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政治
生活在泰国北部地区和缅甸的克伦人或许并不像他们的邻居帕当人那么广为人知，因为帕当妇女有用铜环拉长颈部的习俗，但克伦人对民族志研究者来说很有吸引力。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制度与现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的通行模式背道而驰。全世界70%以上的人类社会都以从父居（patrilocality）[1]的模式运转。在这种类型的社会里，男人控制着财富。家庭继承，以及族内成员资格，都通过男性单系传递。当两个人结婚时，妻子与丈夫一起生活，并在丈夫的家族中拥有新的身份。在欧洲国家中，女人结婚后改随夫姓就源于这种从父居社会的行为模式。
这类行为的影响之一是男人往往待在一个地方，而女人却不停地在家庭或是氏族之间移动。这似乎有悖我们的直觉，难道不是男人比女人更多地在外面播撒情种吗？但在这类社会里，“男定女移”就是规律。克伦人的做法则截然不同。在克伦人的社会里，一切都是颠倒过来的。妇女控制着财富，群体的身份认同经由她们传递给她们的女儿。在克伦人的婚姻中，男人移居到女人的村庄，接过并照顾她的田地。他们的社会是人类学家所说的母系社会，因为女人待在原地，而男人移动。虽然克伦人社会看起来像是民族志奇观，但事实上，他们在揭示文化在影响人类遗传多样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就像一个定制的实验，与世界各地的主流社会模式形成了鲜明对照。
我们在绝大多数的人类迁徙研究中都会用到Y染色体。这是因为Y染色体在群体间的差异频率会比大多数其他遗传标记更为明显。正如莱文廷的分析所显示的，我们可以在群体之中，而非群体之间，发现绝大多数的人类遗传多样性，只有很小一部分（10%～15%）可以用以区分不同群体。而Y染色体，至少能在群体之间发现30%～40%的差异。更大的遗传对比提供了更好的辨识度，这就是为什么Y染色体在追踪人类迁移方面表现得尤其出色。
当我们把Y染色体首次当作群体亲缘关系的标志加以研究时，反复出现的结果之一就是它将人们连接到一个特定的位置。只需少量的DNA多态性，我们就有可能获得难以置信的地理性清晰度，甚至有只在一个村庄出现的Y染色体多态性。如果你把人口遗传学想象成一个由20个问题组成的游戏的话，绝大多数的遗传系统，包括血型和线粒体DNA，都需要用全部20个问题才能识别出哪怕是最粗糙的模式，例如某个个体来自哪个大陆。相反，Y染色体通过几个问题就能识别定位到次大陆一级的地区。于是，我们的观察结果就是，Y染色体谱系有着地理上的归属性，它们能够更好地用以识别那些来自特定地方的人。这是研究人口流动的极好工具，但对这一模式的解释仍然没有找到。
1998年，马克·塞尔斯塔德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解决Y染色体谜团的方案。马克·塞尔斯塔德当时是一名研究生，与卢卡·卡瓦利-斯福尔扎和莱文廷在一起工作。塞尔斯塔德研究了14个非洲群体的Y染色体标记，发现群体间的变异比其他遗传标记要大得多。在一个欧洲人群的样本中，随着地理距离的变化，人群间差异中，Y染色体差异的增长速度比mtDNA等其他遗传系统的增长速度高得多。塞尔斯塔德对这两种模式的解释是，女性比男性移动得更多，更容易将她们的线粒体谱系扩散到相邻群体中，由此产生相对均匀的mtDNA分布。与此同时，男人待在家里，他们的Y染色体在不同群体中独立分化。针对这一发现，卡瓦利-斯福尔扎打趣说，威尔第（Verdi）写下的歌词“女人善变”（la donna e mobile）[2]是对的。
塞尔斯塔德的论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甚至吸引了像格洛里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这样的激进人士的注意，后者索要了一份副本。这种观点似乎破坏了那种古老的观念，即登徒子们在世界各地游荡，到处播撒情种，散布他们的Y染色体谱系。然而，这些激进人士没有考虑到的是，它实际上强化了一种观念，即女性对群体身份的贡献微乎其微。在一个从父居的社会中，你的母亲是谁无关紧要，因为是你的父亲给了你家庭或氏族的归属以及继承权。塞尔斯塔德的发现在于，人类文化对我们物种的遗传变异模式有着显著的影响。简单而言，对婚姻和财产的文化规定会在数百代人以后，对男女双方的遗传变异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印度教种姓制度就是这种模式的明证，在不同种姓之间，Y染色体的差异要比mtDNA的差异大得多，这表明妇女可以在种姓之间移动，而男人被锁闭在自己的种姓中。
正如塞尔斯塔德指出的，对这一理论的真正考验是它是否能检验母系社会的变动模式。他预测，这些基因在mtDNA上会表现出更大的地区间差异，而Y染色体的不同谱系均匀分布在同一群体内（即一个群体内的多样性更显著）。2001年，这件事最终尘埃落定。马克·斯通金（Mark Stoneking）和他的同事们发表了一份关于克伦人的研究报告，与此同时他们还研究了一份来自同一地区的泰国父系部落的样本。在研究中，他们发现塞尔斯塔德的预测是成立的，克伦人中Y染色体多样性更突出，为证明父系制产生了我们可以在大多数人类社会中观察到的Y染色体变异的地理聚集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虽然这有助于解释Y染色体谱系的本地化过程，但它回避了另一个奇怪的现象。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从我们共同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开始算起的结合时间，对Y染色体来说比对mtDNA来说要晚得多。亲缘关系可以解释群体间Y染色体的高度差异，但Y染色体和mtDNA的整体结合时间应该是相同的。事实上，Y染色体模式应该被分割成许多高度分化的种群，所有种群都可以追溯到一个15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男性祖先。相反，我们看到了许多不同规模一般的群体，一旦他们被追溯到非洲，这些人口似乎就会聚集到一个共同的祖先那里：数据指向一个非洲亚当，但他生活在距人类离开这块大陆仅几千年的非洲。这一结果暗示还有另一个因素在起作用。
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遗传漂变的速率是指人口规模较小导致的标记频率的随机变化，它取决于种群人口的实际规模。在大种群中，漂变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小种群中，漂变带来的影响相当显著。在人口最少的群体中，例如第一批移民美洲的白令人，极小的人口规模可能导致少量的血缘谱系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100%的漂变频率。这也是美洲原住民几乎都是O型血的原因，A型和B型在他们的西伯利亚冰期穿越之旅中丢失了。
同样的模式可以用来解释我们的Y染色体祖先为何距我们如此之近。如果群体中的男性数量少于女性，那么Y染色体谱系丢失的速度会更快。但是你可能会说：这不可能是真的，出生性别比是50∶50。每个人类群体肯定有同样数量的男人和女人吗？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就数量而言这是真的，但如果只算那些经由繁殖这种方式传下基因的人数，就不是这样了。在遗传意义上，那些没有后代的人不能算在内，应该排除在等式之外。这样，我们真正感兴趣的就是所谓的有效人口规模，即参与繁殖后代的男女人数。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差异了。
为什么Y染色体谱系丢失的可能性更大？可能的解释是，往往少数男性占据了大部分的交配机会。更进一步，继承了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儿子，往往也倾向于在下一代中占据更多的交配机会。如此几代人过去，这种社会怪象无疑会产生我们所看到的Y染色体模式：种群内存在着少量谱系，以及邻近种群血统不同。它还将为Y染色体生成一个更接近现在的结合时间，因为那些有助于我们回溯到15万年前的亚当那里的血缘谱系，在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非洲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验证这一设想的确切证据只能来自对传统社会的仔细研究，在这些社会中，同样的社会模式已经延续了成百上千年。我可以预言的是，数据将证实上面的设想。就像寻找亚当和夏娃的语言一样，研究文化对于人类遗传变异的影响，将成为未来几十年人类学中最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之一。不幸的是，我们可能正在与时间赛跑，在下一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这一点。
[1] 从父居指的是夫妇居于丈夫一方的家庭或部落中。——编者注
[2] 出自威尔第歌剧《弄臣》选段《女人善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