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党与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和思想动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基本的中文资料。主要的资料来源，分散在全国性报纸和刊物上。延安的报纸《解放日报》，是关于延安时期游击区知识分子的主要资料来源。它包括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讨论和知识分子自己的陈述。“左翼”和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从1938—1946年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1949年后，关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党—知识分子的讨论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知识分子的报纸《光明日报》。党的理论刊物《学习》（它在“大跃进”中被《红旗》取代）是最关心思想问题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国青年报》，是思想动向的另一个资料来源。一些主要大学的刊物，也登载思想—政治的讨论，不过这些刊物在毛的时期很难得到。
其他有关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知识分子和50年代及60年代的争论的资料来源，有《文艺报》、《文艺学习》、《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50年代文艺界一些最主要的知识分子如周扬、胡风、丁玲、冯雪峰、艾青，他们的作品可以在这些刊物中找到。60年代好争论的知识分子如邓拓、吴晗和冯友兰的作品，可以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和《学习与研究》中找到。
他们的作品也有印成单行本的，马南邨（邓拓）：《燕山夜话》[489]；吴南星（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札记》[819]；廖沫沙、夏衍.、吴晗、唐弢和孟超：《长短录》[448]；艾思奇：《艾思奇文集》[4]。
毛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的译文，可以在他的五卷本选集中找到，其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最直接的关系。毛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的稍后的资料，有毛的《四篇哲学论文》[505]和斯图尔特·R.施拉姆编的《毛主席向人民讲话：讲话和信件，1956—1971年》[634]。“百花”时期知识分子的文章和陈述的译文，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编的《百花运动》[493]。“百花”时期的文学作品和评论，见聂华苓编的《百花文学》[552]，共两卷。
关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知识分子的反应，最全面的讨论有，默尔·戈德曼：《共产党中国的持不同文艺见解者》[270]，时间从30年代后期到“大跃进”时期，以及他的《中国知识分子：建议和异议》[271]，时间从60年代初直到毛以后时期。其他的著作研究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对中国“洗脑”的研究》[454]，讨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效果。杜韦·福克马的《中国的文学教条与苏联影响，1956—1960年》[249]和鲁道夫·瓦格纳的《诈骗和侦察》[750]（见沃尔夫冈·库宾和鲁道夫·瓦格纳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文集》[399]），讨论50年代苏联的思想倾向对中国的影响。对60年代初好争论的知识分子的研究有：詹姆斯·普西：《吴晗：借古非今》[590]；蒂莫西·奇克：《邓拓：文化、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内二中择一的马克思主义》[98]。研究60年代激进的知识分子，见帕里斯·张的《中国文化革命中的激进分子和激进思想》[85]；拉斯·拉格瓦尔德：《作为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的姚文元：中国日丹诺夫主义的出现》[597]。
从政治角度看思想发展的主要著作有：理查德·所罗门：《毛泽东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674]；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1956—1957年的人民内部矛盾》[495]和《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1958—1960年的大跃进》[4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