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狂喜
这段日耳曼全盛期的大多数出色作家，皆以呼吁自理性中解放直觉，自智慧中解放感情，自年龄中解放年轻，自家庭与国家中解放个人，而震撼当代。今日我们很少人读他们的作品，但在他们的时代里，这些都是火舌，公然向索然无味的哲学及在效用、习惯、禁忌、命令和法律方面限制自我发展之社会桎梏挑战。此种反抗的原因，起自任何有朝气的年轻人对父母、兄弟、姐妹、师长、讲道者、警察、文法家、论理学家、道德家所加诸其身上的束缚，与生俱来的愤懑。当代哲学家费希特不是已证明过，我们每一个人的根本实体是他个人有意识的自我吗？倘若如此，除了其对个人之效用外，宇宙对我们均毫无意义可言，我们每人均可公正地参与批评所有的传统、禁制、法律或信条，并要它提出为何人应服从它的理由。一个人可能战战兢兢地屈服于神所发出，或由披上神祇外衣的教士所发出或确认的戒条，但是，由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拉梅特里等人贬为非人性的宇宙法则之上帝，其现在的地位又如何呢？
此时，不但有值得夸耀并具有解放性的启蒙思潮，又有大革命加入行列。阶级区分不见了，那些一度发布法令并逼人服从的领主现在皆拼命逃窜，是以阶级之间再也没有障碍，没有传统的妖魔撑持法律。现在，每人皆有自由争取任何职位或权力，并可参加竞选公职，以试试自己的运气。事业之门为有才干、有力气的人大开。在过去的历史文明中，个人从未如此自由——可自由选择其职业、事业、配偶、宗教、政府和道德规范。如果宇宙仅有个体存在，则国家、军队、教会、大学不是特权阶级用来恐吓与控制、组织与瓦解、统治并课税、聚集并屠杀其余受教者的阴谋吗？在诸多束缚下，天才罕有成就。然而，一位天才不是抵得上一打教师、将军、主教、国王或100名群众吗？
然而，在新近获得自由解放的人群中，许多敏感人士觉得，理智已为解决付出太高的代价。“理智”曾攻击旧式的宗教，旧式宗教充满着圣徒故事、芳香的仪式、动听的音乐、具有调停功用的圣母玛利亚以及救世主基督。但“理智”也去掉了此种崇高幻想，代之以面色忧郁、寻求物质的芸芸众生，漫无目标地走上毁灭之路。“理智”亦毁掉男女老幼每日与神接触的层面，代之以一幅只讲物质的男女众生，机械般地、愚蠢地日渐走向充满痛苦、堕落和永劫不复的死亡之谷的景象。虽然不为三段论法所容，但想象力亦有其权利在，我们把自己想成是控制物质的灵魂，而非机器操纵灵魂，可以说是顺理成章之事。感觉不但具有其权力，而且比智力更能探索至真理的境界，尽管贫穷、到处流浪、充满疑惑的卢梭也许比天资聪慧的伏尔泰具有更聪明的感受。
日耳曼人知道，也听过卢梭和伏尔泰两人的名字，但他们选择了卢梭。他们读过《爱弥儿》（Ëmile）和《新爱洛绮丝》（Héloïse）两部作品，但较不喜欢《哲学词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和《诚朴》两书。他们仿效莱辛（Lessing），把浪漫派的莎士比亚捧得比古典派的拉辛还高。他们喜好《克拉瑞莎·哈罗》（Clarissa Harlowe）、《特丽丝特拉姆·山笛》（Tristram Shandy）和麦克弗森的《莪相》更甚于法国的“哲学家”（philosophes）和“艺术评论家”（sa-lonnières）。他们拒绝布瓦洛（Boileau）为古典风格法则所订下的规则。他们对于强调明了和中庸感到愤怒，这些与对东方世界和无限者的向往格格不入。
日耳曼的浪漫主义崇拜的是真理，但对于使人生蒙上阴影的“科学真理”却加以猜疑。克里蒙兹·布伦塔诺（1778—1842）和艾奇姆·阿尔尼姆（Achim von Arnim，1781—1831）两人合著《幼童奇异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1805—1808）一书中的神话和寓言，极受好评，被格林兄弟（雅各·格林，1785—1863年，威赫姆·格林，1786—1859）收入其《保姆与侍婢》（Kinder undHausmrchen，1812年）一书中，亦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些描述孩童时代并能得到全民族和个人之共鸣的诗作，乃是善良日耳曼人灵魂中的一部分，也许是其“潜意识”之自我的一部分。
假使想象力的遗产是继承自大革命前的中古时期之罗马天主教信条，那么浪漫的精神则可追溯至长满青苔的古老教堂、不可动摇之信念以及建造那些古老教堂的艺匠；可归功于那些使神进入人类日常生活，并使对人生厌倦的个人主义者与群体融合为一的祷告、圣诗与教堂钟声；也可归功于那些其生活就是使基督教更成为一篇神圣史诗的圣徒；更可归功于使未婚少女睿智的天真以及已婚妇女对家庭、国家和民族之奉献神圣化的圣母玛利亚。这些当然都是一种中古世纪之虔诚与惊怖、遭受迫害之异教徒与疑神疑鬼者两者的热烈混合。然而，这也是促使日耳曼浪漫派主义者的狂热能臻于高峰的原因，而且亦是使其中有些人，在精疲力竭、悔恨交织之余，走到圣坛前，并投入教会怀抱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