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警告
语言的传播是文化扩散，或者说是文化变迁的一种特殊形式。不幸的是，现在考古学的主流认为根据人口迁移来识别文化变迁的做法是过时的。相反，现代考古学家强调文化特质发展的内在原因，或者是这些特质有哪些是从其他文化借鉴的。追踪一种特定的文化，试图搞清楚这种文化从其起源地向外扩散的路径，这种老式的文化传播学派已经失宠了。然而，遗传学研究结果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这确实发生过。如果基因和文化模式重叠，就像东部德内—高加索语系那样，那很可能就是人们携带其固有文化进行的一种古老的扩张行动。当然，文化也可以在没有相应的人口流动的情况下进行扩散。这种情况也许发生在农业向西北欧扩张的时候。
作为遗传学家，我们深受到研究内容的限制。尽管我们在解读中会考虑到历史的、考古的和语言的因素，但是，我们能够提供的专业贡献是追踪基因谱系上真实的生物学联系。因此，我们能够找到支持人类迁移的证据，例如M17和干草原带文化，当然也能找到与之相反的证据。语言是一个可被用于研究的很好的文化属性，因为人类通常会留下书面记录。即便没有，语言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得到系统检验。但是大多数文化发展历程不像语言，这使得解读它们困难重重。
一种一直流行到20世纪中期的种族概念是，世界各地人们的不同肤色反映了深层次的生物学差异。这是卡尔顿·库恩的观点，他根据肤色，当然还有头骨形状和其他一些特征，将人类划分为互不相关的种群单位。正如人类学家乔纳森·马克斯（Jonathon Marks）指出的，早期的分类将文化属性当作种族定义的一部分。例如，林奈在他对美洲智人亚种的描述中，就使用了“固执、满足、自由、用红线画脸”等描述性用语。很显然，这压根就没有任何生物学依据，不然今天活着的每一个美洲原住民都会迫于这种基因压力不得不照此来画自己的脸。这种把种族和文化混为一谈的陈旧观念造成了可怕的后果，最明显的后果反映在优生学的鼎盛时期。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语言传播模式一样，文化和基因之间有时是相互关联的。传统的优生主义者可能认为这是基因导致文化属性各异的证据，但正如最近的研究所显示的，事实可能恰恰相反。
