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知识
智人——“智慧之人”，是一种会用信息反抗熵增侵袭和进化压力的物种。生活在全世界所有地方的人都会学着获取与他们的栖息地、栖息地里的动植物，以及如何制作用来征服这些动植物的工具和武器有关的知识。此外，他们也要学习如何处理与亲人、同盟和敌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并遵守社会规范。智人不断积累，然后再用语言、手势和面对面督导的方式将获得的知识分享给同类。[1]
历史上，人类在技术方面有过那么几次灵光乍现，例如文字、印刷以及电子媒体，每次新技术的出现都能让知识的传播效率以指数速度增长。人类知识超新星式的爆发不断刷新着我们作为“人”的定义。对于自己的认知：我们是谁，从哪里来，世界如何运作，什么是活着的意义。这些都由在不断扩增的人类知识中为自己攫取的那一小块知识为基础而定。诚然，就算目不识丁，猎人、牧工和农夫也是健全完满的人，但是人类学家往往倾向于用与时俱进和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人类”的定义。[2]作为一个人，需要知道自己国家的概况和历史，需要知道不同地区和时代中多样的习俗和信仰，需要知道过去文明的兴衰历程，要知道小如原子细胞的微观世界、大如星球星系的宇宙空间，还要知道抽象但是实用的数字和逻辑，并能发现世间规律——这些认知的确需要我们将意识活动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上。能作为这种历史悠久的智慧生物的一员，仿佛上天的恩赐。
在人类传递知识的过程中，讲故事和学徒训练的方式由来已久。设立正规学校的做法已经沿用了一千年；我小时候经常听到一个《塔木德经》里的故事：希勒尔拉比（Rabbi Hillel）生活在公元一世纪，年轻时的他因为交不起学费，就爬到教室的屋顶上，透过天窗偷偷地学习，为此几乎冻死在室外。由于历史时期的不同，学校向年轻人教授的内容依次局限于实用主义、宗教和爱国主义，但是随着启蒙运动给知识戴上神圣化的光环，学校的职能得到了巨大的扩展。“摩登时代的到来，”教育学家乔治·康茨（George Counts）通过观察发现，“让正规教育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重要事务。过去，学校在许多国家只是个让少数人受用的小众社会机构，而后来，学校的职能和规模不断扩展，如今它已然成为能与国家、宗教和家族比肩的、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机构之一了。”[3]今天，教育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强制性的，1966年，联合国中的170个成员国共同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其中将受教育权视作一项基本人权。[4]
教育对思想观念的影响可以涉及人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无论是浅显还是隐晦，无所不包。显而易见的那些影响，例如在第6章里看到的，与卫生、营养和安全性行为相关的一点新知都能转化为改善人类健康和延长人均寿命的实用结果。同样立竿见影的还有读写和算术能力，它们是现代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基础。在发展中国家，不识字、不会清点物料的年轻女性甚至连做家政服务的机会都没有，而越是高级的职位对终生学习能力的要求就越高，以保证劳动者能够快速掌握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19世纪，第一批从普遍贫穷中完成大逃亡的国家，同样也是一直以来发展最快的国家，在儿童教育上的投入也最多。[5]
和所有社会学中的问题一样，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是更高的教育水平成就了更好的经济，还是更好的经济让更高的教育水平成为了可能呢？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思路，是遵循因总是出在果之前的原则。也就是说通过在时间点1评估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再在后来的时间点2评估它的经济水平，并保证其他条件恒定，得到的结果指示教育的确能帮助国家变得更富裕，至少在国家推行理性和非宗教教育的情况下如此。在20世纪之前，西班牙的经济一直是西方国家中的吊车尾，虽然西班牙国内学府众多、崇学之气蔚然成风，但是它的教育牢牢掌握在天主教会手中，所以“大批大批的儿童只能接受宗教信念、教义问答的口头授课，外加寥寥可数的手工技能课……科学、数学、政治经济学，或者正史，除了训练有素的神学家，没有人能学懂和接受这些课的内容”。[6]宗教势力的干预同样被指责是拖累今天阿拉伯世界经济的罪魁祸首。[7]
在更偏向精神的层面上，教育给人带来的东西远高于实用主义和功利的经济增长：对于今天的国家来说，更高水平的教育投入等于在投资更民主、更和平的明天。[8]教育是一项牵涉甚广的社会事业，所以要在因果链上理清正规教育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具体关系并没有那么容易。在有些方面，教育的效果单纯与促进民主制度和经济发展有关。接受的教育水平越高，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就越少，引发婴儿潮以及大规模青年社会问题的可能性也就相应越小。[9]此外，国家的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在第11章和14章也看到，经济条件越是优越的国家，和平与民主状况也越乐观。
不过，也的确有一些因果关联彰显了启蒙运动的价值观。接受教育简直能让你脱胎换骨！你学会了不被迷信牵着鼻子走，比如君权神赋，以及与你不同的人都是异端等等。你会意识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与自己文化之间的羁绊不比你和你的文化弱，文化与文化不能简单地用好坏高低来评价。你会明白欺世独裁的救世主只能给国家带来深重灾难。你会明白无论你有多么忠于个人信念，又或者被多少人认同，都不能作为它正确性的保证。你会明白生活的方式有好坏之分，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中必有我师。同样重要的是，你会明白解决矛盾冲突不一定要诉诸暴力。所有这些顿悟都会鼓励你抵制对独裁政权的卑躬屈膝，让你拒绝加入声讨和屠杀异己者的行列。当然，教育本身并不是传授这些智慧的保障，尤其是有的独裁者会把教育当作个人教条、扭曲事实和阴谋论的宣传工具，他们同时对教育的意义不吝褒奖，依次将反对者以及与其相左的观念扼杀。
针对教育效果的研究已经证实，教育让人们的思想更开明、更进步。接受过教育的人的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排外和恐同情绪更轻，也更不容易支持独裁主义。[10]他们对想象力、个人独立和言论自由更重视。[11]他们参与投票、当志愿者、表达政治意见和参加工会、政治党派以及宗教和社区组织等公民协会的积极性更高。[12]他们也更容易置信于自己的同胞：对于作为万金油的社会资本来说，同胞间的信任是重要的保证，它让人们可以放心地签订契约、投资和遵守法律，而不用担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一不小心就落得任人宰割的下场。[13]
教育的进步
鉴于上述的所有原因，教育的进步，尤其是最能代表教育的读写能力，可以被视作人类进步的旗手。不仅如此，与其他方面的进步一样，有一种规律同样可以用来概括教育发展的沿革：在启蒙运动之前，所有的人都是愚昧卑微的；后来，少数几个国家开始从大部队中脱颖而出；近年来，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开始迎头赶上；在不久的未来，教育的恩泽将会无处不在。
从图16-1中可以看到，在17世纪前，读写能力只是西欧一小部分精英人口才能享受的特权，他们的数量不到总人口的1/8，在全世界，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19世纪。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全世界识字人口的比例翻了一番，一个世纪之后，又翻了一番，至此，全世界83%的人都掌握了读写的能力。即使如此，这张图还是低估了读写能力在世界人口中的普及速度，因为在那目不识丁的1/5人口中，绝大部分是中年人和垂暮的老人。在中东和北非的许多国家，文盲率在超过65岁的居民中高达3/4，而同样是在这些国家，青少年和20多岁年轻人的文盲率仅为个位数。[14] 2010年，世界上15～24岁的年轻人的识字率为91%，相当于1910年时的美国人口识字率。[15]意料之中的是，世界上识字率最低的国家正是位于那些最贫穷、最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比如南苏丹（32%）、中非共和国（37%），还有阿富汗（38%）。[16]
图16-1 识字率（1475—2010年）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Roser & Ortiz-Ospina 2016b，另外还有包括以下来源。1880年之前：Buringh & van Zanden 2009。世界：van Zanden et al. 2014。美国：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00年之后：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16。
读写能力是教育的基础，图16-2中展示了人们在送孩子去学校上学方面取得的进步。[17]这条时间线的样子非常眼熟：在1820年，世界上超过80%的人都没有上过学；等到了1900年，大多数生活在西欧和盎格鲁文化圈内的人口都享受到了基础教育带来的好处；而今天，全世界80%的人口都拥有了那样的机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它们的受教育率相当于1980年的世界水平、1970年的拉丁美洲水平、20世纪60年代的东亚水平、1930年的东欧水平，又或者是1880年的西欧水平。以目前的形势预测，等到21世纪中，大概仅会有5个国家的国民就学率低于80%，而到了21世纪末，全世界的未接受教育率将会跌到零。[18]
图16-2 基础教育率（1820—2010年）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Roser & Oritz-Ospina 2018，数据基于van Zanden et al. 2014。图线展示了在15岁以上的居民中，完整接受至少一年教育的人口比例，越到后来比例越高；参见van Leeuwen & van Leeuwan-Li 2014, pp. 88-93。
“不必再找别的书籍，书不论写多少，总没有止境；用功过度，必使身体疲倦。”[19]和衡量人类生活完满程度的某些指标不同——比如战争和疾病，知识没有低限或是零值；与另一些指标也不同——比如营养和识字率，知识也没有上限或是100%，人们对知识的需求总是无穷无尽的。不仅是知识本身在无限地积累扩张，对于一个技术驱动的经济体系而言，对知识的需求也在同步上涨。[20]
虽然全世界的识字率和基础教育率正在逼近它们的自然极限，但是每个国家的教育形式已经扩展到学院和大学的第三级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人们接受教育的年限正在持续增长。1920年，在美国14～17岁的青少年中只有28%的人在高中上学；到1930年，这个比例几乎上升了一半，而到了2011年，80%的青少年能够从高中毕业，毕业生中有将近70%的人能够考上大学。[21]另外在1940年，只有不到5%的美国人拥有本科学位；而到了2015年，获得本科学位的人几乎达到了人口的1/3。[22]图16-3展示了每个国家中上学时间的变化，这些曲线几乎相互平行。当前，上学时间最短的国家为塞拉利昂，只有4年，而最长的则是美国，有13年。有一种预测称，在21世纪末，全球超过90%的人口都会接受某种形式的中等教育，并有40%的人会接受大学类的教育。[23]由于接受教育的程度与生育孩子的数量成反相关，教育机会的增加将使世界人口在21世纪的某个时间点达到峰值，随后出现下降（见图10-1）。
图16-3 上学时长（1870—2010年）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Roser & Ortiz-Ospina 2016a，数据基于Lee & Lee 2016。图中人口的年龄范围为15～64岁。
虽然从图中看不出国家间正规教育的时长有任何会聚的趋势，但是一场知识传播的革命已然在缩小不同国家间的教育差距了。大多数国家的知识现在都被挂到了网上，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锁在图书馆里，且许多在线知识都是免费的。只要有一台智能手机，任何人都有机会参与大规模在线开放课堂（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以及其他许多形式的远程授课。
教育中其他方面的差距也在缩小。在美国，对低收入家庭、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国儿童的测评显示，他们的学前教育准备程度在1998—2010年间发生了显著的提升，这很可能是因为免费的学前教育项目有了更多的受众，书籍、计算机和互联网在贫困家庭中的普及率变得更高，还有这些家庭的父母们有了更多与孩子们互动的时间。[24]
更不出所料的是，性别歧视的终极形态——剥夺女孩上学的权利也在减少。这种减少之所以一定会发生，并不只是因为女性占到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半，所以让女性接受教育相当于增加一倍的职业人口。这种变化必然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女性同样有能力掌管世界。
如果让女孩接受教育，她们的身体会变得更健康，会有更少但是素质更好的孩子，这些孩子会做更多的贡献，他们的国家也会因此受益。[25]西方国家用了数个世纪的时间才最终搞明白，让所有人，而不只是男性接受教育，才是正确的。从图16-4中可以看到，直到1885年，英国女性的读写能力才和英国男性相当。女性和男性识字率的世界比例升高得更晚，但是提升的速度要快得多，很快就弥补了滞后于西方社会的时间，1975年，全世界女性的识字率仅为男性的2/3；而在2014年，两者的数量几乎相同。联合国已经在2015年宣布完成了千禧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中，关于在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中实现性别平等的预设。[26]
图16-4 女性的读写能力（1750—2014年）
资料来源：英格兰（所有成年人）：Clark 2007, p. 179。世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年龄15～24岁者）：HumanProgress，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局的数据，总结于World Bank 2016f。世界数据由各国平均而得，所选的国家在不同的年份略有不同。
图中的另两条曲线（巴基斯坦、阿富汗）各有各的故事。男女识字率差距最大的国家是阿富汗。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阿富汗理所当然地在几乎所有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指标中都垫底（其中包括它的整体识字率，2011年，阿富汗的国民识字率才刚刚来到了骇人的52%），最主要的原因是在1996—2001年，阿富汗都处于塔利班的掌控之下，这个组织除了犯下恐怖组织该有的暴行之外，还禁止女孩和妇女到学校接受教育。塔利班曾在其控制的阿富汗和临近的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恐吓年轻女性，要求她们退学。
从2009年开始，当时12岁的马拉拉·尤素福扎伊公开为女性获取教育权而发声，而她的家人在巴基斯坦的史瓦特地区运营着数家学校。2012年10月9日将注定成为历史的耻辱日，一名塔利班歹徒登上了马拉拉乘坐的校车，朝她的头上开了一枪。马拉拉最终醒了过来并成为了诺贝尔和平奖最年轻的获得者，她还因此成了全世界最受人景仰的女性之一。即便是在这些地区，我们也还是能看到类似的进步之光。[27]
在过去的30年中，不同性别的识字率之比在阿富汗翻了一倍，在巴基斯坦则增长了近一半，后者如今的比例相当于1980年世界的水平或者1850年英格兰的水平。虽然不能打包票，不过全世界的运动浪潮、经济的持续发展、公众常识的增加，还有礼义廉耻的规范，这些都极有可能将女性和男性的识字率之比推向100%的自然极限。
弗林效应
那么有没有可能让世界不只局限于教育机会和知识数量的增长，而是真正实现民智开化呢？有没有可能让人们越来越善于学习新的技能、理解抽象的概念、解决突如其来的问题？让人惊讶的是，答案是肯定的。人类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 IQ）增长的势头已经维持了一个世纪有余，在世界上所有的地区，增长的速率接近每10年3个智商点数，相当于1/5个智商标准差。
而1984年，当哲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第一次把这个现象摆到心理学家们面前时，许多专家都以为这是一个错误或是玩笑。[28]一方面，我们知道智力水平和遗传高度相关，而人类从来没有大规模地实行过让聪明的人生育更多后代的优生主义政策。[29]另一方面，从前的人们也还没有进行大量的家族和部落间联姻，而这么做可以避免近亲婚配，同时增加混血优势，所以也不能用混血优势来解释人群智商的增长速度。[30]
除此之外，弗林的发现也让人们担心社会上会出现这样的想法：一个在1910年智力水平属于中游的人，如果他或者她通过一台时光机穿梭到了现在，那么就会在如今的智商评判标准下沦为智障，而如果当今世界资质平平的普通人能够回到爱德华时代，出现在穿戴华美、须发整洁的王公贵族们面前，他们的智商也可以轻松超越那个时代98%的人。尽管听起来不可思议，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会怀疑弗林效应的真实性了，此外，最近还有一项元分析的研究证实了该效应，这项分析里包含了271个样本，涉及31个国家和400万人。[31]图16-5展示了“IQ的长期增长趋势”，这个名字是由心理学家们取的。
图16-5 IQ的增长（1909—2013年）
资料来源：Pietschnig & Voracek 2015，用互联网资料做了补充。图中指示智商变化的曲线所基于的智商测试不同、评测的起始时间也不同，故相互之间没有可比性。
注意图中每个大洲的智商数值变化是与各自大洲最初的资料数据相比，这是作者有意设定的，因为各大洲评估智商的测试和时期都不同，导致结果没有横向的可比性。在这里不能以与前面图表相同的方式来解读图线的含义，比如，不能说非洲在2007年的平均智商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70年的平均智商相当。毫不意外的是，IQ值的增长符合斯坦定律：不能永远增长的事物总会有山穷水尽的那一天。如今，弗林效应在某些国家已然出现增长放缓的趋势，而那些国家也是弗林效应开始最早的国家。[32]
就算不清楚智商增长的确切原因，很多人还是不相信环境因素对智商的影响，他们觉得一种遗传特征被后天因素左右的想法实在有些自相矛盾。不过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身高也是一种与遗传高度相关的个人特征，但是人类的平均身高在过去数十年里持续增长，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至少包括：更好的营养条件和更少的疾病。大脑是个贪婪的器官，它消耗的能量要占到全身耗能的1/5，此外，大脑的主要成分是脂肪和蛋白质，这两样都是人体里抢手的物质。抵抗感染需要高昂的代谢成本，生病孩子体内的免疫系统会指挥身体让它把更多的物料用于抗击疾病，而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大脑的发育。清洁的环境，也就是铅和其他环境毒物的减少，也是帮助大脑发育的因素之一。食物、医疗和环境质量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不出所料的是，弗林效应与人均GDP的增长有密切的联系。[33]
但是营养条件和健康状况只能部分解释弗林效应。[34]首先，营养和健康对智商的增益效果应当只局限于智商正态曲线的后半段，因为根据假设，那些人之所以在智力上处于劣势，是因为营养和健康条件有限。营养和健康对曲线前半段的人没什么效果，因为毕竟，这两样东西在超过一个特定的水平之后，只会让人变得更胖而不是更聪明。事实上，在某些历史时期和某些地方，弗林效应的确在处于后半段的人群中体现得更明显，智力劣势人群的智商增长速度相对更快，把他们带向了更接近平均值的水平。但是也有另外一些时期和地方，智力分布曲线整个都发生了朝右上方的移动：原本聪明的人也变得更聪明了，而他们往往本来就衣食无忧。其次，健康和营养对智力的助力效应理应在儿童中最容易凸显，其次才是对成年人。而实际上成年人的弗林效应比儿童要明显，这意味着在长大成人过程中学到的经验，而不仅仅是儿童时期的生理体质，才是推高智商的主要原因。最显然的经验莫过于教育经历。无独有偶，在人类智商升高的数十年中，营养、健康和身高的水平也在同时提高，但是它们的增长和停滞没有体现出与智商密切的相互联系。
不过，健康和营养不足以成为解释智商提高的最主要原因，这是因为在过去数十年中，智商的提高并不是基于人类脑力的提升。弗林效应中增加的可不是大脑的重量，后者是决定各方面智力表现，如语言能力、空间想象能力、数学能力和记忆力等的基础因素，同时它也是受基因影响最直接的因素。[35]尽管所有人的平均智商提高了，评测智商不同方面的子测试得分都提高了，但是某些子测试的分数提高得比其他子测试更快，这种提高的差异与由基因导致的特征差异明显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弗林效应与智商的遗传性关系不大的又一个原因。
所以在环境逐渐改善的几十年中，智力哪方面的表现提升得最快呢？出人意料的是，最明显的提升并没有发生在任何由学校教授的实用技能中，比如常识、算术和词汇，而是发生在了抽象、随机应变的能力上，比如用以回答找异同问题的能力（“一小时和一年有什么共同点？”）、类比能力（“鸟之于蛋相当于树之于什么？”），以及完成视觉矩阵测试（受试者需要选取复杂的几何图形，并严格按照固定的顺序进行排列）所需要的能力。所以，提升最明显的是分析性的思维能力：把不同的概念进行抽象化归类，如把小时和年都视为“时间单位”，用思维把对象分解为互相联系的不同组成部分，而不是将它们作为整体，囫囵吞枣地接收到脑子里，随后再在用特定规则限定的假想世界里寻找逻辑关联，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可能会忽略掉日常经验和常识。例如，“假设X国的所有东西都是用塑料做的。如此一来，X国的烤箱会不会也是用塑料做的？”[36]
分析性思维通常是人们在正规学校里学到的，即便有的老师可能从来不会把这种思维单独提出来作为一堂课讲，但是只要学校的课程需要学生理解和推理，而不是单纯的死记硬背，他们就能学到。从20世纪初开始，理解式教育就逐渐成了教育中的趋势。[37]在校园之外，地铁地图、数字显示屏等图形电子表格、股票报告等分析工具，以及供求关系、平均而言、人权、双赢、相关性与因果性、假阳性等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频繁的术语概念，都成了与他人打交道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而这样的文化氛围无时无刻不在磨炼我们的分析性思维。
弗林效应在现实世界中真的重要吗？答案几乎是肯定的。高智商可不仅仅是一个可以让你在酒吧吹嘘，或是让你获准进入门萨俱乐部的数字，它是人生腾飞的信风。[38]在智力测验中获得高分的人能获得更好的工作、触犯法律的可能性更小，并且能在社会经济地位相同的情况下比别人拥有更多成就，例如创业、获得专利和创作出受人敬仰的艺术作品。左翼的知识分子至今都不承认智商的存在，或者不认为有可靠的办法能够测量智商，他们的这些想法早在数十年前就被反驳了。我们不清楚额外的智商加成到底是由于大脑重量的增加，还是弗林式思维能力的提高，不过或许是两者皆有。弗林曾经推测认为抽象推理能力中包含了道德感，我也赞成这个推测。从生活中抽离自己的换位思维，以及“我只是运气好了点”或者“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世界会变得怎样”的沉思，无疑都是共情和伦理产生的基础。[39]
既然智力可以带来好处，而人们的智力一直在增长，那么是不是多少可以看出一些世界因为智力的增长而变得更美好的迹象呢？有些怀疑论者，最初甚至包括弗林自己都不认为20世纪的思想成果要比休谟、歌德和达尔文的时代更丰富。[40]于是，“过去的英才们面对的是一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这种论调就又出现了。这种观点认为，类似分析－综合二分法和自然选择学说这样的理论只能被发现一次，先到先得。今天，学术上的边边角角都有人在探索和研究，天赋异禀的单干天才想在涉猎广博且联系频繁的饱学之士中脱颖而出可比从前难多了。但是无论怎么说，人类智商提高的事实的确有迹可循，比如国际象棋和桥牌的世界顶尖选手一直在年轻化。此外，没有人想得到科学和技术在过去50年中竟然可以有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
最明显的，有一种抽象思维能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就是对数字技术的掌控。网络是抽象世界的终极形态，在那里，行为目标的实现不是依靠对实体物质进行空间移动，而是通过操纵虚拟的图标和按钮。20世纪70时代，初次接触卡式录像机和地铁售票机的人们对这些新事物根本摸不着头脑。80年代，只要看一眼机器上显示的时间是不是“12:00”，就可以知道录像机的主人会不会设置机器的时间，这成了那个年代人们取笑别人的话题，经久不衰。直到“被遗忘的一代”和“千禧一代”，人们才真正在数字世界里如鱼得水。在某部2000年后的动画里有这么一段情节，一位父亲对他年幼的孩子说：“儿子，你妈妈和我买了一个软件，能够限制你在网上浏览的内容。呃……你能帮我们安装一下吗？”同样因为网络而咸鱼翻身的还有发展中国家，它们智能手机和理财、教育和实时市场信息更新等在线服务的普及率，常常要超过西方国家。[41]
弗林效应也可以用来解释在本章中看到的、人类生活其他方面的进步吗？经济学家哈弗（R. W. Hafer）经过统计分析后认为答案是可以。通过控制引起混淆的变量，如教育、GDP、政府福利性支出，甚至还有宗教机构和被殖民史等，他发现国家居民的平均智商可以用于预测未来的人均GDP增长，不仅如此，它还与非经济性的人类完满指标有关，比如寿命和休闲时间。根据他的估算，11点的智商增幅能够将国民生活质量翻倍的时间从27年减少到19年。助长弗林效应的政策，比如对医疗、营养和教育的投资，能够在未来让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政治更健全、人民的生活更幸福。[42]
完满与进步
对人类生活友好的东西可不总是对社会学友好，要从错综复杂的关系链里抽丝剥茧，找出人类生活质量提升的具体原因几乎是不可能的，复杂系统的表现更像是随机的，而不是确定的。不过让我们暂且收收这份对难以分辨具体原因的遗憾，把关注点放在由这众多原因导致的实际趋势上。人类完满的诸多层面在过去数十年和众多国家里的表现都非常类似，这种时空一致性或许暗示了某种现象背后潜在的逻辑关联。统计学家称之为“一般因素”，是一种关键的，或者隐藏的、潜在的，又或者具有中介性质的变量因素。[43]而我们甚至已经给影响人类完满的一般因素取了一个名字：进步。
还从来没有人以这个“进步”作为参数，评估过人类各方各面的完满程度，但是受经济学家马赫布卜·哈克（Mahbub ul Haq）和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启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人类发展指数，该指数由三个主要参数组成：预期寿命、人均GDP和教育，分别代表了居民的健康、经济和智力状况。[44]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探讨过全部这三项指标了，并会在后两章中对这些方面的质量进行探讨，所以在那之前，再从定量的角度看一看人类在历史上取得的进步。
有两位经济学家分别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人类发展指数，用以回顾和评估19世纪的人类社会，每种指数都赋予了预期寿命、收入和教育不同的权重。莱安德罗·普拉多斯·德·拉·埃斯科萨拉的人类发展历史指数（Historical Index of Human Development）以1870年作为起点，它以几何平均而非算术平均的方式求取三者的平均数（以保证其中一项的极端取值不至于掩盖其他两项的水平），以补偿预期寿命和教育这两项本已很高的指标对计算参数的收益递减。本书图表中数次引用的“从前的生活”（How Was Life?）项目的负责人奥基·里捷玛（Auke Rijpma）提出的从1820年开始统计的完满度综合指数（Well-Being Composite）。这一指数在三大指标的基础上，还加入了身高（反映了健康）、民主、谋杀率、贫富差距和生物多样性等指标。过去两个世纪中，只有最后两项没有系统性地提高。全世界在这两个指数上的得分如图16-6所示。
图16-6 全球完满度得分（1820—2015年）
资料来源：人类发展历史指数：Prados de la Escosura 2015，分值范围0～1，数据参见Our World in Data, Roser 2016h。完满度综合指数：Rijpma 2014，数据统计间隔为10年。
这张图相当于人类进步史的概览。从中可以看出两条重要的画外音。首先，虽然全世界发展不均衡的现象还十分严重，但是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都在发生进步，如今状况最差的地区也比不久前状况最好的地区要更优越。[45]如果把全世界分为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就可以发现非西方社会在2007年已然达到了西方社会1950年的水平。另一条画外音是，虽然每一个与人类完满程度有关的指标都与财富有关，但是完满度的提高并不只是意味着世界在变得更富裕：即使在经济没有改观的地区，人们的预期寿命、健康状况和知识水平也在提高。[46]人类完满度在长远上的普遍提升，再加上各方面提升的不同步，印证了其背后的确有一种叫“进步”的东西在暗中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