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九章 教育
1949—1965年的标准原始资料，前面已经列举，关于教育的研究，必须基本上依赖它们。中国的官方报纸、刊物、偶尔发布的国家法令摘要，构成主要的原始资料。得到中国原始资料最方便的途径，是通过联合研究所的剪报档案服务机构，它的存在到1983年为止。这些资料现藏香港浸礼会学院，供不愿看缩微胶卷的人使用。有关从幼儿园直到大学的教育政策与实施等各方面的档案，数量很大，能对许多研究著作提供一个基础。
教育问题上最有用的公认为优秀的翻译服务，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当代背景材料》[735]丛书（起自1950年）；《中国大陆杂志选录》[737]（起自1960年）；从1955年至1960年名为《中国大陆杂志选粹》[736]。其他有用的翻译服务有该领事馆的《中国大陆报刊概览》[738]（起自1950年）；《外国广播新闻处，每日报道——共产党中国》[251]（美国政府编，起自1968年）；《中国省级广播电台新闻》[551]（英国地区情报处编，香港，起自1963年）；《中国问题》[134]（英国地区情报处编，起自1964年）；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每日新闻发布》[550]（起自1948年）；《联合研究服务》[734]（香港联合研究所，起自1955年）；以及美国政府的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的各种丛书[374]。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1968年）的红卫兵非正式出版物，对收集60年代初的资料也有帮助。由于这些资料是在白热化的舌战中编成的，用时应加注意。它们包含有别处得不到的资料，如关于政策在个别学校贯彻落实的情况。红卫兵对学校办公室和档案室的冲击，使学者再次成为社会动乱的意想不到的受益者。斯坦利·罗森[619、620]和李洪勇（音）[430]的作品（见书目），至今是利用这些材料的著作中最著名的。这些红卫兵出版物的规模最大的摘要，是20卷本的《红卫兵出版物》[603]，华盛顿特区研究图书馆协会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在1975年重印，它的姊妹篇，一套多卷本的增补资料，在1980年重印。同样资料的英文译文，可以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60年代后期的发行范围有限的《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的《补遗》[739]和《中国大陆杂志选录》[737]中找到。
学术研究也受到毛以后时期比较宽松的政策的好处，其中包括为早期的政策恢复名誉，它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诋毁。在文献资料方面，1968—1976年主要是个空白时期，但在70年代后期开始出版许多新材料，回顾受到很多诽谤的17年（1949—1966年）。遗憾的是，这类材料的大多数根据的是第二手资料，并且带有明显的偏袒十七年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偏见。不过，人民教育出版社当前（80年代中期）的出版书目，显示出一个可喜的迹象，即有些关于早些年代的书正在写作中，许多关于1949年以前的书也正在出版，对老解放区的教育和民国时期知名的非党教育家，有某种有意思的重视。
一本特别有价值的研究工具书，是1984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年》[161]。其中有140页重印了1949—1981年的文件和有关教育的指示——尽管每个门类都缺少1964—1978年的资料，这是受毛主义影响的年代。另一本有用的参考书，是198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年》[154]。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人的资源。作为口述历史的访问记，不论是在中国国内进行的，或是香港的中国人讲述的（他们从过去的亲身经历中了解这个制度），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访问资料的教育论著的作者，有斯坦利·罗森、苏珊.舍克和乔纳森.昂格尔。
尽管可以得到丰富的资料，中国以外的学者并没有很好地研究50年代。直到“文化大革命”的10年（1966—1976年），中国的“教育革命”才把这个问题列为值得研究的项目。从此，国际注意力集中在它的经验与后果上。早些年，无论是教育专家或社会科学家，看来都没有怎么被这个题目所吸引。对7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的崩溃，也出现了类似的兴趣减退。“十七年”还留下许多未经开拓的领域。
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其对毛以后时期的含义来说），是50年代苏联影响的程度。失败的或不得人心的试验，很难提供研究的动机。但1950—1957年的“向苏联学习”阶段，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能告诉我们关于那个时期移植模式的效力、建立的机构和培训的人员的不断的影响。
另一个没有进行探究的失败的试验是“大跃进”。那时开始的教育改革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发动的，并明显地为后来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试验树立了许多先例。但到目前为止，这种联系的性质还没有文件加以证明和明确地予以说明——也没有对失败的分析，这种分析必然会引出没想到的结果和没有记载过的收获。
假如这是关于50年代研究的状况，那么关于60年代初期的研究要算是不错的，相对来说是过多的。但上面提到的罗森、舍克和昂格尔的著作，基本上是根据访问资料，他们把对文件的研究任务，主要留给了别人。同时，对这个时期的比较常规的研究，只是部分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如陈锡恩、朱莉娅·匡（音）、简-英格瓦·洛弗斯特、罗纳德·普赖斯等人的著作（见第四章、第九章脚注和书目）。这些著作都更着重理论和政策，而不是实行和贯彻，后者只有通过访问和现场研究才能揭示出来。现在，外国研究者进入中国比较容易了，我们希望，这将使这两个目标在个人研究中较容易地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