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理性
从定义来看，反对理性，是不合理的。但这一点并没有阻止一些非理性主义者认为心脏比大脑更重要，大脑边缘系统比大脑皮层更重要，眨眼比思考更重要，麦考伊比斯波克更重要(67)。历史上曾掀起过反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运动”，德国文艺理论家约翰·赫尔德（Johann Herder）的一句话“我在这里不是为了思考，而是为了存在、感受、生活！”便是其典型概括。
社会上普遍存在信仰崇拜的现象，而且不仅仅是宗教信仰，人们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相信某事物的存在。后现代主义的信条认为理性是行使权力的借口，现实是社会所建构的，所有的陈述都困于自我参照的大网之中，最终崩溃成为悖论。就连与我同属一个部落的认知心理学家，也经常公开宣布对启蒙运动理念的反对态度，不认为人类是理性主体，并由此破坏了理性本身的中心地位。这就意味着，任何尝试将世界变得更加理性的做法，都是徒劳的。[1]
但所有这些立场，都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它们对自身进行了反驳。它们不认为有理由相信自己提出的那些立场。只要辩护者一张嘴，就输掉了这场辩论：因为辩护这个行为本身，就意味着想要去说服别人、利用理性去维护想要辩护的观点。也就是说，辩护者认为，根据自身与听众都接受的理性标准，听众理应接纳他们的观点。否则，他们就是在白费口舌，还不如用贿赂或暴力的手段来拉拢听众。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在《最后的话》（The Last Word）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关于逻辑和现实的主观性和相对主义都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人不可能毫无理由地对某事物进行评判”：
“万事万物皆主观”的说法，简直是一派胡言。因为这个说法本身，必定要么是主观的，要么是客观的。但这个说法不可能是客观的，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其本身是不成立的。这个说法也不可能是主观的，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其本身就无法排除任何客观观点，包括认为其存在客观错误的观点。也许有一些主观主义者，将自己包装成实用主义者，甚至将主观主义施加到自身之上。但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要求受众的反馈，因为观点之所以提出，不过是主观主义者觉得这样的说法颇为受用。如果他邀请我们与他做同路人，我们用不着提出拒绝的理由，因为他根本没有给出接受的理由。[2]
内格尔将这一思路称为“笛卡尔思想”，因为它能反映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观点。正如一个人想知道自己是否存在的事实证明了其存在一样，一个人向往理性的事实也证明了理性的存在。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先验论证，也就是利用必要的前提条件来做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进行论证。[3]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古老的“说谎者悖论”，一位克里特人说：“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骗子。”无论对该观点如何称呼，都不应该将其理解为证明对理性的“信念”或“信仰”的合理性，内格尔认为这种理解是“想得太多了”。我们并不是信仰理性，而是利用理性。正如我们不是对计算机进行编程，令其拥有一个CPU一样；反之，计算机程序是由CPU提供的一系列操作。[4]
尽管理性先于一切，无须也无法按第一性原理(68)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只要开始将其利用起来，就能通过注意到所利用的那种特定类型的理性所具备的内在一致性及其与现实的契合度，来增强我们的信心。人生并非梦境，梦境之中，前后不连贯的经历会以令人困惑的顺序出现。理性赋予我们令世界屈从于人类意志的能力，让我们能治愈感染、将人类送往月球。正是理性在世界上的普遍应用，对其自身进行了验证。
笛卡尔的观点虽然起源于抽象哲学，但并非逻辑缜密。从最深奥的解构主义，到最反智的阴谋论和“另类事实”，每一个人都认可诸如“我凭什么要相信你？”“证据在哪里？”“纯属胡说八道”等回应方式有着强大的力量。听到这里，没有人会说：“没错，没有理由相信我”，或是“是的，我睁着眼睛说瞎话”，或是“我同意，我说的都是废话”。观点本身的提出，就是因为人们认为自己是对的。只要将观点说出来，人们就踏上了理性之路。而他们想要说服的听众，则以一致性和准确性为标准，决定自己的站队。
理性的进化根源
如今，许多人都已经了解到认知心理学对人类非理性的研究进展，诸如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和丹·艾瑞里（Dan Ariely）的《怪诞行为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等畅销书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在本书之前的章节中提到过这些认知弱点：我们从可以获知的故事中对概率进行估算，对个体怀有刻板印象，会去寻找并认可能证明自身的证据，忽略那些可能推翻自身的证据，对伤害和损失非常惧怕，宁愿通过目的论和巫术之类的东西寻找意义而不愿接受机械的因果关系。[5]但是，与这些发现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应将其作为驳斥“人类是理性行为者”的启蒙运动信条的论据，也不应将其视为对宿命论的授权，认为还不如放弃理性的说服，用谣言和煽动去对付谣言和煽动。
首先，从来没有哪个启蒙运动思想家说过人类是一贯理性的。超理性的康德曾写道：“从人性这弯曲的木材中，根本打造不出来任何真正笔直的东西。”超越其所处时代的认知和社会心理学家斯宾诺莎、休谟、史密斯以及百科全书派，也从未提出过人类始终保持理性的观点。[6]他们所提倡的观点，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学习如何压制那些随时引诱我们犯错误的谬误和教条，来保持理性。同时，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设置体系，遵守对能力进行限定的规范来保持理性，这些规范包括自由言论、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等，如果个体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集体也是可以的。如果你对此并不认同，那么为什么要接纳你提倡的“人类没有能力实现理性”的说法呢？
人们对理性的怀疑，常常能得到进化心理学的一个粗糙版本的支持。而这一版本，并没有得到进化心理学家的背书。该理论认为，人类用大脑中的杏仁核进行思考，对草丛中最细微的响动都会产生本能反应，因为这种响动有可能意味着草丛里藏着一只老虎。但是，真正的进化心理学则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人类：该学派并不将人视作两条腿的羚羊，而是一个比羚羊更聪明的物种。人类是一个依赖于对世界进行解释的认知物种。因为无论人类对世界怀着怎样的信念，世界都是如此，所以存在一种强劲的选择压力，偏好那些能对世界进行真实解释的能力。[7]
由此可见，推理有着深刻的进化根源。公民科学家路易斯·利本伯格（Louis Liebenberg）曾研究过卡拉哈里沙漠中以采集狩猎为生的桑人（“布须曼人”），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这些人以最古老的方式追逐猎物——持久捕猎。这个过程中，人类凭借其自身通过出汗来释放热量的独特能力，在正午的烈日下追逐一只浑身长满毛发的哺乳动物，直到这只动物因中暑而崩溃。由于绝大多数哺乳动物的速度要比人类快得多，一经发现，便瞬间逃离人类视野，所以坚持不懈的捕猎者通过动物足迹来进行跟踪，并从中推断出这只动物的物种、性别、年龄、疲劳程度，并通过动物留下的蹄印、被碰弯的枝叶和挪动过位置的石子，来分析其逃跑的方向。
桑人并不仅仅通过推断的方式，来分析出敏捷的跳羚蹄印很深，形状呈尖状，从而实现良好的抓地力，而体型硕大的捻角羚的蹄印则呈扁平状，从而对自身体重形成支撑。同时，他们也会利用推理的方式，讲清楚推断背后的逻辑，以说服同伴或被同伴说服。利本伯格经过观察发现，卡拉哈里沙漠中的这些跟踪者，并不接受来自权威的观点。年轻人可以去挑战长辈获得多数人支持的意见，如果他对证据的理解具有说服力，就会让同伴接受自己的观点，从而提高群体的准确程度。[8]
如果你还想要用“人类本性”的说法去为现代教条和迷信找托词，那么就请看看利本伯格记录下来的桑人所使用的科学怀疑论：
卡拉哈里沙漠中部独树部落的三位猎手——内特、尤阿斯和伯若肖告诉我，雀歌百灵只有在雨天过后才会歌唱，因为“它很喜欢下雨天”。猎手伯若肖跟我说，鸟儿的歌唱，会令土壤变干，让植物根部变得更好吃。后来，内特和尤阿斯告诉我，伯若肖说的不对，并不是鸟儿令土壤变干，而是太阳将土壤晒干。鸟儿的歌唱只不过是个信号，让他们知道土壤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的时间变干，而这段时间，就是植物根部最好吃的时候……
位于博茨瓦纳卡拉哈里沙漠中部拜雷部落的猎手那木卡给我讲了一则神话，说太阳就像羚羊一样，越过天际，又被生活在西方的人们杀死了。夕阳西下时天空中的红光，就是羚羊的血。西方的人们将羚羊吃掉后，再将羚羊的肩胛骨扔回到天上，让其回到东方。肩胛骨落入一个池塘，又长成一个新的太阳。有时，据说你能听到肩胛骨在空中飞过的呼啸声。那木卡极其详细地给我讲完这则神话故事后，告诉我说，他认为那些“老人”是在说谎，因为他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肩胛骨在空中飞过，也没有听到过传说中的呼啸声。[9]
当然，上述记录，并不与人类易受幻觉和谬误影响的发现相矛盾。我们的大脑在处理信息的能力上是有限的，也是在一个没有科学、学术和其他形式的事实核查行为的世界中进化而来的。但现实是一种强大的选择压力，因此，这样一个以思想为主宰的物种，一定会进化出一种偏好正确选择的能力。如今所面临的挑战，是设计出一种信息环境，令偏好正确选择的能力可以战胜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能力。首先要做的，就是查明人类这个智慧物种如此容易被引入歧途的具体原因。
蓝色的谎言
21世纪这个时代，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接触知识的丰富途径，也出现了因为不理性而掀起的惊涛骇浪，包括对进化论的否认、对疫苗安全性的否认、对人为气候变化的否认，以及从“9·11”事件到特朗普的大量选票等现象中滋生出的阴谋论的大肆普及。理性阵营的拥护者，迫切地想要搞明白其中的悖论，但由于他们自身带有一点点非理性，很少去参考那些有可能对其进行解释的数据。
对群体疯狂的标准解释，是无知：乏善可陈的教育体系令大众成为科学文盲，任由自身被认知偏见所支配，因此在浅薄无知的名人、电视新闻主播和其他流行文化的腐蚀面前毫无招架之力。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就是教育改革，以及让科学家通过电视、社交媒体和流行网站与大众有更加深入的接触。作为一名深入到大众之中的科学家，我一直认为这样的理论很有吸引力，但我也开始意识到其错误之处，或者说，这至多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
请看下面这几个关于进化的问题：
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英国乡村被煤烟所遮蔽，而平均来看，花斑蛾的颜色也变深了。这样的现象是怎样发生的？
A. 为了与周围环境相融，花斑蛾的颜色必须变深。
B. 颜色更深的花斑蛾被吃掉的可能性更小，繁殖出后代的可能性更高。
一年之后，一所私立高中的平均考试成绩增长了30分。关于这一变化的解释中，哪一个与达尔文物种适应的解释最相似？
A. 学校不再接收富有校友的孩子，除非这些孩子能达到与其他学生同样的标准。
B. 自从上一次考试以来，每一位学生都比以前更有学识了。
正确答案是B和A。心理学家安德鲁·施图尔曼（Andrew Shtulman）为高中生和大学生设计了一套这种类型的问题，从中可以发现学生们对自然选择理论的理解是否足够深刻，尤其是其中的关键思想——进化是由群体中具有适应性特征的一部分发生的变化所构成的，而不是为了令其特征更具适应性而发生的群体变革。他发现，在测试成绩和学生对自然选择是人类起源的解释这个信念之间，没有相关性。人们可以在不理解进化的情况下相信进化的存在，反之亦然。[10] 20世纪80年代，几位生物学家接受邀请，与神创论者展开辩论，结果被质问得焦头烂额。他们后来才发现，这些神创论者不是拿着《圣经》说事的乡巴佬，而是经过缜密准备的诉讼律师，在辩论过程中频频引述最前沿的研究报告，屡屡散布关于科学是否完整的不确定性理念。
公开表明自己对进化论的信仰，并非具备科学素养的体现，而是表达对自由世俗亚文化的忠诚态度，对保守宗教文化的摒弃。201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将以下内容从其科学素养测试中删除了出去：“如我们今天所知，人类是从早期动物物种发展而来的。”而原因并不是像科学家所指责的那样，是因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屈服于造物论拥护者的压力，将进化论从科学准则中删掉了。真正的原因在于，学生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测试情况和有关其他每一个问题（例如“电子比原子小”“抗生素能杀死病毒”）的测试情况之间的相关性特别低，以至于这一问题在试卷上白白占用一块地方，这个位置本可以留给更具诊断性的问题。换句话说，这段内容实际上是对宗教态度的测试，而不是对科学素养的测试。[11]这段话以“根据进化理论”为开头，通过这样的方法，将科学理解与文化派别区分开来，使参加测试的宗教徒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给出的答案没什么两样。[12]
或者，也可以看看下面这些问题：
气候学家认为，如果人为原因导致的全球变暖令北极冰盖融化，那么全球海平面将会上升。对还是错？
科学家认为，哪种气体导致了大气温度上升？二氧化碳、氢、氦还是氡？
气候科学家认为，人为原因导致的全球变暖，将增加人类患皮肤癌的风险。对还是错？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错”。如果是正确的，那么你手里的可乐就会在冰块化掉的时候溢出杯子，诸如格陵兰岛和南极洲等地的陆地冰盖融化时，才会导致海平面上升。相信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人，他们在这道题上的表现，并不比对此持否定态度的人更好。举例来说，许多持相信态度的人都认为，全球变暖是由臭氧层空洞造成的，可以通过清除有毒废物的方式来实现缓解。[13]能预见到某人对“全球变暖是人为原因造成”这一观点持否定态度的标志，不是科学素养的高低，而是政治意识形态。2015年，10%的保守派共和党人认为，地球变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57%的人否认地球变暖这件事的存在），而持同样观点的温和派共和党人有36%，无党派人士有53%，自由派民主党人有78%。[14]
在公共领域对理性的革命性分析中，法律学者丹·卡汉（Dan Kahan）认为，某些信仰成为文化忠诚的象征。人们对这些信仰的肯定或否定态度，不是为了表达他们知道什么，而是为了表达他们是谁[15]。所有人都认同某个特定部落或亚文化，其中每一个特定部落和亚文化都坚持某种信条，那就是怎样才能过上美好的生活，社会应该如何运转。这些信条往往在两个维度上有所区别。一个维度是右翼对社会自然分层的遵从态度，与左翼的强迫平均主义，体现在对“需要大幅缩小贫富差距、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差距、男性与女性的差距”这类论调的认同上。另一个维度是自由论者对个人主义的拥护，与共产主义社会者对团结一致的拥护。某个特定的信仰，取决于其呈现方式及背书者的身份，有可能成为一个检验标准、准入密码、格言、口令、神圣价值观，或对其中一个部落的效忠宣誓。正如卡汉和他的同事所言：
人们不认同气候变化科学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科学知识的传达方式令人无法理解，而在于气候变化的立场，传达了一种因文化归属而有所不同的价值观——是以人类的共同关注点为生存基点，还是以个人的自力更生为生存基点；是采取谨慎的自我克制态度，还是无畏的追求奖赏；是心怀谦卑，还是富有独创精神；是追求与自然的和谐，还是致力于对自然的掌控。[16]
将人们区分开来的价值观，也能从中选出为社会悲剧担罪的“恶魔”：贪婪无耻的公司、高不可攀的精英、多管闲事的官僚、满嘴谎言的政客、愚昧无知的乡巴佬，而最常见的替罪羊，就是少数种族。
卡汉指出，人们倾向于将自己的信仰视为对效忠的宣誓，而非公正无私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理性的。除了极少数的影响者、动摇民心者和决策者之外，某人就气候变化或进化论所持的观点，能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这些观点在此人所处社交圈子内部，则会造成很大的不同。针对某政治问题发表错误言论，轻则令某人看起来举止古怪，被扣上“想不明白”的帽子，重则会被视为叛徒。由于人们在工作生活中，常常与和自己相似的人共处，也由于学术人士、商界人士或宗教派系常常给自身打上左翼或右翼的标签，因此，从众的压力就变得更大。对于那些因拥护自身阵营而闻名的专家和政客来说，提出与阵营相左的意见，无异于职业自杀。
考虑到这些得失，为某个尚未得到科学和实证检验的信仰进行背书的行为，也不是那么不理性。至少从对信徒产生直接影响的角度来看，情况的确如此。对社会和整个地球的影响，则是另一回事。大气层不在乎人类有什么想法，如果真的出现4℃的暖化，那么几十亿人口就会受到影响，无论其中有多少人在各自的小圈子里因为秉承当地对气候变化的流行观点而备受尊敬。卡汉总结称，我们都是信仰公地悲剧之中的演员：每个个体以理性的方式选择的信仰（基于自尊），有可能对由所有人构成的整个社会来说是非理性的（基于现实）。[17]
“出于表演的理性”或“身份保护认知”背后违背常理的动机，能帮助解释21世纪的非理性悖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许多政治观察家都对特朗普支持者（许多情况下是特朗普本人）所发表的言论表示难以置信，例如：希拉里·克林顿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用替身来掩盖实情；奥巴马肯定在“9·11”事件中扮演了某个角色，因为他在那段时间一直没有在总统办公室出现（这是必然，因为2001年奥巴马还不是总统）。正如阿曼达·马科特（Amanda Marcotte）所言：“显然，这些人有足够的能力穿上衣服，认识足够的字，能知道集会地点在哪里，还能准时到场，但不知为何，他们总是接连不断地去相信那些疯疯癫癫、漏洞百出的谎言。如果某人不是陷入了癫狂状态，怎么可能会去相信这些东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18]
真实的情况就是，这些人在彼此分享“蓝色的谎言”。“白色的谎言”是从听者角度出发，是为了照顾听者情绪和利益而说的谎言。“蓝色的谎言”，则是从一个核心团体的利益角度出发而说的谎言，最初起源于一群警察之间。[19]虽然有些阴谋论者可能真的是受人误导，但绝大多数人表达这些信仰，都是以绩效为目的，而非为了追求真理。其真实用意，就在于与自由党人针锋相对，显示他们与血亲弟兄的团结。人类学家约翰·图比（John Tooby）认为，荒谬的信仰比合理的信仰更能反映出对联盟的忠诚。[20]煤球是黑的，鸡蛋是白的，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脱口而出，但只有真正效忠于集体的人，才会有理由说出上帝是三个人，但同时也是一个人。
党派之争和球迷之战
政治集会上狂热群众所发表的阴谋论，是罔顾真理的自我表达的一种极端形式，但信仰公地悲剧则更加严重。另一个关于理性的悖论，就是专业知识、智力和神志清醒的推理本身，并不保证思考者能接近真理。相反，这些东西有可能成为越来越精妙的合理化思维过程的武器。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言：“做一个理性生物是如此便利，因为理性令我们能为每一件想到的东西找一个理由。”
心理学家很早就知道，人脑会受到多种偏差的影响，例如：动机性推理，也就是将论证引向偏好的结论，而非随着论证的发展往前走；有偏见的评价，也就是以偏好的立场为基础，在不支持该立场的证据里挑毛病，对支持该立场的证据直接通过；我方偏差，也就是自我解释；等等。[21]1954年的一次经典实验中，心理学家阿尔·哈斯托夫（Al Hastorf）和哈得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对达特茅斯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进行测试。测试内容是关于两所大学近期举办的一场赛况惨烈、判罚无数的橄榄球比赛的影片。测试发现，每所大学的学生，都看到对方球队的犯规数量更多。[22]
现在我们知道，政治党派之争和球迷之战如出一辙：选举之夜，人们睾酮素水平上下起伏的情况，与超级碗周日比赛当天的情况一模一样。[23]由此可见，这些党派支持者总是看到对方犯规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另一项经典研究中，心理学家查尔斯·洛德（Charles Lord）、李·罗斯（Lee Ross）和马克·莱珀（Mark Lepper）对一场死刑判决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进行了两项研究：一项研究认为死刑的设立能阻止谋杀事件的发生，该研究发现州政府颁布死刑政策的随后一年，谋杀率出现下降；另一项研究认为死刑的设立并不能阻止谋杀事件的发生，该研究发现与临近的没有死刑政策的州相比，有死刑政策的州的谋杀率更高。这两项研究并不存在，但却能反映出现实情况。
研究人员将其中一半参与测试者看到的研究结果颠倒过来，以防其中有人认为以时间维度进行的对比会比以空间维度进行的对比更可信，或者相反。研究人员发现，每组人员都被刚刚了解的研究结果所动摇，但是只要他们有机会读到细节内容，就会在那份与自己最初立场相悖的研究中挑毛病，还会说“如果没有关于总体犯罪率在这些年上升情况的数据，那么这份证据就没有意义”，或“两个州之间，虽然有着同一条边界，但很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情况”。由于这样的选择性挑毛病，参与测试者在全部看过同样的证据之后，他们的态度比之前出现了更加明显的两极化特征：反对死刑者更加反对，而支持死刑者则更加支持。[24]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政治参与也和球迷的状态有异曲同工之处。人们之所以去寻找并消费新闻，是为了强化“粉丝体验”，并不是为了令自身的观点更加正确。[25]这就对卡汉的另一个发现进行了解释：关于气候变化，某人拥有的信息越多，他所持的观点就越偏激。[26]事实上，人们在事实的影响下产生偏激态度，根本不需要事前拥有任何观点。当卡汉向人们展示了一段关于纳米技术风险的中性、平衡的表述时，尽管此话题远非有线电视网络中的热门话题，人们立即根据自身关于核能和转基因食品所持的观点而分裂成不同阵营。[27]
如果这些研究还不够令人深省，请看下面这个被某杂志描述为“有史以来最令人郁闷的大脑发现”的案例。[28]卡汉从各行各业招募到1 000名美国人，用标准化调查问卷对他们的政治态度和算术能力进行了评估，请他们看一些数据，并据此对针对某种疾病的新型治疗手段的有效性进行评价。研究人员告诉受访者，他们一定要密切关注数字，因为该治疗手段不会针对每一个病人都奏效，甚至有可能令病情恶化，而有时，病情又会在无须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自行好转。研究人员对数字进行了操纵，令其中一个答案脱颖而出，也就是治疗方案是奏效的，因为经过治疗的患者中，有更多的人表现出病情好转的迹象。但另一个答案才是正确的，也就是治疗方案不奏效，因为经过治疗的患者中，只有较小比例的人表现出病情好转的迹象。下意识的回答，可能会被心算结果，也就是目测比率所推翻。在一个版本中，研究人员告诉受访者，该疾病是一种皮疹，治疗方案是一种护肤霜。表21-1展示了他们看到的数字：
表21-1 检测护肤霜有效性实验的数据
数据显示，护肤霜弊大于利：用过护肤霜的人，病情改善与恶化之比大约是3:1，而那些没有用过护肤霜的人，病情改善与恶化之比大约是5:1。其中一半受访者看到的数字，上下两行是颠倒过来的，暗指护肤霜有效。数学能力不好的受访者会被改善那一列中绝对值更大的那个数字吸引（223和107），从而选错答案。而数学能力好的受访者，则会聚焦在两个比率的不同之处上（3:1和5:1），从而选对答案。当然，数学好的受访者对护肤霜没有支持或反对的偏见，不管数据偏向哪一方，他们都能找到其中的差别。与自由的民主党人和保守的共和党人对于彼此智商的最糟糕的怀疑相反，两派都没有比另一方做得更好。
但是，在实验的另一个版本中，所有情况都发生了变化。这场实验，治疗方案从无聊的护肤霜变成了具有煽动性的枪支管控，也就是颁布一项法律禁止公民在公共场合携带能藏在身上的手枪，而结果也从皮疹变成了犯罪率。现在，数学能力强的受访者，根据自身的政见分为两派。当数据显示枪支管控的措施降低犯罪率时，所有的自由派数学达人都一眼直击目标，而几乎所有的保守派数学达人都没看出来，他们比保守派数学菜鸟稍微强一点点，但犯错还是比答对的情况多。当数据显示枪支管控会提高犯罪率时，这一回，绝大多数保守派数学达人都找到了关键点所在，但自由派数学达人则没看出来，而且成绩并不比自由派数学菜鸟好。因此，不能将人类的非理性归咎于我们的蜥蜴脑(69)，而是思想复杂的受访者因自身的政见而选择性地无视某些内容。正如另外两家杂志对实验结果进行的总结一样，“科学证实：政治破坏了你的数学能力”“政治是怎样让我们变得愚蠢的”。[29]
研究人员自身也未能幸免。他们经常在想要证实自己的政治对手存在偏见时，被自身秉承的偏见所羁绊。这一谬误，可以被称作“对偏见的偏见”。[30]有三位社会科学家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本来想要声称保守派更具敌意和攻击性，后来作者发现自己看错了其中的标签，不得不将研究结果撤回，实际上数据显示，其实是自由派更具敌意和攻击性。[31]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科学是一种由自由派主宰的职业。许多研究想要证明保守派比自由派在气质上更有成见、更容易僵化，后来发现，这些研究都是在测试项目上采取了“掐尖”策略。[32]实际上，保守派对非洲裔美国人更有成见，但自由派对基督教徒更有成见。而保守派对允许基督教徒在学校祷告这件事更加偏袒，但自由派对允许穆斯林教徒在学校祷告这件事更加偏袒。
如果认为针对偏见的偏见仅限于左派，那也是一种错误。这就成了针对偏见的偏见的偏见。2010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丹尼尔·克莱因（Daniel Klein）和泽尔卡·布图罗维奇（Zeljka Buturovic）共同发表了一项研究，目的在于显示左翼自由派在经济问题上毫无头脑。而其结论的基础，就是这些人答错了类似如下这些经济学的基础问题：[33]
房地产开发的限制政策，令房价更高。【正确】
职业服务的强制许可证制度，提高了服务的价格。【正确】
拥有最大市场份额的公司，就是垄断。【错误】
住房租金控制政策导致住房短缺。【正确】
还有一道题是“总体来看，如今的生活水平比30年前要高”，这道题的答案是正确的。而答题情况是，61%的进步派和52%的自由派表示不同意。这样的结果证实了第4章中讲到的进步派人士厌恶进步。自由主义人士和保守派开始幸灾乐祸，《华尔街日报》对这项研究的报道，标题是《你比五年级小学生聪明吗？》，暗指左翼人士的脑筋还不如小学生灵光。但是，批评人士指出，测试中选定的题目，隐含着对左派政见的挑战。于是，两位经济学家随后又进行了同样水平的基础经济学测试，这一次的目标直指保守派：[34]
当两人完成自发交易，双方必然获益。【错误】
堕胎变成违法行为，会增加黑市上的堕胎数量。【正确】
毒品合法化，将为街头黑社会和犯罪团伙提供更多的财富。【错误】
现在轮到保守派出丑了。克莱因后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我错了，你也不对》，撤销了针对左翼的攻击。文中，他这样写道：
举例来说，超过30%的自由主义同胞以及超过40%的保守派对“一美元对于穷人的意义大于对富人的意义”这样的说法表示不认同。大家这是怎么了！而针对这个说法，只有4%的进步派人士表示不认同。17道题的回答结果显示，没有哪一群人明显比另一群人更蠢。当面对那些对自身立场提出挑战的问题时，他们都表现出同样的愚蠢。[35]
中庸之道
如果左翼与右翼在测试和实验中表现出同等水平的愚蠢，那么就可以认为，他们在理解周遭世界的意义时，会犯同样水平的错误。第5章到第18章给出的关于人类历史的数据，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看清哪个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对人类进步的事实进行解释。我一直认为，最大的驱动力是理性、科学和人文主义等非政治理想，正是这些因素，引领人们去追求知识、应用知识，并由此促进人类的繁荣发展。右翼或左翼的意识形态，是否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本书的70多幅图表是否可以让任意一方说出“去他的偏见：我们是对的，你是错的”？似乎，每一方都可以从中沾些光，但同时也遗漏了整个历程中的关键部分。
首当其冲的是针对进步理想本身的保守主义怀疑态度。自从第一位现代保守主义者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提出，人类存在太多缺陷，从而无法想出改善自身境况的方法，还不如坚守传统和制度，以免跌落深渊。这就产生了主流的保守主义思想，他们怀疑任何解决问题的最优计划终将出错。近期在特朗普主义者和欧洲极右势力（见第23章）的煽动下，保守主义的反动边缘分子认为，在平静时期过后，西方文明已经失控，放弃了传统的道德明确性，接纳了颓废的世俗观念，如果任其自行发展，就会很快因恐怖主义、犯罪和社会反常状态而内爆。
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启蒙运动之前人们的生活状态，一直笼罩在饥饿、瘟疫和迷信的阴影中，母婴死亡率居高不下，军阀烧杀劫掠，酷刑死刑残忍暴虐，还有奴隶制度、政治迫害、种族灭绝、征服与宗教战争。[36]终于解脱了。第二部分图表中的弧线，显示出随着独创性和同情心在人类生活中的不断深化，生命也变得更长久、更健康、更富有、更安全、更快乐、更自由、更聪明、更深入、更有趣。问题依然存在，但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左派也因对市场经济的蔑视而错失良机。工业资本主义在19世纪开启了摆脱普遍贫困的大逃离行动，到了21世纪，依然通过大聚合行动来拯救那些尚未脱离贫困的人们。但是，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18%的社会科学教授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资本家、自由市场等说法，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依然是如鲠在喉。[37]一部分原因在于，在这些人的脑子里，会将这些说法自动修正成为无拘无束、不受监管、肆意驰骋、天马行空的自由市场，从而延续了一种错误的二分法，但实际上：自由市场可以与安全法规、劳动力法规和环境法规共存，就像自由国家可以与刑法共存一样。同时，自由市场可以与高水平的医疗、教育和福利支出共存（见第9章）。事实上，某些社会支出数额最高的国家，也拥有最大的经济自由度。[38]
为了表示对左派的公平，自由主义右派也接纳了同样的错误二分法，而且貌似非常愿意将自身装扮成左派的假想对手。[39]在21世纪共和党版本之中，右派自由主义者已经将太多监管可能有害的观点（由于为官僚赋予过多权力，致使给社会带来的成本比受益要多，或为保护在位者免受竞争威胁而伤害到消费者的利益）转变成为监管越少越好的教条。他们也将太多社会支出可能有害的观点（通过创造出让人们不想工作的违背常情的激励机制，破坏民间社会的规范和机制）转变成无论怎样社会支出都太多的教条。同时，他们还将税率太高的观点，转变成为一种歇斯底里的“自由”言论，认为将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边际税率从35%提高到39.6%的行为，意味着将国家的控制权交给了一群企图搞军事压迫的残暴兵团。通常，拒绝寻求最优水平政府的理由，就是引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的言论，认为监管和福利给国家铺了一个向下的滑坡，国家会沿滑坡走向贫困和暴政。
在我看来，人类进步的事实，对右翼自由主义的不友好程度，丝毫不逊于对右翼保守主义和左翼的不友好程度。20世纪的极权政府，并不是从沿斜坡下滑的民主福利国家中诞生出来的，而是由狂热的空想家和一帮暴徒强行设立的。[40]而将自由市场与比美国更高水平的税收、社会支出和监管融为一体的国家，例如加拿大、新西兰和西欧国家等，并不是残酷的反乌托邦，而是令人向往的宜居之地。无论从人类繁荣的哪个角度来看，比如犯罪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教育水平还是人们的幸福程度，这些国家都完败美国。[41]正如所看到的一样，没有哪个发达国家是靠右翼自由主义原则而运转的，关于这样一个国家，从来都没有人提出过任何现实可行的构想。
人类进步的事实，是对各种主流主义的挫败，这一点不足为奇。这些意识形态已有200多年历史，其基础是建立在高高在上的愿景之上的：人类究竟是有着悲剧性的缺陷还是无限的可塑性，以及社会究竟是有机整体还是个体组合等。[42]一个真正的社会，由数以亿计的社会人所构成，每个人都长着拥有一万亿个突触的大脑，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幸福的同时，通过对复杂网络的高强度正向或负向外部效应去影响他人的幸福，而许多这些效应都史无前例。在既定的规则下，关于未来的任何简单叙述，都会遭遇挑衅。更加理性的政治路线，就是将社会视为一场不断进行中的实验，用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各个领域的最佳实践。目前的实证经验显示，人们在带有公民规范、权力保障、市场自由、社会支出和明智监管的自由民主制度中，能享受到最充裕的繁荣发展机会。正如帕特·保尔森（Pat Paulsen）所言：“如果右翼或左翼获得了对国家的控制，那么这个国家就会绕着圈地飞。”
并不是说，中庸总是最好的，真理永远存在于两个极端的中间。而是目前的社会已经将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清洗了出去，因此，只要一个社会能以中庸的状态体面地维持下去，如果街头没有血流成河，如果肥胖问题比营养不良更严重，如果用脚投票的人都吵闹着要进去，而不是争先恐后地往外跑，那么当前的社会状态很可能就是一个还不错的起始点（其本身就是我们能从伯克式保守主义中吸取的教训）。理性告诉我们，如果社会治理能更贴近科学实验的风格，远离极端的体育竞赛风格，那么政治磋商将能取得最大的成果。
超级预测者的秘密武器：贝叶斯定理
从对自身思想进行评估的角度来看，虽然对历史和社会科学数据进行研究，是一种比单纯靠想象进行辩论更明智的方法，但对实证合理性的严酷考验还是预测。科学凭借对假设的预测进行测试来不断向前发展，而在日常生活中，每当社会事件验证或否决了出租车司机“政治家”说过的话，我们对其投以赞美或嘲笑；每当说出那些让人们对自身的正确性负责任的俗话习语，比如“认怂”“臭鸡蛋扔到脸上”“话不值钱”“空言不如力行”等等，我们都能认识到事情背后的逻辑。
我们应该赞许那些做出正确预测的人和思想，而避免去信任那些做不到正确预测的人。不幸的是，这一常识的认识论标准很少被应用于知识分子和评论家，而这些人常常对自己的意见不负责任。像保罗·埃利希这样一直说错话的预言家，仍然一直被媒体密切关注，而绝大多数读者，都不知道他们最喜欢的专栏作家、大师级人物或电视里不停说话的评论专家，是否比摘香蕉的黑猩猩准确率更高。由此引发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许多政治和军事冲突，就源于对预测专家的盲目信心，例如2003年指控萨达姆·侯赛因研发核武器的情报报告，而在金融市场的预测中，几个百分点的正确率差异，就能让人或是一夜暴富，或是倾家荡产。
对预测准确程度的跟踪记录，也可以对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在内的知识体系的评估有一个更好的把握。虽然某些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源于价值观上的冲突，很可能是不可调和的，但许多方面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向一致的结论进行折中，最终就能求解成功。什么样的政策能在事实上带来几乎所有人都想要的东西，比如持久的和平或经济发展？什么样的政策能减少贫困、暴力犯罪或文盲的比率？理性的社会，应通过与世界沟通的方法去寻找答案，而不是假定一群围绕在某个信条周围固执己见的意见领袖有着全知全能的力量。
不幸的是，卡汉在实验中记录下来的实验对象的表演性理性，也适用于社论作者和专家。决定这些人名誉的因素，并不与他们提出的预测的准确度保持一致，因为根本没有人会在事后去调查谁说的准，谁说的不准。他们声望的真正基础，在于娱乐、挑逗或惊吓大众的能力，在于他们让人充满信心或充满恐惧的能力（希望预言能够自我实现或自我毁灭），在于他们组织同盟力量、颂扬其美德的能力。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就一直在研究将准确的预测者与那些“经常犯错但从不受到怀疑”的预测者区分开来的方法。[43]他招募了数百名分析人士、专栏作家、学者和有兴趣的外行人士参加预测锦标赛。比赛时，研究人员向参赛人员展示出一些可能发生的事件，并请他们评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专家们非常善于巧妙地利用语言艺术对其预测进行描述，以保护自身免于被人扣上弄虚作假的帽子。他们总是狡诈地使用情态助动词（可能、也许），形容词（比较高的机会、比较大的可能性）以及时间修饰词（很快、在不远的将来）。由此，泰特洛克通过规定事件的明确结果和截止期限，来规范这些专家的行为。举例来说，“俄罗斯是否会在未来3个月内吞并乌克兰领土？”“明年是否会有国家退出欧元区？”“未来8个月内，还会有多少国家报告埃博拉病毒的病例？”，然后请专家明确写下数字概率。
泰特洛克也避免了单个事实发生后对其概率预测进行赞扬或嘲笑的常见谬误，就像当538博客（FiveThirtyEight）的民意汇集者纳特·西尔弗预测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会有29%的获胜可能性，因此而饱受攻击。[44]由于无法将选举重复数千次，来统计特朗普获胜的次数，所以，预测结果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意义。我们能做到的，以及泰特洛克做过的事情，就是将每位预测者给出的概率和相应的结果进行比较。泰特洛克使用了一个公式，不仅考虑了预测者的准确性，而且还考虑了预测者做出极端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因为保险的做法，就是做出一半一半的预测，这样很容易达到准确的要求。从数学上来看，这个公式和他们心口相一，与根据自身的胜算概率拿自己的预测结果来打赌获得的收益有一定的联系。
20年过去了，28 000次预测之后，这些专家们的成绩如何？平均来看，他们的水平和黑猩猩差不多，用泰特洛克的话说，就是投飞镖，而不是摘香蕉。泰特洛克和心理学家芭芭拉·梅勒斯（Barbara Mellers）在2011—2015年间又进行了一次比赛，招募了数千位选手，参加由“情报高级研究项目活动”组织举办的预测锦标赛。再一次，展现出来的又是横冲直撞的飞镖。但是，在两次锦标赛中，两位心理学家都能找出一些“超级预测者”。他们的表现不仅比黑猩猩和权威人士强出许多，比那些能接触到机密信息的专业情报官员还要强，比预测行业人士的准确率更高，而且距离理论上的最高水平也不太远。如何解释这种异常的洞察力？（这种能力适用于未来一年的期限，随着时间跨度的不断延长，准确率也随之下降，到了5年左右，准确率就下降到只靠猜的水平。）问题的答案是清晰而深刻的。
预测水平最低的人，是那些脑子里有着宏大思想的人，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乐观还是悲观。关于这些宏大思想，他们都怀着一种能鼓舞人心但极具误导性的自信：
虽然他们的意识形态彼此迥异，但却因自身思想中都有着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而联合在一起。他们总是试图将复杂问题压缩进自己喜欢的因果模板之中，将压缩不进去的因素视为不相关的干扰。他们对泛泛而谈的答案非常敏感，总是将自身的分析逼到极限，之后再往前拱一拱，用上诸如“更进一步”“而且”等词汇，不断累加关于自己为什么正确、别人为什么错误的理由。这样一来，他们就变得非同寻常的自信，更有可能去宣布那些“不可能”或“确定”的事情。他们对自己给出的结论确信无疑，就算他们的预测被证实是失败的，也不愿意改变想法。他们会说：“等着瞧吧。”[45]
事实上，正是那些将专家们送进大众视野的特征，令他们在预测上总是败兴而归。他们的名气越大，事件与他们的专业领域关系越紧密，预测的准确率就越低。但是，著名思想家们给出的与黑猩猩无异的预测准确度，并不意味着“专家”无用，也不意味着不能对精英投以信任。我们应该做的，是修正对专家的概念。泰特洛克所说的超级预测家是：
务实的专家，他们会针对所面临的特定问题，在众多分析工具中精心选择那些适用的工具。这些专家会从尽可能多的来源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当他们思考时，常常会在不同思维方式间转换，讲话过程中，总是时不时地说出“然而”“但是”“虽然”“另一方面”等转折标志。他们会讲到可能性和概率，而非言之凿凿的确定性。虽然没人愿意说“我错了”，但这些专家更乐意承认自己的失误，也愿意为此改变自己的想法。[46]
成功的预测，是书呆子的报复手段。超级预测家智商都不低，但并不一定绝顶聪明，基本属于所有人口中前1/5的水平。他们的数学能力较强，不是说他们多么精于计算，而是说他们可以很自如地从推测和估计的角度去思考。他们都拥有心理学家所定义的几种个性特征，例如：“开放体验”式的个性特征，也就是丰富的求知欲和五花八门的品位；“认知需要”的个性特征，也就是在智力互动中能获得愉悦；以及“综合复杂性”的个性特征，也就是接纳并理解不确定性，能看到事物的多个方面。他们是反冲动的，总是不相信自己最初的直觉。他们既非左翼，也非右翼。他们对自身的能力，并不见得时刻保持谦恭，但在特定信念的面前却非常谦卑，认为这些信念是“亟待测试的假设，而非需要守卫的宝藏”。他们总是不停地自问：“这段推理是否存在漏洞？如果我是别人，是否能被说服？”他们能意识到诸如可得性和确认偏见等认知盲点，并自我约束，以避免这些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心理学家乔纳森·巴伦（Jonathan Baron）称之为“积极的心态开放”，观点如下：[47]
人们应该将那些与自身信念相左的证据考虑在内。【同意】
给那些不认同你观点的人以更多关注，比给那些认同你观点的人以更多关注，更加有用。【同意】
改变想法是软弱的标志。【不同意】
直觉是决策的最佳指导。【不同意】
就算有人提出与你信念不一致的证据，也要坚守自己的信念，这一点很重要。【不同意】
比性格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推理方式。超级预测者都遵循贝叶斯定理，心照不宣地利用由贝叶斯提出的同名法则，在新证据的基础之上，想出如何更新某一命题的可信度。他们从事件的基础频率开始着手：总揽全局，放眼长远，此事可能发生的频率有多少。随后，他们根据新的证据对事件发生或不发生程度的影响，对预估进行上下调整。他们求知若渴地去不断寻找新证据，既避免反应过激（“这个证据将一切都改变了！”），也要避免反应不足（“这个证据毫无意义！”）。
举个例子。在2015年1月《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惨案后不久，有人提出预测，认为“伊斯兰武装分子将在2015年1月21日—3月31日之间对西欧发动袭击”。权威人士和政治家们，脑袋里转的全是可得性启发法，将这样的情境一遍又一遍地搬上想象力的大舞台。他们不愿给人留下自满或天真的印象，于是纷纷对预测点头。而这并非超级预测者的思考方式。
泰特洛克曾请一位超级预测者将自己的思维过程用语言表达出来。在这段记录中，此人说道，他从对基础频率的估算开始。先去查维基百科，找到伊斯兰恐怖分子过去5年间在欧洲的恐怖袭击记录，将总数除以5，得出每年平均1.2次的结论。但是，他认为，自从2011年以来，世界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把2010年的数据删掉，而这就将基础频率上调至1.5。自从《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之后，“伊斯兰国”组织招募的力度有所增强，这也是将恐袭发生可能性向上提高的一个理由。但同时，安防措施也不断提高，这就构成了将恐袭发生可能性向下调整的理由。将两个因素权衡考虑，增长0.2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这就得出了一年1.8次恐怖袭击的预测结果。当时，距预测恐怖袭击的发生时间，还有69天，于是他用69除以365再乘以1.8。也就是说，3月底之前西欧受到伊斯兰武装分子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大概在1/3。这种与众人思考方式截然不同的预测方法，也得出了完全不同的预测结果。
另外两个特征，将超级预测者与权威人士和黑猩猩区分开来。超级预测者相信群体智慧，将自身的假设放到桌面上，供他人批评、修正，并将自身的预测与其他人的思考结果融为一体。他们对人类历史上的偶然性和意外有着强烈的见解，对必然性和命运没有感觉。泰特洛克和梅勒斯向不同的人群提出问题，问他们对下面这种类型的陈述是否认同：
事件根据上帝的计划不断发生。
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有理由。
没有意外或巧合。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
就连“二战”或“9·11”事件等重大事件，也有可能出现非常不同的结果。
随机性是个人生活中的常见因素。
两位研究人员通过将对前三句陈述选“同意”的比例，和对最后三句陈述选“不同意”的比例加总在一起，得出了一个“命运分数”。普通美国人处于中间的位置。精英大学的本科生分数稍低一些，预测能力一般的人分数更低，而超级预测者则是所有人中最低的。准确程度最高的超级预测者，表达出了对命运和上天安排等思维最强烈的抵触。
在我看来，泰特洛克对预测这种终极基准的无懈可击的评估，应该彻底改变了对历史、政治、认识论和知识界的理解。像书呆子那样对概率不断调整，比起受到各种思想体系启发的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圣贤和叙述，是对这个世界更加可靠的指导。这样的事实，有着怎样的意义？除了给所有人迎头一击，提醒要时刻保持更加谦逊和开放的心态以外，还让我们有机会从几年到几十年的时间尺度，去审视历史车轮的前移。
事件的发生，取决于无数小力量的影响，这些力量使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力或是增加，或是减少。事件的发生，并不是通过某些席卷一切的规则或宏大的辩证逻辑而来的。可惜的是，对于许多知识分子和所有政治理论家来说，这并非他们所习惯的思考方式，但最好还是要去适应这样的现实。泰特洛克在一次公开演讲时，有人提问，请他对预测的本质进行预测。他这样说道：“当2515年的观众回头来看待2015年的观众时，他们对我们判断政治辩论时的表现所持的蔑视态度，基本相当于我们看待1692年塞勒姆女巫审判的蔑视态度。”[48]
理性的主要敌人
泰特洛克并没有给自己这个异想天开的预测指定一个概率，还为其设定了一个遥远而安全的期限。提出未来5年之内，政治辩论的质量会有所提升的预测，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5年之内的变化是很明显的。如今在公共领域之中，理性的主要敌人，不是无知、不是数学，也不是认知偏见，而是政治化。而且，政治化还呈现出逐渐上升的势头。
在政治领域，美国人越来越向两极化发展。[49]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都太过浅薄而无知，根本无法形成一种连贯的意识形态。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种令人生疑的进步形式。在1994—2014年间，美国人中意见呈绝对自由派或绝对保守派的百分比，从10%增加到了21%。这种两极化现象，与因政治导致的社会隔离的增加，形成了巧合。在上述20年间，理论家们称他们大多数朋友持有和自己相同政治观点的可能性，也在提高。
政党也变得更加党派化。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1994年，约1/3的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加保守，反之亦然。2014年，该数据接近1/20。虽然持各类政见的美国人自从2004年以来都不断向左偏移，但除了在同性恋权利问题上之外，他们在每一个重大问题面前都呈现出更加分歧的态度，包括政府监管、社会支出、移民问题、环境保护以及军事力量。更加麻烦的是，每一方都对另一方的态度愈加鄙视。2014年，38%的民主党对共和党怀有“非常不喜欢”的态度，而1994年时该数据只是16%，有超过1/4的人认为这是“对国家福祉的威胁”。共和党人对民主党人的态度则更加敌视，43%的人对民主党持负面看法，超过1/3的人认为民主党构成威胁。各方的理论家们，也都对妥协的态度更加抵制。
所幸，大多数美国人在所有这些观点上都比较温和，自称温和派的人数比例，在40年间没有发生变化。[50]不幸的是，更有可能投票、捐款或给政党代表施压的人，正是那些极端分子。用温和点的语气来说，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从2014年调查以来，情况会有任何好转。
大学本应是将政治偏见弃之一边，利用心态开放的调查来揭示世界运转方式的大舞台。但是，就在最需要这个不偏不倚的论坛时，学术界也变得比以往更加政治化。学术界并非变得更加偏激，而是更左。一直以来，美国大学都比美国公众持有更加自由的观点，但这种倾向还在持续增加。1990年，42%的美国大学教授是极左派或自由派，比美国公众多11个百分点，40%是温和派，18%是极右派或保守派，左右比为2.3:1。2014年，比例变成了60%的美国大学教授是极左派或自由派，比美国公众多出30个百分点，28%的人是温和派，12%是保守派，左右比为5:1.52。[51]上述比例因学术领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工商管理系、计算机科学系、工程系，以及健康科学系是两边平分，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则表现出明显的左派：保守派的百分比只有个位数，马克思主义者与保守派的比例为2:1。[52]物理系和生物科学系的教授们，则处于中间状态，几乎没有激进分子，也找不到马克思主义者，但自由派的人数远远超过保守派。
从某种程度上讲，学术界以及新闻界、评论界和知识界的自由派倾向是与生俱来的。[53]对知识的探索过程，必然会形成对现状的挑战，因为现状永远都不够完美。而口头表达的主张，也就是知识分子的惯用手段，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者所推崇的审慎政策，而远离保守派所青睐的诸如市场和传统模式等呈发散状的社会组织。[54]同时，自由主义倾向，在适度的情况下也是可取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在多种形式的进步中都位于最前沿，几乎每一个人都接纳了这些进步，譬如民主、社会保障、宗教宽容、奴隶制和司法酷刑的废除、战争的减少，以及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扩大。[55]在许多方面来看，我们现在几乎都是自由主义者。[56]
但我们已经看到，当某种信念依附于某个群体时，其成员的关键能力就会被削弱，而有理由认为，这种现象已经在学术界发生。[57]在《白板》一书中，我讲到，左派政治如何扭曲了对人性的研究，包括性、暴力、性别、儿童养育、人格和智力等等。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泰特洛克和心理学家何塞·杜阿尔特（José Duarte）、杰瑞特·克劳福德（Jarret Crawford）、夏洛塔·斯特恩（Charlotta Stern）、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以及李·朱希姆（Lee Jussim）共同记录了社会心理学偏向左翼的摇摆，并展示出这种倾向对研究质量造成了怎样的影响。[58]引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话：“只了解事物朝向自己一面的人，对事物的了解很少。”他们呼吁，心理学领域应拥有更大的政治多样性，而这正是最重要的一种多样性类别，这与通常所尊崇的多样性类别不同，一般来看，多样性是指那些外貌不同但想法相近的人们。[59]
在心理学学术圈，杜阿尔特等人的评论意见得到了人们的接纳与尊重。[60]但对其意见的尊重，并非普遍现象。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在文章中引用了他们的观点，并以赞许的态度提出类似的观点时，读者的愤怒反应证实了他们对人群最恶劣的指责，最激烈的评论是“没办法将你和傻瓜多样化”。[61]由强硬的左派教授、学生活动分子和一种自治的多元化官僚机构所构成的学术文化派系，已经变得咄咄逼人、狭隘而偏执，他们被人贬义地称为社会正义斗士。任何不认为种族主义是所有问题根源的人，就会被称作种族主义者。[62]
非左翼演讲人，经常在抗议活动之后被活动主办方拒绝邀请，或被满口嘲弄的暴徒所淹没。[63]学生若在私人邮件中提出双方都存在争议的看法，很可能会被学院的院长拿出来公开点名进行羞辱。[64]教授们饱受压力，不敢在课堂上就可能引发人们情绪的话题发表意见，还会因政治不正确的观点而遭受调查。[65]
通常，这种镇压总是以喜剧告终。[66]学院院长桌面上都摆着一份指南，里面有一长串如何识别“微型侵犯”行为的列表，写着诸如“美国是充满机遇的国度”“我认为最符合条件的人应该得到这份工作”的话。一位教授请学生针对自己妻子写的一封信进行讨论，信中建议学生们不要在万圣节服装上太过搞怪。这样的行为，引发学生对教授的一番嘲讽和谩骂。瑜伽课程也被取消了，因为瑜伽被认为是“文化挪用”。而真正的喜剧演员则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杰瑞·宋飞（Jerry Seinfeld）、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和比尔·马厄（Bill Maher）等人，都对到大学校园中进行表演持谨慎态度，因为总会有一些学生不可避免地因他们的笑话而感到愤怒。[67]
对于校园中发生的这些闹剧，我们不能让右翼辩论家们沉迷于偏见的偏见，不去理会那些源自大学的他们并不喜欢的思想。整个学术群岛之中包括大量的思想和观点，遵从于同行评审、终身教职、公开辩论、对引用的要求以及为促进公允的真理探寻而收集的实证证据等规范，无论在现实之中执行得有多么不完美。大学孕育出了本书和其他著作所倡导的对异端邪说的批判，同时还为整个世界传递了大量宝贵的知识。[68]而诸如博客圈、推特圈、有线新闻、访谈节目和国会等其他领域，也并不是客观和严谨的典范。
当下存在的对理性造成破坏的这两种政治化形式中，政治所带来的危险，远超学术。个中缘由显而易见。人们常说（没人知道最开始是谁先说的），学术辩论是最恶毒的，因为其利害影响是如此地微不足道。[69]但在政治辩论中，利害影响的潜力是无限大的，甚至能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未来。政治家和学者不同，他们懂得如何撬动权力的杠杆。
在21世纪的美国，成为极右势力代名词的共和党对国会的控制祸害不浅，因为他们坚信，目标是正义的，竞争对手是邪恶的。他们为了获得想要的东西而破坏了民主制度。腐败行为包括：选区划分不公正、实施投票限制以剥夺民主党选民的投票权，鼓励金钱利益进行不受监管的捐赠，在本党控制总统席位之前阻止最高法院提名，当他们的最大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便关闭政府，而且还在特朗普明目张胆的反民主冲动行为面前，毫无条件地对他给予支持。[70]无论在政策上或哲学上有什么分歧，民主审议的机制都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它们不成比例地受到右翼的侵蚀，导致许多人都认为民主政府本身就是功能失调的，也越来越对民主制度本身怀有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其中也包括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71]
知识界和政治界的两极分化，会相互促进。当美国一路从罗纳德·里根到丹·奎尔（Dan Quayle），到乔治·W.布什，到莎拉·佩林（Sarah Palin），再到唐纳德·特朗普，眼看着保守派政治稳步走向无知的深渊，学术界人士也越来越难以成为保守派知识分子。[72]另一方面，政治家、政治正确警察和社会正义斗士，创造了一个开放的“胡言乱语”时代，鼓吹“实话实说”。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培育出一种由理性所驱动的知识和政治文化，而非被部落主义和彼此反击所主宰。
让理性流行起来
令理性成为叙述中的通货，始于对理性本身中心性的明确。[73]正如之前所讲，许多评论人士都对此感到困惑。认知和情感偏见的发现，并不意味着“人类是非理性的”，也不意味着以更加理性的方式进行决策毫无意义。如果人类不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非理性的表现方式，因为没有对人类判断进行评估的理性基准，也没有办法进行评估。人类在偏见和错误面前可能的确很脆弱，但显然不是所有人永远都如此，否则就没有人有资格说出人类在偏见和错误面前很脆弱这样的话。人类大脑拥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发挥这项能力的条件在于识别出适当的环境，并将理性思考的能力牢固地置于其中。
出于同样的原因，社论撰写者也应该摒弃新近出现的陈词滥调，认为我们处在“后事实时代”，除非他们能始终拿出尖刻的讽刺语气来。这个说法是有腐蚀性的，因为它暗示着我们应该听从宣传和谎言，并用更多的宣传和谎言予以反击。而我们并非处于一个后事实时代。虚伪的谎言、真相掩盖、阴谋论、异常流行的错觉，以及人群的疯狂，都与人类物种同样古老。[74]而认为某些思想是正确的，另一些是错误的，这样的信念也是一样的古老。见证了谎言成真的特朗普崛起的十年，同样也见证了事实核查的新伦理的兴起。始于2007年的事实核查项目“政治真相”（PolitiFact）的编辑安吉·霍兰（Angie Holan）曾指出：
如今的许多电视记者……已经高高举起事实核查的火炬，在现场访谈过程中，一遍又一遍地审问候选人就某些问题发表意见的准确性。大多数选民并不认为向人们提出“他们那些看似以事实为基础的论调是否准确”的问题是带有偏见的。美国新闻研究所于早些时候发表的研究显示，超过80%的美国人对政治事实核查持积极观点。
事实上，记者经常告诉我，他们所在的媒体机构已经开始在报道中对事实核查予以强调，因为现在有太多人会在看过辩论或重大新闻事件后到网上去进行事实核查。如今，许多读者也希望将事实核查作为传统新闻叙述的一部分，当他们看到新闻报道中出现不可信的描述时，会口头向监察员和读者代表进行举报。[75]
在过去那个年代，虚假的谣言经常引发暴乱、骚动、私刑和战争，包括1898年的美西战争、1964年的越南战争升级、2003年的入侵伊拉克等等。[76]这样的伦理道德若放在当时，会大有裨益。2016年，事实核查的进程不够严谨，未能防止特朗普当选，但自此之后，他的谎言和其代言人的信口胡诌，始终被媒体和流行文化当作把柄，一点面子不给地对其大肆嘲讽。这就意味着，支持真理的力量就算并不总能获胜，但也已经到位。
长期来看，理性机制可以缓解信仰公地悲剧，让真理占上风。关于当下的种种不理性行为和意识，几乎没有什么富有影响力的人会相信狼人、独角兽、女巫、炼金术、占星术、放血术、毒瘴、动物祭祀、国王的神权，或是彩虹和日蚀的超自然预兆。道德上的非理性同样可以被超越。就在我的童年时代，弗吉尼亚州的法官利昂·巴齐勒（Leon Bazile）对理查德·洛文（Richard Loving）和米尔德里德·洛文（Mildred Loving）之间的跨种族婚姻定罪予以支持，其论调就连如今最愚昧的保守派也说不出来：
当事人犯有最严重的罪行。这种行为违反了建立在公共政策动机之上的公法……而社会秩序、公共道德和两个种族的最大利益都有赖于此……万能的上帝创造了白人、黑人、黄种人、马来人和红色人种，将这些种族置于不同的大陆上。他将各个种族分开安置的事实，证明他不希望这些种族在彼此之间联姻。[77]
拥抱批判性思维
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提升推理的标准呢？以事实和逻辑进行说服，这种最直接的策略，并不总是无效的。诚然，人们可以无视一切证据，坚守自己的信仰，就像漫画《花生》（Peanuts）里的露西一样，虽然她当时正在一场大雪中慢慢被埋住，但她坚持认为雪花是从地面上冒出来的，然后一点点累积到天空。但是，积雪的高度是有限的。当人们第一次面对与自身鲜明的立场相矛盾的信息时，他们就会愈加地坚定，就像身份保护认知、动机性推理和认知失调削减等理论所证明的一样。秉持某种信仰的人们，感觉到自己的身份受到威胁时，就会加倍努力，拿出更多的攻击弹药来抵御挑战。但是，由于人类思维之中的另一部分使人不脱离于现实，随着反面证据越积越高，认知失调也会越累越多，直到难以承受，观点被推翻。这种现象，被称为情感临界点。[78]
临界点取决于两方面之间的平衡，一是放弃意见会对意见坚持者的名誉造成多大的损害；二是反面证据是否足够引人注目、足够公开，以至于成为众人皆知的常识，就像是皇帝的新装或房间里的大象。[79]正如在第10章了解到的一样，这种现象正发生在关于气候变化的公众意见领域。当富有说服力的影响者之中的关键核心改变想法，其他人都跟随他的步伐，或是当一代人被并不坚守同样信条的下一代人所取代时，整个人群的意见就会发生转移。
放眼整个社会，理性的车轮常常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向前转动，若能加快速度就再好不过了。运用这一力矩最适宜的地方，就是教育和媒体。数十年来，理性的支持者一直在给各大中小学校施压，敦促其开展“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师们建议学生要看到问题的两面，用证据去支持自身的观点，并找出诸如循环推理、稻草人谬误、诉诸权威、人身攻击谬误、将梯度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等逻辑谬误。[80]还有一类相关课程，名为“去偏”，旨在让学生去抵制诸如可得性启发法和确认偏见等认知谬误。[81]
这些课程刚刚开设之时，成果令人颇为失望，并导致一种悲观情绪的出现，认为老百姓永远无法拥有理智。但是，除非风险分析师和认知心理学家代表的是一种更加优秀的人种，否则他们所受的教育中，一定有一些东西对其进行了启发，让他们对认知谬误有所认识，并想出办法来予以避免。而且，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启发不能应用到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再次审视批判性思维和去偏课程，就能看出令其成功或是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教育研究人员对这些原因再熟悉不过。[82]无论什么样的课程，只要是由一位老师站在黑板前面长篇大论，学生拿着标记笔在课本上标着重点，从教学法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课程就是无效的。人们只有被迫靠自己想通某个理论，与他人进行讨论，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之中去解决问题，他们才能真的搞明白。学生们不会将他们从某个具体例子中学到的东西自发转移到同属一个抽象分类中的别处。数学课上学会利用最小公倍数原则将军乐队排成偶数列的学生，当来到菜地里给蔬菜排队时，便抓了瞎。同样，在批判性思维课程上学会从英国和美国两个角度去讨论美国革命的学生，没办法将同样的思维跃迁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视角。
有了这些关于课程的经验教训，心理学家最近又开发出了能强化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去偏”课程。他们鼓励学生在各种类型的环境之中，去发现、指认并修正谬误。[83]有些利用电脑游戏让学生们进行练习，练习结果的反馈，还能让学生看到他们犯下的错误会导致怎样荒唐的后果。还有一些课程，将深奥难懂的数学公式转换成为实实在在、可以构想出来的场景。泰特洛克将成功预测者的实践编纂为一套优质判断指南，例如：以基础频率开始；寻找证据，不要因证据而反应过度或反应不足；不要试图为自己的错误解释，而是要利用这些错误来进行校准。实践证明，这些课程非常有效：学生从自己身上挖掘出来的全新智慧，其延续时间比培训课程要长，而且还能转移到其他科目上。
虽然有这些成功先例，虽然参与到不带偏见的批判性推理之中的能力是对其他任何事物展开思考的先决条件，但是很少有哪家教育机构为自身设定了提高理性思维能力的目标。这也包括我自己所在的大学。一次课程审议过程中，我建议所有学生应该针对认知偏差进行学习，而话一出口，便淹没在众人的无视之中。许多心理学家都呼吁自己所在的领域“将去偏进行到底”，并将其视为给人类福祉带来的最大潜在贡献之一。[84]
理性的本质
有效的批判性思维训练和认知去偏训练，可能不足以根治身份保护认知。在身份保护认知状态下，人们会依附于任何能提高部落荣耀和自身地位的观点。这是政治领域中发病率最高的一种问题，至今为止，科学家做出的判断都是误诊。他们认为，问题在于非理性和对科学的无知，而非信仰公地悲剧的短视理性。正如一位作家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家经常以英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方式去对待公众，每到公开场合，他们就语速减缓，音量放大。[85]
由此可见，若想让世界变得更加理性，不能只是训练人们拥有更好的理性思维能力，然后任其自由发展。同时，这还取决于工作场所、社交圈子，以及辩论和决策领域的话语规则。实验证明，正确的规则，可以避免信仰公地悲剧，迫使人们将自身的理性思考过程和其身份分离开来。[86]
其中一个技巧，是很早以前由犹太拉比所发现的。他们命令犹太学生在犹太教法典辩论中互换立场，站在对方角度进行辩论。另一个技巧，就是让人们尝试着在小规模讨论小组中达成一致意见。这就迫使人们在小组成员面前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最终结果，通常是真理获胜。[87]科学家自己也发现了一种叫作“对抗协作”的新策略。在这种策略中，敌对双方为搞清问题的真相而达成合作，在检验之前构建起达成一致的实证检验标准。[88]
即使仅仅是要求人们对某个观点进行说明，也能帮助人们摆脱过分自信的状态。大多数人都误以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很透彻，这是一种叫作“解释深度错觉”（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的偏见。[89]虽然我们以为自己知道拉链是怎么拉上的、气缸是如何锁定的、马桶是怎样冲水的，但只要有人让我们对这些事物进行解释，就会立刻哑口无言，被迫承认自己并不知道。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热点政治问题。对奥巴马医改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持死硬派观点的人，当被要求对这些政策进行讲解时，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从而对反对意见拿出更加开放的态度。
也许最重要的是，当人们与问题利益相关，不得不承担自身意见所带来的后果时，其偏见程度就会减轻。人类学家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和丹·斯佩贝尔（Dan Sperber）对关于理性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回顾，并总结认为：“人们普遍对人类的推理能力怀有悲观的态度，但事实上，人是很擅长以不偏不倚的方式进行推理的，至少是在他们对某个论证进行评估，而非自己提出论证时，以及当他们以追求真理为目标，而非以赢得辩论为目标时。”[90]
特定领域的规则令人们整体上变得愚蠢或聪明的方式，可以解决在本章内容中不断出现的一个悖论：为什么在这个拥有前所未有的知识量和无数分享知识的工具的年代，整个世界看起来却变得越来越不理性。结论就是，在绝大多数领域，世界并没有变得越来越不理性。医院中的患者并没有因为庸医的误诊而死亡率提高，飞机并没有频频从天上掉下来，食物也并没有因为没人知道怎么将其送往商店而在半路上腐烂。关于进步的章节已经表明，集体智慧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正在取得越来越令人瞩目的成功。
事实上，在一个又一个领域之中，我们正见证着汹涌而来的理性不断征服着教条和本能。报刊媒体正在不断补充统计学专业人士和事实核查团队。[91]国家情报的隐秘世界，正在利用超级预测者的贝叶斯推理，探往更加遥远的未来。[92]医疗领域正在被循证医学彻底改造，而“循证”这个说法，本应在很早之前就是多余的。[93]心理治疗已经从沙发对谈和笔记本记录发展到了反馈告知治疗法（Feedback-Informed Treatment）。[94]在纽约等地，因应用了名为“Compstat”的实时数据处理系统，暴力犯罪率极大降低。[95]为发展中世界提供帮助的行动，得到了一群名为“Randomistas”的经济学家的指导。他们从随机试验中获取数据，将天花乱坠的面子工程和真正能提升人们生活水平的项目区分开来。[96]志愿行动和慈善捐赠，得到了“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的审查，这项行动将那些能提升受益人生活水平的利他主义行为，和那些旨在提升捐赠者自身名誉和光芒的利他主义行为区分开来。[97]在体育赛事领域，魔球理论（Moneyball）逐渐盛行，人们通过统计学分析来评估赛事战术和球员水平，而并不仅凭借直觉和眼光来做判断，这就使得更加精明的球队能打败更加富有的球队，还能为球迷们提供取之不尽的交流话题。[98]博客圈也出现了“理性社区”，该社区敦促人们通过应用贝叶斯推理和修正认知偏差等方法，在发表意见时“减少错误”。[99]在政府的日常运转过程中，行为洞察（有时被称作Nudge）和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的应用，从更少的税收中提取到了更多的社会福利。[100]在一个又一个领域之中，世界正在变得愈加理性。
当然，也存在一个灼人眼球的例外：竞选政治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个领域，游戏规则中充满了恶意设计，就是为了激发出人们最不理性的思想和行为。[101]投票人对那些与他们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和影响的问题拥有发言权，而从来不用为此专门收集信息或证明自身的立场。诸如贸易和能源等与现实结合得十分紧密的议程，与诸如安乐死和进化论的教学等道德上有争议的问题捆绑在了一起，成了一个个大包袱。每一个大包袱，都被捆在了一个与地理位置和种族分布相关的选区上。媒体对竞选的报道与赛马无异，在尖声嚎叫的赛事中，用意识形态作为武器来彼此攻击。所有这些现象，都引导人们远离理性的分析，走向热烈的自我表达。
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部分是因为人们误认为民主的优越性来源于竞选，而实际上，民主的优越性更取决于拥有一个对权力进行限制、对公民作出回应、对政策结果予以关注的政府（见第14章）。由此，那些旨在令治理更加“民主”的改革，譬如全民公投和直接初选，却在实际上令治理变得更加以身份为驱动、更加不理性。这一难题是民主制度与生俱来的，从柏拉图那个年代起，就一直争论不休。[102]这些问题没有快速解决办法，但找出当下问题中最严重的一面，制定出减轻问题严重程度的目标，是开始着手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当问题没有被政治化时，人们完全可以做到理性。卡汉指出：“关于科学的公开激烈争论，其实只是例外，而非规则。”[103]没有人会就抗生素是否有效，或醉酒驾车是不是明智之举这类话题展开讨论。最近，一项配备了与之非常契合的控制组的自然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104]人类乳头瘤病毒（HPV）是通过性行为传播的，是引起宫颈癌的主要原因，但是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进行预防。乙肝也可能通过性行为传播，也会导致癌症，同样也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进行预防。但是，HPV疫苗却酿就了一场政治风暴，家长们纷纷群起抗议，称政府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让青少年可以更轻易地发生性行为，而乙肝疫苗却毫无争议。卡汉认为，其区别就在于两种疫苗的引入方式。乙肝被视为常规的公共卫生问题，就像百日咳或黄热病一样。但是HPV疫苗的制造商却去游说州立法机构，力图将疫苗接种变成强制性的，从女性青春期阶段就要开始。而这就为疫苗赋予了性别化特征，惹恼了那些保护欲极强的父母。
为了令公共话语变得更加理性，问题应该尽可能地去政治化。实验显示，当人们听到某个新政策时，如福利改革政策，如果是由他们本身的政党所提出，就会予以支持，如果由另一个政党提出，就会予以反对。而与此同时，人们还深信，自己是对该项政策的客观价值做出反应。[105]这就意味着，应该谨慎地选择发言人。几位气候变化的活动人士都抱怨，阿尔·戈尔参与了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的创作和拍摄，对气候变化运动造成的影响弊大于利，因为作为前任民主党副总统和总统候选人，他为气候变化的议题加盖了左翼的印记。如今的我们很难相信，环保主义曾经被谴责带有右翼目的，因为那些上流社会人士总是担心野鸭栖息地的破坏会影响到他们打猎，还担心乡间别墅的景观会遭到破坏，而不去考虑种族主义、贫困和越南等严肃问题。招募一些对证据深信不疑，愿意分享自身顾虑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评论人员，比招募更多语调缓慢、声音嘹亮的科学家，要更加有效。[106]
此外，事件的真实情况应该与带有政治象征意味的补救措施分开。卡汉发现，当人们得知人为气候变化可以在地球工程的努力下予以缓解，对该问题的观点就不会那么极端。而当人们得知，若想控制人为气候变化，需要对气体排放进行严格控制时，态度就会呈现更为明显的两极化分布。[107]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要把地球工程本身提倡为最主要的解决方案。将问题进行去政治化处理，就有可能带来真正的行动。卡汉帮助一群多数都是共和党人的佛罗里达商人、政治家和当地居民组织并达成一项计划，以应对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对沿海公路和淡水供应所带来的威胁。该计划包括减少碳排放的措施，而在其他情况下，这一措施会具有政治上的放射性。但是，只要计划将关注点集中在他们能亲眼看到的问题上，并淡化处理那些可能在政治上造成分歧的背景故事，他们就会表现出理性行为。[108]
对于媒体来说，应该检查一下自身将政治转变为娱乐赛事的做法。对于知识分子和权威人士来说，应该对竞争三思而后行。可否想象，有一天，那些最著名的专栏作家和电视上的评论人士，不再拿出可预见的政治倾向，而是尝试着就事论事，得出值得为之进行辩护的结论？有一天，“你只不过是在重复左翼（或右翼）的立场”，就被认为是具有毁灭性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尤其是学者，会拿出“等等，让我看一眼最新的元分析”这样的话，去回答诸如“枪支控制能否减少犯罪率”或“最低工资是否会增加失业率”这样的问题，而不是从他们的政治立场出发，给出一个可以预见到膝跳反射似的回应。有一天，右翼和左翼的作家，都放弃了芝加哥式辩论方式，也就是说不再是“他们拿出一把刀，你就掏出一把枪。他把你们中的一员送往医院，你就将他们中的一员送到停尸房”，转而采纳武器控制者的“紧张局势缓和的循环回报”策略，也就是给出一个小小的单方面让步，邀请对方对此拿出互惠式措施。[109]
距离这一天，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能将推理过程中的缺陷作为教育和批判的目标而单独列出来的理性的自我疗愈力，还需要时间去形成。弗朗西斯·培根对坊间推理的洞察，以及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的区分，是用了好几个世纪的时间，才成为拥有科学素养人士的第二天性的。特沃斯基和卡尼曼对可得性和其他认知偏差的展示，也用了50年的时间，才进入我们的常规智慧之中。政治部落主义是当今最阴险的非理性表现形式，这一发现是新近才出现的，绝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听说过。事实上，饱经世故的思想家也可能像其他人一样，受到这种恶疾的感染。随着每一件事物的加速发展，也许针对这种现象的反措施会以更快的步伐迎头赶上。
无论还需要多长时间，都不能让认知和情绪偏差的存在，或政治领域非理性行为的阵痛，打击到一如既往追求理性和真理的步伐。如果能识别出人类表现出非理性思想与行为的方式，我们就必定知道，理性是什么。既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的同伴至少也会拥有一些理性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而理性的本质，就是思考者总能退后一步，想一想自己的缺陷，并用推理的方法找出绕道而行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