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译本 >
- 悲惨世界 - 潘丽珍译 >
- 第五部 让·瓦让 >
- 第一卷 四堵墙内的战争
二十 死者有理，生者无过
街垒就要进入临终状态。
空中回荡着的无数神秘的爆裂声、荷枪的人在看不见的街上行走的喘息声、骑兵部队断断续续的马蹄声、炮兵部队行进的咕隆声、巴黎迷宫里交织的枪声和炮声、屋顶上空升起的金色硝烟、远处隐约传来的不知什么可怖的喊声、四面八方危险的闪光、圣梅里教堂此刻如同哭泣的警钟声、温煦的初夏、飘着白云却阳光灿烂的天空、美丽的白天，以及死一般寂静的房屋：这一切都使得这最后时刻变得既悲惨又壮丽。
因为，从昨天起，尚弗里街两侧的房屋已变成了两排高墙，两排凶险莫测的高墙。大门紧闭，窗户紧闭，窗板紧闭。
那年代和现在迥然不同。那时候，只要人民想结束一种持续太久的局面，或国王恩赐的宪章，或享有的政治权利，只要天怒人怨，巴黎同意揭起街石，只要起义者在资产阶级耳边悄传口令，而资产阶级发出会心的微笑，那么，居民就会接受暴动的思想，成为起义战士的助手，房屋就会同临时搭成、傍依在它身上的街垒亲密无间。然而，只要时机尚未成熟，民众不赞成起义，群众谴责暴动，那起义者们就完了，暴动的地方变成了荒漠，民众的心冷若冰霜，可避难的地方门户紧闭，大街变成了帮助军队夺取街垒的掩蔽所。
不能出其不意，让人民超出自己意愿加速前进。谁强迫他们，谁就倒霉！人民是不任人摆布的。否则，他们会抛弃起义者，会像躲避瘟疫那样躲避他们。一座房屋便是一个峭壁，一道门便是一种拒绝，一幢楼的正面便是一堵高墙。这堵墙看得见，听得见，但不愿意。它可以开道缝救你。可它不愿意。这堵墙是法官。它审视着你，把你置于死地。这些门户紧闭的房屋，多么阴森可怕！它们仿佛死了，但却还活着。里面的生命仿佛中止了，其实仍在延续。二十四小时没人出来，但里面一个也不少。在这块岩石里面，人们走来走去，睡觉起床；人们过着家庭生活；人们喝着吃着；可人们担惊受怕，这是极其可怕的事！这种害怕心理，使他们对起义者的冷漠变得情有可原，而这冷漠中还带点惊慌，也就更情有可原了。有时，我们也曾见过，害怕会变成狂热，惊慌会转成狂暴，正如谨慎会转成狂怒一样，由此就产生了一个含义深刻的词：“温和派的忿激派。”有一种极其可怕的烈焰，会冒出一股怒火，犹如冒出一股凄恻的黑烟。“这些人想要什么？他们从不知足。他们不让安静的人过安静的日子。好像革命还不够多似的！他们来这里做什么？让他们自己对付吧！活该他们倒霉。这是他们的错。他们自作自受。不关我们的事。瞧我们这条可怜的街，被子弹打得到处是窟窿。他们是一帮无赖。可不能开门。”于是，房屋变成了坟墓。起义者在门前奄奄一息，看见霰弹射来，大刀砍来。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叫喊，人家耳朵在听，却不来救他们。那里有墙可以保护他们，有人可以救他们，但这些墙长着人的耳朵，却是一副铁石心肠。
这要怪谁？
谁也不能怪，可谁都要怪。
只怪我们生活在不完善的时代。
乌托邦变成起义，哲学抗议变成武装抗议，密涅瓦变成帕拉斯[32]，一切后果都由自己承担。乌托邦迫不及待，变成了暴动，对结局是非常清楚的。它总是操之过急。于是，它逆来顺受，泰然接受灾难，而不是胜利。它为否定它的人服务，毫无怨言，甚至为他们辩解。它的高尚在于能接受遗弃。它遇到障碍不折不挠，对忘恩负义却宽容温和。
再说，这真是忘恩负义吗？
从人类角度看是的。
但从个人角度看却不是。
进步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普遍的生活叫进步。人类集体迈出的步伐叫进步。进步是不断前进的。它带领人类在尘世间长途跋涉，向着奇妙而神圣的境界前进。它有时也停下来，等一等落伍的人群。它有歇脚的地方，面对豁然展现在天边的光辉灿烂的迦南[33]陷入沉思。它有沉睡不醒的长夜，而使思想家忧心如焚的，便是看到人的心灵笼罩着阴影，在黑暗中触摸到酣睡的进步，却又无力将它唤醒。
一天，热拉尔·德·内瓦尔[34]对本书作者说：“上帝可能死了。”他把进步和上帝混为一谈，将运动的暂停，当作上帝的死亡。
谁要是绝望那就错了。进步必定会苏醒的。不管怎样，即使进步睡着了，也可以说在前进，因为它长大了。当它重新站起来时，就会发现它长高了。进步如同江河，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千万不要在里面筑堤坝，千万不要往里面扔巨石，障碍物会使河水泛起泡沫，使人类沸腾激奋。那样会发生骚动。不过，骚动之后，我们会看到又前进了一步。在天下太平的秩序建立起来之前，在和谐统一主宰世界之前，进步将以革命作为发展阶段。
那么，进步究竟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是人民永恒的生活。
然而，个人暂时的生活，有时会与人类永恒的生活相对抗。
让我们愉快地承认，个人有其不同的利益，他可以谋求和捍卫自己的利益，而不会有叛逆之嫌。眼前利益有一定程度的自私自利性，这是可以原谅的；暂时的生活有自己的权利，不一定不断地为未来作牺牲。当前在尘世间旅行的一代人，并不非得为后代而缩短自己的旅程，不管怎样，他们同后代是平等的，以后会轮到他们。有个名叫“大家”的人低声埋怨：“我活在世上。我正年轻，我在恋爱，我老了，我想休息，我是一家之长，我在工作，我事业有成，我生意兴隆，我有房屋租赁，我有钱给国家投资，我很幸福，我有妻儿，我热爱这一切，我想活下去，让我安静些吧。”因此，在某些时候，民众会对高尚的人类先驱，表示出极端的冷漠。
此外，我们得承认，乌托邦因为动用武力，而离开了自己光辉灿烂的领域。它，明日的真理，却向昨日的谎言借来战斗的手段。它，代表着未来，却像过去一样行动。它，纯洁的思想，却变成了暴力行为。它在自己的英雄主义中搀杂了暴力，它理应为这种暴力负责。使用暴力是权宜之计，是违背原则的，必定会受到惩罚。起义的乌托邦战斗时，手中握着古老的军事法。它枪毙密探，处决叛徒，残杀活人，把他们抛入闻所未闻的黑暗中。它利用死亡，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乌托邦似乎对光明丧失了信心，而光明却是它不可抗拒和不可腐蚀的力量。它挥剑砍杀。可是，没有一把剑是单刃的。任何剑都有双刃，这个刃伤别人，另一个刃会伤着自己。
除了这一点我们要，而且是严肃地表示要保留之外，我们对为未来而战的光荣斗士，这些乌托邦的信徒，不得不表示由衷的钦佩，不管他们成功还是失败。即使失败了，也是值得尊敬的，或许在失败时，更显得崇高。符合进步的胜利，值得人民鼓掌喝彩，但是英勇的失败，却值得人民同情。一个是壮丽的，另一个是崇高的。我们喜欢成功者，但更崇拜殉难者。在我们看来，约翰·布朗[35]比华盛顿伟大，比萨康纳[36]比加里波第[37]伟大。
总得有人为失败者说话。
这些伟大的尝试未来的人，当他们失败时，世人的态度是不公正的。
人们指控革命者散布恐惧。任何一座街垒都像在谋杀。人们指责他们的理论，怀疑他们的目的，担心他们有隐蔽的动机，揭露他们的信仰。人们谴责他们不该为了对抗现存的社会制度，而筑起、垒起、堆起一大堆贫困、痛苦、罪恶、怨恨和绝望，不该从底层挖出黑暗的石块，在上面构筑雉堞，进行战斗。人们对他们大叫大嚷：“你们在拆地狱的铺路石。”他们可能会回答：“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街垒是由良好愿望建成的。[38]”
当然，最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总之，我们得承认，人们看见铺路石，便会想起熊的故事[39]，那是一种令社会担忧的良好愿望。不过，社会应该自己救自己，我们呼吁的正是社会自己的良好愿望。不要用烈药。要以友善的态度诊病，查明病情，然后对症治愈。我们就是要敦促社会这样做。
不管怎样，这些人散布在世界各地，目光注视着法兰西，胸怀理想，不屈不挠，为伟大的事业而奋斗，即使倒下去了，尤其在倒下去时，更使人感到敬畏。他们为了人类进步，甘愿献出生命。他们在完成上帝的旨意，他们在进行一次宗教行动。到一定时候，他们就无私地进入坟墓，就像演员服从神圣的剧本，到时就接台词。他们接受这个无望的战斗，这种英勇的牺牲，为使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开创的壮丽而不可抗拒的人类运动，在全世界取得最后辉煌的胜利。这些战士就是神甫。法兰西革命是上帝的一个行动。
再说，除了前面一章提到的区别外，有必要补充另一个区别：有被人接受的叫作革命的起义，也有被人拒绝的叫作暴乱的革命。一场起义爆发，有如一种思想在民众面前接受考验。如果民众任其黑果掉下，思想便成了干果，起义便成了轻举妄动。
人民不会听从乌托邦摆布，不会一声令下就进入战斗。民族不会时时刻刻都有英雄和殉道者的气质。
人民是讲究实际的。他们尚未实践，就已经厌恶起义。首先，起义的结果常常是一场灾难，其次，起义的出发点总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因为，勇于献身的人——这是壮美的事——总是为了理想，且仅仅为了理想而献身。一场起义是一股热情。热情可以转化为愤怒。于是就会拿起武器。但是，任何指向政府或政体的起义，会瞄准更高的目标。比如，我们强调一下，一八三二年这场起义的领袖们，尤其是尚弗里街这群热血青年，要打倒的不完全是路易-菲利普。大多数人坦率交谈时，对这位介乎君主政体和革命之间的国王的优点，都不会否认，也没有人憎恨他。可是，他们在路易-菲利普身上攻击的，是他所代表的神权的旁支，正如在查理十世身上攻击的，是他所代表的神权的嫡系。他们推翻法国王朝时所要推翻的，正如前面指出的，是世界上人对人的篡夺，特权对权利的篡夺。巴黎没有了国王，世界上也就会没有独裁者。他们是这样辩解的。当然，他们的目标很遥远，也许还是模糊的，遇到阻力会后退，但却是伟大的。
事物就是这样。人们为这些梦想而献身，对于献身者来说，这些梦想几乎总是幻梦，但不管怎样，里面包含着人类的整个信念。起义者美化起义，给它涂上一层金光。他们投身于这些悲壮的事业中，陶醉于将要从事的事业。谁知道呢？也许会成功呢？他们人数不多，面对着整整一支军队，但他们保卫的是权利、自然法则，是每个人不能放弃的主权，是正义和真理，必要时，就像那三百名斯巴达壮士那样战死。他们想的不是堂吉诃德，而是莱奥尼达斯。他们奋勇向前，一旦投入了，就决不退却，低着头往前冲，希望获得史无前例的胜利，革命更加完善，进步恢复自由，人类变得更高尚，世界获得解放，最糟也不过落到温泉关的地步。
这种为了进步的武装斗争，常常遭遇失败，其原因我们刚才讲了。民众是不愿让勇士们拉着走的。这些沉重的民众，这些芸芸众生，正因为沉重而十分脆弱，害怕做冒险的事。而理想恰恰是有险要冒的。
此外，大家别忘了，还有个利益问题。利益同理想，同多愁善感是不大能友好相处的。有时，肚子饿了，心就会麻木。
法兰西之伟大和美丽，在于它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大腹便便。它在腰上捆绳子比别人容易。它第一个醒来，最后一个睡着。它勇往直前。它是探索者。
因为它是艺术家。
理想无非是逻辑的最高点，正如美是真的最高峰。艺术的民族，也是前后一致的民族。爱美便是寻求光明。因此，欧洲的火炬，即文明的火炬，首先是希腊举起的，传给了意大利，又传给了法国。这些民族是神圣的侦察兵。他们在传递生命的火炬[40]。
奇妙的是，一个民族的诗歌，是其进步的因素。文明的程度是以想像力的程度来衡量的。只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应该保持阳刚之气。科林斯[41]是这样，西巴利斯[42]则不是。谁软弱，谁就会衰退。既不要当业余的，也不要做高手，而是要成为艺术家。在文明方面，不应该精雕细琢，而是要使它变得高尚。这样，就能给人类树立理想的楷模。
现代理想的典型存在于艺术中，手段存在于科学中。要通过科学，来实现诗人的崇高梦想——社会的美。通过A+B来重建伊甸园。文明已到了这个阶段，精确便成了辉煌的必要成分，科学手段不仅有助于，并且能充实艺术家的感觉。梦想是应该计算的。艺术是征服者，科学是坐骑，艺术应以科学为支点。坐骑的结实程度尤为重要。现代的精神，就是骑着印度神的希腊神，骑着大象的亚历山大。
墨守成规或利欲熏心的民族，不适合做文明的带头人。拜倒在偶像或金钱面前，会使活动的肌肉萎缩，活跃的意志衰退。沉湎于圣事或商业，会使一个民族的光辉减弱，水平降低，视野缩小，使它对世界的目标不再理解，而这人和神共有的对世界目标的理解，能使各民族负起实现这个目标的使命。巴比伦没有理想，迦太基没有理想。雅典和罗马拥有文明的光环，甚至经过多少世纪的漫长黑夜，仍保存了下来。
法兰西和希腊、意大利有着同样的民族素质。它有雅典人的美，罗马人的伟大。此外，它非常善良。它勇于献身。它比其他民族更忠心耿耿，更乐于牺牲。只是这种心情时续时断。这对于那些当法国想走时却想跑，或当法国想停时却想走的人来说，这是莫大的危险。法国重复犯过唯物主义的错误。有时候，塞满这个超凡脱俗头脑的思想，没有一点能使人想起法兰西的伟大，而只有一个密苏里州或南卡罗莱纳州那样大。它在干什么？巨人在扮演侏儒，伟大的法国突发奇想，变得渺小起来。如此而已。
这一点无可非议。民族和星辰一样，有权暂时隐没。只要光明复现，暂时黯淡不转为黑夜，就一切都正常。黎明和复活是同义词。光明的复现和自我的延续是一致的。
让我们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些事实。死于街垒，或死于流放，对于献身来说，必要时都是可以接受的。献身的真正名字是无私。被遗弃的人就被遗弃吧，流放的人就流放吧，我们只是恳求伟大的人民后退时不要退得太远。切莫以恢复理智为借口，在下坡时滑得太远。
物质客观存在，时间客观存在，利益客观存在，肚子客观存在。但肚子不应该是唯一的真谛。我们承认，短暂的生命有它的权利，但永恒的生命也有它的权利。唉！爬到高处，免不了会掉下来。这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一个民族显赫一时，它品尝理想，后又陷入污泥中，它觉得这样不错。假如有人问他们为何抛弃苏格拉底，而信奉法斯托夫[43]，他们会回答：“因为我喜欢政治家。”
回来谈这场鏖战之前，还要再啰唆几句。
我们此刻叙述的战斗，不过是向理想迈进的一场骚动。进步遇到阻碍，病病恹恹，患了可悲的癫痫症。进步所患的这种疾病，即内战，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无奈遇到了。这是这出戏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既是一幕，也是幕间休息。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的受苦人，戏的真正名称是：进步。
进步！
我们经常发出的这一呼声，是我们整个思想。这出戏演到这一步，它所包含的思想还要经受不止一次的考验，我们即使不能拉开帷幕，至少可以让它的微光清晰地透出来。
读者此刻手上的这部书，从头到尾，从整体到细节，不管多么断断续续，不管有什么例外或缺陷，它总是在叙述从恶走向善，从不公正走向公正，从虚假走向真实，从黑夜走向白天，从贪欲走向良心，从腐朽走向生活，从兽性走向责任，从地狱走向天堂，从虚无走向上帝。出发点是物质，终点是灵魂。始为妖怪，终为天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