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之声
日耳曼浪漫主义几乎影响了日耳曼生活的各方面：贝多芬、韦伯和门德尔松的音乐，霍夫曼和蒂克的小说，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施莱尔马赫的宗教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门德尔松等人的宗教信仰。特别是领导日耳曼文学运动的5个人。而值得我们纪念的是那些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女子，她们绊住这几位文人或与他们分享喜悦与痛苦、充当其智慧的伴侣，她们的行为当时简直震惊了法兰克福至奥得河的保守妇女们。
此运动肇端时期的灼灼之星是瓦肯罗德（1773—1798），他身体羸弱、生性害羞、对现实与理性感到焦虑，但却能自宗教中寻得慰藉，从艺术中得到喜悦。在他看来，艺术家的构想与运笔技巧具有神般的创造才能。他心仪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丢勒等人，因此通过其所写关于这些人的随笔来表达他的新宗教观。在格丁根大学和埃兰根大学，他获得蒂克的支持，这位热心的同学为他朋友的著作试拟了一个有趣的书名《一位爱好艺术的兄弟的呕心之作》（Herzensergiessungen eines Kunstliebenden Klosterbruders）。该书以这个书名在1797年出版。瓦肯罗德讽刺莱辛的理性主义和温克尔曼的古典主义，几乎有如嘲笑日耳曼中产阶级对艺术的喜悦无法彻底了解一般，他鼓励当代的艺术家与工匠以共同的美艺家之名，恢复中世纪的兄弟之爱。瓦肯罗德在24岁时因染患伤寒去世。
他的朋友蒂克（1773—1853）终其一生均从事于感情对理智、想象对现实的冒险玩意儿。他与瓦肯罗德一起研究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戏剧与中世纪艺术，并为巴士底狱的陷落而欢呼。异于瓦肯罗德的是他富有幽默感与对戏剧的鉴赏力，他认为生命就是许多神、国王、王后、主教、武士、城堡、大教堂和卑微的兵卒所玩的一种游戏。大学生涯结束后，他返回故乡柏林，并于1795—1796年出版了一本三卷本的小说《罗维利亚的故事》（Die Geschichte des Herrn William Lov-ell），该书以理查森的书信形式写成，生动地详述一名青年以基督教神学代替了基督教伦理后，在性与智识方面的徘徊，他根据费希特的知识论下结论说：如果自我是我们唯一确实认识的实体，则它应是道德的主宰与法律的教师。
我思故万物在，我思故美德存……其实，欲望是我们生存的大秘密。诗、艺术，甚至宗教，均是欲望的伪装。雕刻家之作品、诗人之文采、精心之作的绘画等，不过是美感享受的入门……
我怜悯那些常对人类本性之邪恶喋喋不休的傻子。这些盲目的家伙，他们把祭品献给一位无能的神，而它的赠予却无法满足人类的心灵……不，我已立誓献身于一位更高贵的神，天地万物在它之前屈服，它本身兼容各种感觉，它是狂喜、爱情、万事万物……唯有在露易莎的怀抱里，我方了解爱情的真谛。如今我对艾美莉亚的记怀似乎已很朦胧，远在天际。
上面一席话较《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1880年）早了85年，等于伊凡·卡拉马佐夫所说他死后可能出现的非道德世纪之可悲预言：“若无神的存在，一切皆可为所欲为了。”然而，罗维利亚在去世前还是回归了宗教，他解释说：“最鲁莽的自由思想家，最后成为一位神的崇拜者。”对罗维利亚而言，这真是及时的转变，因为在这次忏悔不久后，他就在一次决斗中丧生。
《罗维利亚的故事》一书是一位青年在成熟前获得解放的自夸。1797年他出版一本短篇小说《愚蠢的艾克哈特》（Der blonde Eckhert），此书大获施莱格尔兄弟的赞赏。在他们的恳邀之下，他搬到当时的浪漫主义大本营——耶拿。然而，蒂克还是于1801年移居到奥得河的法兰克福一位朋友的家中。他曾一度献身于翻译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戏剧，然后又以才气焕发的评论编纂与他同时代的诺瓦利斯和克莱斯特二人的作品。1825—1842年，他步莱辛的后尘，担任德累斯顿剧院惹人嘲笑的剧评兼经理达17年之久。他在那里所写的坦率随笔替他制造了若干敌人，但也使他在日耳曼文艺批评界的地位，仅次于歌德与施莱格尔。1842年，从未听过有关《罗维利亚》一书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邀他至柏林，活得比《罗维利亚》一书久的蒂克欣然接受，余生皆以文学支柱的地位在普鲁士首都度过。
诺瓦利斯的寿命不足以使他从他年轻时代的思想清醒过来。就文学而言，出身贵族使他占有优势：他的父亲是萨克森盐厂厂长，也是普鲁士内阁中的哈登贝格亲王（Prince Karl von Hardenberg）的堂弟。诺瓦利斯诗人的真名为哈登堡（Freiherr Georg Friedrich Philipp von Hardenberg），“诺瓦利斯”是他的笔名，却也是他13世纪的先人的真正名字。他的家族隶属于虔信派教徒的赫仁护特（Herrn-hut）社区，他固守他们的强烈宗教倾向，但是到头来，他却寻求天主教与新教的调和，以为迈向欧洲一统的进阶。19岁那年，他进入耶拿大学就读，与蒂克、席勒、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等人交情深厚，并可能曾选过费希特的课——当时费希特的课程正自耶拿至魏玛闪烁着光芒。
在维滕贝格大学待了一年后，他即追随父亲在图林根的阿恩施塔特地区从商。在格林根（Grüningen）附近邂逅了苏菲亚（Sophie von Kuhn），遂为她的美貌与人格倾倒，并向她的双亲表示要娶她为妻。1795年，他与苏菲亚正式订婚，当时她年仅14岁。不久，苏菲亚患了肝病的不治之症，虽然进行两次手术，却使她更加羸弱，1797年即与世长辞。诺瓦利斯从未自这位爱人过世的悲痛中痊愈。他最有名的诗集《夜之颂》（Hymnen an die Nacht，1800年）即是对苏菲亚的忧郁追忆。1798年他与夏庞蒂埃（Julie von Charpentier）订婚，然而这次订婚最后亦没结局，肺结核加上悲伤啃蚀了这位诗人的健康，1801年3月25日诺瓦利斯去世，年方28岁。
他过世后还有一部小说《海因利西传》（Heinrich von Ofterdingen，1798—1800），强烈表白企盼宗教的宁静。他一度赞誉歌德的《威廉·迈斯特》（Wilhelm Meister）写实而健全地描述一个人的发展，现在他却斥之为将对世俗工作的无聊适应加以理想化了。他自己小说中的主角是一位历史人物，是《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的真正作者，一位致力追求蓝色花朵的加拉哈（Galahad）[1]，蓝花象征通往无限领悟的死亡转变。海因利西说：“我渴望看到这朵蓝花，它时常深植我心中，使我胸中毫无其他杂念。”一度在闻名的“欧洲的基督徒”（Christendom in Europe）随笔中，诺瓦利斯将中古时代理想化为曾使欧洲实现旧梦——在一个宗教信仰下的政治统一（甚至为宗教法庭辩护）。他认为由教会来抵抗唯物主义的科学和世俗哲学是明智之举，从此观点而言，启蒙运动对欧洲人而言是一种悲剧性的挫折。当死神向他招手时，诺瓦利斯舍弃了所有俗世的目的与欢乐，并梦到一个没有病痛与悲伤，爱心永不终止的来世。
[1]亚瑟王传说中圆桌武士之一，因其忠洁与高贵而寻获圣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