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大跃进”
虽然当代中国的资料在“大跃进”陷入困境后变得不详实起来（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不容易得到），但关于它却有丰富的中文资料。首先当然是全国性报刊（如《红旗》、《新华半月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许多对这个时期作了详细索引（《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每年出版索引）。研究指南（如詹姆斯·宋的《<红旗>1958—1968年：研究指南》[675]，彼得·伯顿和尤金·吴的《当代中国研究指南》[47]）大大方便了对其他资料的有效利用。比较专门的出版物，如政府各部的刊物，也很有帮助（如兰普顿在他对医务政策的研究中所表明的）。有关公共卫生、财政和贸易，以及其他领域的这类刊物，均可以得到。
从1965年起，中国出现了几大类资料，对研究“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很重要。首先，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和其他非官方资料的大量涌现。许多红卫兵出版物均收入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的20卷本《红卫兵出版物》[603]。美国和海外的中国中心，还有大批红卫兵资料的补充材料。题为《毛泽东思想万岁》[506]、[507]的两卷重要的毛泽东著作，非正式地出版于1967和1969年，两卷本《毛泽东思想杂集》[508]是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从中选译的，这些是毛在这个时期未发表的讲话的主要原始资料。
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了对政治科学家特别有用的三类资料。一类是日益增多的回忆录，作者是政治领导人和他们的助手或同事，其中有些对1958—1965年的政治运动提出了真知灼见。《彭德怀自述》[570]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其他如《回忆王稼祥》[344]，对这个时期也偶尔有深刻的看法。
第二类重要资料包括各种有关党史的出版物。许多省级出版社出版了党史，如湖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167]，还有一般的参考出版物，包括党史问答和一连串党的会议的详情。最后，统计一览表填补了这个时期的许多空白。
许多关于内政的第二手著作，对研究1958—1965年有用。一类是全国和地方的一般政治史，包括对这个时期个别部分的详细叙述。例子有安奉俊（音）：《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革命》[2]；詹姆斯·P.哈里森：《取得政权的长征》[292]；莫里斯·迈斯纳：《毛的中国》[526]；爱德华·赖斯：《毛的道路》[611]；理查德·所罗门：《毛泽东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674]；伊日拉·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749]。关于具体问题的专题著作，也提供了重要资料，如戴维·M.兰普顿的《中国的医药政治》[417]，弗雷德里克·泰韦斯的《中国的政治和清洗》[702]和哈里·哈丁的《创建中的中国》[291]，仅是三个例子。
直接而完全地集中注意力于1958—1965年时期的，还有第二手的英文文献。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提供了最详尽的有用的政治史。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泰韦斯的《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2]和鲍姆的《革命的序幕》[30]，对6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很好的记述。陈云在1956—1962年期间发表的关于经济的主要意见，收入尼古拉斯·拉迪和肯尼思·利伯塔尔编的《陈云的发展中国的策略：一种非毛主义的可取办法》[425]。
有关这个时期的期刊文章也格外丰富，既有对具体政治事件的研究（如戴维·查尔斯的《彭德怀元帅的免职》[96]），也有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如弗雷德里克·泰韦斯对省的预算的研究，见约翰·M.林德贝克编的《中国：一个革命社会的管理》[457]）。有几篇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如尼娜·哈尔彭的《经济专家与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1955—1983年》[288]（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系，1985年），也提供了重要的情况与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