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分裂
在4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冷战期间，“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在一个单独的主导思想和斯大林的最终权威下似乎是团结一致的。当时这种外表的色彩很浓，因此谁要是怀疑，谁就得拿出证据来。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好几年，团结的门面作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一份明显的财产，仍然维持着。
中苏关系不久在几个方面发生了分裂。中俄两国是各自独立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对自己不同的看法、需要和目标。历史的记忆使他们互相猜疑：13世纪的蒙古游牧部落曾奴役过南俄，沙俄帝国主义者曾侵人满洲、蒙古和新疆。在冠冕堂皇的共产主义辞藻后面，历史提供不出什么彼此互相赞誉或顺利地进行合作的事例。它们新近的合作，主要是以中国出资偿付苏联援助的形式实现的，是按照它们领袖的愿望进行的，也很容易按领袖的愿望中断。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原先曾把它们联在一起，后来这种思想也就成为他们发生分裂的要点。
毛不懂外语。在他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时，这一思想往往在翻译过程中多少有点汉化了。此外，毛是从搞革命的行动开始的；他是边工作边吸收革命思想的。人们常说，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我们也可以说，他本身经验的具体实践，决定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是他认为有用的。
从字面上看，毛的朴实的主张处处点缀着中国的格言和隐喻，有典雅的也有通俗的。他严厉批评中立派是“坐山观虎斗”，讥讽目空一切的干部以为同农民讲道理是“对牛弹琴”。凡是从长满蛆的粪坑旁边走过的人，都不难理解毛对“中国反动势力很深的臭水坑”的憎恶。引用孔圣的话“三思而行”并不一定是提倡孔孟之道，但这有助于使共产主义适应中国国情。
在理论上，毛不断地曲解共产主义学说以适应当地的需要。斯大林曾经声称，苏联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到达社会主义的经验提供走向社会主义的惟一途径，必须为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也许为其他一切国家所遵循。但中共在1949年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并声称只要有代表全体“人民”的“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有一个所有“革命阶级”的大联合，那就能够领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而且可以通过渐进的、说服教育的、非暴力的改造工作来做到这一点，这与列宁和斯大林所要求的突然的暴烈改革是截然不同的。
1953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成为苏联的主要领导人（直到1久讲年为止）。他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请责了斯大林的种种罪恶，接着苏联开始“非斯大林化”，这些事实使当时仍然乞灵于斯大林之名的中共感到惊讶和尴尬。当然，“二十大”提出的条条道路通往社会主义的理论给毛主义和铁托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行动提供了理由，并且接受了北京自命为亚洲人民学习榜样的这种说法；中苏的思想意识上的团结是保持住了，但付出了让步的代价，损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裂痕愈来愈大，起初还掩盖在表面之下，但到1963年就完全暴露在公开的争论中了。中共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维护了独立自主的权利。这时北京也像莫斯科一样，成为共产主义理论权威的一个独立存在的中心。国际共产主义不再是铁板一块了，在国家利益的牵扯下，即使还没有造成分裂，至少磨擦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个人关系的角度来说，虽然毛可以承认斯大林的资历较深的地位，现在却理应由赫鲁晓夫来承认毛的较高地位了。但那时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赫鲁晓夫正在顾盼自雄，他与毛打交道时并不以晚辈自居。相反地，他指责和嘲笑毛所宣称为比莫斯科优越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那是左倾偏差，是危险的狂热。作为回报，北京认为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修正主义”是一种机会主义偏差，是卖身投靠了资本主义。虽然莫斯科曾在1957年答应援助北京制造核武器，其后就终止了这项援助。由于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坏，1950年8月全部苏联专家带着他们的图纸突然撤离中国。这一切都加深了具体的怨恨情绪。
不久两国的国家利益在世界最长的边界线上发生了冲突。这两个多民族的国家都统治了中亚地区的突厥语少数民族，以及边界两侧如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这样一些游牧民族，这些民族认为谁对他们有利，就可能拥护谁。在60年代，苏联国内对中国的狂热和扩张确实感到有点害怕，到了1969年，在东北的黑龙江沿岸和中亚都发生了边境冲突。
从历史上看，50年代苏联在中国外交关系上的首要地位可以同以前几十年的外国势力相比--例如，1860年后的英国势力，1900年后的日本势力，或者40年代的美国势力。许多外部的民族曾称雄一时来帮助改造这个中央王国，但没有一个外来民族能永远留在那里。他们已经统统被赶走了。
由于中苏加深分裂，北京就想夺取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它派出了文化代表团，举行展览会和从事富于战斗性的宣传，援助新成立的国家，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地区。毛为这一时期制订的政策发表在1965年9月林彪关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一篇讲话里。林把中国的经验推广到全世界，认为中国革命的模式适用于人类中2/3的不发达人民，以反对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强国。他用了“以农村包围城市”这种比喻，但并未权衡其是否切实可行。这并非类似希特勒为了征服其他国家而绘制的蓝图。他们倡导所有人民革命要依靠自己，这意味着中国能指明道路并提供援助，但它自己并不想通过扩张来完成世界革命。（这使我们想起古代纳贡关系的理论：中国是其他国家应该学习的榜样，但要靠他们自己的主动性。）
这种规定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进行世界革命的办法，是在北京的外交关系受到挫折的时候提出来的。1965年2月，美国开始连续轰炸北越；这种在中国大门口的侵略行动附有不从陆地侵犯北越的保证；于是北京遭到无法可想的屈辱，没有力量去保护一个毗邻的盟邦。1965年6月，想要组织一次把苏联排除在外的亚非会议的企图失败了。10月，在印尼的一场政变流产后，亲华的印尼共产党遭到屠杀。在国外的这些的和其他的失败使中国又转向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