们在2016年11月8日那一天待在了家里，而福音派教徒则排着队投票。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欧洲的民粹主义运动之中。专家们总是把选举中出现的现象误认为是宗教的回归，这种幻象，给了我们关于世俗化为何如此隐秘的另一种解释。
为什么整个世界正在失去信仰？有这样几个原因。[80] 20世纪，一些国家曾宣布宗教非法或不鼓励信教，当这些国家实现宗教自由时，其公民在重建宗教信仰的过程中进展缓慢。疏离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公民对所有结构组织信任感的下滑，而这种信任，曾于20世纪60年代到达峰值。[81]另一个原因是全球潮流所倡导的解放价值观（见第15章），如妇女权利、生育自由和同性恋接纳。[82]此外，由于富裕、医疗和社会保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安全，不再祈求上帝将他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拥有更强大安全网的国家，宗教信仰的比例更低。[83]但最明显的原因可能是理性本身：当人们变得求知欲更强、更有科学素养时，他们就不再相信奇迹了。美国人放弃宗教最普遍的原因是“对宗教教义缺乏信仰”。[84]我们已经看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国家信教的比率较低。在世界各地，无神论掀起了弗林效应：国家智慧水平越高，国民放弃宗教信仰的比例就越高。[85]
无论原因是什么，世俗化的历史和地理都否决了这样一种恐惧：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社会注定会出现反常、虚无主义和“所有价值的日全食”。[86]世俗化与第二部分所记载的所有历史进程都是同步进行的。许多不信教的社会，如加拿大、丹麦和新西兰，都是人类历史上宜居的地方，在那里，生活中每一样可以衡量的好东西，水平都很高。而许多世界上宗教信仰最虔诚的社会，有时却不那么好。[87]
美国例外论具有启发意义：美国比西方其他国家有着更强的宗教信仰，但在人民幸福与福祉方面却表现不佳，谋杀、监禁、堕胎、性传播疾病、儿童死亡率、肥胖、教育水平低劣和过早死亡的发生比率更高。[88]这个道理适用于美国全部50个州：州内宗教信仰越虔诚，公民的生活水平就越失调。[89]因果关系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在民主国家，世俗主义可能引来人文主义，让人们远离祈祷、教义和教会权威，转向令他们及其同胞过上更好生活的实际政策。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
伊斯兰世界的进步
无论有神论道德在西方多么邪恶，其影响在当代伊斯兰教中都更加令人不安。任何关于全球进步的讨论都不能忽视伊斯兰世界，因为从客观角度来看，伊斯兰世界似乎错过了其他国家享受到的进步。若将财富水平保持不变，那么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在健康、教育、自由、幸福和民主等方面的得分较低。[90]2016年爆发的所有战争，都发生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或是涉及伊斯兰组织，而这些组织要对绝大多数的恐怖袭击负责。[91]正如在第15章中所了解到的，性别平等、个人自治和政治声音等解放价值，在伊斯兰国家比在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更不受欢迎，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许多穆斯林国家，人权问题极其严峻，这些国家会对人实施残酷的惩罚，包括鞭打、致盲、截肢，不仅针对切实的犯罪，还针对同性恋、巫术、变节，以及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自由观点。
这种进步的匮乏，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神论道德的后果？当然，这不能归因于伊斯兰教本身。伊斯兰文明经历过一场早熟的科学革命，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伊斯兰文明比基督教西方文明更加包容、国际化，内部也更加和平。[92]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中发现的一些陋习，如女性割礼和对不贞洁的姐妹和女儿进行“荣誉处死”，是古代非洲或西亚的部落习俗，却被无事生非的人误认为是伊斯兰法律。受到资源诅咒的强权政治国家，也存在一些上述问题。还有一些，是因西方对中东的粗暴干预而愈演愈烈的，包括奥斯曼帝国的分裂、对阿富汗的反苏圣战者的支持，以及对伊拉克的入侵。
但是，对进步大潮的抵制，还是可以部分归因于宗教信仰。问题始于这样一个事实：伊斯兰教义的许多戒律，从字面上看，都是明显的反人文主义的。《古兰经》的大量内容，表达了对异教徒的仇恨、殉道的可行性和武装圣战的神圣性。同样得到支持的还有对酗酒者的鞭笞、对通奸者和同性恋的石刑、将伊斯兰教的敌人钉上十字架、令异教徒沦为性奴，以及针对9岁女孩的强迫婚姻。[93]
当然，《圣经》中的许多段落也明显是反人文主义的。没必要去争论哪个更糟，真正重要的是信徒如何逐字逐句地接纳这些经文。就像其他的亚伯拉罕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也有自身的辩论活动，和犹太教、耶稣会的辩论没什么两样，引用寓言并利用划分、诡辩的手段去讨论经文中的繁文缛节。伊斯兰教也有其自身版本的文化犹太人、食堂天主教徒和名义基督徒。问题在于，这种善意的虚伪在当代伊斯兰世界尚未得到发展。
政治学家艾米·亚历山大（Amy Alexander）和克里斯蒂安·韦尔泽尔对《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有关宗教信仰的大数据进行了研究，并发现：
自认为是穆斯林的人士，是到目前为止具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人中最大的一群，占总数的82%。更令人震惊的是，在所有自称穆斯林的人士中，有92%的人在衡量宗教信仰虔诚度的10档中选择了最高的两档。相比之下，只有不到一半的犹太人、天主教徒和福音派教徒这样认为。自称为穆斯林的人，无论属于伊斯兰教的哪个分支，几乎都拥有强烈宗教信仰。[94]
类似的结果也出现在其他一些调查中。[95]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在针对39个国家进行调查后，有32个国家中一半以上的穆斯林认为，了解伊斯兰教的教义只有一种正确的方法。”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50%～93%的人相信“古兰经”应该“按字面意思，逐字逐句地解读”，“在许多国家中，绝大多数穆斯林希望伊斯兰教法成为该国的官方法律”。[96]
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但如果将伊斯兰教义是反人文主义的事实与许多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义是绝对正确的事实结合起来，再考虑到许多实施偏激政策和暴力行为的穆斯林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在遵守伊斯兰教义，那么，再认为这些不人道的做法与宗教毫无关联，真正的原因是石油、殖民主义、伊斯兰恐惧情绪、东方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话，就未免太过牵强。对于那些需要见到数据才能被说服的人，在全球信仰调查中，将社会学家喜欢测量的每一个变量的值都考虑在内，包括收入、教育和对石油收入的依赖，无论是面对国家还是个人，伊斯兰教本身，就能预测强烈的父权和其他狭隘的价值观。[97]在非穆斯林社会中，清真寺的访问频繁程度也可以做出同样的预测。而且，在穆斯林社会中，这些价值观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清真寺访问情况都不再重要。[98]
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规律，曾经对基督教也同样适用，但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就开始了一个目前仍在进行中的进程，将教会与国家相分离，为世俗的公民社会开辟一个空间，并以普遍的人文伦理作为制度的根基。在大多数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这一进程几乎还没有开始。包含许多穆斯林在内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证明，伊斯兰教对穆斯林国家的政府机构和公民社会的压制，阻碍了其经济、政治和社会进步。[99]
危害更大的，是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想通过埃及作家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的著作而变得颇具影响力。库特布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也是基地组织和其他伊斯兰运动的灵感来源。[100]这种意识形态以先知、第一位哈里发和古代阿拉伯文明的光辉岁月为基础，认为随后几个世纪的屈辱，是因为十字军、马上民族、欧洲殖民者，以及最近出现的阴险的世俗现代化者所造成的。这段屈辱历史，被视为是因放弃严格的伊斯兰实践才造成的苦果；只有恢复由伊斯兰教法统治的真正的穆斯林国家，并清除非穆斯林的影响，才能实现救赎。
虽然有神论道德对伊斯兰世界的困扰是逃不了干系的，但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如果在自己所在的社会，发现了哪怕稀释100倍的伊斯兰世界中普遍存在的镇压行为、女性贬抑、恐同和政治暴力，也会觉得震惊不已，而当这些行径以伊斯兰教的名义进行时，他们又都变成了怪异的护教者。[101]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些护教行为，是为了防止人们对穆斯林产生偏见，这种做法是令人敬佩的。一些是为了诋毁一种破坏性的也可能是自我满足的说法，即世界正卷入一场文明冲突。还有一些，则是延续了西方知识分子惯常的做法，对自己的社会表达憎恨，而对敌人的社会进行浪漫化处理。我们很快再回头来讨论这个毛病。但是，许多护教行为，都来自于神学家、信仰主义者和第二种文化知识分子对宗教的软肋，以及对全身心投入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的勉为其难。
指出当代伊斯兰信仰的反人文特征，绝不是伊斯兰恐惧情绪或文明冲突。绝大多数伊斯兰暴力和镇压的受害者是穆斯林。伊斯兰教不是一个种族，正如穆斯林活动家萨拉·海德尔（Sarah Haider）所言：“宗教只是想法，没有权利。”[102]对伊斯兰教的思想予以批评，并不比对新自由主义或共和党纲领的思想进行批评更狭隘。
伊斯兰世界能否拥有自己的启蒙运动？会有一个伊斯兰改革派、伊斯兰自由派、伊斯兰人文派、伊斯兰宗教委员会，实现清真寺和国家政权的分离吗？许多持信仰主义的知识分子为伊斯兰的反自由主义找借口，他们也坚持认为，指望穆斯林能超越反自由主义是不合理的。西方可以享受后启蒙时代社会的和平、繁荣、教育和幸福，但穆斯林永远不会接受这种肤浅的享乐主义，他们将永远坚守中世纪的信仰和习俗体系，这才是可以理解的。
但伊斯兰教的历史和伊斯兰教内部新生的运动，与这种屈尊的说法不符。之前提到，古代阿拉伯文明是科学和世俗哲学的温室。[103]阿玛蒂亚·森记录到，16世纪的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一世在穆斯林统治的印度实施了一种多信仰的、自由的社会秩序，甚至包括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当时，欧洲的宗教制裁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布鲁诺因异端邪说而被火刑处死。[104]
如今，现代化的力量正在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方发挥着作用。突尼斯、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走向自由民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见第14章）。在许多伊斯兰国家，人们对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态度正在改善（见第15章），虽然进展缓慢，但在妇女、年轻人和受教育人士中间更为明显。[105]为西方世界带来更多自由的解放力量，如互联互通、教育、流动性和女性地位的提升，并没有绕过伊斯兰世界，而代际更替的移动人行道，其前行速度可以超过步履蹒跚的步行者。[106]
同时，思想也很重要。一群穆斯林知识分子、作家和活动人士一直在推动伊斯兰教的人文主义革命。其中包括苏阿德·阿德南（Souad Adnane），阿拉伯国家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中心的联合创始人；穆斯塔法·阿克约尔（Mustafa Akyol），《无极端的伊斯兰》（Islam Without Extremes）一书的作者；费萨尔·赛义德·阿尔－穆塔尔（Faisal Saeed Al-Mutar），全球世俗人文主义运动的创始人；萨拉·海德尔（Sharah Haider），北美前穆斯林组织的联合创始人；沙迪·哈米德（Shadi Hamid），《伊斯兰例外论》（Islamic Exceptionalism）的作者；佩尔韦兹·胡德伯伊（Pervez Hoodbhoy），《伊斯兰与科学：宗教正统与理性之争》（Islam and Science: Religious Orthodoxy and the Battle for Rationality）的作者；莱拉·侯赛因（Leyla Hussein），夏娃的女儿组织创始人，该组织反对女性割礼；古鲁莱·伊斯梅尔（Gulalai Ismail），巴基斯坦“认识女孩组织”的创始人；希拉兹·马希尔（Shiraz Maher），《萨拉菲－圣战主义》（Salafi-Jihadism）的作者，本书第一部分的前言引用了他的文字；奥马尔·马哈茂德（Omar Mahmood），美国编辑；伊尔莎德·曼吉（Irshad Manji），《伊斯兰的烦恼》（The Trouble with Islam）的作者；马里亚姆·纳玛兹伊（Maryam Namazie），“所有人一部法律”组织的发言人；阿米尔·艾哈迈德·纳斯尔（Amir Ahmad Nasr），《我的伊斯兰》（My Isl@m）作者；塔斯利马·纳斯林（Taslima Nasrin），《我的少女时代》（My Girlhood）作者；马吉德·纳瓦兹（Maajid Nawaz），与萨姆·哈里斯合著《伊斯兰与宽容的未来》（Islam and the Future of Tolerance）；阿斯拉·诺玛尼（Asra Nomani），《独自站在麦加》（Standing Alone in Mecca）作者；拉希尔·拉扎（Raheel Raza），《他们的圣战，不是我的圣战》（Their Jihad, Not My Jihad）作者；阿里·里兹维（Ali Rizvi），《无神论穆斯林》（The Atheist Muslim）的作者；瓦法·苏丹（Wafa Sultan），《心怀恨意的神》（A God Who Hates）的作者；穆罕默德·赛义德（Muhammad Syed），北美前穆斯林组织总裁；最著名的就是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阿亚安·哈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和马拉拉·尤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
显然，新的伊斯兰启蒙运动必须由穆斯林作为领袖，但非穆斯林也要发挥作用。全球知识影响力网络是无缝连接的，由于西方社会具有崇高的威望和巨大的影响力，即便那些憎恨西方的人都会受到影响，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可以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向外渗透、流动和层叠。例如，本·拉登就有一本诺姆·乔姆斯基的书。[107]在哲学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的《荣誉守则》（The Honor Code）等书中，可以看到，道德进步的历史表明，一种文化中，关于另一种文化落后守旧行为的道德清晰性，并不总是会引发怀恨在心的反击，有时也会让落后的文化感到羞愧，从而引发迟来的改革。以往的例子包括奴隶制、决斗、缠足和种族隔离，美国未来的目标可能包括死刑和大规模监禁。[108]坚决捍卫启蒙价值观的知识文化，在与人文价值观发生冲突时不沉溺于宗教，可以成为世界其他地方的学生、知识分子和思想开放人士的一座灯塔。
第二个敌人：浪漫英雄主义
在阐述了人文主义的逻辑之后，我发现，这种逻辑与另外两种信仰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刚刚研究了有神论道德。现在不妨来谈谈人文主义的第二个敌人——浪漫英雄主义，也就是卷土重来的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反动思想甚至法西斯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有神论道德一样，这些意识形态声称自身具有知识的价值、与人类天性的亲和力，以及历史的必然性。我们将了解到，这三种说法都是错误的。现在从思想史讲起。
如果想挑出一位站在人文主义对立面的思想家，也就是反对本书几乎所有观点的思想家，那么没有谁能比弗里德里希·尼采更合适了。[109]在本章的前面，关于人文主义道德对冷酷、自私、自大的反社会者的处理方式，我表达了担忧。尼采认为，做一个冷酷、自私、自大的反社会者，是件好事。当然，每个人都这样就不好了，但这并不重要：大众的人生，那些“笨拙的和卑劣的人”“喋喋不休的矮人”“跳蚤甲虫”一文不值。生命中真正有价值的，是超越善恶、对权力施加意志、获得英雄荣耀的超人（Übermensch，字面意思是“超越凡人的人”）。只有通过这样的英雄主义，才能挖掘出人类物种的潜能，人类的存在才会被提升到更高层次。伟大的功绩不在于治愈疾病，为饥饿之人提供食物或带来和平，而在于艺术杰作和军事征服。
自从荷马时代的希腊人、雅利安勇士、戴着头盔的维京人那段男子气概十足的全盛时期以来，西方文明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基督教的“奴隶道德”、启蒙运动的理性崇拜，以及19世纪寻求社会改革和共同繁荣的自由运动，对其破坏尤其严重。这种柔弱的感情只会导致颓废和堕落。那些已经看破真相的人，应该“用锤子进行哲学讨论”，并给现代文明最后一击，迎来一场救赎式的大灾难，令新秩序由此而生。为了不让你觉得我不是在扎一个稻草超人，请看以下这段引文：
当他说“对一个人来说是对的，那么对另一个人来说也是对的”“不要对别人做你不希望他们对你做的事”时，我对此人的粗俗感到憎恶……这里的假设从任何角度讲都是可鄙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行为和你的行为之间存在某种价值上的对等。
我不是用责备的姿态指出罪恶和存在的痛苦，而是怀着这样的希望：生活总有一天会变得比以往更加邪恶，更充满苦难。
男人应接受战争训练，女人应接受为战士提供娱乐的训练。其他一切都是愚蠢的……到你的女人那里去吗？不要忘记带上鞭子。
需要更高水平的人向群众宣战……需要一种足够强大的学说来作为繁殖的媒介：对强者进行强化，对厌世者进行麻痹和毁灭。“道德”这种欺骗行为的灭绝……衰败种族的灭绝……统治地球，将其作为制造更高水平人类的手段。
更高层次的生命将把最伟大的任务掌握在自己手中，繁育出更高层次的人类物种，无情地消灭一切退化和寄生的东西，而这将使地球上过剩的生命再次成为可能，酒神的国度将会重新成长。[110]
这些种族灭绝的论调，听起来很像是发自一位放浪的少年，这位少年听过太多的死亡金属，或者是对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的大反派进行拙劣模仿，就像电影《王牌大贱谍》（Austin Powers）里的邪恶博士一样。事实上，尼采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21世纪。
最明显的是，尼采的思想激发了浪漫军国主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而后者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尼采本人既不是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是反犹太主义者，但这些引文作为典型的纳粹主义跃然纸面并非巧合：尼采死后成为纳粹专用的哲学家。在担任总理的第一年，希特勒去了尼采档案馆，此处由哲学家的妹妹、遗著保管人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主持，她一直在不停地鼓励希特勒与尼采思想的联系。尼采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联系则更为直接：墨索里尼在1921年写道：“相对论与尼采及其权力意志联系为一体的那一刻，就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成为个人和国家权力意志最伟大创造的时刻。”[111]尼采的思想和20世纪的造成上百万人死亡的政治运动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都是对暴力和权力的赞颂，对破坏自由民主体制的渴望，对人文的蔑视，对人类生活铁石心肠般的冷漠。[112]
你也许会认为，这一片血海，足以使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诋毁尼采的思想。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广受爱戴。一个流行的校园涂鸦和T恤衫上写着：“尼采万岁。”这并非由于此人的学说特别有说服力。正如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简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其思想“可以更简单、更诚实地用一句话来表述：‘我希望自己生活在伯里克利的雅典或美第奇的佛罗伦萨。’”。尼采的思想在道德一致性的初次测试中就通不过，也就是说，这些思想无法推及到除了提出思想之人以外的其他人。如果能回到过去，我可能会这样质问他：“我是一个超人：坚硬、冷酷、可怕、没有感情、没有良心。正如你所建议的，我将通过消灭一些多话的矮子来获得英雄般的荣耀。那就从你开始吧，矮子。我没准儿还会对你那个纳粹妹妹做点什么。除非，你能想出一个我不应该这样做的理由。”
如果尼采的观点是令人反感而不连贯的，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粉丝呢？艺术家与战士具有独特的生存价值，这个道理能吸引到许多艺术家，而这一点或许并不奇怪。举几个例子：威斯坦·体·奥登、阿尔贝·加缪、安德烈·纪德、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杰克·伦敦、托马斯·曼、三岛由纪夫、尤金·奥尼尔、威廉·巴特勒·叶芝、温德姆·刘易斯和有所保留的萧伯纳，《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的作者。相比之下，佩勒姆·沃德豪斯笔下的角色吉夫斯，这位斯宾诺莎的粉丝曾对主人伯蒂·伍斯特说：“你不会喜欢尼采，先生。他从根本上是不健全的。”尼采哲学的价值也吸引很多第二种文化人文知识分子和喜欢嘲笑“愚民大众”的社会评论家。至于前者，请回忆利维斯嘲讽斯诺对全球贫困和疾病的担忧，因为他认为“大文学”才是“人们赖以为生的”；至于后者，“愚民大众”正是美国版尼采亨利·路易斯·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称呼普通人的方式。虽然安·兰德（Ayn Rand）后来曾试图掩盖自己受到尼采的影响，但她对自私自利的颂扬、对英勇资本家的神化，以及她对普遍福利的蔑视，都显示出鲜明的尼采特征。[113]
正如墨索里尼所言，尼采是世界各地相对主义者的灵感来源。尼采蔑视科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们寻求真理的承诺，他宣称“没有事实，只有解释”，“真理是一种错误，没有它，某些物种就无法生存”。[114]当然，这也让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应该相信这些说法是真实的。由于这些原因，他对马丁·海德格尔、让－保罗·萨特、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谓是20世纪所有反对科学和客观性的知识运动的教父，包括存在主义、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值得赞扬的是，尼采是一位活跃的文体家。如果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狂热，是对尼采的文学才华的欣赏，和对他所描绘的心态的讽刺解读，而实际上他们是拒绝这种心态的，那么人们倒可以原谅这种狂热。不幸的是，这种心态在太多人心中根深蒂固。20世纪，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滔滔不绝地谈论极权主义独裁者，这种病态现象被思想史学家马克·里拉（Mark Lilla）称为“独裁关注症”（tyrannophilia）。[115]许多独裁关注症患者是尼采的信众。最臭名昭著的是马丁·海德格尔和法律哲学家卡尔·施密特，他们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和希特勒的追随者。事实上，20世纪的独裁者，每个人都有一群知识分子争相拥护，例如支持墨索里尼的庞德、萧伯纳、叶芝、刘易斯等。
为什么所有人中，偏偏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要对凶残的独裁者拍马屁呢？人们可能会认为，知识分子将是最先去解构权力的人，而艺术家是首当其冲去扩展人类同情心的人。（值得庆幸的是，很多人都这么做了。）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和社会学家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提出的一种解释是：职业自恋。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可能在自由民主国家感到无人欣赏、门庭冷落，而自由民主允许公民在市场和民间组织中满足自己的需要。独裁者自上而下推广理论，赋予知识分子一个他们认为与自身价值相称的角色。但独裁关注症也被尼采式的对普通人的蔑视所助长，普通人总是喜欢廉价的伪劣品而非艺术和文化，同时，超人情结也助长了独裁关注症，超人有能力超越民主的混乱妥协，英勇无畏地去实现美好社会的愿景。
尼采的影响
尽管尼采的浪漫英雄主义颂扬的是独一无二的超人，而非任何集体，但要把他的“单一的更强大的人类物种”解释为一个部落、种族或国家，只需往前迈出一小步。通过这种替代，尼采的思想被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浪漫民族主义所吸收，而这些思想在一场持续至今的政治戏剧中一直扮演着主角的角色。
我曾经认为特朗普主义是纯粹的本我主义，是部落主义和威权主义在心理暗处的一种升华。但是，当权的疯子们从几年前的三流学术作品中提炼出他们的狂热，“特朗普主义的知识根源”这句话并不是自相矛盾的。在2016年的大选中，136位“美国学者和作家”在一份名为“团结宣言”的宣言中对特朗普表示支持。[116]一些人与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有关系，这是一个被称为“特朗普主义学术之家”的智库。[117]特朗普得到了两个人密切的顾问服务，他们是斯蒂芬·班农和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据说二人博闻广识，都认为自己是严肃的知识分子。任何想要超越人格去理解独裁民粹主义的人，都必须要去理解他们二人背后的两种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都与启蒙时期的人文主义形成强硬对立，并且都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尼采的影响。一个是法西斯分子，另一个是反动分子——不是普通的左翼人士所说的“比我保守的人”，而是这个词最原初的、最本真的意思。[118]
法西斯主义这个词，源自意大利语中“群体”或“捆绑”的意思，源于一种浪漫的观念，也就是说个人是个不存在的概念，人们与他们的文化、血统和家园密不可分。[119]早期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包括尤利乌斯·埃佛拉（Julius Evola）和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他们被欧洲的新纳粹政党和班农及美国极右倾势力所重新发现，这些人全都认可尼采对自己的影响力。[120]如今的低配版法西斯主义，改装成独裁民粹主义和浪漫民族主义，有时利用进化心理学的粗劣版本对自身进行合理化处理。这个版本的心理学认为，自然选择的单位是群体，进化是由适应的群体与其他群体竞争获得生存而驱动的，人类则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换取群体的优势。这与主流的进化心理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主流的进化心理学中，选择的单位是基因。[121]
由此可见，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世界公民：人只能是国家的一部分。一个多元文化、多民族的社会永远无法正常运转，因为其人民将有一种无根无依的疏离感，其文化也将被夷为平地。对于一个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国际协议之下的国家来说，它将丧失其与生俱来的伟大权利，成为所有国家对抗所有国家的国际竞争之中任人宰割的鱼肉。由于一个国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伟大可以体现在领导人的伟大上，他直接向人民的灵魂发出声音，不受一个行政国家沉重负担的束缚。
反动意识形态就是“神学保守主义”（theoconservatism）。[122]这个词是该主义的叛变者戴蒙·林克尔（Damon Linker）对新保守主义的谑称。与这个轻浮的标签不相符的是，第一批神学保守主义者是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分子，他们将自己的革命热情从强硬左派转向了强硬右派。他们主张对美国政治秩序的启蒙根源进行反思。他们认为，承认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政府对这些权利的保障，对于一个道德社会来说太过温和。这种贫乏的愿景只能导致社会反常、享乐主义和猖獗的不道德行为，包括非法行为、色情、颓败的学校、福利依赖和堕胎。社会应该把目标定得比这种发育不良的个人主义更高，并借助比自身更高大的权威，去推动人们遵守更严格的道德标准。而这些标准，明显来源于传统基督教。
神学保守主义者认为，启蒙运动时期教会势力的削弱，导致西方文明缺乏坚实的道德基础，而20世纪60年代的进一步破坏则使其摇摇欲坠。在比尔·克林顿执政期间，西方文明处于随时可能坠入深渊的状态；不，是奥巴马政府；不，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希拉里·克林顿执政，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因此，安东发表了一篇神经质的文章《93号航班的选举》（The Flight 93 Election），在第20章中将美国比作“9·11”事件中的被劫持客机，呼吁选民“冲进驾驶舱，否则就会丧命”！[123]无论神学保守主义者对2016年领导人的庸俗和反民主的滑稽举动感觉有多么不舒服，他们都更希望他能独自开展让美国避免灾难发生所需要的彻底变革。
马克·里拉指出了神学保守主义中的一个讽刺之处。激进派伊斯兰主义已经点燃了怒火，神学保守主义者认为这将很快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在他们的反动思维中，这些运动却有着相似之处，都带着对现代性和进步的恐惧。[124]二者都相信，在过去的某个时候，存在一种幸福的、有序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善良的人们说话做事很有分寸。然后，外来的世俗力量颠覆了这种和谐，带来了堕落和退化。只有那些对往事有记忆的英雄人物，才能使社会恢复到曾经的黄金时代。
不可逆转的潮流
除非你已经忘却了思想史与时事之间的联系线索，否则请记住，特朗普在班农的压力下，于2017年决定将美国从《巴黎协定》中撤出，班农说服特朗普，让他认为与其他国家合作，就是在全球大竞赛中的投降。[125]特朗普对移民和贸易的敌意也源于相同的根源。如此之大的利害关系，足以让我们提醒自己，为什么新－神学－反动－民粹民族主义在知识上已经破产。我已经讨论过在那些带来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猎巫和欧洲宗教战争的机构中寻求道德基础的荒谬性。认为全球秩序应由种族同质和相互敌对的民族国家组成的观点，也同样荒唐可笑。
认为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需要去认同自身隶属于一个民族国家的说法，是低劣的进化心理学。这一说法还暗示着世界主义违背人类的本性。就像认为人们天生就有从属于某个宗教信仰的需求一样，这种思想将人们的脆弱与需求相混淆。毫无疑问，人们与部落相处，能感受到团结一致，但我们与生俱来的“部落”直觉，不可能是一个民族国家，因为民族国家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产物。“部落”直觉也不可能是一个种族，因为我们的进化祖先很少遇到来自另一个种族的人。事实上，部落、团体或联盟的认知范畴是抽象的、多维的。[126]人们认为自己属于许多相互重叠的部落：他们的宗族、家乡、祖国、移居国家、宗教、民族、母校、兄弟会或姐妹会、政党、雇主、服务组织、运动队，甚至是相机设备的品牌。如果你想看到部落主义最激进的状态，那就去看看“尼康vs佳能”的网络讨论组吧。
的确，政治推销员可以宣传某种神话和肖像，吸引人们将宗教、种族或民族作为他们的首要基本身份。有了适当的灌输和强迫，他们甚至还能将自身变成炮灰。[127]这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是人类的动力。人性中没有什么能阻止人们同时作为自豪的法国人、欧洲人和世界公民。[128]
认为种族统一导致文化卓越的观点是错误的。之所以将不谙世事的事物称为乡土的、地方性的、与世隔绝的、狭隘的，而把饱经世故的事物称为文雅的、世界性的，是有原因的。没有人能仅凭自身的聪明才智去梦想获得有价值的事物。拥有天赋异禀的个人和文化，是聚集者、挪用者、收藏家。充满活力的文化分布在汇流地区，在这里，人和创新来自于四面八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欧亚大陆，而不是澳大利亚、非洲或美洲大陆，是第一个孕育了广阔文明的大陆。索维尔在他的“文化三部曲”中有所提及，贾里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也曾讲到过。[129]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文化涌现的地方总是在位于重要十字路口和水道上的贸易城市。[130]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总是到处游荡，去他们能创造最好生活的地方。树挪死，人挪活。
最后，不要忘记国际机构和全球意识最开始出现的原因。在1803年至1945年之间，全世界尝试了一种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这些国家英勇地为伟大的目标而奋斗。结果并不是很好。尤其错误的是，反动右派势力疯狂警告会发生一场针对西方的伊斯兰“战争”，可能致使数百人死亡，并将其作为理由，要将世界带回到一种国际秩序之中，而在这种秩序中，西方又不断发起针对自身的战争，造成数千万人死亡。1945年后，世界领袖们说：“好吧，到此为止。”于是开始淡化民族主义，支持普世人权、国际法和跨国组织。正如在第11章所了解到的那样，欧洲由此实现了70年的和平与繁荣，并渐渐将和平与繁荣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
某些社论作家感叹，启蒙运动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这个说法更有可能成为新法西斯主义、新反动主义以及21世纪初相关退行性运动安息之地的墓志铭。在2017年举行的欧洲选举和特朗普政府的自我毁灭式破坏表明，世界可能已经达到了民粹主义的顶峰，正如在第20章所看到的，从人口统计学角度讲，这场运动走上了死胡同。虽然标题醒目，但数据显示，民主（见第14章）和自由价值观（见第15章）正走在一架长期自动扶梯之上，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逆转。世界主义和国际合作的好处，在这个人与思想的流动势不可挡的当下，是不能被长期否认的。
全人类的英雄故事
尽管我认为，人文主义的道德和知识实力拥有压倒性优势，但有些人可能会质疑，人文主义是否能与宗教、民族主义和人们心中的浪漫英雄主义相提并论。启蒙运动会因无法诉诸原始的人类需求而最终导致失败吗？人文主义者是否应该举行复兴会议，让牧师们在讲坛上反复宣扬斯宾诺莎的伦理道德，让狂喜的教徒们眼珠乱转，用世界语喋喋不休？他们是否应该举行集会，让身穿彩色衬衫的年轻人向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巨幅海报致敬？我不这样认为。回想一下，弱点不同于需求。丹麦、新西兰和世界上其他幸福的地方的居民，不用这样也能过得很好。世界世俗民主制度的好处是人人都能看到的。
尽管如此，倒退思想的吸引力依然是永恒的，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的实力，总是需要被证明的。当我们无法证明来之不易的进步时，可能会认为，完美的秩序和普遍繁荣是自然而然的状态，而每一个问题都令人气愤，都要对作恶之人严加指责、对体制进行破坏、为领导者赋予权力，从而让这位领导者重建国家的正义与伟大。关于进步，我给出了自己最好的理由，也讲到了使其成为可能的理想，还为记者、知识分子和其他有思想的人（包括本书的读者）提供了一些线索，使他们尽可能避免普遍存在的掉以轻心，不要错过启蒙运动的馈赠。
记住你的数学：某桩轶事并不是一种趋势。记住你的历史：今天发生糟糕的事情并不意味着过去更好。记住你的哲学：人们不能推理出世上不存在理性，也不能推理出，因为上帝这样认为，某件事物就是真实的或好的。记住你的心理：我们所知的许多东西并非其本来样貌，特别是当我们的同伴也有同样的认知时。
保持清醒的头脑。并非每一个问题都是危机、瘟疫、流行病或生存威胁，也不是每一个变化都是此事的终结、彼事的死亡、后某某时代的曙光。不要将悲观和深奥混为一谈：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解决的，把每一次挫折都当作病态社会的一个症状来诊断，是对庄重的廉价攫取。最后，请放弃尼采。他的想法可能看起来很前卫、真实、略带坏意，而人文主义似乎很烂、不时髦、不酷。但是和平、爱和理解又有什么好笑的呢？
《当下的启蒙》，不仅仅是为了揭穿谬论或传播数据。这本书可以改头换面为更加激动人心的叙述，我希望那些拥有更多艺术天赋和修辞能力的人，能更好地将书中思想传播开来。人类进步的故事，是真的富有英雄色彩的，是光荣的，是令人振奋的。我甚至敢斗胆说，是灵性上的。正是如此。
我们出生在一个无情的宇宙中，以极低的概率对抗着令生命成为可能的秩序，还持续面临着一切土崩瓦解的危险。我们被一种残酷竞争的力量所塑造。我们这根曲木造出来的东西，容易受到幻觉和自我中心意识的伤害，有时甚至愚蠢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然而，人类的天性也被赐予了许多资源，为某种救赎开辟了空间。我们拥有用递归方式进行思想结合的能力，可以对自身的思想进行思考。我们有语言的本能，让我们可以分享经验和创造力的成果。我们因拥有同情的能力而变得深沉，懂得珍视、想象、怜悯和惋惜。
这些天赋已经找到了扩大自身力量的方法。语言的范围，通过书面、印刷和电子的方式得以扩大。我们的同情范围，通过历史、新闻和叙事艺术得以扩大。我们微不足道的理性思考能力，也通过理性的规范和制度得以成倍增长：求知欲、公开辩论、对权威和教条的怀疑，以及通过将观点与现实进行比较来对其进行验证的方法。
随着递归螺旋上升势头渐猛，我们会战胜那些折磨我们的力量，尤其是自身的黑暗部分。我们探索宇宙、生命和心智的奥秘。我们会活得更久、受苦更少、学到更多、变得更聪明、享受更多的小乐趣和丰富的经历。很少有人会遭遇杀害、攻击、奴役、压迫或剥削。从少数几个绿洲开始，和平与繁荣的领土正在增长，有朝一日可能会遍及全球。我们仍然面临着许多痛苦和巨大的危险。但我们已经有了关于如何减少这些痛苦和危险的想法，而且人们还在不断思考着新的想法。
我们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而寻找一个完美的世界也是危险的举动。但是，如果继续运用知识来促进人类的繁荣，即将取得的进步则是无限的。
这个英雄故事并非另一个传说。传说是虚构的，但这一个是真实的——从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角度来说，是真实的。而知识是能拥有的唯一真理。我们相信其真实性，是因为有理由去相信。当拥有更多知识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故事的哪些部分仍然是真实的，哪些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部分都有可能是错误的，也可能变成错误的。
这个故事不属于任何一个部落，而属于全人类——属于任何具有理性的力量和坚持存在的欲望的有情众生。因为它只要求我们坚信，活着好过死亡，健康好过疾病，富足好过匮乏，自由好过胁迫，幸福好过苦难，知识好过迷信和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