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进步的未来
自从18世纪末期启蒙运动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人均寿命已从30岁上升到71岁，在更加幸运的国家，人均寿命为81岁。[1]启蒙运动伊始时期，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1/3的儿童在5岁前死去；而如今，早夭的命运仅降临在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中6%的儿童身上。他们的母亲也同样得以摆脱悲剧：如今在最富有的国家，有1%的母亲从未见过自己的新生儿就死去了，最贫穷国家的数值是其3倍，并且在持续下降。在最贫困的国家，致命的传染性疾病稳定减少，其中的一些疾病每年只能感染数十人，而且，这些疾病很快就会像天花那样走向灭绝。
贫困或许也不会一直困扰我们。当今世界比两个世纪前富裕了100倍，并且财富正在以更加均衡的方式分配给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的人口比例已由90%降至不到10%，并且在本书大部分读者的有生之年，这个数值可以接近于0。灾难性饥荒距离大部分的人类历史并不遥远，但现在已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消失，并且营养不良和发育障碍的情况也在稳步减少。一个世纪以前，富裕国家将1%的财富用于支持儿童、穷人和老人，如今这些国家在此方面花费将近1/4的财富。他们中的大部分贫困人群都有其食、有其衣、有其所，并且拥有过去无论穷人或富人都无法享用的奢侈品，例如智能手机和空调。少数民族的贫困程度也在下降，老人的贫困程度急剧降低。
世界也给和平提供了机会。国家之间的战争逐渐停止，国家内部的战争已经从地球表面5/6的地方消失。每年死于战争的人数不到20世纪80年代的1/4、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1/7、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1/18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0.5%。曾经常见的种族灭绝现在也变得罕见。在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地区里，战争的死亡人数远远低于死于谋杀的人数，同时谋杀率也在下降。美国人被谋杀的概率相当于24年前的一半。就全世界总体来说，人们被谋杀的概率是18年前的7/10。
从各个方面而言，生命都变得更加安全了。在20世纪的进程中，美国人死于车祸的概率降低了96%，在人行道被撞倒的概率降低了88%，死于飞机事故的概率降低了99%，死于高空坠落的概率降低了59%，死于火灾的概率降低了92%，死于溺水的概率降低了90%，死于窒息的概率降低了92%，死于工伤的概率降低了95%。[2]在其他富裕国家，生命的安全保障甚至更高，而在相对贫困的国家，生命的安全系数也会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人们不仅变得更加健康、富有、安全，同时也更加自由。两个世纪以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中占世界人口比例1%的人享有民主；如今，世界上2/3的国家中占世界2/3的人口享有民主。不久以前，世界上有一半国家对少数民族制定了歧视性法律；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了支持少数民族的政策。在进入20世纪的转折点上，只有一个国家的妇女享有投票权；而如今她们在每一个男人享有投票权的国家都能投票。将同性恋定义为犯罪的法律也在持续减少，人们对少数民族、妇女和同性恋人群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得更加宽容，年轻人尤其如此，这是世界未来发展趋势的预兆。仇恨犯罪、针对妇女的暴力犯罪以及欺诈儿童的犯罪数量长期以来都在下降，剥削儿童劳动力的情况也是如此。
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健康、安全和自由，他们也变得愈发有文化、有知识，更加聪明。在19世纪早期，世界上12%的人可以读书写字，如今83%的人都拥有这种能力。读写能力和教育将很快变得普及，对女孩和男孩来说都是如此。教育，连同健康和财富，正在真正地让我们变得更加聪明——人们的智商指数提升了30%，比我们的祖先高了两个标准差。
人们正在充分利用他们更长寿、更健康、更安全、更自由、更富有以及更智慧的生命。美国人每周工作的时间比过去减少了22个小时，他们拥有三周带薪假期，做家务的时间减少了43个小时，并且只将1/3的工资用于必需品上，而过去这一数字是5/8。他们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和可支配收入外出旅游，与孩子相处，与爱人联络，品尝世界的美食，领略异域的知识和文化。由于得到了这些礼物，全世界的人们都变得更加幸福。甚至将好运视作理所当然的美国人，也感觉“非常幸福”或者更加幸福，而年青一代也变得不再那么不快乐、孤独、抑郁、沉迷毒品、自我毁灭。
由于各个国家变得更加健康、富裕、自由、幸福，并且拥有更好的教育，所以就会将注意力放在最紧迫的全球挑战上。它们已经实现减少排放污染物，降低森林砍伐率，避免发生石油泄漏事件，设立更多的保护区，更少的物种遭受灭绝，挽救臭氧层，并且石油、农田、原木、纸、汽车、煤炭，甚至碳的消费量都达到了最高峰。尽管世界各国存在差异，但它们历史性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正如前些年在核测试、核扩散、核安全和核裁军上达成一致一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特殊情况以来，核武器已经在72年里没有被使用过了。核恐怖主义，“无视”40年来专家的预测，从未发生。全世界的核武器库存下降了85%，并且还会进一步下降；此外，核测试也停止了，核扩散也冻结了。世界上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尽管还没有解决，但是它们是有解的：为消除核武器和缓解气候变化问题而制订的切实可行的长期计划。
对于所有的血腥头条新闻，所有的危机、崩溃、丑闻、瘟疫、流行病和生存威胁而言，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可以尽情享受的成就。启蒙运动正在发挥作用：两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利用知识促进了人类的繁荣。科学家已经揭示了物质、生命和大脑的工作机制；发明家已经驯化自然的法则来对抗熵，创业家已经让他们的创新变得人人都能负担得起；法律制定者已经通过抑制对个人有利但对集体有害的行为而让人们获得了更好的生活，外交家也做了同样的工作；学者已经让知识的财富永远留存、让理性的力量不断增强；艺术家已经让同理心的圈子不断扩大；活动家已经向权力施压，从而推翻压迫措施，向他们的同胞施压，从而改变压迫习惯。各种制度也因为所有的这些努力，而让我们能够避开人类天性的缺陷并增强闪光点。
与此同时……
如今，世界上还有7亿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在极度贫困人口集中的区域，人均寿命低于60岁，并且有将近1/4的人患有营养不良。每年几乎有100万儿童死于肺炎，50万死于腹泻或疟疾，数十万死于麻疹和艾滋病。世界上正发生十余场战争，其中一场已经导致25万余人丧生；2015年，至少有上万人在种族灭绝中被屠杀。大约1/5的世界人口缺乏最基本的教育，1/6左右人口还是文盲。每年有500万人死于意外，超过40万人死于谋杀。世界上大约有3亿人口罹患临床抑郁症，其中每年将近80万人死于自杀。
世界上发达地区的富裕国家也无法幸免。中下层阶级在过去20年间收入涨幅不足10%。仍有1/5的美国人认为妇女应该回归传统角色，1/10的美国人反对跨种族交往。美国每年发生的仇恨犯罪超过3 000起，每年有15 000余人被谋杀。美国人每天要在家务上浪费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们中1/4的人觉得自己永远是忙忙碌碌的。超过2/3的美国人否认自己非常幸福，这跟70年前的比例差不多，并且妇女以及占比最大的年龄群体变得越来越不快乐。每年大约有4万美国人因为不快乐而结束自己的生命。
毋庸置疑，全球性问题也非常严峻。在21世纪结束前，地球还需容纳新增的20亿人口。在过去十年里，数亿公顷的热带森林遭到砍伐，海洋鱼类的数量下降了40%，数千种生物正面临着灭绝之灾。每年，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微粒物质连同380亿吨二氧化碳继续被排放进入大气，如果还不加以抑制，全球温度有可能会上升2℃～4℃。此外，世界上有超过10 000枚核武器分布在9个国家。
以上3段的事实跟本章前几段的事实是一样的，我只不过是从负面而非正面的角度来看待它们，并且呈现的是消极比例。我用这两种方式来呈现世界的状态，其目的不在于证明我既能关注杯子里所剩的空间，也能关注杯子里水的高度。这样是为了强调已取得的进步并非乌托邦，进步的空间依然存在。事实上，非常必要的是，必须努力让进步继续下去。假若可以通过传播知识、提高繁荣程度而维持前几段中的趋势，最后3段中的数据就会缩减。它们是否可以接近于零，这也是我们在将要接近的时候才考虑的问题。即便有些问题会消失，肯定也会发现更多能够纠正的伤害，发现更多丰富人类体验的新办法。启蒙是一种关于发现和改良的持续过程。
获得持续进步的愿望是不是理性的呢？我将在本章进行思考，然后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讨论为了实现愿望而必须追求的理想。
进步的希望
我将以支持持续进步作为开头。在本书一开始，我们用不神秘、不辉格主义、不过分乐观的解释来说明为何进步是可能的，也就是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开启了使用知识来改善人类处境的进程。这时怀疑论者可能会有理由说：“这永远行不通。”但两个多世纪之后，可以说它已经行通了：我们已经看到，有70多幅图表显示世界正在变好，这证明了进步的希望是存在的。
代表好事的曲线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从许多图表看来那是一种很有可能的趋势。某天早晨我们醒来就发现房子变得更加易燃了，或者人们改变了他们关于跨种族交往或在岗同性恋教师的看法，那是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关闭它们的学校和医疗中心，或停止建造这些机构，因为它们正开始享受到这些机构带来的好处。
可以肯定的是，新闻上展现的变化总是有好有坏。问题的解决方案会带来新的问题，这需要花时间来解决。但当我们将视线从停滞和挫折中后退一点，就能看到人类进步的指标在不断累积：不会循环往复，即便收获确实会被损失抵消一部分。[3]
更棒的是，进步是建立在进步的基础上的。一个更加富裕的世界拥有更好的财力来保护环境，整顿帮派，加强社会安全网络，为公民提供教育和医疗。一个拥有更好教育和更强联系的世界就能更多地关注环境，更少地纵容独裁者并且更少地发动战争。
推动这些进程的技术进步需要加快速度。斯坦定律会继续服从于戴维斯推论：“或许事情不能一直持续下去，但它持续的里程却会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并且基因组学、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材料科学、数据科学和循证政策分析都日渐繁荣。传染性疾病可以被灭绝，并且许多此类疾病已经成为过去时。慢性疾病和退行性疾病更顽抗，但针对其中许多疾病的进展已经在加速，例如癌症，在其他一些疾病上的突破也越来越快，例如阿尔茨海默症。
在道德方面的进步也是如此。历史告诉我们，野蛮习俗不仅能够减少，更能从根本上加以消除，至多只能在少数几个愚昧的落后方面徘徊。最爱自寻烦恼的人都不会担心活人献祭、同类相食、阉人、一夫多妻、奴隶制度、决斗、世仇、缠足、焚烧异教徒、浸死巫师、公开折磨处决、杀婴、畸形秀和嘲笑疯子复辟归来。尽管无法预测今天的野蛮风气何时会像奴隶处决和焚烧异端者一样走上不归路，但正走在不归路上的是对同性恋的定罪、只有男性享有的选举权和教育权。再过数十年，谁能说女性割礼、荣誉谋杀、童工、童婚、极权主义、核武器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不会跟它们一样呢？
其他糟粕很难彻底根除，这是因为它们依赖于数十亿具有缺点的人的行为，我们无法通过一举采取措施而将它们消灭。但即便没有从地球表面消失，它们也可以进一步被消除，其中包括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仇恨犯罪、内战和谋杀。
我可以毫不脸红地呈现这种乐观的愿景，因为它并非幼稚的空想或积极的渴望。它是未来的景象，深深根植于历史现实，并且伴随着冷酷而艰难的事实。它仅仅依赖于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会继续发生。正如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在1830年所思考的那样：“无法绝对证明那些告诉我们社会已经到达一个下坡的转折点、我们已经经历了最好时代的人是错的。但之前的人都这么说，并且拥有如此明显的理由……基于什么样的原则，才会在看到身后只有进步之时，却认为前面等待着的只有后退而非其他？”[4]
第一片黑云：经济停滞
在第10章到第19章，我检视了针对托马斯·麦考利问题的回答。这个答案预见等在所有进步前面的是灾难的结局，是气候变化、核武器和其他生存威胁。在本章的剩余内容里，我将考量两种21世纪的发展情况，它们虽不足以造成全球灾难，但依然被当作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的证据。
第一片黑云就是经济停滞。正如评论家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Logan Pearsall Smith）说的那样：“无论是何种痛苦，一笔收入，总不至于毫无疗效。”财富提供的不仅是金钱能够买到的显而易见的东西，例如营养、健康、教育和安全，从长期来看，还有精神的益处，例如和平、自由、人权、幸福、环境保护以及其他卓越的价值。[5]
工业革命引领了超过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的那段时间，当时人均世界生产总值每年的增长率约为3.4%，每20年就翻一倍。[6]在20世纪末期，生态悲观主义者警告道，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会耗尽资源、污染地球。但到21世纪，相反的恐惧情绪开始升起：未来的经济增长不是太快而是太慢。自20世纪70年代起，年增长率降低了不止一半，变为1.4%左右。[7]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力是指每投资一美元和一个人工工时，国家所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生产力反过来又取决于尖端技术：也就是一个国家工人的技术及工厂、管理和基础设施的效率。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生产力的年增长率为2%左右，每35年翻一倍。此后，美国生产力的年增长率约为0.6%，这样就需要一个多世纪才能翻倍。[8]
部分经济学家担心低增长率会成为新常态。根据劳伦斯·萨默斯分析的“新长期停滞假设”，即便是如此微不足道的增长连同低就业率，也只有在中央银行将利率设为零或负利率的情况下才能维持，而这将会导致金融不稳定和其他问题。[9]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时期，长期停滞会让大多数人的收入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持不变或降低。如果经济停止增长，事情就会变得很难看。
没有人真正知道为何生产力增长会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停滞，也不知道如何再使它恢复活力。[10]一些经济学家给出了一种解释，例如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在他2016年的著作《美国经济的兴与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中所说的那样，认为应归咎于人口结构和宏观经济的不利因素：例如更少的工作人口支持更多的退休人口，教育规模的扩张停滞，政府债务的增加，不平等的加剧。不平等的加剧又会压抑人们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因为更富有的人与更贫困人群相比，花掉收入的比例较少。[11]戈登补充道，最具革命性的发明或许已经存在。20世纪上半叶，电、水、下水道系统、电话和电器革新了家庭。从那时起，家庭就不再有什么新的变化。带有加热坐垫的电子坐浴盆固然很好，但并不像从屋外厕所转变为冲水马桶的变化那么大。
另外一种解释则与文化有关：美国失去了它的魔力。[12]经济落后地区的工人不再收拾行李转移到经济活跃的地区，而是开始领取残疾保险，不再作为劳动力。小心谨慎的原则让所有人都不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资本主义失去了资本家：太多投资累积在“老年资本”身上，它们被机构经理用来为退休人员寻求安全的回报。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希望成为艺术家和专业人士，而非创业家。投资人和政府不再支持对月发射计划。正如创业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叹息的那样：“我们想要会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
无论造成经济停滞的原因为何，经济停滞导致了许多问题，并且为21世纪的政策制定者带来了重大的挑战。这是否意味着进步能够持续下去就是好的，但进步持续到现在就终止了呢？不可能！一方面，低于战后辉煌时期增长速度的增长仍是增长——事实上，是指数型增长。世界生产总值在过去55年里有51年是在增长，这就意味着在这51年里，每一年都比前一年富裕，过去的6年也不例外。[13]此外，长期性经济停滞主要是第一世界国家的问题。让最发达的国家变得更加发达，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年复一年，次发达国家拥有很多追赶的空间，它们在吸取更富裕国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可以获得高速增长（见第8章）。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最大进步是数十亿摆脱了极度贫困的人口正在崛起，这种进步不用被美国和欧洲的低迷经济所限制。
此外，靠技术驱动的生产力增长正在悄悄降临。[14]人们需要一段时间来弄清如何发挥新技术的最佳用途，各行各业需要一定时间来为工厂更换设备并且进行实践。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来说，电气化始于19世纪90年代，但直到40年后，经济学家才看到人人所期盼的、对提升生产力所起的作用。个人电脑革命同样也经历了睡眠者效应，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促进了生产力的增长。这对于像我这样的早期使用者来说并非意外，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安装鼠标或让点阵打印机打出斜体字要花费大半个下午的时间。关于如何让21世纪的技术发挥最大功用的知识很快就会迎来爆发式增长。
与沉闷科学(63)的践行者不同的是，技术观察者坚定地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富足的时代。[15]比尔·盖茨将人们对技术停滞所作的预测比作1913年对战争销声匿迹所作的预测，它们同样不足为信。[16]“试想象一下吧。一个拥有90亿人口的地球上，”技术创业家彼得·戴曼迪斯（Peter Diamandis）与记者史蒂芬·科特勒（Steven Kotler）在《富足》一书中(64)写道，“人们都能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有营养的食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负担得起的住房，都能接受个性化的教育，都能享受顶级的医疗护理，都能使用无污染且取之不尽的能源，那将是一幅怎样的愿景？”[17]他们的愿景并非来自动画片《杰森一家》（The Jetsons）中的幻想情景，而是来自已经在起作用或即将到来的技术。
从能源开始讲起。能源再加上信息，就是避免熵增的唯一办法，而它也是为经济相关的一切事物赋能的源泉。正如在第10章中看到的那样，第四代的核能小型模块反应堆优点多多，具有被动安全性、防扩散性，无废弃物，可大规模生产，维护成本低，可无限期加燃料，并且比煤炭便宜。用碳纳米管制成的太阳能面板效率是目前太阳能光电板效率的100倍，这依然符合摩尔定律。它们收集的太阳能可以存储在液态金属电池中：理论上，像船运集装箱那么大尺寸的电池可以为一个社区供电；像一个沃尔玛超市那么大的电池可以为一座小城市供电。智能电网可以随时随处地收集能量，并按照需要随时随处地将它进行分配。技术甚至还能为化石燃料带来新生：一种新设计的零排放燃气发电厂可直接利用废气来驱动涡轮，而不是用废弃的沸水，这样就能让二氧化碳被隔离在地底下。[18]
数字制造，连同纳米技术、3D打印和快速原型一道，能够生产出比钢和混凝土更强、更便宜的复合材料，并且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的房屋和工厂建造现场进行打印。纳米过滤技术能够净化水中的病原体、金属，甚至盐。高科技屋外厕所无须附加装置就可以将人类的排泄物转变成肥料、饮用水和能源。精准灌溉和智能水网的芯片中包含低成本的传感器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使水的使用量降低1/3到1/2。经过基因改良的水稻能够用玉米和甘蔗的C4光合作用取代自身低效率的C3光合作用，从而将产量提高50%，用水量减少一半，肥料使用量也大大减少，并且能够忍耐更高的温度。[19]经过基因改良的海藻能吸收空气中的碳，然后分泌生物燃料。无人机能够监视数千米外的管道和铁路，也能将医疗物资和备用配件运输给被隔绝的群体。机器人能够接手人类不愿意做的工作，例如挖矿、给货架上货和铺床。
在医疗领域，芯片实验室能够进行液体活检，从一滴血或一滴唾液中检测出数百种疾病中的任何一种。人工智能通过处理基因组、症状和病史方面的大数据，在进行小病诊断时比医生的第六感还要准确，并且开具与人类独特生物化学特性相符的处方。干细胞可以纠正自身免疫疾病，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多发性硬化，还能在尸体器官、动物器官或用人体组织3D打印出来的模型中存活。RNA干扰能够让讨厌的基因不再闹事，打个比方说，可以让调控脂肪细胞胰岛素受体的基因沉默。癌症疗法能够准确地探测到肿瘤的独特基因信号，而不会毒害身体的每一个分裂细胞。
全球教育也可以进行改革。数十亿拥有智能手机的人们可以通过百科全书、讲座、练习和数据集获取世界上的知识。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可以借由网络获得志愿者提供的个性化指导，人工智能则可以让任何地方的学习者都能获得个性化指导。
创新并不仅仅是指一系列的酷点子。它们从被称为“新文艺复兴”和“第二个机器时代”的席卷一切的历史发展中汩汩涌出。[20]第一个机器时代源自能源驱动的工业革命，而第二个机器时代则是由另外一种反熵资源信息驱动的。其革命性的前景源自通过对信息的有效使用来指导其他一切技术，并且这种前景还源自信息技术本身指数级的进步，比如计算能力和基因组学。
新机器时代的前景同样来自创新过程中的创新。第一个创新是创新平台的民主化，例如应用程序接口和3D打印机，它们使人人都可以成为高科技的创造者。第二个创新是技术慈善家的崛起。他们不再为音乐厅的冠名权开出支票，而是将自身的天赋、人脉以及对于结果的要求应用到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中。第三个创新是通过智能手机、在线教育和微型金融向数十亿人进行的经济赋权。在世界底层的10亿人中，有100万人拥有天才般的智商。请想一想，如果他们的脑力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呀！
第二个机器时代能让经济走出停滞状态吗？答案并不确定，因为经济增长不仅仅取决于可用的技术，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如何部署财政资本和人力资本来利用这些技术。即便技术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它们所带来的益处也不一定能够体现在标准经济指数中。喜剧演员帕特·保尔森（Pat Paulsen）曾经说过：“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都是毛估的(65)。”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GNP（国民生产总值）或GDP只是经济活力的粗糙指标。它具有容易衡量的优点，但由于它只是商品和服务产出的金额流转记录，它与人们所享受到的丰富的商品和服务并非同一回事。消费者剩余的问题或价值悖论一直以来都困扰着繁荣的量化（见第8章和第9章），而现代经济使这个问题进一步加剧了。
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指出：“汇总统计数据，例如人均GDP及其衍生物，如要素生产力……是为钢和小麦经济时代设计的，而不是为信息和数据作为最活跃领域的经济时代设计的。许多新商品和服务的设计成本很高，但一旦它们行得通，就可以用极低的成本甚至零成本进行复制。这就意味着，即便对消费的影响巨大，它们对生产总值的贡献也寥寥无几。”[21]“2015年的家与1965年的家看起来并没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结论，因为生活去物质化现象的出现而立不住脚。巨大差异存在于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例如药片、智能手机，以及如视频流和网络电话等新的奇迹。除了去物质化，信息技术也引发了去货币化的过程。[22]许多过去需要付钱才能买到的东西现在基本变成了免费，例如分类广告、新闻、百科全书、地图、相机、长途电话和零售店的一些小商品。人们能比过去更好地享受这些商品，但是它们也从GDP统计中消失了。
同时，人类福利也让公司的部分工作脱离了GDP统计。现代社会变得更加人文主义，把更多财富投入到关乎人类幸福的方面，而这是无价的。近期《华尔街日报》一篇关于经济停滞的文章指出，人们为追求更加干净的空气、更加安全的汽车以及治疗罕见疾病的药品而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创新性工作，而这类药物只影响全美的不足20万人。[23]就此而言，医疗保健的研发费用占总研发费用的比例由1960年的7%上涨为2007年的25%。写这篇文章的金融记者几近悲伤地指出：“药品表明富足社会越来越重视人类的生命……医疗研究正在取代更多普通消费产品的研发。事实上……人类生命的升值几乎导致了常规消费商品和服务增长缓慢，然而它们占据了量化GDP的大部分。”对此，正常的解释是，这种权衡是进步加速而非进步停滞的证据。现代社会在面对强盗“要钱还是要命”问题时能够做出快速的抉择，而不是像可怜的喜剧演员杰克·本尼（Jack Benny）那样选择“要钱”(66)
第二片黑云：反启蒙运动
对人类进步造成巨大威胁的是一项政治运动——反启蒙运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见证了反启蒙运动的兴起，那就是民粹主义，更确切地说，是独裁民粹主义。[24]民粹主义倡导一个国家“民族”的直接主权，这体现在喜欢直接输出自己美德和经验的强势领导人身上。这里的“民族”通常指民族群体，有时也指阶级。
独裁民粹主义可以被视为人类天性的倒退，退回到部落主义、独裁主义、妖魔化以及零和博弈等，它们对抗着专门设计出来对付它们的启蒙理念。通过重视部落而非个人，它不再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或提升全世界人类的福祉。通过不再承认来之不易的知识是社会进步的关键，诋毁“精英”和“专家”，并不再重视思想领域，如言论自由、观点多样性和私利主张的真相核查。通过颂扬强势的领袖，民粹主义忽视了人类天性中的局限性，玷污了那些用以限制人类权力的依法管理制度和宪法制衡制度。
民粹主义既来自左翼，也来自右翼，他们共享着一个经济学的民间理论，也就是零和竞争：在左翼看来，经济阶层之间是零和竞争，在右翼看来，则是国家与民族群体之间是零和竞争。在他们眼里，问题不是无情宇宙中不可避免的挑战，而是来自阴险的精英、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的恶意设计。至于进步，忘了它吧：民粹主义喜欢回顾过去，在过去的时代，国家的种族是单一的，正统文化和宗教价值观盛行，经济是由农业和制造业支撑的，这两个产业为当地消费和出口生产有形物品。
第23章将更深入地研究独裁民粹主义的知识根基，在此我将注意力集中在它的近期崛起以及未来的可能性上。2016年，民粹党派（主要是右翼分子）在欧洲议会选举上吸引了13.2%的选票，而20世纪60年代的数据是5.1%，并且进入了11个国家的执政联盟，包括匈牙利和波兰的领导层。[25]即便在没有掌权之时，民粹党派也能推动他们的目标，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他们催化了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有52%的大不列颠人支持脱欧。同年，特朗普尽管获得的直接投票更少（特朗普获得46%的直接选票，希拉里·克林顿获得48%），但由于他在选举团投票中胜出，从而当选美国总统。没有什么能比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更能体现民粹主义中的部落主义和倒退精神：让美国再次强大。
在写关于进步的这章时，我没有按照本书草稿的早期读者所要求的那样写出：“如果特朗普成功当选，所有的进步都将受到威胁。”进步无疑正遭受着威胁。无论2017年是否代表了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都有必要回顾这些威胁，哪怕仅仅是为了理解它们所威胁的进步的本质。[26]
◎ 寿命和健康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疫苗和其他好的诊疗干预手段，而特朗普支持的阴谋论认为，疫苗中的防腐剂会导致儿童孤独症，这种说法早就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更加广泛的医疗保险也有助于巩固寿命和健康方面所取得的良好成果，但特朗普推动立法，试图取消数千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险，这是对有益社会开支的逆转。
◎ 全世界范围内的财富增长源自全球化的经济，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贸易支撑的。特朗普是一名贸易保护主义者，他将国际贸易视为国家之间的零和竞争，因而致力于撕毁国际贸易协议。
◎ 财富增长的驱动因素还包括：技术创新、教育、基础设施、不断增强的中下阶层购买力、对于扰乱市场竞争的任人唯亲和财阀统治行为的限制、为降低金融泡沫和危机而实施的管制。除了对贸易充满敌意，特朗普还对技术和教育以及提高富人递减税的倡议漠不关心，同时他还任命企业和金融巨头为内阁成员，他们对管制抱有不分青红皂白的敌意。
◎ 特朗普利用人们对于不公平的忧虑，缩减移民的规模以及贸易伙伴的数量，而无视这种做法对大量中低阶层工作机会和技术变化所带来的伤害。与此同时，他还反对能够最大程度减轻这些伤害的措施，也就是累进税和社会支出。
◎ 环境受益于对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监管，而这两者都随着人口、GDP、旅行活动的增长而不断加剧。特朗普认为，环境监管对于经济是一种伤害；最糟糕的是，他将气候变化称作骗局，并且宣布退出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巴黎协定》。
◎ 同样地，安全也因为联邦管制而获得了极大提升，而特朗普及其盟友对此也持蔑视态度。尽管特朗普因治安而积累了一定威望，但其实他对循证政策毫不关心，而这种政策可以区分出什么是有效的犯罪预防措施，什么是无用的嘴上要强。
◎ 战后和平因为贸易、民主、国际协议和组织、反征服规则而得以稳固。特朗普轻视国际贸易，威胁要挑战国际协定、削弱国际组织。
◎ 民主既依赖于明确的宪法保护，例如出版自由，又依赖于共同规范，尤其是政治领导力应由法律规则和非暴力政治竞争决定，而非领导者的权力意志。特朗普提议放松诽谤法对记者的限制，他在集会上鼓励对针对他的批评者施加暴力，如果2016年的选举结果对他不利他就不承认这个结果，他试图让人们怀疑对他不利的直接选票的真实性，威胁要将他的竞选对手送进监狱，并且还在司法制度挑战他的决定时攻击司法制度的合法性——这些都是独裁者的标志。从全球角度来看，民主的复原力部分取决于民主在国际社会的名望，特朗普赞扬独裁国家而诋毁民主盟友，例如德国。
◎ 宽容、平等和平权的理想在特朗普的竞选和前期执政期间受到了巨大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打击。特朗普妖魔化西班牙移民，同时还提议禁止穆斯林移民美国，并在他当选后立即尝试实行部分禁令。他反复贬低女人，在他的集会中容忍关于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粗俗言语，他接受白人至上主义群体的支持并将他们与反对者放在同等的位置上。此外，他还任用了对民权运动持有敌意的军事家和司法部长。
◎ 知识的理念，也就是一个人的观点应基于合理的、真实的信仰，这一点被特朗普一再可笑的阴谋论嘲笑了：他认为奥巴马出生于肯尼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的父亲曾卷入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刺杀案，数千名新泽西穆斯林曾庆祝“9·11”事件，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大法官是被谋杀的，奥巴马的手机被窃听了，数百万非法选举者让他在直接选票中败北，这样的例子还有几十个。事实检验网站“政治真相”（PolitiFact）判断，69%的特朗普公开声明都是“大部分为假”“假的”或“谎话精”。[27]所有的政治家都会扭曲事实，他们都会在某些时候撒谎，因为所有人都会扭曲事实并且有时候撒谎，但特朗普捏造事实的无耻言论可以立即被揭穿，例如他说他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选举，这证明他并不认为公共演讲是为了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立场，而认为它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优势以及羞辱对手而存在的一种武器。
◎ 更令人恐惧的是，特朗普还在抵制让世界免受核战争带来的可能生存威胁的守则。他质疑不使用核武器的戒律，在推特上发表要重启核装备竞赛的言论，思忖着要鼓励将核武器扩散到更多国家的行为，力图推翻阻止伊朗开发核武器的协议。最糟糕的是，军事指挥系统赋予了美国总统大量关于危机中核武器使用的自由裁决权，这是因为它默认美国总统不会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草率行动。然而，特朗普拥有众所周知的冲动和报复心强的性格。
哪怕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也无法做到异想天开。然而，特朗普，更宽泛地来说，独裁民粹主义真的能够抹消掉两个半世纪以来的进步吗？如果一场运动持续了数十年或数百年，在它身后很可能有系统力量支持着它，并且许多利益相关者不会让它陡然之间被逆转。
在美国总统制度创建者的设计里，总统之位并非一个轮流的王位。总统拥有一个权力的分布式网络，这个被民粹分子诋毁为“暗深势力”的分布式网络比单个领导者的在位时间更长久，并且它能在现实世界的约束下开展政府的事务，而不会被民粹分子的精彩之词或位于最高职位的总统的怪念头轻易瓦解。这个权力的分布式网络包括必须向选民和游说者作出回应的立法者，拥有廉洁威名的法官，以及为各自部门使命负责的执行者、官僚和公务员。
特朗普的独裁天性受制于美国的民主制度，但到目前为止，它让许多制度开始倒退。内阁成员们已经公开批评特朗普的许多嘲弄、发推特和扔臭气弹的行为；法院已经推翻了许多不符合宪法的举措；参议员和国会议员背叛了自己的党派而投票否决了破坏性的立法；司法部门和国会委员会正在调查美国政府与俄罗斯的关系；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已经公开声明特朗普试图恐吓他，这引发了人们关于特朗普妨碍司法公正而必须被弹劾的议论；并且特朗普的员工对他们自己的所见所闻感到惊骇，经常性地向媒体泄露一些有损特朗普名声的事实，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特朗普任期的前半年里。
此外，能够约束总统的还有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它们更接近于现场事实；还有其他国家的政府，它们可不会将“让美国再次强大”放在首要位置；甚至大多数的企业，因为它们能从和平、繁荣与稳定中获益。全球化是任何领导者都无法使之退回的潮流。许多国家层面的问题本质上是全球性的问题，包括移民、流行病、恐怖主义、网络犯罪、核扩散、流氓国家以及环境。我们不可能永远假装这些问题并不存在，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全球化的益处，如更多消费得起的商品、更大的出口市场、更少的全球贫困，这些不能被永远地否认。并且随着互联网和低成本旅行的发展，人员和观念的流动是无法阻止的，尤其是，将看到的年轻人的流动。至于那些否认真相和事实的做法，长期看来它们拥有一种内在的优势：即便你不再相信它们，它们也不会消失。[28]
启蒙运动气数已尽了吗？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且不论民粹分子在短期内会造成什么危害，民粹运动的兴起是否代表了未来的模样，是否会像近期《波士顿环球报》上的一篇社论说的那样：“启蒙运动的气数已尽。”[29] 2016年的一系列事件是否真的暗示着世界正朝着中世纪倒退？气候变化怀疑论者认为一个寒冷的早晨就能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类似地，近期的一些事件很容易被过度解读。
最近举行的选举并不是针对启蒙运动的全民公决。在美国两党垄断的政治体系中，任何共和党候选人在二选一的竞争中都至少能获得45%的选票，特朗普在直接投票中以46:48败北，但他却受益于选举诈骗和希拉里·克林顿一方的误判。奥巴马在告别演讲中确实曾称赞启蒙是“这个国家的基本精神”，他在离任时的支持率为58%，高于历任总统的平均值。[30]特朗普上任时支持率为40%，是有史以来新任总统的最低值，并且在他就任的前7个月，支持率降至34%，仅高于前9位总统同一时期支持率的一半。[31]
欧洲选举同样也不是对世界人文主义承诺的深度调查，而是对当今许多被情绪控制的事件的反映。其中包括：近期的欧元表现，这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怀疑；来自布鲁塞尔的侵入式监管；以及对穆斯林恐怖主义的恐惧因恐怖袭击而大大增加，但仍要接收大量中东难民的压力，无论这种恐惧与风险是多么不相称。即便如此，民粹政党也只吸引了近年来13%的选票，并且他们还失去了曾经争取而来的许多国家立法机关的席位。[32]在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17年，右翼民粹主义在荷兰、英国和法国的选举中吃了闭门羹。在法国，新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宣布，欧洲“正等待着我们去捍卫启蒙运动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许多地方受到了威胁”。[33]
但是，孕育了独裁民粹主义的社会趋势和经济趋势比2015年以来的政治事件更为重要，并且本章更想说明的是，这些趋势或许预示着未来。
有益的历史发展通常会造成输家也会造就赢家，全球化所造就的明显经济输家，也就是富裕国家的下层阶级，他们通常被认为是独裁民粹主义的支持者。对于经济决定论者来说，这就足以解释民粹运动的兴起。但分析家像调查员在飞机遇难现场检查残骸一样，已经仔细分析过选举结果，并告诉我们经济学的解释是错误的。在美国大选中，两个最低收入档次的选民给希拉里·克林顿和特朗普的投票比是52:42，他们跟那些认为“经济”最重要的人的选择一样。4个最高收入档次的大部分选民选择了特朗普，并且特朗普的投票者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移民”和“恐怖主义”，而非“经济”。[34]
这些扭曲的事实却揭示了更多充满希望的线索。统计学家纳特·西尔弗（Nate Silver）在一篇文章的开篇写道：“有时候数据分析会很棘手，有时候分析结果会惹人注目。”上一段提到的分析结果成为一篇文章的标题：《教育，而非收入，能够预测谁会为特朗普投票》（Education Not Income, Predicted Who Would Vote for Trump）[35]为何教育的影响如此之重？有人给出了两个乏味的解释：首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自由政治党派有联系；其次教育相对当前收入而言，或许更是经济安全的长期指标。更加有趣的解释则是教育增进了人们在年轻时与其他种族和文化的关系，使他们更不容易妖魔化对方。最有趣的则是如果教育践行了它应有的使命，它会教人尊重经过调查的事实和理性的论证，它会教育人民反对阴谋论、基于传闻的推理以及情绪化的煽动。
西尔弗在另一个惹人注目的数据分析结果中发现，特朗普支持者所在的地域与失业、宗教、持枪或移民人口所在地域的重合度并不是特别高。但它确实与在谷歌上搜索“黑鬼”一词的地域相吻合，塞斯·斯蒂芬斯－大卫德威茨已经证明这个词是种族歧视的一个可靠指标（见第15章）。[36]这并不是说大部分的特朗普支持者都是种族歧视者。但是随着种族主义逐渐转变成为憎恨和怀疑，重合现象表明，让特朗普赢得选举团胜利的是那些最抗拒这些年来取消种族隔离和提升少数群体权益的人。他们尤其抗拒种族优待，这在他们看来就是对自己的歧视。
在大选投票出口处对选民普遍态度的调查中，特朗普支持者身上最一致的预测指标是悲观主义。[37]69%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国家未来的趋势“严重脱离了正轨”，并且他们都几乎一致地对联邦政府的工作以及下一代美国人的生活持有偏见。
在大西洋彼岸，政治科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与皮帕·诺里斯在针对31个欧洲国家的268个政党的分析中给出了相似的模型。[38]他们发现，几十年来，经济问题在政党宣言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非经济问题则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投票者的分布也呈现出这一规律。民粹政党最强烈的支持者不是体力劳动者，而是个体商人及小企业主等“小资产阶级”，其次是工头和技术人员。民粹主义的投票者年纪更大、宗教色彩更浓、受教育程度更低，并且往往是男性和多数族裔。他们拥抱独裁的价值观，认为自己属于政治右翼，并且厌恶移民和全国性的管治。[39]支持英国脱欧的投票者比起反对脱欧的投票者，同样也是年纪更大、更多来自乡村、受教育程度更低：66%持有高中文凭的人投票支持脱欧，而只有29%持有大学文凭的人这样选择。[40]
英格尔哈特和诺里斯总结道，独裁民粹主义的支持者是经济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较弱的失败者。男性、有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较低、属于多数族裔的投票者“感觉到自己已成为国家主流价值观的陌生人，自己已经被无法参与的文化变化的进步潮流甩在后面……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宁静革命’似乎已经引发了充满恨意的反革命反应”。[41]来自皮尤研究中心的政治分析家保罗·泰勒（Paul Taylor）指出，美国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现出了同样的反向潮流：“总体的趋势是人们对于一系列的问题呈现出更加自由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国家都会加入这种趋势。”[42]
尽管或许能在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席卷世界的现代性潮流（也就是全球化、种族多样性、女性赋权、宗教与教育分离论、城市化、教育）中发现民粹主义逆流的源头，民粹主义在国家选举上的胜利或失败取决于领导者是否能够找到传播憎恨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拥有相似文化的邻近国家中，民粹主义的吸引力不尽相同：匈牙利的吸引力胜于捷克，挪威胜于瑞典，波兰胜于罗马尼亚，奥地利胜于德国，法国胜于西班牙，美国胜于加拿大。2016年，西班牙、加拿大和葡萄牙根本不存在民粹政党的立法委员。[43]
民粹主义的灰暗未来
数十年来占领世界的自由、世界主义、启蒙人文主义与倒退的、独裁的、种族的民粹主义之间的紧张局势将会如何收场？支撑自由主义的主要的长期力量，也就是移动性、连通性、教育和城市化不太可能倒退，女性和少数群体对平等的诉求也不会。
当然，所有这些预兆都只是推测。有句谚语说“唯一不会改变的就是死亡和税收”，可以像死亡一样肯定的是，民粹主义是属于老年人的运动。如图20-1所示，对于特朗普、英国脱欧和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随着出生年份的后移而急剧下降。与民粹主义有着部分类似之处的另类右翼运动，其成员比较年轻，除了落得个声名狼藉，选举中根本没有它的一席之地，它的成员约为50 000人，相当于美国人口的0.2%。[44]随年龄减小的衰减趋势也不足为奇，因为我们在第15章中看到，在20世纪，每一个出生世代都比之前一世代更宽容、更自由。与此同时，所有的世代都朝着自由的方向移动。因此，当沉默的一代和老的婴儿潮一代摆脱尘世烦恼时，他们有可能会将独裁民粹主义一并带走。
图20-1 不同世代对民粹主义者的支持程度（2016年）
资料来源：特朗普：爱迪生研究所开展的出口民意调查，New York Times 2016。英国脱欧：阿什克罗夫特勋爵民意调查公司开展的出口民意调查，BBC New Magazine，2016年6月24日。欧洲民粹主义政党（2002—2014年）：Inglehart & Norris 2016，图8。每个出生世代的数据取自中点。
当然，如果人们会随着年纪的增大而改变价值观，当前一代对未来的政治也不会说什么。如果你在25岁时是民粹主义者，那么你是无心无肺；如果你到45岁时还是民粹主义者，那么你就是无头无脑。这改编自用在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左翼分子、共和党党员和革命主义者身上的搞笑段子，还被认为是各种名人的名言，包括维克多·雨果、本杰明·迪斯雷利、乔治·萧伯纳、乔治·克列孟梭、温斯顿·丘吉尔以及鲍勃·迪伦。其实这很有可能是19世纪的法学家安塞尔姆·巴特比（Anselme Batbie）说的，而他又认为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说的。但无论是谁说的，无论它被用在哪种信仰系统身上，这种关于政治倾向的生命周期效应的说法都是错误的。[45]
正如在第15章看到的那样，秉持自由价值观的人在年纪增长后依然会秉持这种价值观，而不会转向反自由主义。政治科学家亚伊尔·吉察（Yair Ghitza）与安德鲁·格尔曼（Andrew Gelman）在最近一篇关于20世纪选民的分析文章中表明，美国人并不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投票给更加保守的总统。他们的投票偏好是由人生中关于总统受欢迎程度的累积经验塑造的，并且在14岁到24岁期间受到的影响最大。[46]如今拒绝民粹主义的年轻投票者在未来未必会接受它。
那么，如何应对民粹主义对启蒙运动的威胁？经济不安全不是驱动器，因此，减少收入不平等以及与被裁员的钢厂工人谈话并试图理解他们痛苦的策略，无论多么值得称赞，都很有可能是无效的。文化反冲似乎的确像是驱动器，因此避免不必要的极具争议的说辞、象征主义和身份政治或许有助于吸引那些不确定自己阵营的投票者，至少不会赶走他们（更多相关内容请见第21章）。由于民粹主义运动的影响力大于他们的规模，解决选举的违规行为（例如为政党利益改划选区）和改变过于重视农村的、比例不协调的代表数量制度（例如美国选举团）将会有所裨益。用新闻报道的准确度和连贯度，而非微不足道的失误和丑闻来体现候选人的名声也会产生促进作用。长期来看，部分问题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消失：你不可能让他们永远留在农村。也有部分问题会因人口构成的变化而消失。跟科学一样，有时候社会的进步也来自一个又一个的葬礼。[47]
即便如此，在独裁民粹主义的兴起过程中还有一个谜团，那就是为何相当一部分切身利益最受选举结果影响的人会在选举当天不出门，例如受脱欧影响的年轻的英国人、非裔美国人、拉丁人，以及受特朗普影响的美国千禧一代。[48]这让我们重新回到本书的主要主题，回到我所开出的小小处方上——如何加强当前的启蒙人文主义潮流，以对抗最后的反启蒙冲击。
我相信，媒体和知识分子与民粹主义者串通一气，把现代西方世界描述得如此不公平、如此功能失调，以至于任何激进的艰难尝试都无法加以改善。“冲进驾驶舱，否则就会丧命！”一位保守的评论家如此尖叫道，他将这个国家比作“9·11”事件中被挟持的飞机，一位乘客的暴动就可以使这架飞机坠毁了。[49] “我宁愿看到这个国家在特朗普的领导下被全部焚毁，这至少为彻底改变提供了一丝可能性，我不希望看到的是国家在希拉里·克林顿的带领下自动前进。”一位提倡“纵火政治”的左翼分子激动地说着。[50]甚至温和的主流报纸社论作者通常也将国家描述成充满种族主义、不平等、恐怖主义、社会病态和失败制度的地狱。[51]
反乌托邦言辞中存在的问题在于，如果人们相信国家是一个正在燃烧的垃圾站，他们就能接受不断重复的煽动性呼吁：“你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相反地，如果媒体和知识分子将各种事件置于数据和历史背景之中，他们就能帮助人们回答这个问题。从纳粹德国到当代的委内瑞拉和土耳其，激进的政权表明，如果具有超凡能力的独裁者在面对“危机”时做出了践踏民主规则和体制、用个人魅力的力量掌控国家的行为，那么人们失去的将会很多很多。
自由的民主是一种宝贵的成就。在救世主到来之前，它将永远存在问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好过发起冲突，然后期望着从灰烬和白骨中得到更好的状况。因为没有注意到现代化所带来的恩赐，社会批评家让选民对负责任的托管人和循序渐进的改革者产生了抵制，而这些托管人和改革者能够巩固已经享受到的大量进步，能够加强能为我们带来更多进步的情势。
做一名“严肃的可能主义者”吧！
要想证明现代性的优点，其挑战在于：如果一个人把注意力放在新闻上，乐观主义看上去也会变得幼稚，或者用权威人士最喜欢的关于精英的陈腔滥调来说，就会变得“孤陋寡闻”。然而，在一个没有英雄神话的世界里，唯一能够拥有的进步就是我们虽然生活在其中，但却容易忽视的进步。正如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指出的那样，关于完全正义、公平、自由、健康、和谐社会的理想是一种危险的幻想，这是自由民主社会永远不可能达到的状态。人们不是单一栽培的克隆体，因此让一些人满意的东西肯定会让另一些人失望，人们最终获得公平的唯一办法就是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并且，自由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于人们能够自由地搞砸自己的生活。自由民主能够取得进步，但是只能在永不停歇的混乱妥协和永不停歇的改革背景中进行：
孩子已经获得了他们父母和祖父母所渴求的：更多的自由、更好的物质福利、更公正的社会。但过去的不幸已被遗忘，孩子们正面临着新的问题：每一个旧问题的解决方案都会带来新的问题。然而，即便这些问题能被解决，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新的需求，如此循环不休，并且不可预测。[52]
这就是进步的本质。推动我们前进的是独创性、同情心和良性的制度。把我们往回拽的是人性的黑暗面与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两个对立的方面是如何促使进步发生的呢？凯文·凯利对此作出了解释：
自启蒙运动和科学出现以来，在每一年，我们所能创造的会比摧毁的要多一点儿。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在称之为文明的方面所产生的积极差异却微乎其微……进步是一种会自动隐身的行为，只有在回顾时才能看见。这就是为何我告诉人们，我对未来的极大乐观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的。[53]
对于由长期收获和短期挫败、历史潮流和人类能动性所组成的建设性进程，我们尚且没有给它取一个动人的名字。“乐观主义”并不完全正确，这是因为，“事情永远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信仰并不比“事情总会变得越来越糟糕”的信仰更加理性。凯文·凯利提出了一个说法，叫“进托邦”（protopia），“进”就是“进步”与“进程”的“进”。其他人则提议可以叫作“悲观的希望”“乐观现实主义”和“激进的渐进主义”。[54]我最喜欢的说法则来自汉斯·罗斯林，在被问到自己是否属于乐观主义者时，他回答说：“我不是乐观主义者。我是一名非常严肃的可能主义者。”[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