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科学
无论是在星际空间的吹牛大赛中,还是在全能上神面前的证词中,如果让我们说出人类物种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应该说些什么?
我们可以吹嘘人权的历史性胜利,譬如奴隶制的废除和法西斯主义的溃败。但是,无论这些胜利给人带来多大的启迪,都是在清除我们在自己的道路上设置的障碍。这就好像是你在简历里写着,自己战胜了海洛因一样。[1]
我们当然会将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杰作包含在内。但是,埃斯库罗斯、埃尔·格列柯(El Greco)或比莉·荷莉黛的作品,是否能为那些想法和经历与我们有着天壤之别的人士所欣赏?也许,关于美貌和意义,存在着超越文化的一致视角,能引起每一位智慧人士的共鸣。我总是这样认为。但是,却很难真正了解到这一点。
但是,有一类成就,可以让我们大言不惭地在任何思想的审判面前夸耀,那就是科学。很难想象哪个智慧实体会对其所存在的世界不感兴趣,而对于人类物种来说,这种好奇心得到了令人快乐的满足。我们可以对宇宙的历史进行解释,对促使宇宙运转的力量进行分析,对构成人类自身的物质进行研究,对生物的起源进行探索,对生命的机制进行解密,还能对精神生活进行剖析。
虽然我们的无知程度依然巨大到难以估量,而且永远会这样,但我们的知识是惊人的,而且每天都在发展。物理学家肖恩·卡罗尔(Sean Carroll)在《大图景》(The Big Picture)一书中指出,除了极端的能量和引力,譬如黑洞、暗物质和大爆炸外,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理定律已经完全为人所知。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2]对此我们很难予以否认。在生命界,科学家已经描述了超过150万个物种。本世纪之内,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可以很现实地期待,余下的700万个物种也将得到命名。[3]此外,对世界的理解,不仅仅是将各种粒子、力和物种罗列出来,而且是对其中深藏的根本原则有所把握,例如引力是时空的曲率,生命依赖于携带信息、指导新陈代谢和能够实现自我复制的分子。
科学发现持续不断地带给人震撼、欣喜,持续不断地去回答之前无法回答的问题。当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的结构时,他们连做梦都不敢想,有一天,研究人员能对拥有38 000年历史的尼安德特人化石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并发现一个与说话和语言有关的基因。更不敢想,美国著名主持人、企业家奥普拉·温弗瑞的DNA分析,会证明她是生活在利比里亚雨林中克佩勒人的后代。
科学向人类投射出了新的光芒。古代、理性时代和启蒙运动时期的伟大思想家都诞生过早,未能享受到那些对道德和意义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其中包括熵、进化论、信息论、博弈论,以及人工智能等。他们只能围着这些概念的早期形式或近似形式打转。古时思想家提出的问题,如今正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逐渐丰富,在诸如脑活动三维成像、以追踪思想传播而进行的大数据挖掘等方法的辅助下,得到探索。
科学,也为世界提供了美到极致的图像:频闪的冻结运动,热带雨林和深海世界中五光十色的动物群,优雅的旋涡星系和缥缈的星云,荧光闪闪的神经回路,以及耀眼的地球以深不见底的暗色太空为背景,从月球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和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这些图像不仅仅是让人赏心悦目的画面,更蕴藏着引人凝视和沉思的哲理,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以及在大自然中所处的位置。
当然,正如有关进步的章节中所讲,科学赐予了我们有关生命、健康、财富、知识和自由的礼物。借用第6章中的一个例子,我们凭借科学知识根除了天花这种痛苦不堪、导致毁容的疾病。仅在20世纪,天花就夺去了3亿人的生命。如果有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道德成就的壮举,那么请允许我再说一遍:我们凭借科学知识根除了天花这种痛苦不堪、导致毁容的疾病,仅在20世纪,天花就夺去了3亿人的生命。
在这些令人惊叹的成就面前,关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抱幻想、毫无意义、衰落、肤浅、荒谬年代的说法,都成了无病呻吟的谎言。然而,当下这个时代,科学的美好与力量,不仅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欣赏,反而遭到了恶毒的憎恨。这种对科学的蔑视,存在于让人意想不到的领域:不仅仅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啥也不懂的政客,还包括许多最受人爱戴的知识分子和最受人敬畏的高等学府。
对科学的敌意来自哪里?
记者克里斯·穆尼(Chris Mooney)在《共和党的科学之战》(The Republican War on Science)一书中记录下了美国右翼政客对科学的不尊重。甚至连坚定的支持者,例如路易斯安那州前任州长鲍比·金达尔(Bobby Jindal),都将自己所在的组织贬斥为“愚蠢的政党”。[4]这个名声源自于乔治·W.布什政府推行的政策,包括他打着“智慧设计”的幌子对神创论教育的鼓励,以及一改长久以来向公允的科学家团队寻求意见的做法,转而招募了一帮与自身志趣相投的空想家,其中许多人都提倡稀奇古怪的观点,否认得到科学证实的观点:这些空想家认为堕胎会导致乳腺癌,而且否认避孕套能防止性传播疾病。[5]共和党的政客们都热衷于搞出些愚蠢而浅薄的大场面,比如2015年时,俄克拉荷马州参议员兼环境和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詹姆斯·英霍夫(James Inhofe)将一个雪球放在了参议院的地板上,以此来质疑全球变暖的事实。
政治话语中对科学的愚蠢化处理,大都围绕着堕胎、进化论和气候变化等热点问题展开。但是,对科学共识的蔑视,已经发展成为大范围的无知。得克萨斯州众议员,众议院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主席拉玛尔·史密斯(Lamar Smith)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起过挑衅,不仅仅针对气候科学研究,将气候科学斥为左翼阴谋,而且还将矛头指向对同行评审经费的研究,并脱离上下文地以此为笑柄,比如,“联邦政府如何证明将22万美元用在研究《国家地理》上的动物照片是合理的”。[6]他曾试图通过立法提案,要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只支持那些倡导国防和经济等“国家利益”的研究,来打击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7]科学是超越国界的,正如契诃夫所言,“从来没有国家科学,正如从来没有国家乘法表一样”。[8]科学对任何人利益的倡导,来源于其对现实的基础理解。举例来说,全球定位系统利用的是相对论,癌症治疗仰仗于双螺旋的发现,人工智能采纳了脑科学和认知科学中的神经和语义网络。
但是,第21章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政治对科学的压迫同样也来源于左派。正是左派激起了大众对人口过剩、核能和转基因生物体的恐慌。关于智力、性、暴力、子女教养和偏见的研究,则被各类计谋手段所扭曲。这些手段包括问卷调查中的选项设置,对没有接纳政治正确正统观念的研究人员进行恐吓等等。
本章随后的内容中,我将把重点放在那些影响更加深远的对科学的敌意上。许多知识分子,都因科学渗入到诸如政治、历史和艺术等人文学科的传统领域而感到愤怒。同样,在那些曾经被宗教所统治的领域应用上科学推理,同样会遭到人们的斥责。许多根本不信神的作家都坚持认为,让科学在最重大的问题上发表意见,是不妥的。在主流意见期刊中,热议领域的科学家常被扣上决定论、还原论、本质主义、实证主义的帽子,最可怕的是,竟然还出现了一种被称作“科学主义”的罪行。
这种不满情绪,同时来自于两个党派。左派控诉中的标准案例,可以从历史学家杰克逊·利尔斯(Jackson Lears)在美国《民族周刊》(The Nation)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找到:
实证主义取决于还原论者的信念,他们认为,整个宇宙,包括所有人类行为在内,都可以参考可精确测量的、确定性的物理过程,并以此来作为解释。实证主义假设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关于进步的流行进化论观点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也为科学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提供了认识论基础。这些倾向与优生学相结合。优生学认为,人类的福祉可以通过针对“适者”的选择性繁殖和针对“不适者”的选择性绝育或清除,来得到提升,并最终臻于完美。就连小学生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灾难性的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空前的规模对无辜者进行有计划的屠杀,具有不可想象破坏力的武器扩散,帝国外围的前卫战:所有这些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包括了科学研究在先进技术领域的应用。[9]
而右翼的案例,可以参考这份2007年由乔治·W.布什的生物伦理学顾问利昂·卡斯(Leon Kass)发表的演讲:
关于生物界与人的科学思想和发现,本身是很受欢迎而完全无害的。但它们现在正被人用来与传统宗教和道德教义进行对抗,甚至用来挑战我们作为拥有自由和尊严的人的自我理解。一种准宗教信仰正在我们中间兴起,请允许我姑且称之为“没有灵魂的科学主义”。这种思想认为,新近发展出来的生物学可以消除一切神秘因素,对人类生命进行完整的描述,对人类的思想、爱、创造力、道德评判,甚至信仰上帝的原因,给出纯科学的解释。如今,对人类构成威胁的最大因素,并不源自于来世的灵魂轮回,而在于此生对灵魂的否定。
毫无疑问,这场角逐胜负有着极大的利害关系,其中包括:我们这个国家的道德和心灵健康,科学持续不断的活力,以及自身作为人、作为西方世界一员的自我理解……所有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朋友,甚至连我们之中的无神论者也包括在内,必须明白,他们自身的人性已经岌岌可危。[10]
这些控诉者,的确是激情四射。但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说辞都是捏造出来的。种族灭绝和战争的罪魁祸首并非科学,而科学也没有威胁到国家的道德和心灵健康。相反,科学在人类关注的所有领域都是不可或缺的,包括政治、艺术,以及对意义、目标和道德的探索。
第三种文化
这场针对科学的曲高和寡的战争,是1959年由C. P.斯诺掀起的论战的升级版。当时,他在演讲和著作《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中,对英国知识分子蔑视科学的行为表示谴责。从人类学家的角度来看,“文化”这个说法,解释了为什么科学不光从那些靠化石燃料资助的政客处受到抨击,还受到了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博学的成员的谴责。
20世纪,人类知识的疆域被划分成为一块块的专业化领地。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关于人类天性科学的发展,常被人认为是对那些由人文学科所掩盖和封闭的领地的入侵。其实,这种零和心态并非源自于人文学科的从业者本身。大多数艺术家都没有表现出这一点。我认识的小说家、画家、电影制作人和音乐家,都对科学有着强烈的兴趣,认为科学之光能为他们所专长的领域注入新的灵感,因为他们对所有事物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而且,对历史时代、艺术流派、思想体系以及人文学科的其他主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也没有表现出对科学的焦虑,因为真正的学者,对各类思想都保持接纳的心态,而不论其起源。
这种防御心极强的好斗特质,源于一种文化:斯诺定义下的属于文学知识分子、文化评论家和博学的散文家的“第二种文化”。[11]作家戴蒙·林克尔(Damon Linker)引用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话,将这些人描述成“一般化概括的专家……从他们的个人经历、阅读习惯和判断能力角度出发,对世界发表看法。在这个‘文字共和国’中,表现出各种稀奇古怪特征的主观性,就是这里的通行货币”。[12]这种模式与科学方法有着天壤之别。正是第二种文化的知识分子对“科学主义”怀有最强烈的恐惧。在他们眼中,“科学主义”的立场就是“科学就是一切”“我们应该仰仗科学家去解决一切问题”。
当然,斯诺从来没有疯狂到要将权力移交到科学家的文化中去。相反,他呼吁建立“第三种文化”,将源于科学、文化和历史的思想融为一体,并将这种思想应用起来,去增进全世界人类的福祉。[13]第三种文化这个说法,于1991年由作家兼经纪人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再次提出。它还与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70)提出的知识大融通概念有关,而威尔逊也将这一概念的源起归功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14]若想理解科学在人类事务中的应用价值,第一步就是要逃离第二种文化的地堡心态。这种心态,可以用文学名流莱昂·维塞蒂尔(Leon Wieseltier)2013年一篇文章的主题句来概括:“科学妄想入侵文学,决不能让这种事发生。”[15]
若要对科学思维给予认可,首当其冲需要做到的,就是与一种信念划清界限。这种信念认为,隶属于“科学”这类职业领域之中的成员,都特别聪明、特别高尚。科学文化是建立在与此恰恰相反的信念基础之上的。其标志性做法,包括公开辩论、同行评议和双盲法等等,都旨在规避科学家作为人类而不可避免存在的弱点。就像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所言,科学的首要原则就是“你不要自我愚弄,你自己就是最容易被愚弄的人”。
出于同样的原因,呼吁每一个人都以更加科学的方式进行思考,不等于呼吁将决策权移交给科学家。许多科学家在政策和法律问题面前,都很天真幼稚,提出的解决方案也都是异想天开,例如:世界政府、强制性父母育儿许可、通过到其他星球上建立殖民地的方法来逃离这个被污染的地球等。其实这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并不是在讨论哪位神职人员应该被授予更多权力,而是在讨论怎样更加明智地做出集体决策。
可以确凿无疑地说,对科学思维的尊重,并不是认为目前所有的科学假设都是真理。大多数新近提出的假设都不是正确的。科学的命脉,在于推测和驳斥之间的不断循环:提出假设,看它是否能在证伪过程中存活下来。这一点就逃脱了许多科学批评者的指责,他们将一些不足为信的假设作为科学不可靠的证据,就好像我小时候遇到的一位犹太拉比,曾用下面这段话来反驳进化论:“科学家认为,世界有40亿年历史。他们以前曾经认为世界有80亿年历史。这么说来,再减去个40亿年,也不是不可能。”姑且把杜撰的历史放到一边不谈,这段话中的谬误在于,他没有认识到科学的主张是随着证据的累积而对假设逐渐增强信心,而不是在首次提出假设时便宣称其绝无错误。
事实上,这种类型的论调,就是对自身的驳斥。因为论述者自身首先要接纳当下科学观点的真实性,才能对之前的科学观点提出质疑。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另一种普遍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因为早前的科学家受到当时的偏见和沙文主义的驱使,所以科学观点是不值得信赖的。当时的科学家在进行研究时,做的的确是劣质的科学。只有到了后来,出现了更优质的科学时,今天的我们才能发现他们当年的错误。
还有人利用另一种论调,企图在科学周围建起围墙,并让科学为之付出代价。这种论调称,科学只能应对有关实体物质的事实,因此,科学家在谈论任何有关价值观、社会或文化的话题时,就犯下了一个逻辑错误。就像莱昂·维塞蒂尔说的一样:“科学本身没有资格说科学属于道德、政治和艺术范畴。那些都是哲学问题,而科学不是哲学。”但正是这样的论调自身就犯下了逻辑错误,因为它将命题与学术学科混为一谈。诚然,经验命题和逻辑命题是不同的,而且两者都要和规范或道德主张区分开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家要因此而禁言,不得讨论概念和道德问题,正如哲学家亦可放心大胆地去讨论物质世界的问题一样。
科学并非一张经验事实的清单。科学家终日沉浸在由信息构成的缥缈媒介中,其中包括数学的真理、理论的逻辑,以及指引其向前发展的价值观。同样,哲学也没有将自身限定在脱离物质世界的幽灵般的纯思想境界之中。尤其是启蒙运动哲学家,他们更是将概念性论点与有关理解、认知、情感和社会性的假设交织为一体。举个例子,休谟对因果关系本质的分析,源于他对因果关系心理活动的洞察。而康德本人,也是一位有先见之明的认知心理学家。[16]如今,至少从解析传统或盎格鲁-美国传统来看,大多数哲学家都赞成自然主义。这种立场认为:“现实源于自然,不包含任何‘超自然’事物。应运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现实的所有领域,包括‘人类的精神世界’。”[17]在现代观念中,科学天生就带有哲学和理性的特质。
科学的两类理想
那么,是什么将科学和其他理性行为区分开来的呢?肯定不是“科学方法”。这个术语是小学生专用的,科学家从来不会这样说。科学家会利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单调的数据、大胆的实验研究、放飞的理论构想、简洁的数学建模、拼凑而成的计算机模拟,以及洋洋洒洒的口头叙述等等。[18]所有这些方法,都可以放到两类理想之中。科学倡导者想要传达给知识界的,正是这两类理想。
第一类理想,认为世界是可以为人所理解的。我们所经历的各种现象,可以通过比现象本身更加深入的原则来进行解释。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会去嘲笑电视剧《巨蟒剧团之飞翔的马戏团》(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中恐龙专家提出的雷龙理论:“所有雷龙的一头都很细,到了中间会变得非常粗大,然后到另一头又变得很细。”这一“理论”不过是对事物的描述,而非对它们为什么呈现出这副模样进行解释。构成解释的诸多原理,还可以得到更加深入原理的进一步解释,以此类推。正如戴维·多伊奇所言:“我们永远处在无限的开端。”为了搞明白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在面对种种境况时,不能轻易让步,说出“它就是那个样”“这是魔法使然”“因为我觉得对”之类的话。对世界可理解性的认可,并不是不明就里的信仰,而是随着世界之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可以用科学语言进行解释,而逐步实现的自我验证。举例来说,生命的进程,曾经被人们认为是神秘生命力使然,现在我们知道,生命是由复杂分子结构之中的化学和物理反应驱动的。
将科学主义进行妖魔化处理的人们,常常将世界的可理解性与一种叫作还原论的罪行相混淆。还原论是将复杂系统处理为简单元素的一种分析方法,或用批评者的话说,是处理为除了简单元素之外别无他物的方法。事实上,用深层原理去解释复杂事物,并不是要摒弃其丰富内涵。某一层面的分析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规律,而这些规律是无法简化还原到更低一层的元素上的。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运动中的物体构成的,但不会有人想要用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的语言对这次战争进行解释,而更愿意用1914年欧洲领导人的观念和目标等更加清晰明了的语言进行说明。与此同时,好奇心强烈的人,可能会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为什么人类思想会倾向于产生这样的观念和目标,包括部落主义、过度自信、相互恐惧和荣誉文化等等,以及它们为什么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堕落成为某种致命的组合体。
第二类理想,就是要让世界告诉我们,这些关于世界的思想是否正确。信仰的传统原因,如信念、启示、教条、权威、感召力、传统智慧、对经文的阐释与剖析、主观确定性的膨胀等等,都是犯错误的源头,不应被视作知识的源泉。对经验命题的信念,应该通过它们与世界的契合度而不断得到校准。当科学家被人问到如何做到这一点时,他们常常利用卡尔·波普尔的猜想与驳斥模型来解释。在其中,科学理论可以经由实证检验而被证伪,但永远不会被证实。
事实上,科学和飞碟射击并不一样,不是说一连串的假设像泥质鸽子一样被发射到空中,然后又被击成碎片。科学看起来更像是贝叶斯推理,也就是在上一章内容中讨论到的超级预测者所使用的逻辑思维方式。基于某理论与所知的其他事物之间的一致性,我们会为这个理论预先赋予一定的可信度。随后,假设该理论是真实或错误的,并以此为基础来推测实证观察的可能结果,对两种情况进行对比,并根据对比情况,对理论的可信度进行调整。[19]无论波普尔或贝叶斯是否有更好的解释,科学家对某理论的信任程度都取决于它与实证证据之间的一致性。任何自称为“科学”的活动,只要不能为对其信仰的测试提供机会,都不是科学活动,更不必说那些将对其持否定态度的人谋杀或囚禁的行为了。
科学的道德观
许多人都赞同,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快速治愈疾病的药物、各类电子产品,甚至还能对物质如何运转的问题进行解释。但他们没能认识到,什么才是对于人类真正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关于我们是谁、来自于哪里、如何定义人生的意义和目标等深层问题。那些都是宗教的传统领域,而其拥护者又都是针对科学主义的最激进的批评者。他们总是倾向于赞同古生物学家兼科学作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时代的岩石》(Rocks of Ages)一书中提出的分割计划。据古尔德所言,看待科学和宗教的正确方式,是将它们看作“非重叠的权威领域”。科学拥有实证的世界,而宗教则要去应对诸如道德、意义和价值等问题。
但只要你仔细观察,这个协约就会顷刻间灰飞烟灭。任何不被原教旨主义所蒙蔽的人、任何有科学素养的人的道德世界观,都需要彻底摒弃关于意义和价值的宗教概念。
科学发现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传统宗教和文化之中的信仰体系,也就是它们关于世界、生命、人类和社会起源的理论,从事实的角度讲是错误的。我们知道,人类起源于非洲灵长类的一个单一物种,这个物种后来在历史上发展出了农业、政府和写作能力。但我们的祖先却不知道。我们知道,人类不过是孕育出所有生命的宗谱树上的一根不起眼的小枝丫,而这棵宗谱树,则诞生于近40亿年前生命起源之前的化学物质,但我们的祖先却不知道。我们知道,人类生活在一颗围绕着恒星不停旋转的行星上,而这个星系中,存在着1 000亿颗这样的恒星。这个星系,在拥有138亿年历史的宇宙中,不过是1 000亿个星系之中的一个。而宇宙,则很可能是无数宇宙之中的一个,但我们的祖先却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对空间、时间、物质和因果关系的直觉,与用很大尺度和很小尺度来看的现实本质是不能比较的,但我们的祖先却不知道。我们知道,物理世界的法则,包括事故、疾病和其他不幸事件等,不带有以人类祸福为参考的目标。这世上没有命运、上帝、业力、魔法、诅咒、占卜、天谴或应验的祈祷,尽管概率法则和认知原理之间的矛盾,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相信这世上存在上述这些东西,但我们的祖先却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与生俱来就知道这些道理的,而且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文化所专属的信念,都有可能被决定性地证伪。无疑,如今所秉承的许多观点,也难逃这场洗礼。但我们的祖先却不知道。
换句话说,如今指导一位知识渊博人士道德和精神价值观的世界观,就是科学赋予我们的世界观。虽然科学事实本身不能支配价值观,但确定无疑地限制了价值观的种种可能性。通过剥夺教会权威在事实问题上的可信性,就令人对其在道德问题上的断言产生了怀疑。科学对复仇之神和神秘力量理论的驳斥,摧毁了诸如活人献祭、猎杀巫师、信仰疗法、神明审判以及对异教徒的迫害等现象。科学通过展现出宇宙中诸多定律的无目的性,迫使我们为自身、人类物种以及星球负起责任。
出于同样的原因,科学也削弱了那些以神秘力量、神力探寻、命运、斗争或弥赛亚时代为基础的道德或政治体系。所有人都重视自身的幸福,不断联合、不断冲撞的社会人,可以通过谈判来达成行为准则:科学事实与这些无懈可击的信念结合起来,就会帮助促成一种值得拥护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就是最大化人类与众生繁荣发展的原则。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见第23章)与对世界的科学理解不可分割,并且已经成为现代民主制度、国际组织和自由宗教实际上的道德标准。其尚未实现的承诺,决定着如今所面对的道德义务。
对达尔文的误解
尽管科学日益深入到物质、道德和知识生活之中,也日益带来更多的好处,但许多文化机构却从门外汉的角度培养出了一种对科学漠视,甚至带有些许鄙视的意味。表面上专注于思想的知识性杂志,将自己局限在政治和艺术领域,除了气候变化等政治化问题以及时常对科学主义发起的攻击之外,很少会去关注科学界不断涌现的新思想。[20]更有甚者,许多大学的文科课程都对科学问题避而不谈。学生毕业时,可能在科学上知之甚少,从学校学到的东西,也常常是“蓄意毒害”,令学生对科学怀有敌对思想。
现代大学中,除了一本流行生物学教科书之外,最常见的一本科学类书籍,就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撰写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21]这本1962年的经典著作,通常被人们理解为,科学并不会聚拢在真理周围,仅仅是自顾自地忙着解题,而不久就会根据某个新的范式翻盘,之前的理论不仅变得过时,而且不知所云。[22]虽然库恩本人后来否认了这种虚无主义的解释,但这种思想已经成为第二种文化中的传统智慧。一位来自某著名知识杂志社的评论家曾向我解释说,艺术节不再考虑一幅艺术作品看起来是否“美观”,就像科学家不再考虑某个理论是否“正确”一样。当我纠正他的这个说法时,他似乎真的很吃惊。
科学史学家戴维·伍顿(David Wootton)对自身所在领域的习俗进行了诠释:“自从C. P.斯诺发表演讲之后,两种文化的问题日益深化。科学史这门学问,远远未能成为艺术与科学之间的桥梁,而是给科学家提供了一幅连他们自己都认不出来的肖像画。”[23]这是因为,许多科学史学家都认为,将科学视作不断追寻世界真实解释的事业,太过天真。结果他们的著作看起来就像是一位舞蹈评论家给篮球赛写的报告,而这位评论家还不能说出运动员要将球投入篮筐这样的话。
我曾经听过一场关于神经影像符号学的讲座。讲座中,一位科学史学家解构了一系列关于大脑的动态三维彩色图像,滔滔不绝地解释“表面看来中立而自然化的科学目光,是对特定类型自我的鼓励,而这些自我是服从于某种政治议程的,将立场从神经心理学目标转移到外部观察视角”,等等,千言万语不如一句显而易见的话——影像让我们能更轻松便捷地看到大脑里发生的事情。[24]
许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者,都将毕生事业奉献给艰深的分析,就为了证明为什么整个科学体系,归根到底就是政治压迫的托词。下面这段关于世界上最紧迫挑战的充满学者派头的文字,就是一个例子:
冰川、性别与科学: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女权主义冰川学框架
冰川是气候变化和全球环境变化的关键标志。但是,性别、科学和冰川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关系到冰川学知识产出的认识论问题,依然很少有人问津。由此,本论文提出带有4点关键元素的女权主义冰川学框架:(1)知识生产者;(2)性别化科学与知识;(3)科学支配体系;(4)冰川的替代性展示。女权主义冰川学框架将女权主义后殖民时代科学研究与女权主义政治生态融为一体,在动态的社会-生态系统中,给出关于性别、权力和认识论的强有力分析,从而形成更公正、更公平的科学与人-冰互动。[25]
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表现形式越来越隐晦。而比搜查这些表现形式更阴险的,就是掀起一场妖魔化运动,控告科学以及理性和其他启蒙运动价值观犯下了与文明同样古老的罪行,包括种族主义、奴役制度、征服和种族灭绝。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极富影响力的批判理论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法兰克福学派是由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共同发起的“准马克思主义运动”。该运动宣称:“得到完全启蒙的地球,放射出灾难的胜利。”[26]同时,这种思想也体现在诸如米歇尔·福柯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作品之中。
这些人认为,随着科学和理性治理对人们的生活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生物政治”就伴随启蒙运动而生了,纳粹大屠杀则是这场不可避免的“生物政治”的高潮。[27]无独有偶,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称大屠杀的原因在于“改造社会、迫使社会遵从一个科学总体构想”的启蒙运动理念。[28]在这些扭曲的叙述中,纳粹分子没有受到谴责:“这是现代性犯下的错误!”同样,纳粹分子狂暴偏激的反启蒙意识形态也没人指责。这种意识形态鄙视堕落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对理性和进步的崇拜,拥护驱动种族斗争的有机的异教生命力。虽然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避免诸如量化和系统年代学等“科学主义”方法,但事实证明,它们造成了历史倒退。种族灭绝和独裁统治普遍存在于近代史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科学和自由主义启蒙价值观日渐壮大的影响力,种族灭绝和独裁统治日渐衰落,而非增强。[29]
可以肯定的是,科学常常被迫去支持可悲的政治运动。当然,理解这段历史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科学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做出评判,也是天经地义的,就像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一样。然而,我们所珍视的人文学者身上的品质——对大环境的把握、对细微之处的甄别、对历史深度的探索,常常在他们有机会针对学术发起一场告发运动时,消失得无影无踪。科学常被人指责为带有伪科学做派的知识运动背后的罪魁祸首,虽然这些运动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科学种族主义”理论认为,种族归属于以精神复杂程度为依据的进化层级,而北欧人位于这一层级体系的最上端。这一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20世纪之交前后的几十年间,这一理论非常流行,还得到了颅骨测量法和精神测试的支持。而到了20世纪中期,则因更加先进的科学和纳粹主义的恐怖而土崩瓦解。但是,将意识形态上的种族主义强加于科学之上,尤其是强加于进化论之上,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思想史。贯穿古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种族主义信念都是无处不在。每一个文明都实行过奴隶制,而且“科学种族主义”理论还认为,在神的设计下,奴隶生来就适合被奴役,并用这样的方式将奴隶制合理化。[30]古希腊和中世纪阿拉伯作家关于非洲人是劣等生物的说法,看后会让人血脉凝结。西塞罗对英国人的看法,也毫不仁慈。[31]
更重要的是,19世纪对西方影响甚大的知识化种族主义,并非科学的产物,而是源于人文学科:历史、文献学、古典文学和神话。1853年,一位名叫阿蒂尔·德·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的小说作家兼业余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荒诞可笑的理论,认为雅利安人这一富有男子气魄的白人种族,离开古时的故乡,逐渐将英勇战士文明扩散到亚欧大陆各地,分别成为后来的波斯人、希泰人、荷马时代的希腊人,以及吠陀印度人,后来又衍生出了维京人、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这段故事中唯一与现实沾边的,就是这些部落所说的语言,同属一个印欧语系。而当雅利安人开始与被征服的劣等人混血之后,一切都走上了下坡路。雅利安人的伟大特质被冲淡了,使得他们堕落到毫无活力、颓废衰败、没有灵魂、贪图享受的商业文化之中,而这正是浪漫主义者一直在抱怨的文化。
将这段“童话故事”与德国浪漫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融为一体,只需往前迈出一小步:日耳曼民族是雅利安人的后裔,犹太人是亚洲的混血种族。戈比诺的思想,被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和瓦格纳的女婿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完全吸收。瓦格纳的歌剧被认为是原始雅利安人神话的再创作,而张伯伦是一名哲学家,他曾提出,犹太人用资本主义、自由人文主义和枯燥贫瘠的科学污染了日耳曼文明。从他们那里,这些思想传到了希特勒眼前。希特勒将张伯伦称作自己的“精神之父”。[32]
在这一系列的影响之中,科学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显然,戈比诺、张伯伦和希特勒拒绝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尤其是进化论中关于所有人类都是逐渐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思想,因为这一点与他们关于种族的浪漫主义理论不相容,也与酝酿出这种理论的古老民间和宗教观念不相契合。根据这些人们普遍接受的信念,不同的种族就是不同的物种。在文明之中,每一个种族根据其复杂程度,都有属于自己的不同位置,如果混血,就会退化。而达尔文认为,全体人类都是单一物种之中关系密切的成员,有着共同的祖先。所有人都有着“野蛮人”起源,所有种族的精神能力几乎都是相同的,而且种族之间相互混血,不会造成负面影响。[33]历史学家罗伯特·理查兹(Robert Richards)缜密地追踪了希特勒的影响力,在一段题为《希特勒是达尔文主义者吗?》(创世论者的共同主张)的章节中,做出了如下判断:“关于这一问题,唯一合理的答案,就是一个非常响亮而明确的‘不是’!”[34]
就像“科学种族主义”一样,这场名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运动,经常被人蓄意跟科学扯上关系。当进化论的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名声远扬时,它就变成了一个墨迹测验(71),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学术运动都利用这一概念证明自身思想的正确性。每个人都想相信,他们关于奋斗、进步和美好人生的愿景,是自然的方式。[35]
其中一项运动被追溯性地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是由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而非达尔文提出的。斯宾塞于1851年提出这一思想,比《物种起源》的出版还早了8年。斯宾塞不相信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他相信拉马克主义的发展过程,其中,生存的斗争促使有机体朝着更复杂和更适应的状态去努力,随后又将这种状态传递给后代。斯宾塞认为,最好不要阻碍这种进步力量。因此他提出针对社会福利和政府管控的反对意见,认为这些做法只能延长弱势个体和弱势群体的生存时间。他的政治哲学是自由意志主义的一种早期形式,得到了强盗大亨、自由放任经济拥护者,以及社会支出反对者的拥护。
由于这些思想有着右翼特色,左翼作家就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词误用到了其他带有右翼特色的思想上,譬如帝国主义和优生学等,然而斯宾塞对这类政府激进主义持坚决的反对态度。[36]最近,这个说法又被当作武器,来攻击将进化论用于人类自我理解的应用。[37]因此,除了它的词源之外,这一说法其实和达尔文或进化生物学没有任何关系,到了如今则几乎等同于毫无意义的滥用。
优生学是另一场被当作意识形态武器的运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学者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首次提出,人类的遗传繁殖群,可以通过鼓励天赋异禀的人实行联姻、生更多的孩子来得到改善。这种方法名为“积极优生学”。不过,当这一思想为人所采纳时,却被扩展成了不鼓励“不适应”人群的繁殖,也就是“消极优生学”。许多国家都曾对有不良行为记录者、弱智者、精神病患者和患有各种疾病、背负各种污名的人强制实行绝育。继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之后,纳粹德国也制定了强制绝育法。对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同性恋者展开的大规模屠杀,通常被认为是消极优生学的逻辑延伸。但实际上,纳粹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引,远远超过了遗传学或进化论:犹太人被比作害虫、病原体、肿瘤、怀疽的器官和有毒的血液。[38]
优生学运动,因为与纳粹主义的关系而被永久性地打入地狱。但是,这个说法依然存在,用以污蔑一些科学领域的实践,例如允许父母怀上没有致命退行性疾病孩子的医学遗传学应用,以及专门分析个体差异的遗传和环境原因的行为遗传学的整个领域。[39]在不顾历史记录的情况下,优生学常常被描述为右翼科学家掀起的一场运动。事实上,优生学的倡导者是进步派、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包括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埃玛·戈尔德满(Emma Goldman)、萧伯纳、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以及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40]毕竟,优生学提倡改革而非维持现状,提倡社会责任而非自私自利,提倡中央规划而非自由放任。对优生学最彻底的否认,令人联想起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原则:政府并非高于人类存在的万能统治者,而是权力有限的机构。政府没有完善物种基因构成的权力。
之所以提到科学在这些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有限,不是为了洗清科学家的罪名(其中许多人确实是同谋),而是因为这些运动需要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理解,要将其放在整个历史大背景之中来看待,而不是仅将其视作反科学宣传的工具。对达尔文的误解,推动了这些运动的发展,但这些运动源于其所处时代的宗教、艺术、知识和政治信念:浪漫主义、文化悲观主义、被视作辩证斗争或神秘演变的进步,以及威权主义的极端现代主义。如果认为这些思想不仅仅不合时宜,而且大错特错,那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能享受到的更优质的历史和科学理解使然。
科学的污名化
对科学本质的攻击,绝不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科学战争”的遗物,而是继续塑造着科学在高等学府中扮演的角色。当哈佛大学在2006—2007学年对通识教育要求进行改革时,初步工作报告中对科学教学的介绍,没有提到科学在人类知识中的位置:“科学和技术以诸多方式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学生,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科技带来了能救命的药物、互联网、更高效的储能方法,以及数字化娱乐手段;同时,科技也造就了核武器、生化武器、电子窃听和环境破坏。”的确,还可以说,建筑成就了博物馆和毒气室,古典音乐既激发了经济活动,又启迪了纳粹主义,诸如此类,不一一列举。但是,这种介于功利主义和穷凶极恶之间怪异的含糊其词,在其他学科并不存在。而且,这样的说法也没有表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更倾向于选择理解和知识,而非无知和迷信。
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另一位同事就她对科学混合遗产的看法进行了总结:一方面是天花疫苗,另一方面是塔斯基吉梅毒研究。在惯常的叙述中,这项研究为科学套上了另一件血衣:从1932年开始,公共卫生研究人员对贫困的非洲裔美国人中未经治疗的潜伏梅毒患者的病情进展,进行了长达40年的跟踪研究。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项研究显然是不道德的,但经常有人在对科学的控告中误用这项研究。研究人员中有许多人都是非洲裔美国人,或是提高非洲裔美国人健康水平的倡导者,他们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令研究对象感染上病毒的罪魁祸首。这种误解后来导致了一种广为流传的阴谋论,认为艾滋病是美国政府在实验室中发明出来的,目的是控制黑人人口。
研究开始之时,甚至还可以用今天的标准来辩护:当时的梅毒治疗手段砷是有毒而且无效的。后来,当抗生素出现时,它在梅毒治疗领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不为人所知。而且,潜伏梅毒通常不经治疗便能自行痊愈。[41]但问题在于,天花疫苗和梅毒研究的整个等式在道德上是钝化的,这显示出第二种文化的力量仓促地去寻找证据来求得某种均衡感。我同事提出的对比假定塔斯基吉梅毒研究是科学实践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非一个遭到普遍谴责的违规行为,那么这个对比就将没能阻止几十人受到伤害的一次性失败,等同于永远防止了每个世纪上亿人的死亡。
在高等教育的文科领域,对科学的妖魔化处理是否真的有影响?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如下。虽然许多天资超群的学生从踏入校园的那一天开始,就将目标直指医学预科或工程学的发展方向,但也有其他许多学生并不知道自己将来究竟想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非常渴望从教授或发展顾问那里得到启发。如果在课堂上告诉这些学生,科学不过是像宗教和神话一样的另一种叙述方式,从一场革命辗转到另一场革命,却没有取得进步,只不过是为了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种族灭绝进行合理化处理,那会发生什么?我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有的学生会想:“如果科学是这样,那我还不如去赚钱!”4年之后,他们将脑力全部投入到思考与金融相关的算法上,因为这些算法能让对冲基金对于金融信息提高几毫秒反应速度。他们不会将自己的职业发展投入到寻找阿尔兹海默症的新型治疗方法,或碳捕获和碳存储技术上。
科学的污名化,也在危害着科学本身的进步。如今,任何人如果想要对人类展开研究,哪怕只是采访政治观点,或问卷调查不规则动词问题,都要向委员会证明,自己不是纳粹凶手约瑟夫·门格尔(Josef Mengele)。虽然研究对象必须得到保护,不能被人利用或伤害,但机构审查的官僚政治早已远远超越了这一使命。批评人士指出,这种制度已经构成了对言论自由的威胁,狂热分子可以将其作为武器,让那些持他们不喜欢观点的人闭嘴。同时,这种制度造就了大量的繁文缛节,在拖研究后腿的同时,还没能达到保护的目的,有时甚至对患者和研究对象造成伤害。[42]
乔纳森·莫斯(Jonathan Moss)是一位医学研究人员,他开发出了一种新型药物,被任命为芝加哥大学研究审议委员会的主席。他在一次集会的讲话中曾这样说过:“我恳请在座的各位想一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三个医学奇迹:X射线、心脏导管插入术、全身麻醉。我认为,如果是在2005年尝试将这些技术运用起来,全部三项都会胎死腹中。”[43]有人认为胰岛素、烧伤治疗和其他能救命的医学技术也会是这个结局。社会科学也面临着类似的阻碍。任何人若意图获得可归纳的知识而和某个人类谈话,则必须事先获得这些委员会的许可,虽然这样的要求明摆着是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违背。人类学家被禁止和没有阅读能力、无法签署同意书的农民交流,也不能去采访有自杀式炸弹袭击倾向的人,因为这些人有可能会随口说出一些给自己添麻烦的话。[44]
科学研究的步履蹒跚,不仅仅是官僚主义蔓延的一个症状而已。实际上,许多学者在一个名为“生物伦理学”的领域,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合理化处理。这些理论家在脑袋里想出各种理由,去解释为什么知情的、持同意态度的成年人,应该被禁止参与到能帮助到自身和他人、同时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治疗之中,还拿出了诸如“尊严”“神圣”和“社会正义”等含糊其辞的评估指标。他们利用核武器和暴行、《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和《千钧一发》(Gattaca)等科幻作品中的反乌托邦,以及由克隆希特勒组成的军队、在网上贩卖自己眼球的人、为人们提供备用器官的僵尸仓库等变态例子,试图在生物医学研究的进展中注入恐慌情绪。道德哲学家朱利安·萨乌莱斯库(Julian Savulescu)已经曝光了这些论调背后的低水平推理,并指出为什么“生物伦理学”的蓄意阻挠是不道德的行为:“将可以治愈某一致命疾病治疗方法的开发过程向后推迟一年,就会造成10万人的死亡。这些推迟者要对这10万人的死亡负责,就算你见不到他们也是一样。”[45]
用数据说话
在每一个人心中注入对科学的欣赏能力,这样做的最大回报,就是人们能以更加科学的方式进行思考。之前几章内容讨论到,人类很容易受到认知偏差和谬误的影响。虽然在政治化身份标志上,科学素养本身并非谬误推理的解药,但大多数问题并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如果人们能够以更加科学的思路去审视问题,那么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益。以传播科学思维为目标的运动,譬如数据新闻、贝叶斯预测、循证医学和政策、实时暴力监控,以及有效的利他主义等等,这些运动有着提高人类福祉的极大潜力。但是,对这些运动价值的欣赏与认可,却迟迟未能渗透到当下的文化之中。[46]
我问医生,他推荐的营养补充剂,是否真的能缓解我膝盖疼痛的毛病。他回答道:“我有几位病人说管用。”一位商学院的同事,分享了对企业界的这一评价:“我发现,许多聪明人都不知道如何用逻辑思维去想问题,他们会从相关性中推断出因果关系,用远远超出可预见性范围的轶事传闻作为证据。”还有一位对战争、和平和人类安全进行量化分析的同事,将联合国称为“无证据区域”:
联合国高层和那些反科学人文学科没什么两样。许多高层人士,都是律师或文科毕业生。秘书处中唯一能反映出一点研究文化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声望或影响力。在联合国的高层官员中,没有几个人能搞明白最基本的量化声明是什么意思,连“平均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都不懂。所以,如果我们在讨论冲突爆发的风险概率,那么可以肯定,阿奇博尔德·普伦德加斯特三世爵爷(Sir Archibald Prendergast III)或是其他一些名人,会表示否定:“你知道,这和布基纳法索的情况不一样。”
科学思维的抵抗者常常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有些事物是无法量化的。然而,除非他们愿意只谈论非黑即白的话题,放弃更多、更少、更好、更坏等任何比较级的说法,他们实际上就是在提出本质上定量的主张。如果他们不同意给这些主张放上数字,就是在说,“相信我的直觉”。但是,倘若对认知有一点点了解的话,就会知道,包括专家在内的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直觉怀着狂妄自大的心态。1954年,保罗·米尔(Paul Meehl)向人们展示,在预测精神病学分类、自杀倾向、学习和工作表现、谎言、犯罪、医学诊断以及许多其他可以对准确率进行判断的结果上,简单精算公式比专家判断更有说服力,这令他的心理学家同僚们震撼不已。米尔的研究成果,给特沃斯基和卡尼曼带来了灵感,促成了他们在认知偏差领域的发现,也为泰特洛克的预测研究带来了启迪。他关于统计学优于直觉判断的结论,如今被公认为是心理学史上最强有力的发现之一。[47]
就像所有的好东西一样,数据不是万能药,不是指哪儿打哪儿的魔法棒,更不是适用于所有情况的万全之策。就算拿出全世界所有的钱,也买不到能解决发生在我们身上每一个问题的随机对照试验。人类将永远处于循环状态,去决定要收集哪些数据、如何分析数据、怎样理解数据。初次尝试对某一概念进行量化处理,结果总是粗糙的,就连最优质的结论也允许概率存在,而非完全的理解。但尽管如此,定量社会科学家也已经为测量的评估和改进制订了标准,关键之处,并不在于测量是否完美,而在于它是否比专家、批评家、采访者、临床医生、法官或内行的判断更好。事实证明,这个门槛一点也不高。
因为政治界和新闻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科学观念的,所以事关生死的有重大后果的问题,就会被人以那些我们知道会导致错误的方法来回答,譬如轶事传闻、标题、修辞,以及工程师们所谓的收入最高人士的意见。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统计学上的迟钝会导致一些危险的误解。虽然谋杀和战争死亡人数在不断下降而非上升,但人们还是认为犯罪和战争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他们认为,伊斯兰恐怖主义对人身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而实际上,这样的危险比黄蜂和蜜蜂带来的危险还要小。他们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着美国这个国家的生存,而实际上,恐怖主义运动基本上不可能达到他们的战略目标。
数据恐惧症心态(“这和布基纳法索的情况不一样”)会导致真正的悲剧。许多政治评论家都能回忆起某次维和部队的失败,例如1995年在波斯尼亚,并据此给出结论,认为维和行动纯属劳民伤财。但是,当维和部队取得成功时,没人会看到相关的镜头和报道,这根本不会出现在新闻视野之中。政治科学家弗吉尼亚·佩奇·佛特纳(Virginia Page Fortna)在其著作《维和有效吗?》(Does Peacekeeping Work?)中,对标题中的问题给出了解答。她利用了科学方法,而非大标题式的做法,无视“贝特里奇定律”,认为答案是“清晰响亮的肯定”。其他一些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48]了解这些分析的结果,可以让国际组织在帮助一个国家恢复和平的过程中取得成功,而不是任由其堕落到内战的地步。
对于那些怀有“古老仇恨”的多民族地区来说,只能通过把一整块地区分割成多块民族飞地,并把每一块飞地中的少数民族都清除干净,才能解决问题吗?每当不同种族的邻居之间出现矛盾时,我们都能在各大新闻报刊中读到这样的报道,但你可曾想过,还有许多生活在一片寂静祥和之中的多民族区域,从来没上过报纸。其中有多大比例的不同种族邻居地域能在无暴力的情况下和平共处?答案是,绝大多数。苏联有95%的多种族邻居地域是和平的,非洲有99%的多种族邻居地域是和平的。[49]
非暴力抵抗运动有效吗?许多人都认为,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不过是运气好而已。他们掀起的运动,在适当的时刻扣动了开明民主制度的心弦,但是在其他地方,被压迫的人民需要动用暴力才能逃离独裁者的践踏。政治科学家埃丽卡·切诺韦思(Erica Chenoweth)和玛丽亚·斯蒂芬(Maria Stephan)收集了1900—2006年遍及世界各地的政治抵抗运动的数据,发现3/4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获得了成功,而只有1/3的暴力反抗获得了成功。[50]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是正确的,但如果没有数据,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
虽然加入暴力叛乱团伙或恐怖组织的冲动,更多地是因为男性之间的兄弟情义,而非战争理论,但大多数好战之人很可能都坚信,如果想要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就别无选择。如果每个人都知道,暴力策略不仅仅不道德,而且是无效的,那么又会发生什么?并不是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将切诺韦思和斯蒂芬的著作成箱空投到冲突地区。我想说的是,激进组织的领导人通常都受过高等教育,并从那些年接触的学术混混那里汲取到自身狂热思想的灵感的,就连那些炮灰或许也上过大学,他们还会从传统智慧中寻找迫切需要革命暴乱的理由。[51]长期来看,如果标准大学课程不再那么关注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作品,而将更多的权重放在政治暴乱的量化分析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知识大融通
现代科学最大的潜在贡献之一,可能就是与其学术伙伴人文学科之间更加深入的融合。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人文学科都遇到了麻烦。大学院系在裁员,下一代学者要么失业,要么未实现充分就业,士气消沉,学生们成群结队地选择远离人文。[52]
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应该眼睁睁地看着整个社会对人文的低投入而漠不关心。[53]一个没有历史学识的社会,就如同一个没有记忆的人:迷惘、困惑、容易被利用。哲学的诞生,是因为人们认识到清晰而富有逻辑的思路并不那么容易实现,而当我们的思想能够得到不断的精炼和深化时,就会从中受益。艺术,是让人觉得不枉来这世上走一遭的原因之一,因为艺术在人类体验中注入了美感和洞察力。评论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能成倍地增长人们对伟大作品的欣赏和享受。这些领域的知识,来之不易,随着时代的变化需要不断丰富和更新。
对人文学科抱恙的诊断,正确地指出了文化中存在的反知识趋势和高等学府的商业化倾向。但是,若拿出坦诚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就不得不承认,有些损害的确是人文学科自身造成的。人文学科尚未从后现代主义的灾难中恢复过来,还带有目中无人的蒙昧主义、自我否定的相对主义,以及令人窒息的政治正确性。其中许多名人,包括尼采、海德格尔、福柯、拉康、德里达,以及诸多批判理论家,都是阴郁的文化悲观主义者。他们认为,现代性是面目可憎的,所有的说法都是矛盾的,艺术作品是压迫工具,自由民主与法西斯主义如出一辙,西方文明已步入恶性循环。[54]
带着如此“愉悦”的世界观,人文学科在为自身制定进步议程时常常遇到麻烦,也就不足为奇了。和几所大学的校长和教务长攀谈时,总听到他们感叹,当科学家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时,都会带来好消息,宣布一些令人振奋的全新研究机会,来请校方提供资源。而当人文学科的学者来访时,只会恳求校方对他们一如既往的做事方式予以尊重。那些做事方式的确值得尊重,而且什么也取代不了这些博闻强识之士为工作而付出的大量阅读、详细描述和深刻沉浸。但是,这难道是实现理解的唯一途径吗?
在人文和科学之间构建知识大融通,能为人文提供许多获得新见解的可能性。艺术、文化和社会,都是人类大脑的产物。它们来源于我们的感知、思想和情感,并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流行动态得以不断累积和传播。难道不应该对其中的种种联结感到好奇吗?知识大融通会实现双赢的局面。人文会享受到更多的科学解释深度,以及一个更具前瞻性的议程,并由此吸引到雄心勃勃的青年人才,更不用提对院长和捐赠者的吸引了。科学可以用自然实验和能从实验结果推广到真实生活的现象对人文学者提出的理论进行挑战。
在某些领域,这样的知识大融通已是既成事实。考古学从艺术史的一个分支发展成为如今的高科技学科。心灵哲学已跨入数理逻辑、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疆域。语言学将有关词汇历史、语法结构的哲学学术研究与有关语言的实验室研究、有关语法的数学模型,以及有关写作和会话的大规模语料库的计算机分析结合为一体。
政治理论也与科学思维有着天然的联系。詹姆斯·麦迪逊曾说过:“政府难道不是对人性最宏大的反思吗?”社会、政治和认知科学家,都在重新审视政治与人性之间的联系。人们在麦迪逊的年代曾热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学界将人类视为白板或理性行为者,而这个问题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我们现在知道,人类是道德行为者,受到有关权威、部落和纯洁等直觉的指引,信奉能表达自身身份的神圣信仰,为复仇与和解之间相互矛盾的倾向所驱动。我们开始理解,这些冲动由何而来,在大脑中如何执行,在不同个体、文化和子文化中有何区别,什么样的条件会刺激这些冲动的开启或关闭。[55]
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也存在类似的机会。视觉艺术可以从视觉科学的知识大爆炸中获益,包括对颜色、形状、质地和明暗的感知,有关人脸、风景和几何图形的进化美学等等。[56]音乐学者和那些研究语言理解、语言结构和大脑对听觉世界如何分析的科学家,也有许多共同话题。[57]
至于文学领域,我们该从哪里开始讲起?[58]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曾写道,小说作品是“对人性公正而生动的描绘,代表了其热情和幽默,以及其所固有的命运变迁,从而为人们带来愉悦和指引”。认知心理学揭示了读者在阅读时会将自身意识与作者和书中人物的意识协调起来。行为遗传学有关基因、同伴和际遇的发现,更新了父母影响子女的民间理论,也对传记和回忆录的阐释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对传记和回忆录的阐释,也需要从有关记忆的认知心理学和有关自我表征的社会心理学层面去学习。进化心理学家可以将普遍存在的执迷状态和那些被某一特定文化所夸大的执迷状态区分开来,还能揭示出家庭、伴侣、友谊和敌对关系中的固有冲突和共同利益,而上述关系,都是剧情的主要驱动元素。所有这些思想,都能为德莱顿关于小说和人性的观点增加新的深度。
虽然有关人文学科的许多问题最好从传统叙述评论的角度进行理解,但也有一些人提出了可以用数据进行解读的实证问题。可应用于书籍、期刊、书信和乐谱的数据科学,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数字人文”。[59]在这里,理论和发现的可能性仅受想象力的限制,研究课题包括思想的起源和传播、由知识和艺术影响力构成的网络、历史记忆的轮廓、文学主题的阴晴圆缺、原型和剧情的普遍性或文化特异性,以及非官方审查和禁忌的模式。
只有当知识向各个方向充分流动时,关于知识统一的承诺才有可能实现。一些学者已经放弃了科学家们对艺术的初始解释,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解释浅薄而简陋。而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这样恰恰给了他们更多的理由去将自身关于单个作品和风格的博学与关于人类情感和审美反应的科学洞察结合起来。更好的是,这样一来,大学可以培养出精通两种文化的新一代学者。
尽管人文学者们自己倾向于接受科学的见解,但第二种文化的许多“警察”则宣称,他们不会纵容这种好奇心。《纽约客》对文学学者乔纳森·戈特沙尔(Jonathan Gottschall)一部关于叙述本能如何进化的著作发表了轻蔑十足的评论。亚当·戈普尼克(Adam Gopnik)写道:“关于故事的有趣问题,不是什么才能让故事变得老少咸宜,而是什么才能令精彩故事与枯燥故事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这个例子,就像女人的时尚一样,微妙的‘表层’差异实际上就是问题的全部。”[60]但在文学鉴赏中,鉴赏力真的是问题的全部吗?一个富有探寻精神的人,也可能会因为不同文化和时代中,人们对人类存在这个永恒问题所产生的循环往复的各种想法而感到好奇。
维塞蒂尔也认为,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存在无法取得进展的严重问题。他提出:“哲学的苦恼没有化解,错误没有得到纠正和抛弃。”[61]事实上,今天大多数的道德哲学家都会说,捍卫奴隶制、认为奴隶制是自然制度的旧观点是错误的,而且已经被纠正和抛弃了。认识论家也会补充说,他们所在的领域已经在笛卡尔时代的基础上取得了进步。笛卡尔认为,人类感知是真实不虚的,因为上帝不会欺骗我们。维塞蒂尔还提出,“对自然世界的研究和对人类世界的研究之间,存在巨大的区别”,任何在领域之间“侵犯边界”的行为,只能令人文科学“成为科学的侍女”,因为“科学的解释会暴露出潜在的一致性”,并且“将所有的领域吸收到一个领域之中,吸收到他们的领域之中”。这种偏执心态和领地心态会将人们带往哪里?在《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一篇重要文章中,维塞蒂尔呼吁建立一种“前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也就是说“人类的独特个性不可化约为动物性的任何一面”,这实际上就是前哥白尼主义——“人类是宇宙的中心”。[62]
真心希望,艺术家和学者不要跟随他们自封的捍卫者身份,纵身于这悬崖之上。我们对有关人类困境的探索与追求,不应冻结在20世纪或再之前一个世纪,更不用说中世纪了。毫无疑问,我们的政治、文化和道德理论,可以从对宇宙和人类作为物种最前沿的理解中得到许多借鉴。
1782年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对科学的世界主义美德表示了赞扬:
科学是没有国家的党派,但却是所有人仁慈的守护神。科学怀着自由的精神,开启了一座所有人都可以在其中相遇的殿堂。她对思想的影响,就像照耀在冰冷地球上的太阳一样,一直在为更高的教化和更远的提升做准备。一个国家的哲学家,在另一个国家的哲学中看不到敌人:他坐在科学的殿堂中,而不问坐在他旁边的是谁。[63]
他所描述的景观,同样适用于知识的景观。从各个方面来讲,科学精神就是启蒙运动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