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大致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的一次超级大革命。但这是一种偶然作出的安排，而不是有控制的规划。当毛在1965年秋采取措施，反对坦率的批评意见时，他显然发现党内支持这种意见的人数很多，超出他的预料。正如1957年“百花齐放”的批评那样，事实证明反对的意见异常广泛，但这次是出现在党内。毛对此的反应是大力采取新的措施，来动员党外支持他的力量。不久，公共场所就到处是群众大会、游行和宣传，歌颂毛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几百万青年人中间，巨浪似的激动情绪甚至歇斯底里，弄得人们精疲力竭、颓丧不振；然后又进一步掀起高潮。通过这一切，这位领袖进行了对党的清洗。斯大林是从内部来清洗联共党的，是利用党的机器秘密进行的，而毛对中共是从外部来清洗的，是利用红卫兵之类的群众组织公开进行的。斯大林用他的秘密警察杀害了儿百万人，毛则依靠解放军，并采用公开使人屈辱的方法。暴力行动爆发了，主要是为争夺地方权力而引起的内乱。毛发动运动，也像打游击战一样，采取了打打停停、一阵子破坏一阵子巩固这种有节奏的做法。他的第一步行动是攻击文化教育方面的主管人员以及北京市委，以保证他从中央对宣传工具的控制权。在这一阶段，他的最终攻击目标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同他合作，派出了搞运动的工作组，而以后毛却指控那些工作组阻碍了他的运动。1叭拓年8月他操纵十一中全会，壮大了他的力量。他已经走出党外，求助于红卫兵之类新成立的青少年战斗组织，号召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亲笔写出大字报，要“炮打司令部”。他要求青少年“从千革命当中学习革命”。他又在党的渠道之外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组织，由包括他的妻子在内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加以领导。1966年秋，在解放军后勤力量的支援下，约有1300万红卫兵来到北京，连续举行了九次群众大会，然后分散到全国各地去进行他们自己的“长征”和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些东西首先从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去找，他们还因收藏外国图书、衣物甚或留着西式发型而受到攻击。于是城市里出现一片恐怖气氛。红卫兵闯人住宅和办公室进行查抄。受害者遭到折磨、殴打，有时甚至被杀害。许多人自杀了。1967年1月，毛进一步把运动升级到攻击党组织本身，煽动“革命群众”像1870年的巴黎公社那样，从下面起来夺权。虽然周恩来和其他温和派最初能够使红卫兵不进人工厂和县以下的农村，但文化大革命在最后阶段也扩散到工厂工人中间和农村地区去了。红卫兵是年轻而积极的，往往不过是十几岁的男、女学生，他们的武器是《毛主席语录》这本小红书。对毛的迷信崇拜在报刊和电台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在示威的青年人中间达到了大规模歇斯底里的程度。
这样，毛只依靠中共的一个少数派，但从他以解放军为后盾的不可动摇的“伟大舵手”地位出发，突然掀起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斗争，这确实是一场城市游击战，先是发动不满现状的集团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次是挑起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斗争。党内掌权的人逐个受到攻击，无法组织力量。同在所有的运动中一样，上面号召各地发挥主动精神，成立大批特殊的群众组织，吸收了不少成员。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毛派除了能够发动、抑制和改变运动的方向外，并没有加以控制或预定规定计划。党的机构彻底动摇了，即使还没有被摧毁。但在党外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果，许多工人和农民讨厌青年学生的骚扰，反对他们的激进目标。于是毛派就得越来越多地求助于解放军的介人，来支持革命派。
为了代替旧的权力机构，毛最后号召各级政府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其中包括：第一，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即成年的工人和干部）的代表，这批人现在统统称为“革命群众”，是新鲜血液；第二，人民解放军代表；第三，已经相当革命化的党的干部。然而，许多地方相继有党组织奋力进行反击，组织自己的红卫兵，实施毛斥之为“假夺权”的行动。那些党组织宣称忠于毛主席，但实际上是在挫败毛的力量，自己仍旧牢牢地掌握着大权。这些防御行动和革命派的抢走枪支，不久就产生了武装团体之间的激战。但是，即使在主要的官员已被谴责和监禁之后，比较激进和比较保守的两派组织之间仍旧继续战斗。这样中共本身就不再发生作用了。1967年夏当“革命群众”的暴力行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内乱达到了顶点，以致必须越来越多地召进军队来恢复秩序。与此同时，毛和林改组了几乎一半的地方军区，给高级军官办了学习班。到了1968年1月，全国29个省份和大城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其中并未建立起善于管理的有效的党员领导核心。要拼凑一批军官和热心的新人是容易的，但要建立有效的行政机构就不那么容易了。到1968年夏，重新开始的对高级官员的攻击又引起了一阵暴力行动，从而使解放军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对党的抨击，已经把民政权力给了军队。
在这狂暴的混乱中，大中学校都关了门，知识分子和专家正在受到冲击，学生从事打派仗的革命。通过武装派性活动起来造反的，大抵是不满所分配的工作（特别是分配在农村）的毕业生；也有缺乏专长，不能满足生活要求的退伍军人和临时工。他们得不到他们所希望的工作机会。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复兴精神”（借用埃兹拉o沃格尔的说法），并不能解决发展经济和政治的基本问题。1968年秋，包括过去红卫兵在内的几百万青年学生被遣送到农村人民公社去。随同他们一起下去的有许多城市干部，因为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精简政府人员，并把城市无业居民赶到乡下去。
1968年10月，毛又操纵了十二中全会，“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终于被清除出党。1969年4月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事前各省召开了许多会议进行准备，所提出的代表名单都经过中央筛选。选派的1500名代表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该会又选出政治局和五名常委，其中只有继续担任总理的周恩来不是狂热分子。新党章指定林彪为毛的接班人，而在拥有27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军人占了绝大部分，并且只有53名委员是上届中央委员会留下来的。毛确实已经清除了他的所有反对者，其中许多是老一辈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把他们的权力转移给了军方，党组织的这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效忠基础的。
后果。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派性，一群人痛恨另一群人，使党的团结从上到下遭到破坏。这场革命把党组织内忠心耿耿的人打散之后，培育了激进的极端分子，实际上只剩下一小撮包括毛妻江青在内的教条主义十足的狂热分子，由他们来控制文艺、宣传工具和教育。为了保证中国将来的无产阶级化，他们力图只许工农子弟有权享受较高的教育，升入大学的学生必须中学毕业后有两年的实际工作经验，经过其工作单位提名和党组织批准。各个大学发现这些学生往往程度太差。与此同时，江青及其同事想给中国人民生产出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但他们的八个样板戏和其他作品枯燥无味。激进分子部分地以上海为基地，并依靠1965年以后出现的积极分子，继续进行毛的道德改革运动，反对谋求私利的实利主义，要求人们以真正社会主义的献身精神“为人民服务”。他们的政治迫害行径在“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个口号上反映出来。比较注重实际的一派，是绝大多数在职的行政人员，他们仍然关心物质刺激以促进经济生产，并关心技术专长以帮助发展中国的物质文明。在毛主席的最后几年里，“激进派”主宰了宣传部门，而“务实派”则经管行政工作。
1969年后，曾大力进行重建党组织和恢复生产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当作目标的大部分干部官复原职。但是，在毛似乎已经从战术上越过文化革命这一阶段之后，身兼国防部长和统治集团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好久以来被吹捧为毛的“最亲密战友”并被指定为接班人）不仅领导了一派有势力的军人，而且显然还念念不忘文化革命的激进主义。林不久就发现他遭到毛一周的联合反对，陷于孤立，并且眼看就要失败。1971年9月13日，他死于撞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飞机里。几乎过了两年（原文如此），官方才向中国人民和向世界说明，林彪曾阴谋杀害毛，被发觉后死于逃亡途中。
林彪垮台后，军人在政府中的作用减少了，党又重新建立了起来。1973年8月召开十大，出席了代表2800万党员的1200多名代表。大会是秘密进行的，只开了四天。在领导人物中，代表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和重新露面的老党员旗鼓相当。新的中央委员会基础更为广泛。1973一1974年掀起了“批林批孔”学习运动，来揭露他们的反动观点，尽管林彪和孔子在历史上相隔2500年。1975年1月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会期甚短，出席代表2800人，通过了新的表法，更明确地规定政府要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共领导。代表大会力求象征性地恢复党的团结，为更换领导预作准备，因为那时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都已身患重病。经过七年的销声匿迹之后，前总书记邓小平这位曾被谴责为第二号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打倒对象，在1973年重新出来，并且马上就恢复权力。他显然有助于削弱军人在政府中所起的作用。到1975年，他成为党的一名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兼任总参谋长和政府地位较高的副总理。当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故世时，邓是代总理--一个直率的小个子，一心想做出成绩。但毛比周活得长些。4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献了大量花圈和颂词，大规模地倾泻他们对周恩来逝世的悼念。但这项活动被强制镇压了下去，同时政治局撤消了邓的一切职务，任命比较不出名的华国锋担任代总理。在1976年8月破坏惊人的唐山地震后，毛泽东于9月9日逝世。华不久就代替毛当了党的主席，接着中央委员会顶层包括毛的遗婿在内的四名文革主将几乎立即被捕，丧失了权力。他们对宣传工具北京电台和《人民日报》的控制结束了，并且有系统地被谴责为反党叛徒，而邓小平则重新出现在最高的权力位置上。
其后，“四人帮”受到各种谴责，说他们只强调思想意识的纯洁性而轻视生产，破坏工业，在教育部门煽动反对考试、反对教师和反对知识的倾向。但当领导人私下谈起“丧失了的10年”时，他们暗指毛主席在其最后10年屈服于一种派性的狂热精神，那种精神带有民间宗教的气息，不像含有现代发展的味道。印年代末期的动乱是在城市和党内而不是在农村出现的。但几百万拥护毛泽东而反对他敌人的游行示威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反知识分子狂热情绪，却很像一种农民运动。这同中国过去相信太平盛世即将到来的民间教派活动的长期传统是一脉相承的，纵然现在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化的术语。总之，这是相信毛能够拯救中国人民的一种民间迷信崇拜。它代表了毛泽东不断进行精神革命的思想，以便解放普通老百姓，改变他们的人生目的，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官僚主义和特权等自古以来的弊端，特别是给予党内年青一代遭受压抑的积极分子以出头的机会。这是社会革命的起因。如果把它抑制下去，它可能潜伏一时，但随时都会重新冒头。
同这相对立的是对现代发展带有竞争性的实际需要。这些需要说出来是更容易为外界人士所理解的：怎样使粮食供应超过人口增长，怎样能够很好地利用中国新发现的十分丰富的石油资源（如冀鲁沿海及大陆架上的油田），怎样平衡自力更生的愿望和借用外国技术和资本的愿望，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问题。在这一切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怎样把那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的爱国愿望同毛派要求为人民服务的意向调和起来。决策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经常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即究竟是在增强国力上进行投资，还是在为中国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事业上进行投资。
1977年8月召开的代表3500万党员的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和1978年3月的五届人大，最后批准了党重新实行控制并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的决议。革命委员会在农村仍予以保留，但在大学和工厂里由单独负责的校长和厂长取而代之。进高等院校的条件又规定要通过竞争的入学考试。学者和专家听到当局要致力于发展科学和技术时感到异常宽慰。艺术家和作家从农村返回城市，传统的京剧重新演出了，新挖掘出来的古代文物使全世界为之惊奇，文化生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虽然没有明确地实行非毛泽东化，文化大革命却宣告结束了。统一战线至少在形式上复活了，这一点表现为再度重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作用。中国又一次面向外界了。
毛泽东的丰碑。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去世，标志着55年前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寻找救国之道的革命一代已经消逝。他们领导的运动的成就大部分仍然不是今日所能评价的。例如，中国人口数增加了一倍，并且成为统一的国家；他们已·经建立起庞大的政府机构和工业机构。中国经历了变化巨大的起伏沉浮。在这一代人活跃的一生，统一中国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1923一1928年）、南京政府争取现代化的努力（1928一1937年）以及日本侵略造成的破坏（1937一1945年）,这一切都为共产党在延安建立新秩序（1936一1946年）、他们在内战中的胜利（1947一1949年）以及其后在人民共和国的管辖下改造中国的工作准备了条件。从1949到1976年的毛和周，继承了传统的天子及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相地位。（周恩来在其党的政治局连续工作了48年，保持了世界最高纪录。）但他们是作为立志实行社会变革的革命家来行使职能的。他们的成就是全民的成就，是经过多年的苦难以后在一场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中动员了全民的集体力量而取得的成就。
凡是在1949年前到中国各省游历过的人，只要深人到今天的农村，就会在各方面看到大革命的成就--一个面貌一新的民族，一片经过改造的国土。即使今天游客们看到的只是像大寨大队或红旗渠那样一些非典型的例子，事实仍然说明，它们是值得全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而不是在细节上学习的活榜样。国家复兴的证据是全国遍地可见的，并且是目不胜收的。一百多万辅助医务人员“赤脚医生”采用中国的新医疗法如针刺麻醉和电吸人工流产等，把公共卫生和医药服务带到农村。到处都兴办小学教育和传授实用技术。
农村机械化工作，在1958一1959年的大跃进时期获得了第一次重大的推动，然后在1968-1969年的文化革命期间又有所促进。劳动强度大的工程项目如开荒、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保水蓄水和治水、间作和多季收获，都为机械化铺平了道路。机械化是从用电泵抽水开始的（据说1973年有2/5的可耕地能浇灌水）。现在农村的这种小型工业化是依靠当地自身的力量搞起来的。中国在上海、武汉或天津这样的中心大城市建设的重工业，力求按西方或苏联的权威经济学家所喜欢的大规模经济组织进行。但几百万农村一般说来还没有方便的铁路、公路或水路交通，也缺乏美国式的销售系统所需要的销售网和购买力。相反，它们在食品、衣料、农机、水泥、砖瓦、肥料、钢、水电方面的生产尚能满足双重经济下的当地需要。它利用就地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煤、石灰石、铁矿、水、谷物、纤维，并不需要长途运输，可以避免依赖外界筹集的资金。中央的指导十分有限。所得的好处很多：农村的小型工业能够灵活地适应当地的需要。他们利用农闲时间和妇女劳动力，使人人有事可做，而在农忙季节又可从事收获。他们把工业技能传播到民间，从而方便了机具的就地维修工作。他们缩小了城乡之间的知识和社会差距，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这一切同庞大的民兵组织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保卫国家，也增进了实现民主自治的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激起开创工业合作化运动的这些想法，很值得在实践上加以采纳。例如，在开始搞农业机械化时，通常先置备碾米、脱粒、纺纱等机器，因为这些机器比人工效率高得多，可以解放出劳力，去生产更多的可以进行加工的原材料。这样生产出来的土面粉和土布可能粗一些，但它们是合用的，所能供应的数量也充裕得多。城市工厂的产品在农村不易买到，因为运费太贵，还有“管理税的壁垒”：如1975年由德怀特o拍金斯所率领的“美国专家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的报告所指出的，”工艺水平不高的工业产品的价格定得比较高，使效率不佳的生产者也可挣得较大的利润。”总之，农村的工业已经有了开始发展的助力，它的水平颇似工业化西方或日本早几代的情况，但它发展得快，标准也有所提高。
当我们在河南一家铸铁厂参观熟练技工制造铸件时，我们不免想起，古代的铸铁实际上就是在这一地区发明的，比欧洲早好几百年。中国能够在农村如此广泛地制造机器，这对将来有很重大的意义。例如，今天在中国那么多公路上可以看到的轻型双轮柴油拖拉机，在设计上使它的五马力能用于抽水或脱粒，犁田或拉车。1973年，在几十个中心城市，用当地零件生产供应网的零件，装配了5O万架这类多种用途的机器。各地还为适应当地的条件作了一些改进，但主要的要求是每一地区应有修理和维护能力的车间。这一类的工作是能够很快发展起来的。1975年，上述代表团听人们说，已有2800个小水泥厂、1100个氮肥厂、5万座小水电厂。这种农村工业化的工作有毛主席的烙印，所实行的办法不同于他那些思想比较因循守旧的反对者。不管毛的声名毁誉如何，他的丰碑是建立在农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