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过去的决裂？
苏尔坦山（Tell el Sultan）坐落在耶路撒冷东北25千米处的犹大山脉东坡上。阿拉伯人用Tell这个单词来指代人类长期活动留下来的土墩。考古学家们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在那里挖掘。大多数人都在为圣经故事寻找证据，事实上，苏尔坦山最晚近的文化堆积层确实属于《圣经》中的城市杰里科（Jericho），人们通常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这个地方。这些从4000年前到晚近时代的文化遗留物得到了相当细致的勘查研究，而且考古学家们在发掘工作中也发现了比这还要早的人类活动的证据。不过，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凯瑟琳·凯尼恩夫人（Dame Kathleen Kenyon）进行重点发掘工作之后，这些更早时期的文化堆积层才得到了系统的发掘和探索。我们既有的人类历史的观念也因凯瑟琳·凯尼恩夫人的发现而发生了改变。
凯尼恩在杰里科发现了人类定居的证据，这些人生活在约公元前1万年的狩猎—采集群体里，他们依靠猎物和水资源为生，其生活方式与3万年前上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大同小异。紧接着，在这上面，她发现了一个早期农耕社区的遗迹，时间大致在上述人类定居之后。由她挖掘出土的带有石膏和贝壳装饰的头骨，作为祖先崇拜文化的证据，成为考古学界最广为人知的文物。这些出土文物和其他那些让人联想无穷的遗迹使凯尼恩成为她所处时代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在这种种发现中，对史前史研究影响最为卓著的是她所发现的早期人类定居的时间。在此之前，人类史上第一个已知的村庄的存在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而真正的城镇出现在2000年后。通过放射性碳素断代技术的检测，杰里科最底下的城市堆积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500年左右，这就意味着这次发掘将人类第一个永久性居住区出现的时间往前推了4000年。凯尼恩在杰里科的考古发掘向我们揭示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定居社会的证据。
在人口高密度聚居，依赖农耕作物和驯养动物的当代，人们很容易忘记，就在几百代人之前，人们都还是狩猎—采集者。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自旧石器时代以来，生活已经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改变，以至于我们以为自己从一开始就过着像现在这样的生活。事实上，正如杰里科考古发掘现场那深深的大坑直接呈现的那样，大约在1万年前，人类突然间从狩猎—采集生活转向安居乐业。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段特别有意思，它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发生于世界各地的多个独立地点。这表明，上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之所以会放弃游牧的生活方式，转身扎入驯养生活的幸福安稳，一定有着一个共同的原因。
在杰里科最早的定居文化层，或说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之后紧接着出现的是中东文化层。该文化层属于一个被称为纳吐夫文化（Natufian）的昙花一现的文化。这个文化因它首次被发现的地点，以色列的安-纳吐夫谷（Wadi an-Natuf）而得名。纳吐夫人主要靠采集谷类植物维持生计。这些谷类植物是小麦和大麦的祖先，在当时的中东地区生长繁茂。当时正值最后一个冰期的结束期，地中海东部日益温暖。气候的改善使得高纬度地区的大型谷物类植物和坚果树的生长比在冰期更为旺盛，这给纳吐夫人提供了可以深度挖掘的新资源。通过专注于研究并利用这些丰富的物种，纳吐夫人得以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紧挨着他们喜爱的植物），并且始终能够收集到足够生存所需的食物。
中东考古学家们发现，最后这个冰期的末期也正是地中海东部气候急剧变化的时期，总体而言是从大陆性气候向地中海气候转变。正如考古学家布雷恩·费根（Brian Fagan）总结的那样，这样的转变生成了一个拥有长而干燥的夏季和短而潮湿的冬季的生态地带。这样的气候变化有益于草本植物生长，它们在春天结籽，然后在夏天休眠。早期的人类会在春季充分开发这些相对来说丰富多样的食物资源，收获大量的种子，然后储存起来以备当年余下的时间使用。这种集中的采集行为有利于定居的生活方式，为随后到来的革命奠定基础。
公元前9000年之后，随着全球气温上升的全面影响，地中海东部的夏天变得越来越干燥。气候变化造成了谷物产量的减少（就像遥远过去的干旱时期一样），这有利于流动性。然而，储存他们采集到的粮食的必要性却把纳吐夫人固定在一个地方。在谷物减产和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方式这两种作用力的共同作用下，新的变革出现了，那就是人们开始种植一些之前采集到的谷物（实际上是种子）以简化采集过程。杰里科地区的一些纳吐夫人定居点在随后的几百年间一直在尝试这一变革。跟踪这一变革，凯尼恩夫人在杰里科的挖掘工作甚至追溯到了新石器时代以后的发展。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继续争论在第一批农作物被种植下去之后发生了什么，是否需要用水维持作物生长，而这是否导致了灌溉的发展，灌溉是否又相应助长了水权问题和社会等级制度等一系列问题。显而易见的是，冰期的结束似乎触发了一系列事件，在随后的1000年内，这些被触发的事件也将随着定居的农业社区的发展而进入高潮。考古学家戈登·蔡尔德（V.Gordon Childe）所称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已然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