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般状况已在本书上卷《文学的趋势Ⅰ：对现代性的追求》的书目介绍中加以讨论，本书目提要提供那一章和本章撰写时未获得的更多资料信息。
自1976年“四人帮”垮台以来，学术活动的复苏导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丰收。（按照中国史学界年代分期，“现代”指1917—1949年，“当代”指1949年至现在。）在迅速增加的刊物中，至少有六种是现代文学史料和研究刊物，最值得注意的有：《新文学史料》，重点登载了茅盾的回忆录及其他重要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此外还有若干专门的鲁迅研究刊物（1981年为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大部头《中国文学家词典》正由北京语言学院刊行：现代篇第一卷在1978年以初稿形式出版，载有405位文学家的传记；第二卷在1982年出版，载有582人的传记。本章提到的公认为优秀的文学史著作，包括李何林、王瑶和刘绶松所著的文学史著作，已经再版印行，一批新专著也已出版。
一个新的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服务的全国档案中心正在建立中；未来的档案中心将设在北京附近16世纪建成的一个古庙内。据《中国文学》（1983年2月）提供的信息，馆藏“将包罗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现代作家、理论家、翻译家和文学活动家的手稿、照片、肖像、参考影片、录音带和录像带，以及他们各种版本的作品、刊物和其他重要资料”（第137页）。现在已经开始实施的也许是最具雄心的计划，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丛书，该丛书将收有关于文学运动、社团、争论以及关于作家及其作品的资料，附刊载在报刊的作品和文章的索引。这个大项目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下十余所名牌大学的学者的一项共同研究计划。这套丛书完成时（计划在1985年完成），数量可达数百卷，将成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中国及西方学者和研究者的最有价值的资料宝库。
然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解释质量不一定配得上极大的数量，虽然1976年以后的著作表现毛泽东思想意识少些，但是没有放弃过去30年连续不断的思想运动形成的基本马列主义框架。近来出版的大多数专著仍然往往会着重研究30年代文学论争和党领导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在延安文学界的重要作用。因此，左翼作家文学思潮和作品比非左翼作家或有美感的作品，特别是在战时重庆和沦陷区上海的作品，受到更广泛的研究。在现代时期的作家中，鲁迅仍然是占据政治上奉为神圣的地位的杰出伟人，虽然少数研究专著（如刘再复和林非著的一部令人爱读的传记《鲁迅传》）试图从人的角度更客观地描绘鲁迅。
近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著大多突出六大作家，排列次序是：（1）鲁迅，（2）郭沫若，（3）茅盾，（4）巴金，（5）老舍，（6）曹禺。在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受到高度评价的作家——张天翼、吴组湘、沈从文、钱锺书和张爱玲——似乎在中国文学史中默默无闻。30年代初一度发展起来的诗的现代派潮流，在先前的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注意，如今才开始在中国吸引学者兴趣，部分地是近来集中在“朦胧诗”的年轻实践者的争论的结果。
可是，如徐志摩和郁达夫那些非左翼作家的诗和作品仍然是“五四”文学更大的遗产的一部分，这部分文学遗产在台湾准许阅读，而其他大多数作家，包括鲁迅，被目为“共产党”，作品受到查禁。一部颇为大胆的学术丛书，周锦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数约30卷，是机智地避过官方禁令的初次尝试，虽然各卷的学术质量参差不齐。
因此，在推进作为社会文化史格局中的文学，而不是主要作为政治意识和政策反映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人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正在迎接这种挑战，他们近年已能同他们正在研究的作家有私人直接接触。从这类接触中得到好处的近年（出版或准备出版）的研究专著中，最值得注意的有：梅仪慈著《丁玲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思想意识和叙事》；葛浩文著《萧红评传》（据作者英文专著《萧红》扩充和修订）；杰弗里·金克利即将出版的一部关于沈从文的著作（作者在哈佛大学的学位论文《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的修订稿）和胡志德著《钱锺书》。这些学者不是访问过研究对象本人，就是在研究对象生活所在地点进行研究，或两者兼而有之。继这些学者之后，一些美国大学研究生，已就吴组湘、老舍、萧军、艾芜和丁玲这样一些人物和就自传文学和象征派诗这类一般论题，在中国进行研究或访问。
然而，在西方学者中，集中的一般领域仍然是30年代文学。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由于尽管社会政治环境令人窒息，这个时期的作家却多产，并且艺术上成熟。反之，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学论战和活动已不为西方学者广泛研究，保罗·皮茨科维奇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瞿秋白的影响》和安东尼·凯恩最近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左翼作家联盟与中国的文学政策》是显著例外。40年代时期，当时中国现代文学卷入战争和革命中，在西方学术研究中不甚受到注意。茅盾和巴金的战时作品有待进一步研究和翻译。茅盾的小说，如《蚀》和《腐蚀》，尚未翻译成英文；巴金最佳小说《寒夜》最近才由内森·毛翻译成英文。重庆战时戏剧尚是一个有待研究的极重要课题。沦陷区上海文学界在爱德华·冈恩的主要著作《不受欢迎的缪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年》中，在学术上初次得到论述。延安文艺界成为戴维·霍尔姆的研究课题，此人曾就延安秧歌运动和鲁迅遗产写过论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邦尼·麦克杜格尔根据较早的1943年文本的审慎的新译本。本章概括地探讨的战后电影业，已由保罗·皮茨科维奇、保罗·克拉克和其他人作为社会史的一种资料加以研究，电影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仍然有待评估。（杰伊·莱达著《电影》是一部有关中国现代电影的著作，有严重缺点。）总之，这整个时期为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的领域。
一个新领域的发展也可由研讨会和会议之类集体学术活动判断。自1974年在哈佛大学举行开拓领域的研讨会和会议——成果为《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默尔·戈德曼编）——以来，已举行过六次国际会议，其中三次直接和本章涉及的时期有关。这些会议的第一次是1980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研讨会，由罗伯特·鲁尔曼组织。1982年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1937—1945年）》为题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专门题献给丁玲和艾青（后者亲自参加了会议），载有欧洲、美国及中国学者写的论文29篇。第二次国际会议专门讨论“鲁迅及其遗产”，1981年8月在加利福尼亚州阿西洛马尔举行。由李欧梵编集的会议论文集目前在准备中，收论文12篇，评价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政治和思想的范围广阔的影响及其在世界文学中受接纳的程度。最近的学术会议是1982年12月在檀香山举行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批判探讨”研讨会。约20位学者讨论运用西方批判理论分析“五四”时代早期至现在的有特色的中国短篇小说的可行性。研讨会标志了首次把精选小说的内在结构作为文学文本而不是作为历史文件或作者的传记资料来进行持续的探讨。
学者也可利用载于温斯顿·L.Y.杨和内森·K.毛编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和欣赏指南》的书目提要；唐纳德·吉布斯和李云晨（音）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翻译书目，1918—1942年》。
包罗最丰富的现代中国小说的英译样本是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年》，现代中国诗的样本是许芥昱译编《20世纪中国诗集》，现代中国戏剧的样本是爱德华·冈恩编《20世纪中国戏剧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