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回国
即使当拿破仑俊美的外貌在法国人记忆中逐渐消失时，他本人的影像于人们的记忆与想象中也会显现出一种新的、生动的形态。当时间弥补了过去的创伤，并改变了数百万人曾出征未归的地方——家庭、战场、商店，拿破仑时代的景象逐渐变得较记忆中任何世俗历史更光辉、更英勇。
第一，老兵们忆及他们辉煌的勋业，而忘记了“呻吟”。他们美化拿破仑的胜利，而不责备他的失败。他们对他的爱戴可能为任何其他的统帅所不及，这位老兵成为其村庄中的圣人，在成千的诗文、故事与歌曲中，被奉为神明。皮埃尔·德贝朗热（Pierre de Béranger，1780—1857）在《旧军旗》（Le Vieux Drapeau）与成百的叙事诗中，将拿破仑与其战役理想化。由于他犀利、凌厉地讥讽跋扈的贵族及渴求土地的主教，以至于1821年及1828年被波旁王朝囚禁。雨果写了首《柱颂》（Ode to the Column），歌颂旺多姆柱及其有关拿破仑历史的浮雕，1815年被查禁，1833年复刊。巴尔扎克于《战地医生》（Le Médecin de campagne，1833年）一文中生动地描绘一位骄傲的老兵，驳斥波旁王朝发布有关拿破仑已死的报道。相反，他坚持拿破仑仍活着，且是被选作“军士之父，上帝之子”。司汤达在小说中不仅充满了对拿破仑的赞美，并于1837年出版的《拿破仑一生》（Vie de Napoléon）一书序言中，明示其要旨，其心中唯一剩余的热情是拿破仑的爱，他称拿破仑为“自恺撒以来，史上所见的最伟大人物”。
拿破仑也许会接受这项评价，但对于恺撒的评价则不尽苟同。他始终相信法国终会归其统治，他在被放逐时安慰自己，希望法国人会后悔将他囚禁，而使法国重新对他效忠。他告诉奥马拉：“当我去世，将有一场支持我的反动……我的成仁将使法国再度成为我的王朝……在20年时光消逝前，当我死并下葬时，你将看到法国另一场革命的发生。”这两项预言均实现了。
所以他就口述回忆增强他的影响，而他们也做得很好。他向古尔戈所说的滑铁卢战役记事被偷带出圣赫勒拿岛，并于1820年在巴黎出版，拉斯·卡斯说这造成了一次动乱。在1821—1822年间巴黎又发行了6册他口授的自传。有关这位帝王自身故事的书迅即畅销，并在促使这位已过世的人成为法国活力的“传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的同伴变成他的信徒。奥马拉辩护他在1822年英雄地对抗其最顽强不屈的敌人。拉斯·卡斯在1823年的作品中，使拿破仑变得完美无缺，成为英勇教条的“圣经”。蒙托隆详尽的报告到1847年才出现。古尔戈与贝特朗的作品在他们死时才出版，但他们生动的证言增强了可信度。蒙托隆同时也带回拿破仑的临终致儿书，指出一些品德，或许会改变别人对这位国王过去的印象：谨慎、温和、立宪统治、出版自由、世界大同政策。现在同时出现一句拿破仑最喜爱的忠告：“让我子经常阅读、思考历史，这是唯一的真哲学。”
甚至在热爱他的同伴证言中，这位伟大的国王在受监禁及疾病刺激期间，亦因年老而犯错，但如今这些缺点却因其军事胜利、行政治绩与思想敏锐而被忘却。事实上，拿破仑曾排斥大半的革命，以专制取代自由，贵族政治取代平等，惩戒取代博爱，但在人们重估的印象中，他又成为革命之子，曾受其重视及迫害的敌人——雅各宾党人如今又聚集怀念他。当拿破仑正在洗清罪恶纪录时，代拿破仑而统治的波旁王朝起始忍耐接受。虽然路易十八本人明理，接受启蒙运动，但其王朝却由保王党控制，这些人既贪婪又不宽容，他们要求旧地产与权势，并坚持政府须不受代议制度的干涉，以白色恐怖的缉捕、滥刑对抗异己分子。老兵们无法忘记奈伊的追捕与射杀。尽管面对这些，军队仍珍惜地怀念这位“小班长”，他曾于营火边与征召入伍的兵士们闲谈，亦不因阶级偏见或官僚作风而不擢升他们，他塑造了使各国国王恐惧而法国人引以为荣的大军。农民们缅怀拿破仑曾保护他们对抗贵族及教士的剥削。无产阶级在他统治下抬头，中产阶级聚富并得到社会认可。数百万的法国人觉得拿破仑的独裁政体，保存了革命的本质：结束封建制度及其苛税，为各阶级中有才干之人，打开升进之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司法机构根据明文规定全国统一的法律。
因此在拿破仑去世20年内，他再生并再支配人们的思想与想象。夏多布里昂写道：“世界属于拿破仑，当他在世时，无法获得世界，但死后却拥有世界。”1830年的温和革命即得力于新波拿巴主义的情绪。随着查理十世的逊位，波旁直系告终。新王路易·菲利普为波旁系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之子，约瑟夫曾自称菲利普·平等，赞成处死堂兄路易十六。新王曾得到波拿巴主义者的支持，他沿用皇家军队的三色徽章，并下令恢复拿破仑肖像立于旺多姆柱的顶端。
同时拿破仑的遗嘱出版，其中第二条似乎是国王的最后命令：“我希望将骨灰撒于塞纳河畔，在我所钟爱之法国人民的心中。”法国各地由缄默而骚动，全国呼吁“带他回家！”让法国为这位英雄举行其应有的葬礼：让拿破仑的胜利（通常都这么说）补赎他悲惨地受监禁的耻辱。这项呼吁传至政府，外交部长梯也尔（Louis Adolphe Thiers，1797—1877）——有意记叙拿破仑所有伟大史迹，[1]他于1871年被选为第三共和首任总统——明白地建议其同侪，然后与他们联名上书国王：让我们请求大不列颠同意将拿破仑遗骸送返巴黎。路易·菲利普同意，他知道参与其事将会获得法国人民的民心。内阁于是试探英国政府首脑人物的意思。英国首相帕默斯顿立即大方地答复：“英王盼望这迅速的答复可向法国证明英国渴望消除拿破仑在世时，英国与法国武力相对所造成的民族仇恨。”
国王命其子茹安维尔亲王（Prince de Joinville Francois）前往圣赫勒拿岛携回拿破仑的遗骸。1840年7月4日王子在贝特朗、古尔戈、拉斯·卡斯与拿破仑的心腹马尔尚陪同下，自土伦乘坐贝尔布尔号（the Belle Poule）起航，他们一起可以鉴定尸体的真伪。10月8日他们抵达圣赫勒拿岛，经过许多的仪礼他们看到掘出的尸体，并经过确认，于11月30日携抵瑟堡（Cherbourg）。
此后，开始历史上最长的丧礼。棺木移至诺曼底人号（Normandie）轮，载送至塞纳河下游鲁昂的拉海耶谷（Val de la Haye）。在那儿，棺木被移送到一艘临时搭了一座小教堂的河流驳船上；在这座教堂下——每一角各由贝特朗、古尔戈、拉斯·卡斯和马尔尚护卫着——载棺木驳船以悠闲的状态往塞纳河上游而去，在沿岸的主要城镇停下庆祝。在库伯瓦（Courbevoie，巴黎北4英里），棺木移往一辆装饰了的丧车上，它由兵士、水手以及各界的显要的行列牵引着，经过讷伊，在凯旋门下，沿着香榭丽舍大道的两旁排列着鼓掌、群众欢欣地前进。在那酷寒的1840年12月15日的深夜，遗体终于抵达了它的目的地，金碧辉煌的荣军院圆顶教堂。教堂的侧廊和中堂站满了数以千计的沉默观众，当24名水手负荷着沉重的棺木到神坛上时，茹安维尔王子向他的父亲——国王说道：“陛下，我呈给您法国国王的遗体。”路易·菲利普回答道：“我以法国的名义接受它。”贝特朗在棺木上放上拿破仑的剑，古尔戈加上拿破仑的帽，安灵弥撒曲以莫扎特的乐曲唱出，国王终于如愿以偿地将其遗体置于塞纳河畔的巴黎中心了。
[1]《法兰西第一帝国与执政府史》（Histoire du Consulat et de l’Empire），第19卷，巴黎（1845—18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