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中苏分裂
由于这个时期刚过去不久，不能利用标准的美国国务院资料，同时，苏联和中国守口如瓶，又严重地限制了苏联和中国材料的价值。一切事情都有例外，但大都明显地违背官方的常规。例如，情报自由法令允许乔纳森·波拉克（《中国外交政策中的观念和方法：金门决策》[585]）说明1958年金门危机的几个方面，从而反映出苏联和中国的态度。同样，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389]）尽管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跟所有这类著作一样），并且有真实性问题，但对我们仍有启发。当然，最有启发的资料，是毛的未公开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主要有两本，发行于1967年和1969年，书名都是《毛泽东思想万岁》[506]、[507]）。它们是一个来路不明的派别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发行的，为台湾所得并影印出来。比较不那么耸人听闻，但同样难得的是唐纳德·扎戈里亚的《中苏冲突，1956—1961年》[837]，它肇始于中央情报局，他以前曾在那里工作，利用了权威的但高度保密的资料，特别是关于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的两次对抗。
这种依赖秘密资料的做法虽然可靠，但不是正统的方法，对它们极有价值的补充，是20世纪60年代初苏中两党和两国政府之间大量的论战通信。约翰·吉廷斯（在《中苏争论概观》[268]中）将它们重新作了极好的整理与分析，攻击与反击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扎戈里亚的著作，并在一些事例上超过了它。由于每一方都把自己说得极好，把对方说得极坏，因此，在问题的范围、它们的时间选择和含义上，就大有探讨的余地，下列作者就做得很好：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的分裂》[281]、《中苏关系，1964—1965年》[282]、《阿尔巴尼亚与中苏分裂》[280]）；亚力山大·达林（《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歧》[192]）和G.F.赫德森、理查德·洛温撒尔、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中苏争论》[343]）。
这些著作虽然值得注意（不管是否得到公认），但同各有关政府发表的通常是枯燥乏味的声明相比，它们的准确性显然不如档案材料。例如，M.S.卡皮查在波拉克仔细研究过的他私下的会见与谈话中，关于1958年8月赫鲁晓夫与毛就中苏军事合作前景进行会谈时各方的具体见解，就与毛的话大相径庭。无论赫鲁晓夫或毛，或由此引起的论战上的变化，都没有充分透露苏联的核武器制造援助的程度，像1963—1964年通过摄影情报所显示的那么清楚。
除了标准的共产党对学术研究和公布档案的限制外，莫斯科同北京的现行关系也禁止它们充分而坦率地重提过去的事。因此，我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和有时带倾向性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推测。直到1985年才出现的毛以后时期的回忆录，也没有对这个时期有新的说明，虽然在彭德怀（《彭德怀自述》[570]）、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818]）和王炳南（《回顾九年的中美会谈》[765]）的著作中，出现了和早年有关的珍贵资料。
总之，关于这个时期的分析对“历史”的说明究竟正确到什么程度，是大有争议的。对于不那么明显的外交关系，就更用得着这个防止误解的说明了。因为北京除比较公开的外交之外，还常常进行秘密外交。对环绕中国的从巴基斯坦到朝鲜的亚洲弧形地带，单独的研究如戴维·莫辛戈的《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1949—1967年》[535]，通过深入细致地访问当地官员，把一个本来贫乏的题材写得很详尽。比使用互相影响的记载更困难的，是推测促成中国的态度的观念和决心。美国获得并出版的秘密军事刊物（《工作通讯》[408]），对60年代初的人民解放军只作了很少的说明。而这个刊物在什么程度上反映了高层的真正思想，尚难确定。
这种情况与毛以后时期出版物所反映的清楚得多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情况，造成鲜明的对比。统计资料、个人回忆录和文件集提供了一块比较肥沃的园地，而外交政策的土壤相对来说却是贫瘠的。至今没有一本由中国学者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说明国内的限制与国外相比，有过之无不及。我们只能希望，周恩来的文件有朝一日能被这种研究所利用，这样，这些决定性年代的更加准确的再现，可以为外国学者提供一个研究基础。
[1]MuFu-sheng，ThewiltingoftheHundredFlowers；TheChineseintelligentsiaunderM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