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5年
本章书目提要不拟重复在本书第4章书目提要或在上卷书目提要中已经提过的书目。也拟避而不提在本书第14章书目提要中论述的毛泽东著作和传记研究专著。
涉及1921—1949年整个时期的大规模文献汇集尚告阙如。康拉德·布兰特、史华慈和费正清著《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是一部最早的探索性著作（1952年），但仍然是一部有用的入门著作。对于赵国俊著《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1921—1959年》，这种评价也大致同样正确。到60年代，薛君度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一卷，1921—1937年；第二卷，1937—1949年）根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丰富的收藏，提供了利用中文资料的指南。也有用的编著是路康乐等编《中国红军，1927—1963年：有注释的书目》。
党史文献及其他资料在中国已以逐渐加快的速度出版。然而，由于这个主题有许多敏感性，出版物落后于大多数传统学术领域，而且有些书籍限“内部发行”。一部专门的党史定期刊物是《党史研究》。两套不定期出版的丛书是《革命回忆录》和《党史研究资料》。此间在研究中使用的一部跨越30年的八卷文献集是《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类似的资料集有《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卷。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发展是莱曼·P.范斯莱克著《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研究的课题。第二次统一战线发展中最有戏剧性和决定性的事件——西安事变——当时由贝特兰《中国的第一幕：西安兵变真相》加以报道，最详尽的著作是吴天威著《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支点》[也见吴天威载在《现代中国》季刊第10卷第1期（1984年1月）上的西安事变新史料综述]。
为系统地提出有关20世纪这第一次大农民革命的理论，查默斯·约翰逊著《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年》作了开拓性工作。反对约翰逊所持的中国共产党胜利主要基于战争引起的爱国动员而不是基于中国近代社会内的革命需要的论点的，有谢尔登著《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这部著作从研究陕甘宁边区得出一般结论。阐明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第三部著作是，片冈铁哉著《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片冈铁哉认为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基层组织和非政治性的组织网周围加上了“钢框”；而在中国城市，民族主义的责任使蒋介石既不能采取有力的反共行动，也不能与日本媾和。这些早期论述可被认为充其量也不过是部分正确，因而作为全面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些研究共产党根据地的著作提供历史观点：斯蒂芬·艾夫里尔著《棚民与长江多山地带的开拓》和《多山地带的革命：江西省共产党运动的兴起》，罗伯特·马克斯著《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海丰县社会变迁，1630—1930年》，和琳达·格罗夫著《革命中的农村社会：高阳地区，1910—1947年》。研究各敌后根据地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凯思林·哈特福德和卡尔·多里斯研究晋察冀边区，陈永发和格里戈尔·本顿研究华中根据地，和戴维·保尔森研究山东根据地。补充谢尔登的陕甘宁根据地研究的，有彼得·施兰著《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年》和由安德鲁·沃森译为英文的毛泽东著《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抗战时期在共产党根据地内及周围的许多观察家的报告，集中在战争头几年，然后集中在最后两年。战争中期最困难的几年，西方人士几乎没有观察敌后根据地，林迈可的著作，特别是《不为人知的战争：华北，1937—1945年》除外。从在中国出版的关于这个时期的大量出版物中，我们在这里只能列举如《彭德怀自述》和薛暮桥著《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之类的样本。1984年8月召开的抗日根据地研究国际会议将出版更多的著作。
关于在台湾的调查局档案资料的种类和使用指南，见多诺万、多里斯及沙利文著《台湾调查局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资料》。官方日本军事史《华北治安战》两卷充满有价值的资料。每年出版一卷的《美国对外关系》载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很多，特别是中共与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关系的资料。詹姆斯·B.里尔登-安德森著《延安与列强：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渊源，1944—1946年》中的看法，被多萝西·博格和瓦尔多·海因里希斯编《不确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的几篇论文所沿袭，直写到194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