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
如果法兰西执这世纪的政治舞台之牛耳，英格兰则在文学上居于领导地位。除了夏多布里昂的散文外，法兰西还有什么可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和雪莱比拟的呢——还不包括济慈在内呢，他的杰作超越我们现在的范畴。紧接着伊丽莎白一世之后，这是英诗在4个世纪中最灿烂的一个时期。
纵使是信札也可能都是文学作品，因为拜伦和柯勒律治的信牍似乎比他们的诗篇更要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赞赏。在那个时候，通常当收信者给付邮资时，他为他的邮票支付了实质或形式上的代价。但是，收到这群大家的一封信，可能是死后重生的一张护照呢。
无论如何，报纸不是文学。寻常每一份报纸是折成4页的一张纸，第1页和第4页刊登广告，第2页是政治新闻，包括前一天国会活动的一篇摘要。伦敦有好几家日报，主要是：《泰晤士报》（The Times），创立于1788年，约有5 000订户；《快讯报》（The Courier），1万订户；《晨报》，是民权派的机关报，有柯勒律治的特写《领袖们》的方块专栏；《咨询报》（The Examiner），是利·亨特（Leigh Hunt）这种自由派人士的笔会及其喉舌。郡或区（borough）的中心各有自己的一份，有时两份报纸，一份属于保守派的，一份则属于改革派。还有好几份周刊，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威廉·科贝特的《政治记录周刊》（The Political Regis-ter）。并且还有好几份有关政治、社会和文学评论的期刊。其中最有权威的是由法兰西斯·杰弗里（Francis Jeffrey）、亨利·布鲁厄姆和西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1]于1802年创办，用以辩护进步观念的季刊《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和由约翰·默里（John Murray）、罗伯特·骚塞、沃尔特·
司各特于1807年创办，用以辩护保守派使命的《四季评论》（Quarterly Re-view）。
报纸的权力是不列颠社会状况的一项杰出因素。它不再是艾迪生（Addi-son）和斯蒂尔（Steele）悠闲时代的一种文学媒介，它已变成了广告商的一个销售对象和政治团体的一个机关。由于广告商依据销售数来给付广告费，编辑和发行人必须要权衡大众的意见，就经常牺牲了当权政党的观点。于是，报纸就去讽刺国王的那些饭桶王子，纵使政府尽一切努力来维护他们也是枉然的。渐渐地，19世纪中，报纸变成了一种工具，最后，变成了正在抬头的民主政治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
[1]西德尼·史密斯与击败拿破仑于阿克（Acre）的威廉·西德尼·史密斯爵士（Sir William Sydney Smith）并非同一人。
书
当中产阶级和阅读的群众增加时，书籍也增加了。出版业变成与卖书业分开的一种获利丰盈的独立行业。出版家们争取作家，付给他们优厚的报酬，在文学沙龙中宴请他们。所以，约瑟夫·约翰逊宴请戈德温、潘恩和布莱克，并出版了他们的作品。阿奇博尔德·康斯太布尔清偿了沃尔特·司各特的债务。托马斯·诺顿·朗曼（Thomas Norton Longman）则负责华兹华斯的债务。约瑟夫·科特尔（Joseph Cottle）把柯勒律治和骚塞留在布里斯托尔。伦敦的约翰·默里系住漫游的拜伦。同时，朗曼家族历史悠久的公司耗资30万英镑，出版钱伯斯（Chambers）的39卷新编《百科全书》（Cyclopoedia，1819年）。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大英百科全书》连出3次新编——第3版，1788—1797年出版，分18卷；第4版于1810年出版，计20卷；第5版于1815年出版，计25卷。
出版家付出大笔现款代替版税来收买稿件，倘使增印和增加销售时，并增加一些报酬。虽然如此，极少几位作家能靠他们的笔杆生活的——托马斯·穆尔生活舒适，骚塞和黑兹利特惴惴不安，司各特由巨富而又变成赤贫。出版家们成功使贵族成为文学的雇主，韦奇伍德家族补助柯勒律治，雷斯莱·卡尔瓦特（Raisley Calvert）遗赠900英镑给华兹华斯。政府偶尔送给品行优良的作家们一笔谢礼金，和维持一位桂冠诗人100英镑的奖赏，为这笔收入，可望他即席赋诗以纪念三军的一次胜利，或一次皇族人员的诞生、婚配或死亡。
公众的阅读兴趣之成长因书价上涨而受到抑制，但是，却因图书俱乐部和借阅图书馆之设立而得到促进。最好的借阅图书馆是爱西尼厄姆图书馆（The Ath-enaeum）和兰沁图书馆（The Lyceum），都设立在利物浦，一间有8 000卷藏书，另一间有1.1万卷。借书的人每年付费1到2.5金币（guineas），作为借阅架上任何图书的权利金。每一个市镇都有自己的借阅图书馆。当阅读从贵族普及到一般平民时，在趣味和标准上多少有些不同了。从古典传统到浪漫的感伤文学之转变，便是因这种普及化所带来的。它也是青年期的爱情从父母控制和财产约束上逐渐解放之故，以及一件爱情可以写出成百爱情故事的缘故。理查森的赚人眼泪的文章，是从菲尔丁（Fielding）的健美情人们和斯摩莱特（Smollett）的雄健冒险家们处得到根据的。
除了马修·刘易斯（Matthew Lewis）和他的《恐怖室》（Ambrosio, or The Monk，1795年）一书外，小说家中，妇女较占优势。在恐怖神秘派中，仅次于他的是安·莱德克利夫太太（Mrs.Ann Radcliffe），她最成功的一系列小说是《一位西西里人的罗曼史》（A Sicilian Romance，1790年）、《森林罗曼史》（The Ro-mance of the Forest，1791年）和《乌陶福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Udolpho，1794年）三本书。通常，一般英国读者称这些书为罗曼史（romance，取自法文字roman，意指一则故事），而小说（Novel）这个词则用在寻常生活里自然情况中发生的较长篇虚构故事，如菲尔丁和简·奥斯汀的小说便是。司各特的《韦佛莱小说集》（Waverley Novels）连串起这些定义。在罗曼蒂克的虚构故事中，女作家们自然就要出类拔萃了。弗兰西丝·伯尼在20岁时就以《埃维利娜》（Eveli-na，1778年）一书崛起文坛，接下去出版了《塞西莉亚》（Cecilia，1782年）、《卡米拉》（Camilla，1796年）和《漫游者》（The Wanderer，1814年）几本光芒熠熠的小说。她死后（1840年），她的“日记”（“Diary”，1842年）又迷惑了另外一世代。
更要有名气的是玛利亚·埃奇沃恩（Maria Edgeworth），她的《雷克冷堡》（Castle Rackrent，1800年）和《缺席者》（The Absentee，1812年？），就英国地主利用爱尔兰人的真实情形，用虚构故事的形式作了十分有力的描写，连英格兰政府都受到刺激而要减缓这些邪恶。在她那个时代只有一位女作家超越过她，而那个女人同时也超越了所有的男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